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200多年间，滇、桂两省同为祖国西南边防体系的有机整体，尤其19世纪中叶法英殖民势力强邻压境后，两省边防建设更是两两相依。
戍边艰难的崇山密林烟瘴地
清中期前的滇桂边防，大体处于保守无为的状态。究其原因，除了西南边疆无强邻和清政府沿袭历朝中央政权与宗属国或边远失控少数民族地区之间的 “内边防务”观念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西南边陲恶劣自然环境造成戍边困难，那里崇山绵亘、丛林密布，交通极为不便，还是烟瘴广布之地。烟瘴，亦称烟障、瘴气，旧指南部、西南部深山丛林间蒸发出来的湿热雾气，人触之易患疟疾等病。
旧时，西南边远地区被称为烟瘴地面。宋欧阳修在 《论台谏官唐介等宜早牵复札子》写道： “唐介前因言文彦博，远窜广西烟瘴之地……”封建朝廷处罚 “罪犯”手段之一就是将他们发配充军烟瘴地面。 《大明律·名例》规定： “凡官吏犯赃至流罪者……并发两广福建府分及龙南、安远、汀州、漳州烟瘴地面安置。”
山高林密、交通阻碍、烟瘴盛作的偏远之地滇西南，戍边之难不言而喻。清初，滇西南边界，只守明万历年间所筑八关 （即腾越八关）。原设有永顺镇总兵，后改镇 （相当于师级）为协 （相当于旅级），仅在永昌城驻兵。因此，对于绵延千里的沿边地带，确有鞭长莫及之虞，偶有增兵，也为防范和应对“匪患” “内乱”一时之需。如乾隆八年 （公元1743年）六月，交趾 （今越南）内乱，波及清朝边境，云南督抚张允隋 “派拨官兵于沿边各要隘严加防堵”，又 “恐马白营汛兵力不敷，即于十三日，差把总一员，带存城兵一百五十名前往添防”。
古代的广西，素称瘠苦，边境地区 “人迹罕至，食息荒凉”，除了几个官方口岸外，长期处于有边无防的状态。
为加强边远烟瘴地区的管控，清朝特别设置了 “烟瘴缺”。例如，雍正七年 （公元1729年）定广西沿边烟瘴地区佐貮杂职各官59缺，即广西百色、太平 （府制在今崇左市）、宁明、明江、镇安、泗城、凌云、西隆、西林等府、厅、州、县及忠州、河池等缺。为鼓励到南部边远的烟瘴地区，清廷还规定凡补烟瘴缺之职官，三年俸满，有政绩而无差错者，例即升用；但有些边疆员缺因其地理环境恶劣，也有不需三年俸满即可升迁。
广种簕竹， “竹以安边”
西南边疆环境恶劣又无强邻，自然没必要花大力气建设强有力的边防设施。不过，中越边境粤桂段 （钦州防城东兴一带时属广东），地方官府曾经有过广种簕竹作为边防屏障的 “竹以安边”之举。据文献记载，乾隆八年 （公元1743年），两广总督策楞奏请在钦州西境竹山村至东兴街沿边30里与安南交界之地，沿河种簕竹为栅，以杜绝边民偷越边境。从翌年春起的12年间，该处大力种竹。接着，南宁、太平、镇安等3府与安南 （今越南）毗连处，也种簕竹，作为隔离屏障。直至乾隆二十年十二月 （公元1756年1月），两广总督杨应琚才奏准停种簕竹。
清初至道光、咸丰年间，作为南疆陆防重点的广西边防线，只有最重要的陆防重地——镇南关至龙州一带，龙凭营（每营数百人）所辖水陆各隘口，有戍兵及沿边土司协力防守，而其他边境地段， “丛山密箐中，小径咸通” （边民来往小道路甚多），大多无力管控。当时，广西省的兵力确实有限，如雍正十二年 （公元1734年），全省官兵只有2.17万人。乾隆六年 （公元1741年），安南内乱，清廷令边官防范，但广西巡抚杨锡绂却奏称： “隘口甚多，各协营额兵，除在城防汛外，不敷分布。”
直到同治十一年 （公元1872年），广西边境才开始有成规模的正规军驻防，那是广西提督冯子材等受命增强边境关隘军力，以应对法国殖民势力侵入越南后的边境危局。而此前的中越边境虽时有 “内乱” “匪患”袭扰，但总体睦邻友好，以下两个事件颇能反映当时的中越边境基本氛围。
乾隆十二年 （公元1747年），两广总督、广西巡抚、提督奏曰：安南国兵追捕该国劫匪至归顺州汉卡，误杀伤我卡兵2名掠去2名，后闻我方查询，已将误捉之兵勇陆续送回，先照会该国王将误杀我兵丁之凶手拿至交界地正法。其后安南镇目武廷押解凶犯两人入境，请中方于交界处斩首正法。
对于这桩边关人命大案的处理，乾隆皇帝却是下谕：从宽免其正法，交该国王自行处治。
乾隆五十五年 （公元1790年）四月，安南国王阮光平及随行大臣吴文楚等一行入镇南关 （今友谊关）赴北京朝觐并祝乾隆帝八旬寿诞。入境后，两广总督福康安陪同，广西按察使汤雄业一路护送。十一月底，阮光平一行自北京返抵镇南关，广西巡抚陈用敷为其洗尘接风，设宴饯别。
乾隆时期的清缅战争
1762年至1769年，清朝和新崛起的缅甸贡榜王朝围绕边境地区的领土和资源控制权发生战争。战争起因是缅贡榜王朝凭借武力控制原缅属各掸族土司后，又派兵配合这些掸族土司以武力向边境中国辖区的土司强征贡赋；征赋未果时，缅土司部队和贡榜王朝军多次越界，骚扰抢掠，焚掠村寨。乾隆三十年（公元1765年），缅兵入侵车里 （今西双版纳），还发文中国，宣布车里为缅甸领土。开始，清廷因忙于平定新疆内乱，云南地方官府对此事忍让息事。平定新疆后，清廷对缅转而强硬，先后四次大规模对缅用兵。
簕竹
第一次战事。乾隆三十一年 （公元1766年）春，新任云贵总督刘藻集结9000绿营兵围剿缅军，虽然陆续收复车里土司衙署所在的橄榄坝等地，却未能有效打击缅军主力。主动撤退的缅军进行游动作战，埋伏并击溃了一支援救猛阿的清军，打死打伤百余人。刘藻未能实现乾隆帝战前要求的 “穷力追擒，捣其巢穴”的目标，还谎报军情，乾隆怒将其革职，降补湖北巡抚。其后，刘藻心理压力过大，自刎身亡。
第二次战事。陕甘总督杨应琚移任云贵总督，到云南督战。乾隆三十一年 （公元1766年）四月，缅属整欠和孟艮两土司管辖地区均被清兵占领后，任命一些掸族土官治理这些地方，留下约800兵力驻防之后退回。此时，乾隆帝并不想兴师动众扩大战争，但杨应琚却在主战派地方官的鼓动下，贪功冒进，传檄缅甸，称 “发兵五十万，大炮千樽”对缅甸大举进军 （实际能调集军队不足2万）。七月，缅甸蛮暮土司归降，腾越副将赵宏榜率兵500出铁壁关，轻取蛮暮土司管辖之重镇新街 （今缅甸八莫）。不久，木邦土司也宣布内附。九月，杨应琚调集约1.4万兵力准备攻缅。缅军集结约8000精兵大举反攻，沿阿瓦溯伊洛瓦底江 （清朝时称大金沙江）而上与清兵对抗，并令落卓土司攻击木邦土司。木邦土司不支，退往有清军先锋部队3000多人驻扎的遮放土司地区。九月下旬，数千缅兵乘船抵达新街，攻击不足千人的清守军。清兵苦撑两日一夜后告不支，退入铁壁关。十至十二月间，又进行了几次较大的战斗，清军不利，缅军乘势从云南边境关口侵入。此时，缅军虽胜，却自知主力远在暹罗，无力长期与清朝为敌，于是议和。眼见形势不利，杨应琚也同意休战。双方暂时形成对峙局面后，杨应琚等却向朝廷谎报称清军杀敌上万，缅甸请求罢兵归顺。乾隆起疑，派人调查，得知真相后，将杨应琚逮捕进京，令其自尽。
此役，清兵数量占优却告失败，主要原因在于清军主帅、朝廷乃至地方官员都不了解贡榜王朝的实力和缅甸内部局势，盲目自信。此外，当时的云南地方绿营兵没有战斗经验，器械不如缅军火器犀利，将领大多无能，不熟地势。
第三次战事。前战失利后，乾隆皇帝及前伊犁将军、新任云贵总督明瑞仍轻视缅甸，认为缅军主力不过万人，只需要调集二、三万生力军就可征服缅甸。乾隆三十二年 （公元1767年）秋，素称悍将的明瑞率军1.7万（含八旗兵2000多）为南路军，出宛顶由木邦经锡箔直捣阿瓦；参赞大臣额尔景额率军8000（含八旗兵900多）为北路兵，出铁壁关经新街进取猛密，再南下与明瑞汇合阿瓦。清军自带两月口粮，但因马匹不足，用牛驮运，一路缓慢行走。缅军兵器以火器和镖子为主，无甲胄、弓矢，自知平地野战不是清军骑兵对手，于是扬长避短，北路坚守要隘，南路坚壁清野、诱敌深入，等到清军粮尽时再大举反攻。次年二月初，清军在后撤途中，被缅大军包围，除少数清军突出重围外，包括明瑞在内的大部分将士战死。
乾隆皇帝下令厚葬明瑞，并在北京建旌勇祠祭祀阵亡将士，下诏告知天下， “是朕之蔑视缅酋，未为深思远计”。
第四次战事。明瑞军大败后，乾隆皇帝开始对缅甸的国力、军力有了相当了解，但仍决意再次举兵入缅以雪前耻。他不理睬缅甸陆续发来的求和文书，并不顾部分大臣反对，任用雄才大略的重臣傅恒为经略，阿里衮、阿桂为副将军，舒赫德为参赞大臣，鄂宁为云贵总督，再次调兵征缅。乾隆三十三年 （公元1768年）四月，先期到滇的舒赫德及鄂宁联合上奏，说征缅办马难、办粮难、行军难、转运难、气候难，认为对缅甸战事胜算不大，不如设法招缅甸投诚为上策。对此中肯建议，乾隆帝却认为势当全盛的大清摆平缅甸不难，大骂两人乖谬，将其降职调任。
此次征战，清军将领们汲取以往多次被缅军断后路的教训，决定进攻方向选定中缅边界北段：一路从伊落瓦底江上游戛鸠经孟拱 （今缅甸密支那之西）、孟养 （今缅甸密支那）；另一路由蛮暮地区、老官屯取孟密，再配以水师，全军水陆并进，夹大金沙江而下，直取木梳、阿瓦。南段与缅甸接壤的宛顶、普洱处，只保留少量兵力牵制。
时值瘴期，清军主帅傅恒担心等久了空耗物质，不顾诸将 “宜俟霜降后出师”的意见，打破惯例于七月冒瘴出师。八月初，傅恒率8000多人自戛鸠渡大金沙江，深入缅属孟拱、孟养土司地带，缅兵原驻数千人都退至新街附近的老官屯。受阻于气候和道路，傅恒迟迟未到蛮暮附近。而此时阿里衮、阿桂已经率清军1.5万多人，于九月由野牛坝出蛮暮，水师由大盈江出至大金沙江，陆上兵马也到达新街附近，并派数千人渡江到西岸哈坎扎营，打通水路，控
制两岸，然后在哈坎派兵2000接应傅恒南下。九月底才赶到达哈坎的傅恒，料西岸难行，被迫改变原先直取阿瓦的计划，指挥东路军与新街、老官屯缅军主力决战。
清军此次出征，名义上动用满汉兵6万，但因为诸多因素限制，到达前线只有2.8万多人，而瘴气盛作，还使清军大量减员。参战缅军估计总共约3万人。十月，双方在新街激战，缅军退守数十里外的老官屯，清军占据新街。数天后，缅军在老官屯扎下两座坚固大营，进至老官屯的清兵则在江两岸分别扎营与缅兵对峙。十月下旬，清兵发动大规模进攻，缅兵凭借寨外深壕、坚固的寨栅和犀利的枪炮火力，击退清兵进攻。十一月初，西岸有大股缅军来援，击退西岸攻营清兵，并以火炮轰击清军水师，将其逼退。
乾隆戎装像
清缅战争中伊洛瓦底江上的缅甸战船
此时，双方已经打得筋疲力尽，都有厌战情绪。十一月，缅军来信要求停战。傅恒回信缅军同意停战，同时上奏乾隆皇帝，并叙说因瘴疠清兵损失很大。的确，病死病倒的清兵比战场死伤还多，总兵吴士胜、副将军阿里衮、水师提督叶相德先后病死，傅恒亦染病卧床。几经交涉后，双方将领在尚未取得各自最高统治者同意的情况下议和，两军互派将领为代表，谈判定议画押，互赠礼物，正式停战。5天后，驻老官屯的清兵全部撤走。傅恒班师回京后不久病逝。
至此，延续7年、花费清朝911万两白银的清缅战争落下帷幕，结局是双方议和、缅甸名义上对中国称臣。两国统治者均没能实现自身期望。自称 “十全老人”的乾隆皇帝在晚年承认： “五十多年八桩战事，就征缅这桩不算成功。”当时在东南亚称霸一方的缅甸也因这场战争元气大伤。不过，令当事者始料不及的是，此后中缅两国绵延了很长时间的睦邻关系。
参加过清缅战争的部分将领，因目睹部分缅兵所持火器威力强大，深感自身火器技术落后，回师后曾上书乾隆皇帝，提议向西方购置先进的枪支，雇佣西方军事技术人员，仿制枪支。但乾隆皇帝受 “弓马骑射乃建州之本”祖训的影响，未予以重视。这为多年之后，清军在抗击列强入侵的战争因武器落后吃大亏埋下一个伏笔。
滇西南边关建设与腾越诸关
滇西南本是通缅要道，又因其特殊的山地地形，边隘众多。边隘，指边境地区的险要关口或军事重镇。清朝统治者心目中的关隘， “或以屏蔽一方，或以控扼数省，皆属形胜冲要之地……其最关险要者，保境防奸，实为封疆所系。”乾隆时的云贵总督张允随认为，守城不如守隘，建威之道设险胜于设兵。据张允随考旧志，当时云南 “有名之关计一百六十余座”。
云南省控制省内全段边境，重在腾越。清政府认为， “最险要者，莫如腾越诸关。马面关在云喧山顶，控制茶山、里麻一带要害；滇滩关外接野人界；神护关在盏西邦中山，控制茶山、古勇、威缅等路；万仞关在猛弄山，控制港得、港勒等路；巨石关的习马山，控制户冈要路；铜壁关在布岭山，控制蛮哈、海黑、蛮莫等路；铁壁关在等练山，控制蛮莫等路；虎踞关在邦杭山，控制蛮棍、遮鳌、光脑、猛密等路；天马关在邦欠山，控制猛广、猛密、猛曲等路；汉龙关在龚回，控制猛尾、猛广、猛密、猛育、垒弄、锡波等路。”
乾隆以来，由于安南和缅甸内乱，缅甸贡榜王朝崛起，清缅战事，英国侵占缅甸后染指中国西南，边疆形势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云南边防开启了一个以滇西南关隘建设为重点的有为时期。
乾隆五年 （公元1740年），清高宗命各省督抚将所辖境内的旧有关隘进行查勘修葺并将详情上报，在这一时期，云南边隘统一进行了查勘修葺。为强化边隘管理，云南督抚以下边疆各级官吏皆对其辖地负有边隘管理之责，故常常关心和督察。边防重心腾越受关注度最高， “总督、提、镇大员，每年酌赴腾越边外巡阅一周，以期严密”。边隘驻军力量也受到重视和加强。例如，乾隆三十六年 （公元1771年），署云贵总督德福巡阅边关，至龙陵地方查看，认为 “实为紧要边隘”，于是决定在龙陵添设营伍，驻兵519名，并调派同知一员，承办民事，并控驭土司。
虽然上述纯属虚张声势的行为，但由于需严加控制的边远地方广大且交通不便，清政府确实需要在滇西南部署较多兵力。因此，云南设有六镇总兵，这远比广西多 （初两个，后增1个）。六镇之中，开化、鹤丽、腾越和普洱四镇均位于边陲地带，其昭通、普洱二镇又是雍正以来 “改土归流”后新设立，由此也可见清政府巩固边远山区统治秩序的用心。
由于加强建设和管理，边隘较好的发挥了 “控扼要害，慎固边防”的功能。据称，至乾隆五十二年 （公元1787年）时，云南“无私贩偷越，边圉极为宁谧”。乾隆五十九年 （公元1794年），云南布政使费淳奏折中称，云南 “地方极为安贴，边隘宁谧，足以仰慰圣怀”。
清后期，为应对英国殖民势力侵缅后对中国西南边疆的威胁，道光年间，云南积极修筑边防工事，共计建有 “碉楼五十三，堡二十四，或以木，或以石，或以土，或以石和土，皆相度其险要之区而以练兵屯焉”（《道光云南志钞》）。期间，云贵总督林则徐在迤西 （云南西部地区）积极增兵驻防。同治年间，云贵总督岑毓英考虑到迤西丽江府城地处边境地区，又是江边要隘，于是将鹤丽镇都司移驻丽江府，丽江府剑川右营都司移驻喇鸡鸣井。此时，滇西土司在防御外来侵略中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被孙中山誉为 “边塞伟男”、后来成为辛亥革命先驱的刀安仁 （1872-1913），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光绪十七年 （公元1891年），刀安仁承袭了云南干崖宣抚司第24代土司职。是年，英国殖民势力入侵盈江铁壁关地区。刀安仁征调四五百名土司兵到铁壁关地区大青树安营扎寨，先后坚持了8年抗英斗争。光绪十九年 （公元1893年），英国殖民主义者以勘界为由，偷偷把汉龙关的界碑向中国境内移置。刀安仁及其父亲为查实汉龙关界碑的遗址，奔波100多千米，找到了真实的汉龙关遗址和界碑，这为一年后的中英续签滇缅条款提供了极有利的证据。然而，光绪二十四年 （公元1898年），在中英进行滇缅边界会勘中，腐朽的清政府派出的勘界大臣刘万胜经不住英方的威逼利诱，将原属中国干崖地区的铁壁关（原设在今腾冲城西南270千米的西等练山）、虎踞关 (故址在今陇川县西边界外）、天马关 （故址在今瑞丽市西南边界外）、汉龙关 （故址在今瑞丽市南边界外）等腾越八关的 “下四关”和大片领土割让给英属缅甸。腾越八关的 “上四关” （神护、万仞、巨石、铜壁）仍在中国境内，但较 “八关”原所控制区域大为缩小。
消息传来，刀安仁悲
愤长叹： “小民尚知守土，朝廷却忍辱求荣，如斯沉沦，国将不国!”
法军向越南北部的山西城大动总攻
刘永福
中法北圻之战
19世纪中叶，法国发动对越南的殖民战争后，越南阮朝多次请求中国派兵抗敌。光绪八年 （公元1882年）夏至次年春，为应对侵越法军北进危局，清廷正式开始大规模调兵遣将，驻防北圻 （当时越南宁平省以北的各省统称北圻），期望 “厚集兵力，进止足恃”，同时联络越南官民抗法力量，并招安越南 “义匪”壮大抗法力量。当时的御敌态势：以云南、广西两省部队为主力据守越南北部的山西、太原、兴化、北宁、凉山等地，互为犄角；防线大体分东、西两线，东线由广西巡抚徐延旭负责，西线由云贵总督岑毓英负责。实际上，驻越抗法各军并无统一的指挥和协作机制，情报不灵，沟通不畅，清官兵素质较低而且武器落后，又受制于朝廷被动御敌的指导思想。
但是，如果仅仅是“行动者”，那么民俗学者和其它的非遗传承人之间有何区别？当我们一再强调我们能利用“专业知识”或“学术水平”服务于非遗工作时，是否忘记了我们“倾听民众、跟随行动者”的初心呢？是否违背了“平等协商”的原则而在无意间加剧了权力的等级分化呢？是否也正在冒着遮蔽生活世界原有逻辑、代之以精英逻辑的风险呢？如果作为旁观者的民俗学者并不能比亲身传承民俗的传承人更能理解自己的文化，那么民俗学者参与非遗行动的身份合法性与行动意义又在何处呢？
光绪九年 （公元1883年）夏，法军攻占越南顺化后，强迫越南政府签订 《顺化条约》，变越南为法国的保护国。其后，法国威逼清政府承认其对越南的殖民占领，并要求与其签订不平等的商务协定及国境条约。遭拒后，法军决意先攻山西，再取北宁，各个击破驻越清军，占领整个北圻，进而觊觎中国。当年十一月十五日，海军少将孤拔率法军6000人携带大批火炮，由河内出发，分水陆两路，向红河中游战略要地山西发动进攻，中法战争正式爆发。
战争的第一阶段的主要战斗发生在北圻地区的山西和北宁。
山西清军城堡 “筑有堡垒的围墙环绕该城，只有一个门可进。山西塔位于中央，红河岸筑有一个堡垒，装备20门炮，在堡垒与底河汇合处之间，以及在底河右岸，还有各种哨所。” （《近代中越关系史资料选编》上册）孤拔法军前来进攻时，驻守山西的约5千名黑旗军和清军 （滇军），被迫还击。清军守将唐炯畏敌而逃，此前曾有力打击过侵越法军的黑旗军英勇抵抗，鏖战3日，因孤立无援，伤亡惨重，终告不支而退至兴化，于是山西失守。孤拔所部也因伤亡较重，进行修整。山西之战结束后，李鸿章奏曰： “滇军与刘永福所部凭城固守，杀伤相当，卒致退舍。非鏖战之不力，实器械之未精。”他提议将已购德美新式枪炮，分一部分给南疆各省。建议获准。
光绪十年 （公元1884年）春，来自河内和海阳的法军第1、第2旅共约1.2万多人由米乐将军率领，水陆协同，进攻北宁城。岑毓英令唐景崧 （四品卿衔）率刘永福黑旗军赴援。刘永福虽不满北宁守军拒援山西之战，仍遵命赴援。北宁守军有两万之众，但很多是临时招募而缺乏训练的士兵，又未能主动备战，北宁总指挥徐延旭更是称病留在谅山。法军先攻陷扶良，接着水陆夹攻北宁，守军一触即溃，二月十五日，北宁失陷，守将广西提督黄桂兰退逃太原，后畏罪自杀。此后的一个月内，法军又占领谅江、太原等地，控制了整个红河三角洲，致使清军东、西两线联系被隔断。
至此，中法北圻之战第一阶段以清军溃败告终。
清廷得悉前线兵败后，撤换了大批疆吏廷臣，全面改组军机处，又授权李鸿章与法国代表举行和谈。光绪十年四月十七日 （公元1884年5月11日），中法签订 《中法会议简明条款》，中方承认法国完全占领越南，同意撤回全部驻越清军。但在该条款的实施细则尚待日后磋商之时，法军突然挑起 “北黎冲突” （即 “观音桥事变”）。冲突两日，法军死伤近百，清军伤亡更重。此后，法国以此为扩大战争的藉口，并威逼清政府火速撤出驻越军队，又要求赔偿军费2.5亿法郎，法国海军舰队还在福建攻击福建海军。七月六日，清政府被迫对法宣战，北圻之战进入第二阶段。
对法宣战后，慈禧太后命广西、云南两省清军进攻侵越法军。一路由广西巡抚潘鼎新的东线桂军，由谅山出谷松、船头，进占谅江；另一路由云贵总督岑毓英率西线滇军、黑旗军，由保胜出馆司，进占宣光、开化；第三路唐景崧、马盛治等率中路各部，由牧马、高平进逼太原。清军三路并进，企图会攻北宁，进取河内，规复北圻。
当年夏秋间，东线潘鼎新清军与法军数度激战，双方互有胜负，但最终失守船头、郎甲而陷于被动。在东线清军与法军激战于郎甲、船头之时，西线主帅岑毓英指挥滇军、黑旗军进逼宣光。
北圻中部的宣光，陆路可达中国滇桂两省，水路可顺红河直抵河内，堪称战略要地。光绪十年 （公元1884年）秋冬至次年春，岑毓英率领西线主力清军发动宣光攻城战斗，另派一路清军南下至夏和、清波等处，进逼端雄、临洮，威胁兴化、山西，以牵制河内法军。
宣光攻城伊始，600名法军和一批越南附庸军凭借易守难攻的坚固城堡、工事及有利地形，依靠强大精良的火器击退多次清军进攻。十一月间，外围法军在多次增援行动受挫后，终于得以冲到宣光，与城内守军会合，给清军的进攻增大了难度。十二月后，清军围城部队增加至1.6万人。后来，清军6000人从城南发起强攻，攻克并焚毁法军城南大寨，直逼城下，强攻5天后夺取城南炮台。法军龟缩城内，困守孤城。光绪十一年 （公元1885年）初，清军采用挖地道炸城墙的战法连续攻城，均被守军强大火力击退。为解宣光之围，法远征军新任总司令波里亲率第1旅溯河西援，中途被左育的黑旗军毙伤1000多人，但余部成功进入宣光城。接着，法军5000人继续进攻左育。岑毓英估计凭自身实力很难拿下宣光城，而敌方援军不断，己方后勤补给困难，于是命令各军撤围。
宣光之战失利，标志着原定的东、西线清军合围法军的战略目标已成泡影。得到增援的法军先后占领谅山、文渊州，然后于当年农历春节过后乘势侵占广西门户镇南关，炸毁关门，还在关前废墟中插上一块木牌，用汉字写着 “广西的门户已不再存在了”。法军退走后，广西军民在关前插上木桩，写上“我们将用法国人的头颅重建我们的门户”。一个月后，镇南关战斗爆发。
法军司令尼格里率兵在炮火掩护下沿东岭、西岭、中路谷地进攻关前隘。直扑前隘的三路法军，被苏元春、右江镇总兵王孝祺等军击退。某日晨，尼格里派军一部，利用大雾作掩护，迂回偷袭大青山顶峰，企图控制东岭制高点，然后前后夹攻击溃清军。由于地形复杂，无路可行，这批法军费了5个多小时毫无结果。而尼格里却以为偷袭成功，命令炮队掩护数百法军正面攻击长墙守军，这长墙是帮办广西关外军务冯子材部所筑。年近七旬的冯子材持矛大呼，率部冲入敌阵，经与苏元春等各部清军以及助战的越南千余义民的全力奋战，终将法军击退。清军众将挥军奋击，七上七下，夺回东岭3座炮台。此时，越南义军、边境各族人民纷纷赶来助战。法军三面受敌，丢下1000多具尸体和大批辎重，溃败南逃。二月十三日，清军克复谅山。
在北越西线，滇军和黑旗军在越南临洮府击败来犯的法军，并乘胜克复广威、黄岗屯、鹤江、老社等十数州县。
清军取得了镇南关、临洮之战的胜利后，在北圻战场一时处于非常主动和有利的地位。此时，李鸿章等人认为，应 “乘胜即收”，建议清政府立即与法国缔结和约。清政府内部虽有主战声音，但还是主和派明显占上风。光绪十一年二月二十二日 （公元1885年4月7日）清廷下令规定了各地清军停战、撤军日期。四月二十七日 （公元1885年6月9日），清政府任命李鸿章为谈判代表，与法国政府代表、驻华公使巴德诺在天津谈判。20多天后，中法在天津签订 《中法会订越南条约》，即 《中法新约》。条约包括了清政府承认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中越陆路交界开放贸易等内容。其后，中法又相继签订了 《越南边界通商章程》等条约，具体确立了法国的侵略权益，中国西南逐步沦为法国的势力范围。
中法之战如此结局，被后人痛批为 “中国不败而败”。实际上，清军陆战虽胜一时，但驻越法军主力尚存，而中法海战清军失势，加上 “大清帝国”内部积弱难返，外部又有列强压迫，形势依然严峻。
岑毓英
岑毓英与晚清云南边防建设
岑毓英 (1829－1889)， 广西西林县人，壮族土司家庭出身，曾任云南布政使、云南巡抚、云贵总督，经营西南边疆数十载。英法殖民势力进逼西南边疆之时，岑毓英力主保藩固边，中法北圻战争时他任西路军主帅，战后又参与中越边界的勘定，因而他对中越边界间战略要地及云南边疆地理形势有深刻认识。中法战争后，清政府将西南边防基本战略政策定为广东海防、广西路防、云南通商。但实际上，此时期云南边防建设的通商与军事防御是 “两手抓”。
光绪十二年 （公元1886年），缅甸沦为英国殖民地后，同时面对英法两强的云南边防形势严峻，岑毓英积极加强边境部署，同时积极训练边防军队，加强防务常备力量，着力建设和完善边防机构和备战设施。
蒙自开埠通商后，法国的通商路， “以蒙自为冲，沿边千里，处处错壤”。为此，岑毓英增加驻蒙自的兵力，驻军达1.6万人，防范蒙自、马关。又因个旧锡矿规模宏大，矿工多达数万人， “汉、夷杂处,且通三猛、蛮耗各路”，岑毓英也加以控制和设防。
为提高边防军的战斗素质，岑毓英对从前线撤回的3万滇军汰弱留强，裁并为1.6万人，改编成30营；而后，又奏请将关边防勇悉行操练，挑选精壮，以补充绿营兵力。边防军整编后，加强训练，淘汰原有弓箭藤牌，改换新式枪炮。岑毓英还对中法战后的云南边防军事哨所增建加固，尤其是在马白、蒙自两路的隘口增盖营房、围墙、碉楼、炮台。
岑毓英认为，缺乏电报通讯手段，是导致抗法战争 “胜而承败”的原因之一。因而，战争一结束，他就 “筹设电线以速边报”，筹建电报电话通讯网。1886年底到1887年3月，开工架通了由蒙自经省城昆明、宜威到贵州毕节，再由毕节东至贵阳，北至四川泸州的滇川电报线，并在蒙自始建云南电报局。1886年11月，岑毓英与张之洞商议，谋划架设以蒙自为中心，东经开化、广南沿右江至广西百色、南宁的滇桂电报线。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正月初九，岑毓英奏准将云南省电报电线与广西南宁接通。3个月后，广西设百色官电子局，正式与云南剥隘接口。此外，昆明到云南各地的电报支线也不断得到扩展。
蒙自开埠通商后外事日益频繁，岑毓英在逐步完善了在防区内的军事汛卡制度建设的同时，特向朝廷奏请获准添设临安开广道,将与越南连界的临安、开化、广南三府归其管辖，添设巡道一员，驻扎蒙自县，兼管关税事务。临安开广道具有重要的军事地位，统领滇南边防。
苏元春和广西 “千里连城”边防线
中法战后 “路防为重”的广西边防建设主要工程，是修建炮台石垒为主体的连城要塞防线。这项工程的主要组织者为广西提督苏元春。苏元春 （1844-1908），出生于广西蒙山镇，19岁时，随胞兄苏元章投身湘军席宝田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和贵州苗民起义，官至总兵、提督。1885年至1903年间任广西提督，督办广西边防军务10多年。1904年，苏元春治军不严被劾，充军新疆，后获平反。
苏元春
光绪十一年 （公元1885年）五月，两广总督张之洞拨银10万两作为广西第一批边防建设经费。八月，广西提督苏元春率边防各营开始修复镇南关并建筑第一批炮台。主要以镇南、平而、水口三关和龙州、大小连城 （大连城位于今凭祥市区以北1.5千米；小连城在今龙州县城西3千米处）为中心，选定凭祥、龙州两地有战略位置的山岭建炮台。此时，为了便于军事调度，苏元春奉命将广西提督府从柳州移至边关龙州，并花费白银8万两修筑龙州城。光绪十五年 （公元1889年）年夏，苏元春应张之洞邀请赴广东，商议广西边防事务，后奏准购置德国克虏伯大炮20尊，布防广西沿边。光绪十八年 （公元1892年）初夏，广西沿边第二批炮台开始构筑，同时沿边防御工事全线兴工。第二期炮台建设以广东协饷银18万两为经费，购定德国克虏伯新式炮位20座，另又筹款新添筑炮台14座。稍后，又进行第三期炮台建设，建筑一批较小炮台、碉台，分布扼要处所，与各大炮台互为倚角。光绪二十二年 （公元1896年）三月，苏元春上奏报炮台工程修建完毕。
要塞工程包括了千里边境上三关 （镇南关、平而关、水口关）109处隘口64道关卡，沿线炮台碉台165座，以及大连城、小连城两个指挥中心。这道千里防线，配置了威力强大的德制新式大炮，并在一些重要的关隘及附近的炮台之间，用垒石连接起来，形成所谓 “连城”。修建这千里连城防线，工程浩大，而所得朝廷拨款却相当有限，苏元春 “殚虑经营，不遗余力”，采取边军施工、就地取材、捐俸节支、动用存饷等办法，历时4年，终于完工。
“千里连城”防线还包括了一个四通八达的道路网络，即数百千米的军工路。
苏元春认为,“筑炮台以资扼守，开运道以利转输” “龙州是广西边防之重心，交通为军事之要略”。他在组织积极修建边防工事、炮台的同时，以龙州为中心， “北筑龙安大路，以达靖西；南修龙凭大路以达镇南关。其水口、平而、龙崇、龙宁之路亦无不略为修理。”花了10多年， “修筑军路千里”，建成了以龙州凭祥为中心的军事道路运输网，包括龙州至靖西、镇边 （今那坡县）的西线，龙州至宁明的爱店、那梨的东线，龙州至镇南关、平而关、水口关的南线，龙州至太平府、南宁的北干线。此外，还修筑一些支线，直接通往边防线上的各个据点、炮台、关隘卡口，使边防军路网络相连，畅通无阻。其中，历时11年、全长55千米的镇南关至龙州道路——龙南军路，能通行汽车，是中国最早通汽车的道路之一， “是为各省筑路之始”。
为巩固边防，苏元春和广西地方官府还实施多项积极措施，在沿边地区移民垦荒，鼓励官兵家属落户边疆，积极开圩兴商、发展经济和文教事业，并鼓励逃避战乱的众多越南难民在沿边安居。
镇南炮台克虏伯大炮试炮卡膛
广西镇南关金鸡山镇南炮台 （南炮台），安装有一门德国克虏伯兵工厂生产的120毫米口径加农大炮，炮身长4.2米，高2.5米，下铺设有半圆钢轨，可将炮身调整180度调整射击角度，炮弹射程达20千米，堪称当时的 “炮王”。这门重金购来的沉甸甸大炮全靠人力搬上山，从山底运至炮台就位花费了9个月时间。这门大炮安装完毕后，清军进行试炮时，满心期待的在场众人惊呆了——炮弹竟然没有轰然出膛！如今百年过去，这枚哑弹至今依然卡在炮筒的出口处。
无独有偶，购于1896年的广州虎门沙角炮台的一门克虏伯155毫米大炮，当年击发的第一发炮弹也是至今仍卡在炮膛里。
位于镇南关炮台上的克虏伯大炮
广西小连城要塞遗址
镇南炮台这起试炮事故的原因，民间比较流行的传说有两种。一说是这门大炮配置有1万发炮弹，每枚从00001到10000进行编号，炮弹尺寸随编号由小到大逐渐有所增大，因为这炮越打炮膛越大，炮弹需要从最小编号开始使用，然而，炮手无意中把第10000号那枚尺寸最大的炮弹先打了，所以卡在膛里。另一种说法是，当时的德国和法国在越南有共同利益，所以德国军火商有意在卖给清军的炮弹中掺有实心假炮弹。
虽然克虏伯哑炮事件让后人唏嘘感慨，但是，广西中越边境群山上的炮台、关隘、城墙、道路等组成的军事防御设施，连同北部湾沿海炮台一起组成约1200千米的边防线，在赫阻外敌侵略中曾经发挥过重大作用，堪称 “南疆小长城”。
2006年，广西连城要塞遗址被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文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