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玉林

　　少年鲁迅曾经被四位底层文人教过，他们是其启蒙塾师。这四人是：周玉田、周花塍、周子京、寿镜吾。人的性格主要是在童年形成的，启蒙老师是孩子重要的模仿对象，从鲁迅身上及其作品中，依稀可以看到他们的影子。

　　爱好木刻画的“蓝爷爷”

　　周玉田是鲁迅的第一位真正的启蒙老师。周玉田（1844—1898）是鲁迅祖父的堂哥，按辈分他是鲁迅的伯祖父，他原名周兆蓝，因此鲁迅尊称他“蓝爷爷”。

　　鲁迅7岁时便到周玉田塾馆学习，一直到11岁。他的第一本课本是官方历史启蒙教科书《鉴略》，它从盘古开天地一直讲到清朝。这本书政治立场虽然保守，但能给读者一些历史知识，对儿童而言还是有价值的。鲁迅一入学就先从学习历史入手，这与他以后确立“治学先治史”的严谨治学方法，有着直接的影响。

　　周玉田是一个知识渊博、善诗作文的秀才，怀才不遇只好沉沦坐馆舌耕谋生。他历史知识丰富，精通考据学，而且写过很多诗。小鲁迅对他的诗很感兴趣，曾经手抄了他的一本诗集，共有100多首，取名为《鉴湖竹枝词》，卷末有小字落款，“侄孙周樟寿谨录”。

　　周玉田家藏书丰富，这为鲁迅打开了知识的大门、获得丰富的文化知识，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他家里有许多插图木刻书籍，如图说本《毛诗草木鸟兽虫鱼蔬》《花镜》，插图本《山海经》也是周玉田介绍给他的。正是在他的启发下，鲁迅后来搜集了大量的插图木刻书籍，如《尔雅音图》《毛诗品物图考》《点石斋丛画》《诗画舫》。这就容易理解为何晚年鲁迅大力提倡木刻画运动，并创造了一整套木刻创作理论了。鲁迅晚年和郑振铎合编自印了《十竹斋笺谱》《北平笺谱》《中国古代版画丛刊》。这种对木刻画的偏爱，和他幼年在周玉田处大量接触了木刻画插图书籍和知识，有直接的关系。在这方面而言，周玉田对鲁迅的影响是深远的。

　　周玉田除了爱读书写诗，还富有生活情趣和爱心。他喜欢旅游、种花草、养鱼虫，家里种了不少兰花、茉莉、月季之类，仅兰花一种，就有珠兰、剑兰、蕙兰等品种；金鱼、蟋蟀也养，连金蛉子（鸣蝉）、游蛉等小孩子养的小虫，他也兴致勃勃地养起来，这得到一些孩子们的拥戴和亲近。他待人和气，特别喜爱鲁迅，在他孤独的晚年，把和孩子们的交往，作为生活中的重大乐趣。

　　周玉田后来在一次房族集议事时，和鲁迅争吵了几句，但鲁迅从总体和全局上看人，依然很尊敬这位伯祖父兼启蒙老师。

　　抽鸦片的伯祖父

　　鲁迅与周恩来同宗，祖先是北宋理学始祖周敦颐。绍兴周氏尚文进士的传统特别深厚。

　　鲁迅出生于浙江绍兴府会稽县府城内东昌坊口（今属绍兴市越城区）的一个书香门第，原名周树人，字豫才，谱名樟寿，字豫山、豫亭，祖父周福清是同治十年（1871年）辛未科进士，在北京任官员。父亲周伯宜是一名秀才，母亲鲁瑞。鲁迅的笔名来自于母姓，并以笔名“鲁迅”闻名于世。

　　1892年，鲁迅11岁时周玉田因故停顿教书，于是鲁迅跟随另一个伯祖父——周玉田的哥哥周花塍学习了3个月。

　　周花塍，生于道光十九年（1839年）正月初七，为绍兴府会稽县学附生（秀才的一种）兼袭云骑尉，考中秀才后，无意进取，家居设私塾授徒以终。原配胡氏（1835—？），因为无子，过继了弟弟周庆番的儿子周伯文传宗接代。周花塍死后，其房产便归弟弟周庆番了。

　　周花塍有吸食鸦片的恶习，终日躺在床上抽鸦片，工作很不负责任，不是一个好老师，所以鲁迅只跟他学了3个月。鲁迅二弟周作人曾回忆说：“我记得大约七八岁的时候同了鲁迅在花塍那里读过书。”陈云坡在《鲁迅家乘及其轶事》中也说：“周庚铭，字花塍，秀才，在他四弟兆蓝教书停顿时，曾教鲁迅三个月书，这事周岂明讲过。”鲁迅的文章却不曾提到，周花塍曾经出一个三字课题给鲁迅对，课题是“汤婆子”，鲁迅敏捷地回答“竹夫人”。

　　周花塍还是鲁迅弟弟周作人的第一位启蒙老师。周作人说：“我无论如何总记不得他站立着的形象。”因为他总是懒洋洋地躺在床上大吸鸦片。

　　清末民初的绍兴，既非通都大邑，也不是军事要冲，相对于长三角其他区域，到底还是闭塞的乡土社会。这个古老的城市，见不到三瓦两舍、声色管弦的繁华，只有锡箔制作作坊中传出的单调的锻打声，送走古城一个个寂寞的黄昏。

　　故乡之于鲁迅，并非魂牵梦系的归宿，而是认识国家与国民的起点。那些古朴的茶馆、酒店，在鲁迅笔下则是精神麻木而空虚的市民消磨时光、议论社会新闻的地方，抑或是嘲弄不幸者取乐的所在，其中孔乙己之类性情怪异人物，屡现于笔端。但对于这位曾经“为师三月”的伯祖父周花塍，鲁迅笔下却始终没有提及，或许是不愿意对这位长辈塾师进行“怒其不争”的褒贬，而是“哀其不幸”对其不幸人生深怀怜悯同情之故。

　　浅薄疯癫的叔祖父

　　周子京（1843—1885），小名周阿明，是鲁迅的远房叔祖父，鲁迅叫他“明爷爷”。

　　周子京是个忠厚老实近于迂腐的老童生，考了一辈子没中秀才，年年县考的榜上都没有自己的姓名，于是神经有些错乱了。他的父亲周永年被太平军杀了，清政府追赠他为云骑尉，而且世袭罔替，周子京在拜忌日或上坟时，可以戴白色玉石顶子，可他不愿意，去呈请调换，也被批准以秀才论，可以直接参加乡试考举人。他又不甘心，千方百计地要去考秀才，却因为他的文章写得实在浅薄古怪而落第。如有一首试帖诗的题目是“十月先开岭上梅”，他的第一句诗是“梅开泥欲死”，谁也不懂得他写的是什么意思，考官看了这文理不通的诗，一气之下，取消了他的应试资格，从此断绝了他的仕途，他受了刺激，从此神经有些不太正常。1875年，周子京的堂哥——鲁迅祖父周福清任江西金溪县知县，他也曾到江西找工作，但因为精神失常，且越来越厉害，甚至寻死觅活，周福清没法，只好托在江西做生意的老乡负责带他去绍兴。

　　周子京的夫人早逝，他从江西回到绍兴后，仍然不时痛哭，有时自杀，后又发展到大声疾呼往外狂奔，其两子逃走，家里只有一个老女仆“得意太娘”和一个烧饭女仆。周子京每次病发狂奔，“得意太娘”必紧随其后，有时赶不上他，就拉着他的辫子。一个在前狂奔疾呼，一个拉住辫子跟在后面不断喊叫“老爷”。久而久之，“得意太娘”神经也不太正常了，两人变得有话一起说，有时同坐在地上，拾菜叶包鸡屎一起吃，还津津有味地赞美个不停。

　　“得意太娘”姓唐，她的地位是女仆，但从来不做佣人的事，整天蓬头垢面，蓝衣青裙，似乎整年不换洗，而且总是醉醺醺的。她有个儿子是工人，屡次来接她走，但她就是不肯回家。

　　周子京也曾经收过几个学生在家里教书，鲁迅也去读过一年，坐在窗户下，面对天井中的一棵橘子树。因为周子京家和鲁迅家只隔一个天井，取上学方便而已。

　　周子京的学识实在浅薄，经常写错别字，如把“荔枝”的“荔”字写成“栛”，鲁迅拿回家后，被父亲看到了，大约批了一句，指出这个字写错了。这让周子京十分惶恐不安，在课本上注了些谴责自己的话，最后一句是“真真大白木”。又有一次，他给鲁迅出题为“父攘羊”，大概嫌鲁迅没有对好，就自己作答对为“叔偷桃”，不仅平仄不合，还把东方朔的“朔”写成了“叔”，让鲁迅父亲十分惊讶。最后一次在教读《孟子》时又出了笑话，他解释《孟子》里引用《诗经·大雅·公刘》中的诗“乃裹糇粮”，他说这表明公刘很穷，他把猴子袋里的粮食也“咕咚”一声挤出来了，装在囊里带走了。鲁迅把公刘抢猴子野果的话告诉了父亲，周伯宜只好苦笑，心里觉得这个叔父太浅薄无知了。鲁迅在周子京处读书勉强支撑了一年，从那以后就中止了。

　　一天下午，“得意太娘”醉酒了，跌跌撞撞地走进周子京的书房，坐在床前一把太师椅上，东歪西倒的坐不住，周子京只好过去扶住她，她忽然说：“眼前一道白光！”一直在做发财梦的周子京大喜，因为相传祖先留下的老宅子地下埋了财宝，位置是八个字，叫做“离井一牵，离檐一线”，但谁也不知道它的具体位置。他从“得意太娘”这句“眼前一道白光”话中受到启发，便让学生放学了。他自己奔出去带来石匠和泥水匠，连夜在家里开掘，快到五更才散。第二天依然放假，据说挖了一个深坑后，他亲自下去摸，摸到一块石头的方角，颇像埋葬尸体的石棺材，他一惊连忙爬上来，却把腰骨散坏了，躺在床上好几天，连书也教不了了。关于挖宝藏，周子京在自己屋内曾有过几次动作，这次因女佣人见到白光而进行的挖掘是最为有名的一次。

　　周子京的科举梦和黄金梦都破灭了，这让他的神经更加错乱了，开始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有时竟然放声痛哭，后来越来越厉害，常常出街狂奔疾呼。一夜，周子京在房里自怨自艾，随后大打自己巴掌，又用前额磕墙，痛哭流涕，大声说“不孝子孙”、“不孝子孙”，反复不已。翌日起来，脑壳肿破，估计他是在悔恨，他父亲被太平军杀于富盛埠，因为恐惧和苦闷，他连尸骨也不去找，实在有失孝道。此后，他还是继续教书，不过把教书的地方改在塔子桥畔的惜字禅院，属穆神庙的北郊，在那里又教了几年。

　　1895年夏，他突然用剪刀戳伤自己的气管和前胸，用纸浸泡煤油点火在前胸自烧，嘴里还不停地喊“爽快，爽快”，然后跑到塔子桥上，大声喊道：“老牛落水了！老牛落水了！”纵身跳入河里。起初街坊邻居不敢近前，落水后邻居们才出来把他捞起来，已经不省人事，过了几天便死了。

　　败落地主子弟这些令人可悲可笑的举动，引起鲁迅的深思和同情，以后他以此为题材写了一篇小说《白光》，主人公原型陈士成便是周子京。对他的悲惨遭遇给予了深切的同情，同时控诉了封建制度及其文化。对文人从精神到肉体的摧残，深刻揭露了反动社会吃人的本质。

　　正直善良的“老夫子”

　　寿镜吾是鲁迅的最后一位启蒙塾师。由于父亲对周子京的浅薄不满，便把他送到寿镜吾的“三味书屋”。这是绍兴城最为严厉的私塾，老师寿镜吾极为“方正、质朴、博学”，口碑良好。从1892年2月到1898年前往南京水师学堂求学前，鲁迅在这里前后学习了6年多。在鲁迅性格成型时期，寿镜吾在他的思想、品行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其学业基础也是在三味书屋打下的。这6年里，寿先生的为人治学，甚至作文等方面，对鲁迅都有着相当的影响。

　　寿镜吾（1849—1930），名怀鉴，字镜吾，绍兴城内都昌坊人。1869年，他20岁便考取秀才，后因为对黑暗的政治绝望，立志不做官，继承祖父寿峰岚和父亲寿韵樵的职业，以教书为生，至80高寿逝世。他前后教书60年，可谓是一位勤奋敬业的教育家。

　　寿镜吾也反对儿子参加科举。他不允许次子寿洙邻（1873—1961）去赶考，甚至把他锁在楼上，每顿饭菜都叫人送上去。结果儿子用麻绳绑在窗户上，沿绳而下，逃出了楼房，终于在北京考取了朝考一等第一名，当上了吉林省农安县的知县。寿洙邻差人送银子给父亲用，寿镜吾原封不动地退了回去，并当着差人的面骂儿子是“畜生，不听话”。寿老先生骂他不孝，骂了好长一段时间。绍兴土地肥沃，文人家里若小有产业，不至于活不下去而非要当官不可。再加上清末朝纲糜烂，寿老先生对清廷腐败深恶痛疾，认为乱世切莫做官，即使做了官也是昏官。

　　寿镜吾在为人撰写发起组织诗社的序文中说：“今日者，四境虎眈，中原龙战，纵使才堪经世，莫假斧柯；心切济川，奚资舟楫。抱感慨悲歌之意，于风云缭绕之时，能不发思左之幽情，效长言而永叹！”流露出忧国忧民和有志难酬的情绪。少年鲁迅在三味书屋读书时，常常看到他与朋友谈论甲午之战、中法战争、八国联军攻打北京等事件，当谈到中国割地赔款时，寿先生气得手都发抖，大骂卖国贼李鸿章。

　　他对劳动人民也是很同情的。有一次他坐船下乡，遇到大风，船篷被刮跑了一块，船户要去捞，寿先生赶忙拦住，说太危险了。船户说：“一个篷要两元钱呢！”寿先生说：“我赔你。”回来后，果然赔了两元钱给船户，船户很感激。

　　在当时，老先生这种遁世隐居、不与反动政府合作、同情弱势群体的态度是可贵的，联系“三味书屋”的命名，很能看出老先生的正直、善良。这对于鲁迅后来成为反封建的猛士，肯定是有一定的影响的。

　　三味书屋只收8个学生，而且非常严格，要熟人介绍，寿镜吾亲自上门目测，同意了，才可以来读书，并且要学生自带桌椅。

　　寿镜吾对学生要求很严格。他教学很严谨，他只收8个学生，认为多收了教不过来。他对学生上学、放学、迟到、早退都很注意。他认为，学生进了三味书屋，就必须用功读书，不许无故不上学。如有学生两三天没有来，他就去家访，弄清原因。他不准学生迟到早退，放学后不准学生在路上逗留。放学时，他总要把学生送出漆竹门外，站在石桥上，看到学生走远了，他才放心地回到三味书屋。鲁迅初到他那里，寿镜吾对他管教很严，但一旦养成规矩后，也就是学生养成了“品格方正”自觉学习的习惯以后，也就不再那样教条了。

　　寿镜吾的教育方法讲求理解，不片面地强调死记硬背。上课时，他先把古文讲解一遍，让学生懂得其意思。他虽然有一条戒尺，整天放在讲台上，而且有时也有罚跪的规矩，却不常用，偶然遇到实在淘气的学生，才用戒尺在他手上轻轻地扑打几下，以示惩罚，其目的不在打痛。因此，寿先生在少年鲁迅心目中是一个可尊可亲、严格可敬的良师。

　　鲁迅喜好和善于对对子的习惯，一直保留到晚年，这和他受寿镜吾的影响有关。他的文章篇名和书名，都很注意对称，如《呐喊》对《彷徨》，《三闲集》对《二心集》，《准风月谈》对《伪自由书》，《南腔北调集》对《五讲三嘘集》。当时私塾里很重要的联系语文的一课，叫“对课”，有如现在的同义词、反义词对偶、联句的练习。老师出题，学生答对。一次，寿先生出了一个对子叫做“独角兽”，学生有的对“两头蛇”，有的对“三脚蟾”，也有的对“八脚虫”，还有的对“九头鸟”、“四眼狗”等等，不一而举，寿先生都不满意。只有才思敏捷的鲁迅对了“比目鱼”，才让他大大夸奖，说对偶工整，寓意新颖。

　　在寿先生那里，鲁迅打下了深厚的国学功底，其文学修养和国文水平大大提高。在寿先生的辛勤教诲下，鲁迅的古典文学知识越来越扎实，文化素养也越来越高。寿先生文学修养高，古文功底深厚，很爱《诗经》，他讲《诗经》时，讲得津津有味。少年鲁迅跟着他学习《诗经》，劲头十足。每天寿先生讲课时，鲁迅和同学围站在其教书桌四周，老师高声朗读，学生跟读，读完之后，就进行讲解。他不但给学生讲《诗经》的诗句，还给他们讲解注释。鲁迅从小接触了《诗经》，十分爱好。老师要求他背诵，每天讲课后，寿先生就用红笔在学生课本上写上一个日期，限定当日背熟，鲁迅总是按时背熟。

　　鲁迅绰号“猫头鹰”，不修边幅，毛发蓬蓬然，也是受寿先生影响的。寿先生家境清贫，生活简朴，衣食节俭，从不讲究。家中也不雇佣人，自己常常躲着人做家务。有一年夏天，他全家只备了一件长衫，平时挂在书房的墙壁上，父子三人谁上街时谁穿，两个儿子寿鹏更（寿涧邻）、寿鹏飞（寿洙邻），一高一矮，矮的显得太长，高的显得太短，寿先生自己穿上也不太合身，但他毫不介意。一次，客人来访，正好是大热天，他赤膊在家，匆忙之中一时间找不到长衫，正好天井里晒了一件皮袍，他不管三七二十一拿来披在身上。这种从不讲究穿着的生活作风，对鲁迅影响很深，他在北京教育部任正处级官员后，还穿一条日本留学时穿的旧裤子，经常头戴一顶灰色的破毡帽——不戴帽子的时候乱发如草，讲课时耳朵上还夹一支笔，穿一件几个月不洗的灰青色长衫，一双破皮鞋走起路来“咯吱咯吱”地响，显得又老又呆板。

　　鲁迅和寿先生之间的感情很深厚。1894年冬天，鲁迅父亲因涉嫌科场贿赂案，被拘捕审查，革去秀才，精神上蒙受沉重打击，其后常常借酒消愁，以致郁结成疾。酒精对肝脏的危害，随着量的增加和饮用时间的延长，按照“酒精性脂肪肝→酒精性肝炎→酒精性肝硬化”三部曲逐渐发展成肝硬化腹水（肝癌），俗称膨胀病，中医称单腹胀，却被庸医当作肺痈治疗。这位庸医好用稀奇古怪的药引，什么“三年经霜打的甘蔗，原配蟋蟀一对、冬天的芦根”等等。一次，还要什么“三年以上的陈仓米”。鲁迅跑了很多地方弄不到，以此告诉了老师，寿先生答应去寻找。两三天后，他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一两升“陈仓米”，亲自背送到鲁迅家。当时的人很势利，看到鲁迅家倒霉了，唯恐避之不及，而老师不但不歧视，还伸手相助。虽然“陈仓米”没有治好鲁迅父亲的病，但鲁迅对恩师诚挚的帮助，却是永远铭记在心。就是一直到他离开三味书屋，师生间还保持了长期的交往和深厚的情谊。

　　1898年，18岁的鲁迅离开了三味书屋，离开了恩师寿先生，奔赴南京，以求新学。他在南京学到了许多新知识，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但从未因此失掉对恩师的尊敬。每逢放假回绍兴，无论多忙，总要抽空去看望恩师，高兴地诉说在外面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想。就是后来鲁迅远赴日本留学后，在十分紧张的功课压力下，也经常怀念恩师，经常写信给他，汇报异国他乡的风情和学习情况，而寿先生每次收到信，总是连夜给他写回信。1906年，鲁迅奉母命从日本回绍兴，与朱安女士结婚。在匆匆离开回日本之前，心情憋屈的他，也要去三味书屋探望一下老师。

　　1909年8月，鲁迅回国后，先后在杭州、绍兴任教。在绍兴任教时，他和恩师不但互相来往，而且彼此常通信。现在绍兴鲁迅纪念馆还保存了这一时期寿先生致鲁迅的一封信，信的内容是为鲁迅家推荐看管坟山的人，可见他们日常交往是很密切的。

　　1912年5月，鲁迅赴北京教育部工作，师生间也有信函往来。1923年1月和2月，鲁迅在日记中记载了收到寿镜吾的两封来信。

　　1915年12月初，寿先生夫人在绍兴病逝，得到讣告，鲁迅立即以呢幛子送往老师儿子寿洙邻家里，以示哀悼。12月5日，他还在百忙之中亲自到北京三圣庵师母的灵堂前祭奠。鲁迅在教育部工作期间，老师次子寿洙邻在司法部工作，常和鲁迅来往，仅《鲁迅日记》记载的就有50多处。寿洙邻身患背疡，懂得医术的鲁迅耐心为他讲解病源和治疗方法，让他感到无比温暖。

　　鲁迅每年春节前，总是用大红八行给恩师写拜年信，都是恭恭正正的小楷，以“镜吾夫子大人函丈，敬禀者”为开头，以“敬请福安”为结尾，下具“受业周树人顿首百拜”之类的话。这里完全可以看出鲁迅和寿先生一家之间深厚的师生情谊。

　　1926年，鲁迅写就《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时，寿镜吾还健在，但已是77岁的耄耋老年了。寿先生以80高龄逝世后，鲁迅还和他的家属保持着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