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荣伟

　　

　　

　　中国人从什么时候开始涉足南洋岛国？以当时的航海技术，人们是驾着怎样的船只经过怎样的航线来到南洋？是什么推动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离乡背井远涉重洋？而一旦出洋，对于船舱中那一个个脆弱的生命来说，又意味着一趟多么凶险与艰难的旅途。

　　从汉朝到明清时期，每当新旧政权交替之时，不堪战乱的百姓与没落的权贵都会纷纷移居海外。由于地缘上的毗邻关系，东南亚成为中国移民的迁徙地和避难所。这种漂洋过海到南洋谋生的移民浪潮史称“下南洋”。南洋是明清时期对东南亚一带的称呼，是以中国为参照物的一个概念，包括马来群岛、菲律宾群岛、印度尼西亚群岛、马来半岛等地。而广义的南洋还包括当今的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附近的太平洋诸岛。“下南洋”在福建、广东、台湾一带也称“过番”，意指到南洋一带谋生。中国人一次又一次大规模迁徙南洋的背后，大抵上有三大原因：一是为战乱和天灾所迫；二是因为政治、经济的原因；三是由于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

　　持续两千年不断的“下南洋”

　　下南洋，最早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的汉代。据《史记》、《汉书·地理志》等文献记载，公元1世纪左右，中国就与缅甸、越南等国互有来往。西汉末年赤眉、绿林起义，中原大乱，一批汉儒学者、军政官员数千人逃往汉属交州刺史部的交趾（今越南河内）避难。东汉末年至三国争战以及西晋“八王之乱”，又先后有大批中原汉民远离故土移居交趾。魏晋南北朝时，五胡乱中华，中原人士纷纷移居印度支那。唐代时，移民人数开始增多，他们被当地人称为“唐人”。唐朝后期，黄巢率农民起义军袭击广州时，广东人争相逃往东南亚。

　　中国人的南洋路，一直到了明朝和清朝前期，才越走越宽，呈现大规模的迁徙潮。“闽广人稠地狭，田园不足于耕，望海谋生”福建、广东一带在当时较穷困，人多地少，老百姓生活难以维持。为了谋生计，躲避战乱，700多万中国人漂洋过海，一次又一次、一批又一批地到南洋谋生。清朝初年，大量的难民、被清兵打散的农民军、抗清失败的明军余部以及不愿侍奉清廷的明朝遗民，掀起了移民东南亚的高潮。1659年，跟随南明永历帝朱由榔流亡缅甸的官兵眷属，有的逃亡暹罗（今泰国），有的被安置在缅甸边远地方，今天缅甸北部的桂家与敏家都是这些官兵的后裔。明亡后，高、雷、廉三州总兵陈上川、副将陈安平等率领兵将家眷3000多人、战船50多艘到达越南南部的湄公河三角洲，这块地方因此被称作“明乡”。

　　资料记载，鸦片战争之前，“下南洋”经商谋生的华人就已有150万人之多。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被迫接受纷至沓来的不平等条约，允许西方国家在东南沿海招募华工，因为应募者要订立契约，时人称为“契约华工”，又叫“卖猪仔”。在西方的文献中，把拐贩华工叫做“coolie trade”，意思是“苦力贸易”。我国一般地方文献资料用当时的俗称“卖猪仔”。“猪仔”，即契约奴隶的俗称，最早的文献是清道光七年（1827年）张心泰《粤游小记》说：“东省……有诱愚民而贩卖出洋者谓之卖猪仔。”

　　此时，英国、荷兰殖民统治下的南洋，正处于加速开发过程中，对劳动力的需求量非常大。南洋诸国为吸引华工，先后推出一系列优惠政策，如马来西亚联邦最大的一个州——沙捞越州，在白色拉者（意即国王）二世执政时期，就颁布过一个特别通告：给移民足够的免费土地种植，政府提供临时住屋安置移民；免费供给大米和食盐一年；提供交通运输工具，建立警察局保护华人安全；华人可永久居住在沙捞越等。这样的政策对于中国国内流离失所、丧失土地的无业流民来说，无疑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很多华人就是在这个时候，或携妻带子，或孤身一人，漂洋过海来到南洋。

　　晚清到民国时期的“下南洋”，则是中国人海外移民的最高潮。国内的战乱，加速了中国人到南洋的步伐，其中以躲避国内的政治迫害出国者极多。资料显示，从大革命失败开始，国内的政治斗争是促使一些受国内迫害的人流亡国外的主要原因。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直到1949年，移民人数飙升，仅1922年至1939年间，从厦门等港口出洋的移民就超过500万人。民国时期海南东部沿海地区，出洋已经形成风气。田曙岚在《海南岛旅行记》中说，琼东“县属俗尚朴实，民性任劳苦，善储蓄。在昔安土重迁，鲜有去乡而糊口于外者；今则远渡南洋，或工或商，与文昌、乐会二县，同为琼属出洋最多之县分”。

　　一方面，许多华人在侨居国从事商业活动，负责管理海外贸易，收购当地土特产，销售该国货物，从而形成一个沟通中国与海外贸易的商业网络。这些人也多为当地政府所倚重，暹罗王室就曾表示：“如果没有华侨，宫廷什么买卖也做不成。”另一方面，还有相当一部分华人从事手工业，烤面包师、裁缝、鞋匠、金匠、银匠、雕刻师、锁匠、画家、泥水匠、织工，几乎无所不包。从事农业、园艺和渔业的华侨人数也很多，他们胼手胝足，打下了华人的一片天地，也打下了东南业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

　　华人在南洋成立

　　“兰芳共和国”

　　在南洋的历史上，曾经出现一个存在长达百年，叫作“兰芳”的政治体。“兰芳”其实只是南洋先后出现过的众多华人政治体之一，因为曾经有学者把它称为“兰芳共和国”、“兰芳公司”，而让它负载了更多意蕴。

　　历史上一度扑朔迷离的“兰芳”到底是怎样的组织？它是否真的承载了中国人的“现代国家”之梦？史料记载，200多年前，在世界第三大岛——东南亚的加里曼丹（印度尼西亚人对婆罗洲的称呼，今约有三分之二为印尼领土）西部，诞生了一个华人建立起来的“兰芳共和国”。

　　“兰芳共和国”全称“兰芳大统制共和国”，是华人所创立的第一个共和国。兰芳共和国最初并非政治组织，而是一家贸易公司。当时不少广东人前往南洋谋生，由于广东人擅长经商，因此不少从事贸易的人都很受当地酋长的敬重。当时由于不少欧洲人前往当地骚扰，所以当地有华人社团从广东省招请团练，来到南洋担当类似保镖的角色，当中势力最大的是兰芳公司。

　　兰芳公司是由广东省梅州市梅县区的客家人陈兰伯、罗芳伯，于1770年在东南亚西婆罗洲（今加里曼丹西部）坤甸成立。不少酋长都要求兰芳公司保护他们，其势力渐大。1777年，兰芳公司老板、第二任总制罗芳伯将“公司”改为“兰芳共和国”，并担任第一任国家元首。国家元首称“大唐总长”或是“大唐客长”，意思是华人作客海外的首长，而对当地土著居民则称“坤甸王”。“兰芳共和国”以坤甸为首都，并将1777年定为“兰芳元年”。其首领的传承不是家族世袭制，而是类似于民主选举和禅让的形式。

　　罗芳伯发现，洋人对清朝非常顾忌，所以在立国之初就设法与清朝取得了联系，向清朝称臣，并派员前往北京朝贡。不过，向清朝称臣时仍使用“兰芳公司”之名，而非“兰芳共和国”。洋人忌惮“兰芳”与清朝的密切关系，停止了对当地的骚扰。早期未有加入的当地部族看到“兰芳共和国”日益强大，亦纷纷加入“兰芳”成为成员部族。“兰芳共和国”鼎盛之时，其势力范围占有整个婆罗洲岛。

　　在坤甸一带华人中享有很高威信的罗芳伯，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和出众的组织才能，他参照西方国家的法制，设置了一套完整的行政、立法、司法机构。国家有国防部，但没有常设军队，而是全民皆兵，平时分散各地搞生产，战时集中起来御敌。地方分省、府、县三级，由各级公民投票选举出当地行政机关的负责人。罗芳伯当了19年的国家元首，于1795年病逝。随后，由全国公民选出江戊伯继任国家元首。此后还有7人先后担任过这个职务。1886年，这个在异域建立起来的华人小国，遭到荷兰殖民者的进攻。“兰芳共和国”全体民众进行了顽强抵抗，最终因武器太差而遭到失败。

　　“兰芳共和国”是我国新兴的市民阶级（资产阶级）在国内发展受阻的情况下，在国外建立的一个资产阶级性质的共和国。当时在东南亚建立的华人国家不仅有“兰芳共和国”一个，还有其它几个国家：广东人吴元盛在婆罗洲北部建立的“戴燕王国”，吴元盛自任国王，王位世袭，立国百余年；19世纪广东潮州人张杰绪在安波那岛建立的王国，张杰绪逝世，内部发生纷争，王国瓦解；福建人吴阳在马来半岛建立一个王国，等等。

　　“下南洋”是近代中国

　　最著名的人口迁徙之一

　　“下南洋”的中国人，用自己的勤奋与努力，改变了所在国经济落后的状况，就连英国的海峡殖民地总督瑞天咸也承认，马来半岛的繁荣昌盛，“皆华侨所造成”，“马来诸邦之维持，专赖锡矿之税入……锡矿之工作者，首推华侨。彼等努力之结果，世界用锡之半额，皆由半岛供给。彼等之才能与劳力，造就今日之马来半岛”。华人在改变所在国的经济状况的同时，很多人也彻底改变了自己与家族的命运。东南亚华人，先后出现了数以百计的百万富豪、千万富豪。与此同时，东南亚华人在政治上的地位也越来越高。菲律宾总统阿罗约的丈夫是华裔，泰国前总理他信是华人。在泰国议会，三分之二的议员也是华裔。在马来西亚，华人从政并取得成功，也已经不是什么新闻。

　　回首中华民族的发展史，总是和大规模的人口迁徙纠缠在一起。每当成千上万的人们开始打点行囊、准备远离故土的时候，历史就将从此翻开新的一页。历史进入21世纪，中国人下南洋的脚步并没有停止，但原因和动机，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更多是怀揣梦想、渴望改变命运的人。事实上，中国正在经历又一次大规模“海外移民潮”。富裕阶层和知识精英成为新一轮移民的主力军，精英化与年轻化，是此次移民潮的主要特征。优质的教育、清洁的环境、安全的食品、完善的法律制度，甚至于某种身份的象征，都成为此次移民者心中共同的衡量标尺。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加紧推进，中国人的南洋之路，会越走越宽。可以预见，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进一步提升，“下南洋”的中国人还会越来越多。

　　“下南洋”是中国近代史上最著名的3次人口迁徙之一。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都是近代中国老百姓外出务工、人口迁移的重大历史性事件。而“下南洋”是中国近代史上规模最大、路程最远的一次跨国大迁徙，其路途危险程度和谋生的难度远非国内迁徙可比。与闯关东、走西口相比，“下南洋”更为壮观，更具跨国跨洋色彩，范围更大，经历时间更长，历史影响更深远。

　　中国人是依恋故土的。《汉书》里说：“安土重迁，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愿也。”中华民族是一个农耕民族，农耕民族的最大特点，就是喜欢固守一亩三分田，愿意过“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平静生活。要做一个离家的游子，要到新世界去努力与开拓，确实需要极大的勇气。中国人下南洋的迁徙历史，打造出了中华民族伟大的“迁徙精神”，这种“迁徙精神”集中体现出了中国人的现实主义、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情怀。有了这些情怀，我们就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会有跨过任何艰难险阻走向美好未来的勇气、信心和力量。

　　自由迁徙是全人类获得的现代财富。随着全球化进程在全世界的深入，有着共同历史源流的文化同胞，生活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之下，与不同肤色、不同语言、不同习俗的邻居分享社会资源，将是整个人类的未来景象。面对多民族社会和谐共荣的美好愿望，“下南洋”既是悠远的发端，也是现代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