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继阳

　　在抗美援朝战争初期，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与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曾联合签署宽待俘虏的命令，作出四项规定：1.保证战俘生命安全；2.保留战俘个人的财物；3.不侮辱战俘人格，不虐待战俘；4.战俘有伤、有病，给予治疗。此项宽待俘虏的政策规定，除向朝、中部队进行教育并要求严格执行之外，志愿军还特地精制成传单“安全通行证”在前线广为散发，揭露美方谎称志愿军 “虐待战俘”的欺骗宣传，减消美军官兵的敌对情绪和恐惧心理。本人当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俘虏管理处的一名俘管工作干部，曾直接参与了战俘的收容、管理、遣返等各项工作，亲身经历和耳闻目睹了志愿军认真贯彻严格执行宽待俘虏政策的许多感人故事，每每忆及往事，感慨万千，特写就此文，以飨读者。

贯彻执行宽待俘虏政策

1950年11月17日，彭德怀司令员和志愿军领导层本着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的政策精神，就组建战俘营和在火线释放俘虏的事，向中共中央请示报告，当即得到毛主席、周总理的复电嘉许，并指示今后还可陆续在火线释放一些俘虏。第2天，即11月18日，志愿军前线部队释放了103名被俘的美、英及南朝鲜的官兵。1951年2月17日，志愿军在前线又释放了132名美、英、澳大利亚及南朝鲜军战俘。此后又陆续释放了多批。

　　被俘的美军官兵中，伤病战俘不在少数。他们有的是在战场上受伤，遭到自己部队遗弃的；有的是在战场上饥寒交迫，冻伤饿病的；有的是不愿卖命送死在战场上自创自伤的；还有的是在战场上被俘后，遭到美军飞机追杀没有被打死而被炸伤的。尽管战争环境极其恶劣，但志愿军克服种种困难，在火线释放前，尽量给伤病战俘医伤治病，给药包扎。

　　志愿军政治部保卫部科长于忠智和他带领的战俘营选址小组成员赵达、蒋凯、陈捷等战友曾执行火线释放俘虏的任务。隆冬腊月的一天，于忠智和战友们对20多名准备释放的战俘逐一谈话，交代政策。俘虏们身着蓝色的棉衣裤，还有厚实的棉大衣和棉帽子。女翻译赵达和战友给他们指引归去的途径，向他们挥手道别时，一名18岁的美军黑人俘虏眼睛里闪着泪花，回过头来对志愿军翻译干部们说： “这是我终生难忘的事。我回去后，将要求 （美国）军方停止这场该诅咒的战争。我将永远记住善良友好的中国人。此刻再见了，希望日后有机会重逢。”

　　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在火线释放美军战俘那天，战场炮火连天，美军飞机不停地狂轰滥炸。释放战俘的大会主席台就搭建在火线的坑道口外。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用中、英、朝三种文字书写的 “释放美俘返国大会”横幅。志愿军前线部队干部战士以及即将释放的美军战俘面对主席台席地而坐。大会由志愿军前线部队政治部门领导人主持。他说：“今天，我们志愿军前线部队举行大会，释放一批被俘的美军官兵，让他们返回美国与亲人团聚，过和平生活。”主持人随即宣布被释放的美军战俘名单，并给他们发放 “安全通行证”、纪念品和途中食品等，并发还他们的私人财物，其中有手表、戒指、美元、军用票等。会场上响起一阵又一阵的掌声和欢呼声。

　　被释放的美军战俘表情和心态各不相同。

　　“中国人要释放我们回去，这会是真的吗？”一名美军战俘小声地对身边的另一名美军战俘说。

　　“该不会是我们一走出去，他们 （志愿军）就像二战时日本兵那样立即开枪，将我们打死？”另一名美军战俘不无疑惑地说。他们之中有的人在二战中当过日本侵略军的俘虏，亲眼目睹过那样的一幕，记忆深刻。

　　“我们能安全地通过双方的前沿阵地吗？”另一名美军战俘不免有些担心。

　　“我们被志愿军俘虏过，现在回去，军方会接纳吗？”美国海军陆战第1师上等兵冈查理兹直截了当地问志愿军的翻译干部。冈查理兹说： “我根本不愿离开自己的国家，到外国打仗卖命，都因为是受了蒙骗。”

　　志愿军前线部队的王参谋长和翻译都说：“你们可不必顾虑。我们将指引你们走一条比较安全的通道。带好发给你们的 ‘安全通行证’。如果美国军方不接纳，你们还可回来。”冈查理兹听了激动不已。

　　美军骑兵第1师士兵赫伯特·施维蒂说：“我们部队许多人都暗藏着志愿军散发的 ‘安全通行证’，如获至宝，把它放在贴身的口袋里，当作 ‘护身符’一般，以备在战场上寻求生路之用。”

　　美军第25师二等兵斯莫塞尔在火线被释放前对志愿军翻译说： “我回国后，一定要告诉美国人民，中国人民是美国人民的朋友。他们是爱好和平的民族，他们不要战争。”他还说： “我一定要将志愿军如何宽待俘虏的情形告诉亲友们。”

　　美军第25师下士副班长波义尔斯说：“你们 （志愿军）救了我的命，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中国人民志愿军在火线释放俘虏一事，在国际上产生了强烈的正面影响，对美国当局及军方污蔑志愿军 “虐待俘虏”的欺骗宣传，是有力的揭露和批驳。

　　1950年11月23日，美国 《纽约时报》根据路透社的消息报道： “被俘的27名美军伤员昨天被 （中国人民志愿军）释放。伤员们说，他们被俘后，有吃的东西，待遇也好。”

　　1951年3月19日，美国陆军 《星条旗报》援引美联社的报道说： “受伤的16名美军士兵返回了联合国军防线。他们都是2月12日遭受中国人伏击时被俘的美军第2师的士兵。中国军队撤走时，给这些 （美军）伤员留下了吃的东西。他们 （志愿军）本来打算用卡车将伤员送回美军防线的，但一架美军飞机追上去将卡车打坏了。”

　　

　　中国人民志愿军某部在朝鲜战地某处举行了 “释放美俘返国大会”。被释放的俘虏在临走前，领到了充裕的路费和食物。

　　加拿大 《温哥华日报》在1951年10月27日报道： “中国人曾无数次将受伤的美军战俘放回他们的阵地。伤员不能走路时，中国人就将伤员放在一个地方，美国军队去接运伤员时，中国人就停止射击。”

　　此外，英国战史专家麦克斯·黑斯廷斯在他的《朝鲜战争》一书中，谈到志愿军宽待和释放俘虏时写道： “说来奇怪，中国人在前沿地区对战俘执行宽待政策很有诚意。在整个朝鲜战争中，中国人不仅不杀害联合国军战俘，还把他们送回联军阵地加以释放。这类事例是很多的。”

　　法国巴黎 《人道报》记者报道： “联合国军方面的记者们在板门店告诉我说，他们曾在前线发现他们自己的伤兵，伤口已经被朝、中方面的医生包扎好，并且被放置在安全的壕沟里，然后被送回联合国军的阵地来。志愿军对俘虏的人道待遇是世间少有的。”

　　接替美国陆军上将麦克阿瑟担任 “联合国军”总司令的美国陆军上将李奇微，在朝鲜停战14年后写的回忆录中，也不得不承认志愿军在火线释放和宽待俘虏的事实。他在书中写道： “……中国人甚至将伤员用担架放在公路上，而后撤走。在我方医护人员乘卡车到那里接运伤员时，他们也没有向我们射击。”

　　战俘营的选址和筹建工作于1950年12月间着手进行，因得到了朝鲜人民军和当地政府的大力帮助，在美军飞机狂轰滥炸造成的一个名为碧潼的小山村的废墟上，战俘营迅即组建起来了。

　　1951年4月24日，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俘虏管理处正式成立，具有丰富的瓦解敌军和俘虏管理工作经验的王央公担任俘管处主任。

　　

　　当时的美军战俘受到宽大的待遇。志愿军医务工作者经常检查他们驻地的卫生，关心他们的生活。

　　俘管处共分5个俘管团、1个军官俘管大队、1个俘虏收容所，分布在碧潼及其周边地区，总共收管了 “联合国军”来自14个国家和地区军队的俘虏5000多人，主要是美军俘虏，达3000多人；英军俘虏近1000人；土耳其军俘虏240多人；菲律宾、法国、哥伦比亚、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军队的俘虏各有几十人、十几人；南非、希腊、比利时、荷兰等的俘虏，则只有几个人，或者两三个人；李承晚军的俘虏主要由朝鲜人民军管理，在志愿军俘管团中也有700多人。

认真医治伤病战俘

医治伤病战俘，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宽待俘虏政策的主要内容之一。

　　如前所述，俘虏当中伤病员不在少数。

　　志愿军战俘营的医疗卫生机构是1950年12月间与碧潼俘管处同步建立起来的。俘管处下设卫生处，后改称医务所，分设医政科和药政科，负责各俘管团队的医疗、保健和卫生工作；各俘管团、队设卫生所。医务所后来又改称志愿军俘管处总医院，它设在一个大院子里，有10多间房子，这是碧潼少有的没有被美国飞机炸毁的地方。

　　俘管处总医院起初条件较差，仅有11名医护人员和1名翻译，60多张病床。随着从前线送来的战俘不断增多，总医院不断得到扩充，条件也不断得到改善。1952年时，已有医护人员152人、朝鲜籍护理员32人。1953年4月，总医院的病床达到110多张。总医院设有内科、外科、眼科、耳鼻喉科、口腔科、放射科、检验室、手术室、化验室、药局等，还有万能手术台和无影灯、小型X光机及其他辅助诊疗器材设备。轻伤病战俘可就近在俘管团、队的卫生所 （后来改称俘管处总医院分院）就医，重伤病战俘可在总医院住院治疗。

　　中国红十字会派到朝鲜的国际医疗服务大队，其中第7、8两个医疗队近200人曾先后到志愿军俘管处总医院和各俘管团、队的分院为伤病战俘诊断治疗。医疗队中不乏医术精湛的专家学者，解决了伤病战俘中的许多严重伤病和疑难重症，挽救了许多重伤病战俘的生命。

　　尽管战争环境恶劣，志愿军俘管处总医院和各分院的医护人员对伤病战俘的诊治工作仍采取同正规医院相同的流程：收诊、诊断、下医嘱、写病程记录、会诊、发药、视察病房等等。对生活不能自理的重伤病战俘给予特别护理，伙食有特餐特菜。住院治疗的伤病战俘在生活上都有额外照顾，他们的伙食标准比平时还高一些，经常可以吃到猪肉、牛肉、鸡肉、羊肉、蔬菜、水果和糖果；早餐有牛奶、面包，晚餐后有糖有茶；每逢节日还另外加菜。1951年感恩节时，总医院和各分院特地给住院的伤病战俘供应了五香鸡块、煎肉丸子、饼干、面包、蛋糕、苹果酱，以及其他食品，伤病战俘们深为感激。

　　为贯彻执行宽待俘虏的政策，志愿军医护人员以精湛的医术和负责的态度救治伤病战俘，出现了许多感人至深的事例。

　　一天夜里，一名被俘的美军上尉飞行员身负重伤，他被从前线送到志愿军战俘营总医院时，腮上还刺着一根枯树枝，生命垂危。原来，这名美军飞行员驾驶飞机在鸭绿江边的朝鲜民居进行袭击时，被志愿军炮火击落。他跳伞掉进燃烧着的树丛里，一根树枝刺穿了他的左右两腮。志愿军战士发现他时，他整个身子卡在树枝间，动弹不得。志愿军战士们并没有因为这名美军飞行员驾机射杀朝鲜平民百姓的敌对行动而对他采取报复措施，反之，战士们小心翼翼地将他托起，找来钢锯将树枝锯断后，将他送到了志愿军战俘营总医院。志愿军医护人员立即给他施行手术，取出贯穿其两腮的枯树枝。主刀的医生是参加抗美援朝的浙江省医院外科主任汤邦杰。手术非常成功。这名美军上尉飞行员得救了，后来很快恢复了健康。

　　另一名被俘的美军士兵被一颗手榴弹炸伤了双腿，4个脚趾已被炸掉，腿部还有大小弹片10多块。这名26岁、已有3个孩子的美军士兵被送到志愿军战俘营总医院时，伤情恶化，奄奄一息。总医院的医生多次为他施行手术，取出所有弹片，保住了他的双腿，使他免受截肢之苦。志愿军军医还用中国人的血液给他输血。渐渐地，他可以不用拐杖站立起来，迈开脚步走路了。

　　战俘营里一名美军少校战俘双眼突感不适，不久几近失明。起先，志愿军医生用西药为他治疗，未见好转。后来医生征求他的意见，问他是否愿意用针灸法治疗。这名美军战俘有些犹豫，但还是同意了。经过项医生的针灸治疗，他的双眼重见光明。亲眼目睹治疗经过的美军战俘们莫不惊叹： “奇迹，东方奇迹！”

　　

　　中国人民志愿军医务人员在细心地替俘虏医治伤口。

　　英军战俘帕亚克患急性阑尾炎，战俘营总医院的唐玉山军医为他做了切除手术后不久，他就痊愈出院了。帕亚克感慨万端地说： “要是在战场上得了急性阑尾炎，那就没命了。我这条命是志愿军唐医生给的。我永远忘不了志愿军军医救了我的命，为我治好了阑尾炎。”

　　1951年1月24日，在临津江的一次战斗中，英军士兵莫塞尔身受重伤，在志愿军战俘营总医院住院8个月，经志愿军医护人员细心治疗护理而痊愈出院。莫塞尔极为感动地对战俘同伴说： “我从来没有见过像中国军医这样仁慈的好医生！”

　　英军第29旅坦克兵彼得·劳雷身患重病，经志愿军战俘营的黄远医生精心治疗和调理恢复健康。劳雷和黄远医生之间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几十年后，他们在英国和中国之间你来我往，像走亲戚一般。

　　美、英战俘中许多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经被日本军国主义者或是纳粹德国俘虏，亲身经历过非人道的悲惨生活。而在志愿军战俘营里，却受到了完全不同的人道主义的宽大待遇。两相对比，感慨万千。

　　美军准尉战俘墨尔库二战时当过日本军队的俘虏。他在 《自述》中写道： “我在日本军队的战俘营里呆了3年半，吃不饱，穿不暖，还要服苦役，受尽了折磨。如果生病，根本得不到治疗，只有等死。有的战俘气还未断，就被拖出去活埋了。”他还写道： “我在朝鲜战场上当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俘虏，人格上受到尊重，有病能及时得到治疗。志愿军与我们战俘们同甘共苦，而在生活上还给予我们种种优待和照顾。”

　　美国加州圣荷瑟城的约翰·L·狄克生迫于生活，于1941年5月1日入伍当兵。他在《自述》中写道： “我们部队二战时被派到菲律宾的巴丹岛。1942年4月18日，日本军队把我们被俘人员押送到奥丹奈尔营，开始‘巴丹死亡行军’。许多人患痢疾、疟疾，没有医药，也没有吃喝，倒在地上，日本鬼子就用脚踢，有的人被开枪打死，或用刺刀刺死。我后面有个 （美军）上校，走不动了，躺在路边，我亲眼看到一个鬼子兵端着刺刀把这个上校活活刺死了……” “我在日本鬼子手里过了3年半的地狱生活。直到1945年秋天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战败投降，我才得到解放，回到美国的家中。” “我回国后，继续当兵。1948年，我被派到冲绳。1950年9月到朝鲜参加所谓 ‘警察行动’。我被编在美军第24师19团3营L连。在向北推进中，我亲眼看到北朝鲜人的家庭和城市遭破坏，看到美军飞机屠杀平民的情形，从而使我认识到朝鲜人民军英勇作战的原因。我开始认识到这不是什么 ‘警察行动’。我们越过 ‘三八线’，进入北朝鲜，把战争推进到了中朝边界，真正威胁着中国。试想一想：假如中国侵犯我们的邻国墨西哥，并轰炸我们的边境城市，我们会有什么反应呢？我们会立即采取措施，消除对我国的威胁。中国人民志愿军参战就是为了保卫自己的祖国。” “我是1951年1月1日被中国人民志愿军俘虏的。志愿军作战英勇，正如朝鲜人民军一样。我们的部队被包围了。志愿军用英语对我们喊话说： ‘不要害怕，志愿军宽待俘虏。’志愿军战士把我们带到温暖的地方休息，给我们热的食品。我们到达后方战俘营时，领到了新的大衣和毯子。使我们大为惊异的是，这个没有任何军事价值的偏僻山村，也遭到了美军飞机的轰炸。在我们自己的飞机炸成的废墟上，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盖起了新房子给我们住。我们的环境不断得到改善，吃的东西越来越好。有猪肉、牛肉、鸡蛋、蔬菜、面包、水果。冬天屋子里都生了火，热烘烘的。我们有自己的俱乐部、图书馆。医疗条件也很好，有一所医院，伤病号需要时可以住院治疗。管理俘虏营的志愿军人员都非常和蔼，工作很辛苦。”

　　狄克生最后在 《自述》中结论性地写道：“我在两次被俘中，受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待遇：一种是残暴、侮辱和虐待，二战中日本军国主义者对待战俘就是这样；另一种是真正人道主义的宽待，这就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对待我们被俘人员所做的。”

　　在朝鲜战地，在志愿军战俘营里，医护人员救死扶伤、医治战俘的传奇故事不胜枚举。受到志愿军医护人员救治的美、英等军伤病战俘们把志愿军称为 “救命恩人” “伟大的朋友”。他们纷纷写信向志愿军医护人员表示深深的谢意。许多战俘在战俘营的墙报和自办的刊物上发表文章畅叙感怀，或者是给自己的亲友写信，述说自己受到志愿军的宽待、志愿军医护人员精心治疗自己身体已经康复的详细情况。

　　美军被俘人员曼纽尔·西尔瓦和另外8名战俘写了一封感谢信给志愿军战俘营的所有医护人员，信中说： “我们刚被中国人民志愿军俘虏时，不知道宽待政策是什么意思。我们没有被当作敌人，而是朋友。我们在医院受到的待遇，好像我们就是你们的亲人。我们从心底里感谢你们为我们所做的一切。”

一所 “特殊的国际大学校”

随着志愿军战俘营机构的不断完善，一些必要的规章制度陆续建立，战俘们的生活情况不断改善和提高。首先是，战俘们的伙食不断得到改善。战俘营以中队为单位，由俘虏自办食堂。俘虏自己选举产生 “伙食管理委员会”，自己选出炊事员，自己管理伙食；对信奉伊斯兰教的俘虏，还特地提供活牛羊；凡是重要的节日都会加菜、会餐；俘虏的伙食标准比志愿军干部、战士的伙食标准高出很多。一年四季都有合时的衣被及日常生活用品。志愿军俘管当局千方百计地疏通渠道，使战俘们能同其国内亲友通信联系，以免相互挂念。志愿军各俘管团、队、中队都建有战俘俱乐部，统管战俘们的文化娱乐活动。1952年11月15日至27日，在战俘营总部所在地碧潼举办了一次史无前例、别开生面的大型运动会——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营奥林匹克运动会。战俘们可以自由地到阅览室看书读报，在战俘墙报园地发表文章，畅谈观感。1952年春，战俘们还自办了一个取名为 《走向真理与和平》的半月刊，在战俘营内外发行。

　　志愿军战俘营从成立时起，就不断有中外媒体记者、国际知名人士、许多国际组织的领导人等前来访问、参观。世界和平运动理事会理事、著名的妇女领袖、英国的莫尼卡·费尔顿夫人于1952年9月间来到志愿军战俘营住了几天，进行参观访问，同英、美战俘个别谈话，开座谈会。她无限感慨地说：“简直是奇迹！这里不是战俘营，而是学校，是一所 ‘特殊的国际大学校’。”

　　然而，美国的掌权者和军方以及一些政客及谋士们，罔顾客观事实，硬说中国人民志愿军 “虐杀战俘” “被中国人捉住了是要砍头的”等等，这无疑是对侵朝美军官兵进行欺骗宣传教育，好让他们在侵朝战争中卖命。1951年11月14日，美军第8集团军军法处处长詹姆斯·汉莱上校来到朝鲜仅仅一个星期，就狂妄地发表声明，公然说中国人民志愿军 “虐杀俘虏”。

　　这个军法处长的谎言一出，国际舆论一片哗然，连美国国内也提出质疑和谴责。在志愿军战俘营里，许多被俘的美军官兵用自身的经历，斥责汉莱对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造谣污蔑。

　　在各方面的有力揭露和谴责下，美国当局处境尴尬。 “联合国军”总司令、美国的李奇微将军佯装对此事 “毫无所知”，要派人“进行调查”，并于3天后的1951年11月17日发表声明，对汉莱 “遽尔发表这个声明”表示 “非常遗憾”。美国国防部长也不得不出面说，美国国防部 “还没有得到什么情报可以证明这种说法 （指汉莱的谎言）”。后来，以美国国防部名义发表的公报说： “（汉莱的）报告在发表前并未与此间官员咨商。”英国当局也说： “没有从谍报方面得到 （关于所谓中国人 ‘虐杀暴行’）的任何消息。”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