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梅生

　　

　　

　　

　　1982年5月10日，国家公安部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了一次平反和追悼兼于一体的特殊大会。叶剑英、彭真、习仲勋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送了花圈，邓小平夫人卓琳和许多戎马一生、曾经出生入死的老同志则亲自参会。时任公安部部长赵苍壁致词说：“陈泊同志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革命事业，在长期的锄奸保卫工作中，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但在全国解放初期，对陈泊同志曾作过错误处理。现经复查，已予平反，恢复名誉。”

　　其中提到的平反，事涉此前30年的“中国公安第一冤案”。冤案的主角，正是曾被毛泽东誉为“福尔摩斯”、“军统克星”，被业内称作“秘密战线奇才”，也是延安情报界、保卫界的“三大奇才”之一的陈泊。他曾两度被捕入狱，却没有暴露共产党员的身份；他4次与党组织失去联络，却还执着寻找；他是有功之臣，却在建国初期含冤入狱；他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仍对党无怨无悔。

　　那么，陈泊为何遭遇冤案，他究竟有着怎样的传奇人生呢？

　　“独臂神探”一次抓获

　　40多名特务

　　陈泊原名卢茂焕，化名布鲁，海南岛人，青年时代加入中共琼海地下党组织。1928年5月，由于海南琼崖的革命斗争受挫，他被迫逃亡马来西亚，担任总工会纠察总队的总队长。1931年秋，陈泊受马来亚共产党中央指令，参与诛除叛变革命并出卖上百名同志、使新加坡地下党组织几乎被破坏殆尽的原区委书记李锦标。在酒店等待刺杀命令时，因自制炸弹意外爆炸，陈泊的左手掌不幸被炸飞，做了高位截肢手术。1932年初，陈泊被马来亚英国当局冠以“危险分子”之的名，押送出境，前往香港。在从香港辗转厦门、上海工作的4年里，陈泊4次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且常常只能靠乞讨度日，但他凭着非凡的意志力一直坚持与敌斗争，且从未放弃使用左臂，并琢磨出专门的训练技巧，强化左臂的力量，巧妙地用左臂克敌或防卫。

　　1936年秋天，陈泊从上海来到西安，暂时在中共领导下的“红中社”（新华社的前身）办事处工作。不久他又被派往延安，进入红军大学（抗日军政大学前身）读书。毕业后，中共中央组织部根据陈泊的特长，安排他担任延安边区政府保安处侦探科长，开始了为党在隐蔽战线上克敌制胜、屡建奇功的情报工作生涯。

　　1938年春，陈泊从内部特情提供的情报中获悉，西安国民党中统机关将派遣一个高级特务进入边区，公开身份是《中央日报》记者，其任务是检查边区各县国民党潜伏特工的“反共”成效。陈泊亲自布置人员，将“记者”抓获后，经审讯，萌发了一个乔装改扮孤胆深入敌穴的计划——冒充这个特务，把那些潜伏在边区政府的特务“一锅端”。

　　次日，陈泊穿上“记者”衣服，假扮特务身份，手持《中央日报》记者证，大摇大摆地首先来到延长县国民党县党部，指名要见书记长。书记长见来者身着皮夹克、呢大衣，脚蹬黑皮鞋，鼻梁上架着一副金丝眼镜，落落大方的举止中还透出一股儒雅之气，怎么看都不是土里土气的共产党人，加之已经接到上峰通知，尤其是对上了中统的秘密联络暗号，自然不敢怠慢，不仅好酒好茶招待，还组织官员们向这位“钦差大臣”汇报了收集到的中共情报。陈泊不仅特别注意每项情报的内容，还特别关注情报的来源，包括每个秘密情报点的具体人员。对方答不上来或含糊其辞的，陈泊则大加训斥，饭桶、熊包、笨蛋……想到什么骂什么，使对方纷纷汗流夹背，噤若寒蝉，只得根据命令限时作答。最后，陈泊还郑重其事地“指示了下一步的工作”。

　　接着，陈泊又到延川、清涧等6个县如法炮制。回来后，详细整理材料，向保卫部门下达密令，各县公安局按图索骥捕捉了暗藏的特务40多人，从而削弱了国民党潜伏在延安边区的特务力量。鉴于当时正值国共合作时期，中共中央为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还将此加以公布，使国民党西安当局在政治上非常被动。身有残疾的陈泊，因其胆大心细、破案有功，被誉为“独臂神探”。

　　智破“汉中特训班”，

　　被誉为“福尔摩斯”

　　1942年春节前夕，陈泊接到密报：一个来自国统区、名叫陈兴林（又名祁三益）的国民党特务，负有军统交办的重大使命，愿弃暗投明，但只愿向中共保卫部门的负责人谈具体情况。

　　早在1939年9月，国民党军统决定选择陕西汉中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天水行营战时游击干部练训班（即“汉中特训班”）之名，专业培训特务，打入延安，收集中共高层情报。培训后，这些特务潜伏在从中共中央党政机关到延安地方政权，从高校到群众团体，甚至一些兵站里涉及50多个单位，还有的进入了高度机密的中共中央机要部门，一个特务甚至还成了延安某重要部门负责人的妻子。特务潜伏范围之大，潜伏程度之深，确实令人震惊。

　　陈兴林本是在西安读书的抗日热血青年，不料却误入国民党军统特务组织，被强行送到西安一个训练基地学习。经过3个月的“洗脑”和强化训练，陈兴林因成绩优异被派到“汉中特训班”当教官。

　　1941年底，国民党因大举进攻延安，需要已经潜伏在延安的特务里应外合。可由于特务们在参训时，所有人员都准进不准出，并一律以代号相称，彼此不知道真实姓名；潜伏后，被命令人员横向之间不可发生联系，也不同上级机关进行联络，而是等候时机，以至于特务机关既不知他们潜伏在延安的什么单位，也不知这些人的名字。要想通知他们，唯一的办法，只能是选派熟悉这些特务的人打入延安，逐个布置任务。担任过前后共九期教官的陈兴林自然被选中。而陈兴林装扮成小商贩，刚到界子河，就被抓获。

　　内心潜在的正义感，促使陈兴林向陈泊详细介绍了自己的经历，尤其潜入边区的任务。

　　转眼到了“五四”青年节，延安举行了盛大的庆祝集会。根据事先的周密部署，陈泊带着10多余名精心挑选的保卫干部，穿便衣隐蔽在会场入口处的彩门两侧，经过伪装的陈兴林则睁大眼睛盯着唱着歌列队进场的各单位队伍，指认出36名特务。会后，保卫部门进行逮捕、突审，潜伏的特务大多数招供后，另有的20名同党也相继被抓获，总共56名潜伏特务被一网打尽。这也是一起国民党特务机关潜入中共人数最多、规模最大、破获最为成功的惊天大案。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得知消息后十分振奋。毛泽东不禁连声赞叹：“当为奇功！奇功！这个陈泊，真是我们延安的‘福尔摩斯！”并感慨地说：“可惜我们只有一个陈泊，再来10个陈泊就好了。要用陈泊这样的人保卫延安！”6月29日上午，中共中央另一位领导人刘少奇还举行记者招待会，揭露国民党派遣特务刺杀中共领袖。一时舆论大哗，国民党当局狼狈不堪。

　　于是，陈泊“福尔摩斯”的威名，很快在延安保卫战线和情报部门传开。不久，陈泊被任命为延安边区政府保安处处长。本着搞情报工作要“化敌为我，化我为敌”的思路，陈泊制定了“化敌为我服务”的工作方针，并使“汉中特训班”成员大多为中共所用，陈兴林也于两年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洞察特务刺杀毛泽东，

　　被赞为“军统克星”

　　1943年6月上旬的一天凌晨，八路军延安留守兵团驻吴旗长官庙的一个警戒哨，发现有人偷越山口，经围歼，7名武装特务被全部打死。数日后，富县边境也发生了类似事件。

　　事件引起了陈泊的高度警觉，并向中共中央军委保卫部作了汇报。次日，中共中央军委保卫部牵头，召开了留守兵团、延安边区政府保卫处等单位的联席会议，作出了加强延安的防特反特特别是保卫中央领导人安全的决定，具体措施是在边区搜索武装特务、严密监视“抢救运动”中有特嫌的人员等。

　　陈泊从中共中央军委、中央办公厅抄来的中央主要领导日常活动安排计划中发现：6月22日上午10时，毛泽东将接见新四军第三师八旅旅长田守尧。而材料显示，田守尧是3月上旬从华中出发，经渤海、冀东、平西进入晋西北再入边区。抵达晋西北时，曾发电报中共中央军委，称所持中共华中局的介绍信在渡海战斗中丢失。陈泊通过查询晋西北兵站，被告知5月下旬，并无新四军旅长田守尧路过。

　　吴旗、富县发生的特务越境事件，表明国民党特务企图混入延安。田守尧从3月份就离开华中，3个多月来，中间可能发生很多的变化。而为什么田守尧在材料上填写路过晋西北，兵站却回电没有这个人呢？

　　带着满腹疑问，陈泊果断地作出彻查决定，且一干就是两昼两夜。终于，真相被浮出水面：“田守尧旅长”是军统派来刺杀毛泽东的高级特务！

　　原来，真正的田守尧于3月初率众从山东出海绕赴延安参会时，在连云港与日军遭遇，所有人员无一生还。军统特务获悉，曾电告重庆总部。经国民党军统头子戴笠亲自策划，军统派出数批特务潜入延安，包括冒名的“田旅长”。而所有武装越境特务，都是为了配合“田旅长”刺杀毛泽东。“田旅长”在中央军委招待所住了5天，中共竟然没人对他的身份表示怀疑。好在就要受到毛泽东接见时，被陈泊识破。否则，中国的历史也许会被改写。

　　陈泊因此再次受到中共中央表彰，他被毛泽东赞为“军统克星”，也的确在军统内部被视为克星。

　　解放战争时期，陈泊历任中共松江省委常委、社会部长兼哈尔滨市公安局局长，江西省委常委、社会部部长兼省公安厅厅长，华南分局社会部部长兼广东省公安厅厅长、广州市委常委兼市公安局局长等职。在广州，陈泊只用了半年时间，便破获各种匪特制造的抢劫、放火、杀人案件320多起，抓捕人犯1500多人；缴获敌特电台13部，各类长短武器逾千支；挫败国民党特务妄图爆炸广州市军管会办公大楼阴谋，抓获台湾派遣军统上校组长；策反白崇禧部所辖“桂山号”军舰400多名官兵全部起义投诚；将国民党军统、中统及国防部二厅的三大特务系统设在广州的地下组织，一举扫击殆尽；截获蒋介石特批给“副总统”李宗仁赴美的3万元美金……

　　中共华南分局书记兼广东省委书记叶剑英给公安部领导的一封信中，特别提到：“广州市的潜伏敌特力量迅速得到肃清，社会治安的根本平定，与陈泊同志的领导努力是分不开的。”

　　含冤抱恨患病中辞世，

　　依然是“笑傲人生”

　　谁也不曾料想到，正是年富力强、正得心应手的陈泊，却会因为蒙冤遭到灭顶之灾！

　　1951年1月24日夜晚，陈泊突然被公安部宣布逮捕，与他同时被捕的还有广州市公安局副局长陈坤。3天后，陈泊与妻子吕璜及两个孩子被武装押解北京。4月底，被软禁的陈泊被投入了公安部监狱。紧接着，广州市公安局有300多人被抓，广东省公安厅被抓的人数甚至超过700人。在一个省的公安系统，进行如此大范围的抓捕行动，标志该案已经成为“公安系统第一大案件”。

　　随后，中共华南分局在广州召开分局、省、市三级干部会议，由于陈泊被高层指控为“暗藏的英国特务”、“中统特务集团的黑后台”、“国际间谍”和“大特务头子”，许多人虽心存疑惑但却不得不信。鉴于会议要求公安战线掀起“大揭发，大批判”高潮，所有干警“必须站稳立场划清界限”，一定要挖出隐藏在广州市公安局内部的“中统特务集团”，一些被认为与陈泊有直接关系的重要“犯人”，遭到不分昼夜的轮番审讯乃至以刑逼供，迫使这些“犯人”交代“罪行”，指证陈泊。尤其是与陈泊关系甚好，多次并肩作战、出生入死的梁侠、程长清，多次受到车轮战式的审讯，乃至被打得遍体鳞伤，死去活来。曾在香港中共情报机构担任秘密特情的梁侠，被打断腿后，终因熬不过酷刑，含泪画押承认自己是“中统特务”，是受国民党指派打入广州市公安局的“特务头目”。程长清等人最终也被迫屈服。

　　基于“人赃俱获”，1951年8月，广东省公安厅根据公安部的指示，从700多名人犯中挑出224名被陈泊任用过的情报人员，作为“中统特务集团成员”，并宣布隐藏在公安战线的庞大而骇人听闻的“中统特务集团”告破。

　　1953年5月，北京市军管会军法处以陈泊“丧失革命立场，包庇反革命、特务”的罪名，判处其有期徒刑10年。虽然陈泊曾一再喊冤，但其申辩一直无人理会。

　　1961年陈泊被释放出狱。可仅过了两天，陈泊的释放证便被武装公安收缴，并被带上警车，直接押上北京开往武汉的火车，押往距离武汉数百里外的荆门沙洋劳改农场。陈泊与其他偷盗、强奸、抢劫等刑事犯罪分子一起，在繁重的劳动和低劣生活条件中苦度时日，受尽折磨。

　　1968年2月13日，陈泊曾写信给侄女卢修妹：“家乡，离别了四十年的家乡，有机会一定要回来的，看看您的爸爸、妈妈和哥哥、姑母和表姐兄弟们。不要急，我死不了的。哈哈……”字里行间流露出陈泊身处逆境，却乐观豁达、坦然面对、笑傲人生。

　　1968年4月，公安部军管会在全国妇联“造反派”的配合下，不顾陈泊胃病在身，又将其抓捕并送回湖北劳改农场。1972年2月，陈泊终因体弱多病，尤其是处于胃癌晚期不能进食，最后呕吐至昏迷不醒，终于离开了人世，享年63岁。

　　陈泊的政治蒙难，不可避免地累及到妻子吕璜。从1951年7月起，已经调入全国妇联的吕璜，就被内定为“控制使用”。虽说陈泊关押在北京，但她不知囚于何处。经过半年的据理力争，吕璜才被允许探监。不久，吕璜将一份7000字的申诉材料递交到了邓颖超手上。“怎么会搞成这么严重？”邓颖超满怀同情：“这个案件看来很有情况，我要向恩来同志反映，请他过问一下。”周恩来获悉后，不但从公安部调阅了相关的案件材料，还在电话中与公安部领导作了交谈。可惜，鉴于当时政治环境，不仅周恩来的过问无济于事，吕璜也被宣布不准探监。

　　“悲剧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造成的，也许不能过于苛责导致和承办这一冤案的领导者。大多数的干部都是从战争中走过来的，当然‘火药味儿很重，对敌斗争警惕性很高。尤其是那时候民主法制极不健全，‘人治的现象在党内占了主导位置，什么事都是由领导说了算，根本容不得不同意见，这样，左倾思潮和做法很容易找到滋生的土壤。陈泊仅仅是公安部建国之初所点的‘三把火当中的第一把火，其后还烧起了几把‘大火，伤害的干部更多。就像十年‘文革那样，最后走到极端，连国家主席都被打倒迫害死了。这是我们党的历史上一个又一个极其惨痛的教训呀。”从多年后吕璜所说的话中，也许可以找到陈泊无端蒙冤却长期不能得到平反的答案。

　　2003年，蒋巍写作长篇纪实文学《红色福尔摩斯——布鲁与公安系统第一奇案》出版，曾先后担任过中宣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和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习仲勋为之作序，并题写了“红色福尔摩斯”的书名。2009年3月22日，习仲勋的夫人齐心也为陈泊的百年诞辰题写了“人民英雄”4个大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