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齐玉东

　　随着五四运动之后思想冲突的加剧，面对混乱不堪的政治局面，知识分子出现了改良与革命的分裂， “一方面自由派和保守派徒劳地要求在军阀统治下实行温和的改革，另一方面左派分子和民族主义者在苏俄与日俱增的影响下加速了他们的组织活动。”以胡适、丁文江等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倡导 “好政府主义”。1922年9月，在吴佩孚的支持下，以王宠惠为国务总理的 “好人政府”成立，但仅72天就夭折了。

“我们应谈好政府主义”

积极试图改变中国政治现状的胡适刚回到中国时，现实政治颇令他寒心， “7年没见面的中国还是7年前的老相识”。因此，他在 《我的歧路》中说： “1917年7月我回国时，船到横滨，便听到张勋复辟的消息；到了上海，看了出版界的孤陋，教育界的沉寂，我方才知道张勋复辟乃是极自然的现象，我方才打定20年不谈政治的决心，要想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

　　胡适回国后始终保持政治的低调。然而，现实政治的丑恶无时无刻不在冲击着他。终于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知识分子开始向北洋政府表达他们的不满。1920年8月，由胡适和蒋梦麟、李大钊、高一涵、陶孟和、张慰慈、王徵等7人联名发表了 《争自由的宣言》。宣言指出： “我们本来不愿谈实际的政治，但实际的政治，却没有一时一刻不来妨碍我们。”宣言要求北洋政府废止一切侵害自由的条款，对于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结社自由、书信秘密自由，“不得在宪法外更设立限制的法律”。

　　中国现实政治秩序应该走向何方呢？胡适提出了“好政府主义”。1921年 6月，胡适在接见安徽籍民国旧国会议员汪叔潜时说:“我们应谈有政府主义，应谈好政府主义。”这是胡适首次提出 “好政府主义”。同年夏,胡适应邀到苏州、南京、安庆等地作演讲。8月5日，在安庆第一中学的演讲中，他系统阐述了好政府主义。他认为，好政府主义属于“有政府主义”，其基本观念是一种政治的工具主义，体现的是 “工具主义政治观”。政府是为大多数人谋福利的工具，如此则是好政府，反之则是恶政府；政府是用人做成的工具，更须人民时时监督修理；政府是工具，工具不良就修正，无法修理就换掉。胡适更进一步定义“好人”为人格上的可靠和才具上的有为，由此 “好人政治的涵义是：进可以有益于国，退可以无愧于人”。

《我们的政治主张》

地质学家、社会活动家丁文江对政治颇为热衷，他认为 “良好的政治是一切和平的社会改善的必要条件”。他甚至考虑组织一个好政府党： “我们有职业而不靠政治吃饭的朋友应该组织一个小团体，研究政治，讨论政治，作为公开批评政治或提倡政治革新的准备。”

　　在丁文江的热心推动下，1921年5月21日，胡适、丁文江、王徵、任鸿隽等人组成了努力会，6月1日为成立日期。随后，王云五、蒋梦麟、蔡元培、陈衡哲、朱经农等人陆续加入。胡适草拟了组织大纲，提出了不单谋求学术的进步，还进一步图谋中国政治的改善与社会的进步。

　　努力会的成立把一群志同道合的知识分子联络起来，开始了有组织的政治活动。为了扩大影响力，努力会成员每人每月捐出固定收入的5﹪，办一个批评政治的小周报。

　　1922年初，开始筹备创办 《努力周报 》， 呈 报 立案。警察厅先是不批，拖延了一阵子，也拿不出理由，只好借口房东不同意。教授们非常恼火，遂于2月4日“再请立案，措辞颇严厉”。警察厅找不到不批的理由，无奈同意他们创办周报，但在批文上要求他们 “慎重将事，勿宣传偏激之言论”。

　　5月7日， 《努力周报》在北京创刊。在发刊词中,胡适满怀热情地写道:“天下无不可为的事，直到你和我——自命为好人的——也都说 ‘不可为’，那才真是不可为了……朋友们，我们唱个 ‘努力歌’：不怕阻力!不怕武力!只怕不努力!努力!努力!阻力少了!武力倒了!中国再造了!努力!努力!”《努力周报》成了宣传好政府主义的舆论阵地。

　　

　　《努力周报》

　　从1922年5月7日创刊到1923年10月停刊， 《努力周报》共出版75期。其中引起最大轰动的是1922年5月14日出版的第2期。这期发表了被称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政治宣言——《我们的政治主张》，该文由胡适起草，蔡元培领衔，王宠惠、罗文干、汤尔和、陶行知、王伯秋、梁漱溟、李大钊、陶孟和、朱经农、张慰慈、高一涵、徐宝璜、王徵、丁文江、胡适等16人联名签署。

　　《我们的政治主张》也被称为是 “好政府主义的宣言”。该文认为，中国政治改革的目标，应该以 “好政府”作为现在改革中国政治的最低限度的要求。 “所谓 ‘好政府’，在消极的方面是要有正当的机关可以监督防止一切营私舞弊的不法官吏。在积极的方面是两点：充分运用政治的机关为社会全体谋充分的福利。充分容纳个人的自由，爱护个性的发展。”关于政治改革的原则和措施,胡适等人提出了三个基本原则和六项具体主张。三个基本原则是指 “宪政的政府”“公开的政府”和 “有计划的政府”。六项主张包括召开南北和会，实现南北的和平统一；召集民国六年被解散的国会，完成宪法；分期裁兵；裁汰冗官；改革选举制度；实行财政公开等。他们认为“这是政治改革的第一步下手工夫”。

　　

　　胡 适

　　

　　丁文江

　　《我们的政治主张》一经提出, 立即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其中大多数人持赞同态度。许多人提出建议，力促 “好政府”政治主张的实现。对于这些建议，胡适都耐心地答复。在该刊第4期上，胡适还写了 《后努力歌》:“没有好社会，那有好政府?” “没有好政府，那有好社会?”号召朋友们起来 “努力” 去 “干”，建设一个 “好政府”。

“好人内阁”

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北京政府完全被直系军阀控制，吴佩孚成为首要人物。为了缓和军阀派系矛盾，吴佩孚有意利用一些有社会名望的知识分子来组成新一届内阁。9月19日，在吴佩孚的支持下，王宠惠出任国务总理，罗文干任财政总长，汤尔和任教育总长。他们都在 《我们的政治主张》上签了名，因此，这届内阁被人称为 “好人内阁”，这届政府也被称为 “好人政府”，受到社会舆论普遍关注，并被寄予极大期望。

　　对此，胡适也是满心欢喜， “虽不能做到清一色，渐渐趋向凑一色了”。他期盼着能够落实 “好人政治”，先是发表短评，重审政府行为中 “宪政” “公开” 和 “有计划”三个原则。胡适、丁文江等人还提出一个解决目前时局的计划，包括政治方面两条、经济方面四条，并强调说： “一个平庸的计划，胜于没有计划！”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王宠惠入阁后遇到的第一个冲突却是他们这群人的交往陷入了危机。

　　1922年6月，由蔡元培、王宠惠、顾维钧、罗文干发起，邀请欧美同学会中人在顾维钧住宅举行茶话会。后由胡适和罗文干提议，茶话会以后定期举行，每次由四五人作主人。据胡适日记记载，参加茶话会的人员前后有20多人，除在 《我们的政治宣言》中签名的之外，还有王世杰、顾维钧、李石曾、林长民、蒋方震、张君劢、周诒春等。

　　原本太平无事的茶话会，却因王宠惠等人入阁而使空气陡然紧张起来。在9月8日的茶话会上，林长民问王宠惠： “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何所见又来？”王宠惠大诉苦水： “我是一个穷书生，国务总理没有比我更穷的了……我牺牲了身体、金钱、时间，每天只能应付‘索薪团’，哪能有功夫做计划？我的大计划是维持北京秩序，此外更无别个计划。”下一次茶话会时，王宠惠一来就先声夺人： “你们要问我有什么政策，我的政策只有 ‘吃饭’ ‘过节’ 两项，此外别无政策，别无计划。”按照上次安排，这次是要商量出一个政治计划，但是胡适等人提出的主张，王宠惠都以种种困难拒绝了。胡适在当天的日记里颇有感慨地表示： “我们也知道这班阁员是抬不起来的，但我们到了这个时候，不能不把死马当做活马医，只是尽人事罢了！”

　　10月，当茶话会再次在顾宅举行时，空气更加紧张。只听得王宠惠、罗文干等人在发牢骚，弄得大家很不满意。据陶行知记录，谈话会由蔡元培主持，胡适首先发言： “根据 《我们的政治主张》，要王总理宣布他的大政方针和计划。”王宠惠乱七八糟说了一大套牢骚话，足足有一个多钟头，最后他特别响亮地说： “胡适！你要我宣布计划，我没有计划，就是我的计划。”在这种情形下，蔡元培只好说： “我们这个讨论会原本是为了交换智识而设的，现在这样闹意见，徒伤感情，不如不开的好。如果大家赞成，我们便从此散会！”

　　现实的政治更让 “好人们”无奈。 “好人政府”成立后即在重重矛盾中喘息。这既有总统、国会与军阀间的矛盾，又有直系军阀内部保定 （曹锟）、 洛阳 （吴佩孚）派之间的斗争。王宠惠接近 “洛阳派”，又想利用孙中山、吴佩孚的双边关系，促进孙吴合作。王宠惠的行动引起了曹锟的不满，于是很快出现了倒阁风潮。

　　

　　王宠惠

　　11月18日，倾向 “保定派”的国会议长吴景濂和副议长张伯烈借口财政总长罗文干在对奥签订借款合同中使国家蒙受几千万元损失以及有贪污嫌疑等问题，逼使总统黎元洪下令将罗文干逮捕，形成轰动一时的 “罗案”。罗文干接任财政总长时，国库空虚，财政枯竭。为解决困境，罗文干于11月14日签订奥国借款展期合同。但他办理此项借款未提交国会通过，违背了法定程序，这就给政敌提供了攻击的口实。

　　23日，曹锟发表通电“历数罗文干私签承认奥债合同罪状，为国会声援，务请将罗文干彻底查办治罪，以为卖国者戒严。”此电一出，不满吴佩孚专权的直系诸将群起响应。面对众叛亲离的局势，吴佩孚只得让步，他于24日通电，表示对 “罗案”毫无成见，对曹锟始终服从，始终拥护。

　　失去吴佩孚的支持，王宠惠内阁无力支撑，于25日宣布辞职。29日，汪大燮署理内阁。在众人期盼中建立的 “好人政府”仅仅存在了两个月零六天即告垮台，成为民国政治史上的一出闹剧。

“好人政府”不等于 “好政府”

好政府主义以一种戏剧性的方式宣告了自身的破产。在这场政治实验中，罗文干因 “罗案”三度入狱，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对于罗文干的遭遇和现实政治的极度黑暗，不合作成为知识分子对付丑恶政治的唯一选择。1923年1月，蔡元培愤而辞去北京大学校长职务，在向大总统递交的辞呈中，他毫无保留地诉说了对现实政治的愤怒。

　　饱尝甘苦的汤尔和也曾感慨万千地对胡适说： “我劝你们不要谈政治了罢。从前我读了你们的时评，也未尝不觉得有点道理，及至我到了政府里面去看看，原来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你们说的话，几乎没有一句搔着痒处的。你们说的是一个世界，我们走的又是另一个世界……”

　　好政府主义的失败，也使胡适感慨:“‘好人政府’不等于 ‘好政府’。”在1923年10月 《努力周报》最后一期，胡适写下 《一年半的回顾》，承认 “今日反动的政治已到了登峰造极的地位, 一年半来一切谋求政治改革的梦想都失败了”。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