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勇

　　

　　

　　当官是一时一地之事，朋友是一生一世之事，人生交友是良是莠甚为重要。苏轼善于细微处识人一直被传为美谈，其识人方式被后世引为典范。

　　苏轼考察朋友，流传颇广的有这样两件事：谢景温原来和苏轼关系不错，有一次两人在郊外行走，一只受伤的小鸟从树上掉下来，谢景温抬腿就把这只小鸟踢到一旁。他这个看似漫不经心的动作，让苏轼心凉半截：这一定是个轻贱生命、损人利己之徒，不可深交。谢景温的妹妹是王安石的弟媳，所以他深得王安石的重用，王安石为相，提拔他任侍御史知杂事一职，他见王安石与苏轼不和，为讨好王安石，便加害苏轼，诬陷苏轼运售私盐，企图将苏轼治罪。其利己而不惜损人的劣行，印证了苏轼的判断。

　　宋人曾慥撰写的笔记《高斋漫录》中记载了一则轶事，更能说明苏轼由细节看透章惇。苏轼与章惇曾同在朝中，苏轼出任凤翔府节度判官时，章惇任商州令。一次，两人在山中游玩，游到仙游潭的时候，前面是悬崖峭壁，只有一根独木桥相通，独木桥下深渊万丈，章惇提出让苏轼过桥，在绝壁上留下墨迹，苏轼不敢。章惇神色平静地轻松走过，用绳子系在树上，以玩杂技般的高难度手法在陡峭的石壁上写了“苏轼章某来此”几个字，苏轼不由抚着他的背长叹：“能自拼命者能杀人也！”章惇大笑。苏轼认为，人如果不珍惜自己的生命，他也不会珍惜别人的生命。就是这位章惇，后来当上宰相，大权在握，整治政敌毫不手软，他甚至提出掘开司马光的坟墓，暴骨鞭尸。他因与苏轼政见不合，对苏轼也大下辣手，把苏轼贬到偏远的惠州。苏轼在惠州以苦为乐，写诗曰：“为报诗人春睡足，道人轻打五更钟。”诗传到京城，章惇睡不着觉了，他嫌苏轼在逆境中也能这么逍遥，就再贬他到更偏远的儋州（今属海南）。据说在宋朝，放逐海南岛是仅比满门抄斩罪减一等的事，由此可见章惇心术之狠。《宋史》以章惇录入《奸臣传》，可见其为人所不齿。

　　苏轼固然善于识人，很早就看出此二人不可深交，最终还是被此二人害得不轻。相比之下，唐朝的郭子仪比他可就高明多了。

　　郭子仪是平定“安史之乱”的一等功臣，备受唐肃宗的赞赏，被封为汾阳王，受到百官拥戴。郭子仪官爵升、待遇涨，不仅妻妾成群，前来拜访的官员也特别多。每次见客，都有一大群妻妾相陪。一次，家人禀报，有个叫卢杞的求见。郭子仪听后，马上收敛笑容，屏退所有侍妾。留在郭子仪身边的几个儿子都大惑不解：“以往父亲见客，总是妻妾在侧，谈笑风生，为什么今天卢杞来了，就把她们都赶走了？”郭子仪告诉他们：“你们有所不知，卢杞生来相貌丑陋，我怕妇人见了他会因此讥笑。卢杞为人阴险狡诈，倘若有一天他得了势，一定会为了报这一笑之仇，将咱们全家斩尽杀绝。”后来卢杞当上了宰相，果然谋杀了很多大臣，惟独郭子仪一家得以幸免。

　　可见，善于识人固然值得称道，但仅限于“识”还远远不够，识恶人而后能安然自保是需要更高智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