王家宏

　　在1932年的“一·二八”淞沪抗战中，蔡廷锴及其所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演绎了光荣的铁血抗战精神，并与后来增援的张治中第五军一道，先后打退了日军4次较大规模的进攻，迫使日军连换5任派遣上海司令官，大涨了中国军人和中国人民的志气。

　　1932年1月，日本驻上海武官田中隆吉伙同川岛芳子和一批日本浪人，为配合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建立伪满洲国，以转移国际视线，煽动日本侨民，蓄意挑起事端。1月28日，日本海軍陆战队不宣而战，向闸北中国守军发起进攻，“一·二八”淞沪抗战随即拉开战幕。

　　驻守在淞沪地区的中国军队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由军长蔡廷锴和总指挥蒋光鼐指挥，下辖3个师，共3.3万人。

　　其时，进入1月以来，面对日军的一些异动，第十九路军已高度警觉。1月23日，蔡廷锴召集营长以上军官开会，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话，要求所部“只有根据自己的人格责任、职守、声誉，来死力抵抗了！”

　　1月24日，第十九路军总指挥部迁到真如，蔡廷锴、蒋光鼐发表《告淞沪民众书》，声言“愿与亲爱的淞沪同胞，携手努力，维持必要之治安，作最后有秩序之决斗”。同时，又致电国民政府，表示“如该寇来犯，决在上海附近抵抗，即使牺牲全军，亦非所顾”。然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政府害怕事端扩大，要求放弃抵抗。就这样，第十九路军在没有国民政府的支持下，与来犯之日军进行对决。

　　就对阵双方实力而言，日军占绝对优势，其装备精良，海陆空立体化作战，机械化程度较高，飞机、大炮、坦克、装甲车，配以训练精良的新式陆军：而中国的第十九路军，非蒋介石之嫡系部队，重型武器很少。后来加入的蒋介石之嫡系第五军，虽比杂牌部队要好很多，但与日军的机械化及现代陆军相比，还是差之甚远。但在这场对决中，中国守军在上海市民及其他爱国人士的支持下，同仇敌忾，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

　　1月28日深夜，日军凭藉炮火的掩护，以装甲部队向前引路，向上海闸北之宝山路、虬江路、宝兴路、广东路、横滨路、通天庵路、青云路方向发起进攻。第十九路军之第七十八师第一五六旅官兵奋起抵抗，官兵们用集束手榴弹轰击敌之装甲车，有效地阻止其进攻，并适时组织反击，多次击退敌人的进攻。战至天亮，日军停泊在上海港航空母舰上的飞机起飞助战，对第十九路军阵地进行狂轰滥炸，商务印书馆、北站一带顿成一片火海，日军凭借空中优势，迅即占领北站。面对敌之强势进攻，第一五六旅官兵稍作调整，迅速进行反击，再次将天通庵车站与北站控制在自己手里，将敌驱逐至北四川路以东、靶子路以南一带。

　　1月31日，在日方授意下，驻沪英、美总领事邀请中、日代表调停，交战双方决定停战三日，但此时的日军却已在暗中图谋增兵、扩大战事。

　　1月30日，日本援军陆续抵达上海。2月3日，日军出动多架飞机、大批军舰，向第十九路军驻地吴淞口炮台及闸北一带进行猛烈炮击，中国守军死战不退，以较大的代价挡住了敌人的进攻，日军试图占领闸北的企图再次破产。

　　2月4日，恼羞成怒的日军再次组织进攻，数千名日军兵分三路向闸北、吴淞、江湾发起总攻，中国军队顽强抵抗，将日军再次击退。其时，日军13艘军舰来助战，炮击吴淞口炮台。炮台几近被毁。2月3日至5日间，日军企图抢占炮台要塞的10多次进攻，均被中国守军粉碎。进攻江湾的日军一个联队险被围歼。

　　日本海军原以为，扫灭中国第十九路军单凭海军陆战队足矣，却不曾料想损兵折将，被打得灰头土脸，颜面丢尽，不得不求助日本陆军出师。日本陆军迅即派出久留米混成旅团，乘坐日本海军军舰向上海奔来。

　　面对敌之重兵来犯，蒋光鼐和蔡廷锴进行周密布署，以重兵对敌登陆地点吴淞口进行重点布防。

　　因战事不利，2月6日（一说2日），日军侵沪战场司令官易人，由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司令野村吉三郎中将接替日本遣外第一舰队司令盐泽幸一。

　　2月6日和7日，日本久留米第12师团混成第24旅团分批全部抵沪。为使日本增援部队顺利登陆，日军派战机俯冲吴淞口中国守军阵地，同时日本陆战队向第十九路军阵地发起猛烈攻击。

　　日军还派出大批战机和军舰，加之30多门火炮向上海之蕴浜车站、吴淞镇及中国守军之狮子林炮台进行狂轰滥炸，试图通过海陆空协同配合，依凭强大的火力，企图一口气拿下战略要地吴淞口，但中国守军顽强坚守，拼死控制吴淞口。

　　2月8日拂晓，登陆的日混成旅团依次向张华浜、蕴藻浜、吴淞镇三路进攻，其海军司令部狂妄地宣称“午日前即将占据吴淞！”但出乎意料的是，敌我双方苦斗恶战至深夜，杀红眼的日军先后发起10多次进攻，中国守军仍苦战不退。是晚23时许，疲乏的日军无奈地向杨树浦、引翔港、狄思威方向退却。

　　日军在进犯吴淞的同时，派出一部偷袭纪家桥一带，欲动摇中国守军后方。但中国守军警觉很高，很快击退敌人的进攻：另有一部分日军向八字桥、江湾进犯，也被中国守队击退。

　　2月10日，国民政府派张治中率第五军驰援第十九路军，张治中将第五军驻扎在胡家庄、蕴藻浜至吴淞一线，一部开拨至嘉定，与第十九路军形成犄角之势。

　　2月12日，日军欲在纪家桥附近架桥强攻，与中国守军发生激战，数次被击退，直至13日拂晓方架桥成功。随后，日军混合旅团大队人马急速跟进，强渡蕴澡浜、突破曹家桥，蔡廷锴、蒋光鼐见情势危机，急兵驰援，将正在渡河之日军分割包抄，日军组成敢死队数次发起冲锋，双方演成肉搏战，中国军队将敌困在其中，日军再增援兵，才有小部分突围出去，其中大部分被围歼。

　　2月14日，不甘心失败的日军再次组织人马，向江湾、八字桥、青云路、天通庵路等处进犯，但中国守军士气高昂，同仇敌忾，再次将敌人击退。同日，日军再次撤换其侵沪战场指挥官，由日陆军第9师团长植田谦吉中将替代野村吉三郎。

　　2月16日，日军第9师团之增援部队从吴淞码头登陆。其时日军兵力达3万多人，并拥有60多架飞机、数十艘军舰及70多门野炮。

　　植田谦吉于19日傲慢地通过英国公使向第十九路军发出“撤出防线”“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应由贵军负责”的通牒。次日晨，植田谦吉不等中国守军回复，便迫不及待地兵分三路向中国守军发起全线总攻。日军向闸北至吴淞一线蜂拥而至，将江湾、庙行一带作为主攻方向，以图突破中国军队的中央防线。日军地面机枪疯狂扫射，空中飞机不时掷下炸弹，但中国第五军第八十八师官兵奋起反击，与敌苦战恶斗，使日军难向前推进一步，只得龟缩在中心巷、金家宅、孟家宅一带。临夜，日军第9师团一部及中央一路依凭坦克的掩护，向江湾一带猛扑过来，双方再次激战。

　　2月21日，日军再次组织进攻，然中国守军死战不退，日军损兵折将，被迫暂且罢兵。

　　2月22日凌晨，日军混成旅团在晨雾的掩护下，向中方第八十八师第五二七团三营阵地突袭，势危之际，第八十八师将全部预备队投入战斗，但因敌众我寡，中国守军伤亡惨重，阵地逐次而失。危机关头，第五军军长张治中亲率军预备队投入战斗。

　　与此同时，第十九路军集中两个师的兵力，从江湾镇、庙行镇、蕴澡浜3个据点进行反击，中国守军士气振奋，奋勇厮杀，敌人不仅没有实现突破中央防线的企图，反而陷入中方的包围之中。

　　植田司令官急调师团预备队第7旅团和另一支队驰援被困日军，双方再次陷入苦争恶战，双方均伤亡惨重。日军试图占领江湾之企图再次告破，双方暂且罢兵。

　　诸战不利，日军再次更换其派遣上海司令官，由白川义则大将取代植田谦吉。日军第11、14两个师团增援上海日军，并于29日在上海码头登陆。其时，日军在上海的总人数已达10万。敌我双方实力悬殊。

　　面对此危局，蔡廷锴、蒋光鼐迭向国民政府请求增援，但只收到“固守” “加强戒备”这样的回复。中国守军只好缩短防线，对正面进行重点防守，至于浏河沿江一带只能由教导总队少许兵力布防。

　　3月1日凌晨，日军对中国守军发起总攻，在飞机、大炮猛轰3个半小时后，先以坦克、装甲车横冲直闯进行开路，然后敌第9师团、混成旅团及海军陆战队后面紧随，向江湾、庙行以及闸北地区进行猛攻。中国守军面对敌之强大攻势，坚守不退，阵地失而复得数次，几易其手。战至下午，敌人才推进到戴家宅、张家桥、朱家桥一带。

　　在江湾、庙行及闸北一带战事正酣之际，从七丫口、杨林口、六浜口登陆的日军第11师团，则向中国守军兵力单薄的浏河地区发起攻击，中国守军无力阻止敌大规模的进攻。危急之际，第八十七师第二六一旅驰援未果，浏河地带遂陷入敌手。

　　浏河失守，致使中国守军侧后受敌，局势更为不利，加之后无援兵，蔡廷锴、蒋光鼐、张治中无奈之际，只好将所部退守到第二防线。3月1日晚，第十九路军、第五军撤退至黄渡、方泰、嘉定、太仓一带休整，淞沪抗战基本结束。

　　“一·二八”淞滬抗战历时40多天，我方伤亡、失踪者合计1.48万人（一说1.51万人）。但此战中国军人不畏强敌，打出了中国人的志气，在中华民族抵御外来侵略史上，写下了厚重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