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承德

　　

　　

　　

　　周恩来作为非洲人民民族解放事业的大力推动者和坚定支持者，为非洲国家摆脱殖民统治，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促进经济发展，为中国与非洲国家全方位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

　　实施援非解放战略的

　　旗手、组织者和指挥者

　　1955年万隆会议后，非洲人民的反殖和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进入新阶段。万隆会议又称第一次亚非会议，是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的反对殖民主义，推动亚非各国民族独立的会议。周恩来总理率中国代表团参加并代表中国政府发表重要讲话。从万隆会议召开后到1963年底8年多时间内，非洲独立国家从4个增加到34个，非洲统一组织也于1963年5月宣告成立。非洲大陆的政治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周恩来和中国政府对非洲人民的解放事业一贯予以高度关注和倾力援助。这种支持不仅是精神鼓励、道义同情，还提供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支持。中国援建的坦赞铁路就是其中一个突出事例。

　　坦桑尼亚和赞比亚两国为了发展民族经济，巩固政治独立，支持邻近仍处于殖民主义、种族主义统治之下的兄弟民族的解放斗争，亟须修建一条横贯两国的铁路。由于自身能力有限，两国政府曾先后请求西方国家和苏联援建，但它们出于政治或经济原因予以拒绝。坦、赞两国后来求助于中国政府。尽管当时中国的经济也很困难，自身铁路运输能力严重不足，但周恩来仍从中非友谊和支援非洲人民反帝、反殖、反对种族主义，争取和维护国家独立的大局出发，慨然应允。

　　周恩来对当时的对外经委主任方毅说，坦、赞“两个姐妹国家还被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包围着。它们共同认识到没有周围国家的独立解放就不会有它们自己真正的独立解放。修通这条把它们连接起来的铁路运输线，可以使它们摆脱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种族主义的控制和讹诈，还可以使世界反帝、反殖国家更有效地支援非洲南部、中部和西部为独立、解放而斗争的自由战士。……我们是从支援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高度来看待修建坦赞铁路问题。援助他们也就是援助我们自己。”

　　在中国和坦桑尼亚、赞比亚的共同努力下，长达1860.5公里的坦赞铁路保质保量如期建成。59位中国专家和工人为修建这条国际大铁路献出了生命，长眠在非洲的土地上。

　　从1954年至1962年，阿尔及利亚人民进行了长达8年之久的反抗法国殖民统治的武装斗争。法国为了维护其殖民利益，在严厉镇压阿人民反抗的同时，警告其他国家不要支持阿民族解放武装，否则将影响其与法国的外交关系。当时法国政要多次流露出要同中国建交的意向，条件是要中国停止支持阿民族解放运动。那时没有一个西方大国同中国有正式邦交，如能同法国建交将是中国对外关系的重大突破，对中国外交全局极为有利。在选择支持阿抗法民族解放斗争还是选择顾全中国重大外交利益的问题上，毛泽东、周恩来坚决支持阿人民的解放斗争。1958年4月，周恩来出面接待阿民族解放运动代表团，详细了解其斗争情况，制订周密的援阿计划，前后向阿提供了可观的财政、武器装备和各种必需物资的支援。9月，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在开罗成立，毛泽东、周恩来致电祝贺并予以承认。11月20日两国正式建交。

　　20世纪60年代初，周恩来拒绝了法方提出的中国放弃支持阿解放斗争而同中国建交的条件，在阿反法武装斗争最艰难之际，加大对其支持力度，为其赢得最后胜利，于1962年7月3日正式宣布独立作出了贡献。这些深深感动了阿尔及利亚人民。当1963年底周恩来率团访问阿尔及利亚时，首都阿尔及尔30万群众夹道热烈欢迎，表达对周恩来的崇敬和感谢。阿总统本·贝拉动情地握着周恩来的手说：“你是阿尔及利亚最好的朋友。”

　　周恩来不但热忱支持非洲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自由，还坚决支持非洲国家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1956年11月20日，埃及政府不顾英法阻挠，宣布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英、法随即对埃及发动武装侵略。周恩来当即致电埃及总统纳赛尔，坚决支持埃及的正义行动，宣布对埃及提供2000万瑞士法郎的外汇赠款助其渡过难关；对英、法的侵略行径予以强烈谴责，正告它们“任何侵犯埃及主权及实行武装干涉的行为，中国人民都不能置若罔闻”。同时，北京50万人、中国各地1亿多人连续3天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抗议英、法侵略埃及和声援埃及人民的斗争。周恩来和中国人民这种扶危济困、除恶扬善的义举，铭刻在埃及人民心里。从此，埃及把周恩来和中国视为患难之交和最真诚的朋友。

　　1972年11月23日，葡萄牙组织雇佣军对几内亚进行武装进犯，企图颠覆几政府，以报复几政府对邻近的葡属殖民地人民反葡斗争的支持。周恩来闻讯后，连夜召集外交部有关人员开会分析形势，商讨支持几政府的办法，并当即致电几内亚总统塞古·杜尔，严厉谴责葡萄牙殖民主义者的侵略罪行，对几政府反击入侵者的斗争表示坚决支持，并对几提供一笔可观的现汇援助。对此，塞古·杜尔十分感动，在平息事态后即派代表赴中国向周恩来和中国政府致谢。

　　20世纪50年代之后，非洲是世界反对殖民主义和争取民族解放的主舞台，中国人民是非洲人民反殖解放斗争最坚定、最主要的支持者，周恩来是中国实施援非解放战略的旗手、组织者和指挥者。周恩来因此受到非洲国家和人民的敬重和感谢。非洲人民不仅把周恩来看作伟大的政治家、外交家，而且还看作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伟大代表，看作非洲民族解放运动力量的源泉、胜利的希望，看作非洲人民最亲密的朋友和兄弟。

　　中非三次建交浪潮的主要推手

　　中国同非洲国家外交关系的发展有一个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的过程，其中经历了3次建交浪潮。中非外交关系的启动和3次建交浪潮都是由周恩来直接推动和促成的。

　　中非第一次建交浪潮，由周恩来参加和起主导作用的万隆会议肇始至1963年底。

　　新中国成立初期，非洲大陆正开展民族解放运动，独立国家不多。这些独立国家由于受西方国家反华宣传的影响，对中国疑虑甚多，缺乏同中国建交的愿望。到1955年万隆会议召开之时，尚无一个非洲国家同中国建交。周恩来通过参加万隆会议打开了中非建交局面，并掀起非洲国家同中国建交的第一个浪潮。

　　埃及是第一个同新中国建交的非洲国家。万隆会议期间，周恩来同与会的埃及领导人纳赛尔举行了多次会谈，向他介绍了中国的革命历程、新中国的国家性质和内外政策，以及中国参加万隆会议的与会方针和主张，这引起了他的极大兴趣。纳赛尔对中国的看法和感情因而发生了很大变化，由不了解到了解，由怀疑到信任，由冷淡到仰慕。这在很大程度上扫除了中埃建交的障碍。随后，周恩来积极而又稳妥地做工作，逐步扩大双方的交流与合作，说服埃及同台湾“断交”。1956年5月30日，中埃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受万隆会议的激励和鼓舞，非洲大陆掀起了民族解放运动的新高潮，一大批殖民地获得独立。同时，周恩来在会议上所展示的卓越才能、高贵品质和为会议成功作出的特殊努力与贡献，极大地扩大了新中国的影响力，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声望，增进了国际社会尤其是亚非拉新兴国家对中国的了解与信任，为中国拓展国际关系创造了条件。万隆会议后，许多非洲国家继埃及之后纷纷同新中国建交。从1955年到1963年，同新中国建交的非洲国家从0个增至14个。

　　中非第二次建交浪潮，由周恩来在1963年底至1964年初访问非洲十国肇始至1971年10月。

　　为了增进中非友谊，不断拓展中非关系新局面，加强对非洲大陆反帝、反殖斗争的支持，周恩来对非洲国家进行了4次访问，是当时世界大国中访问非洲次数最多、访问非洲国家最多的政府首脑。这些访问都取得了重要成果，增强了非洲国家和人民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了解与友谊，推动了中国与非洲国家关系全面深入发展，促进了非洲大陆的民族解放进程。其中，1963年底到1964年初接连访问10个非洲国家，是周恩来对非洲最重要和影响最大的一次访问，对中非关系的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

　　在访问非洲十国中，周恩来提出了发展中国同非洲国家政治、经济关系的重要原则，奠定了中国同非洲国家之间互相尊重、完全平等、互利合作、真诚相待、友好相处、相互支持新型关系的基础。

　　周恩来在访问中所展示的完全尊重与坚决支持非洲国家维护本国的独立、主权和内政的正义立场，想他们所想、急他们所急的精神，磊落坦荡、肝胆照人、谦虚谨慎及一切为对方着想的泱泱大国政治家风范，如春风化雨，浸润着长期饱受殖民主义欺压、凌辱的非洲人民的心田，风靡和感动了所有受访国家以至整个非洲大陆。在非洲一时兴起了一股“周恩来热”和“中国热”，非洲国家掀起了新一轮同中国建交的浪潮。从1964年初到1971年10月，又有11个非洲国家同中国建交。

　　中非第三次建交浪潮，由1971年10月25日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肇始至20世纪70年代末。

　　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对新中国实行敌视、围堵政策，无理阻挠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是新中国发展对外关系的最大障碍。进入20世纪70年代，美国在“苏攻美守”战略态势下出于自身战略利益需要，开始调整对华政策，决定解冻中美关系。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战略部署，主持了应对中美关系解冻这一历史性事件。

　　以此为契机，在亚非拉国家和其他友好国家的支持下，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的决议，新中国成了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随着中国发展对外关系最大“瓶颈”的打破，非洲国家掀起了最大一波同中国建交的浪潮。从1971年底到1979年底，同中国建交的非洲国家达20个之多。

　　20世纪80年代以后，最后一批非洲国家获得独立并同中国建交。现在，除了6个非洲小国同台湾有“特殊关系”外，绝大多数非洲国家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平等原则代替

　　“丛林法则”深得人心

　　中国之所以能顺利开展对非外交，如此多的非洲国家之所以同中国发展长期稳定和健全的国家关系，同周恩来的伟大贡献、独特作用和领袖魅力是分不开的。

　　中国是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最大支持者和主要援助提供者，也是非洲大陆彻底摆脱殖民统治的主要外部因素。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对非洲国家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正义斗争给予了全心全意的关切和巨大而有效的支持，新生的非洲独立国家因而心向中国。正因为如此，非洲国家和人民普遍崇敬周恩来，把中国人民视为与自己同一战壕的战友、命运与共的知交和亲如手足的兄弟。不少国家如马里、津巴布韦、莫桑比克、厄立特里亚、肯尼亚、纳米比亚、塞舌尔等国在宣布独立的当天或第二天即宣布同中国建交。

　　周恩来提出的处理同非洲国家的正确指导原则，深得人心。周恩来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就率先提出并和印度、缅甸两国领导人共同倡导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万隆会议上又同其他与会国领导人共同倡导了十项原则。在1963年和1964年之交访问非洲十国时，又根据非洲和阿拉伯国家大都是刚独立不久的中小国家的情况，提出了处理中国同非洲及阿拉伯国家关系的五项原则和中国对非援助八项原则。周恩来提出和参与倡导的这些原则的精神实质是完全一致的，包含了反映时代和历史进步要求的三个突出特征。

　　其一，突出了各国在国格上一律平等，国家主权神圣不可侵犯，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各国互相尊重，互利合作，和平共处等现代国际关系的基本要素。其二，强调大国必须尊重和维护中小国家的独立、自主地位和选择自己的社会制度、发展道路及决定本国内外政策的权利。在东西方两大集团对抗的格局下，尤其强调要尊重中小国家奉行和平、中立、不结盟政策。其三，强调中国对非援助是建立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而不是单方面的恩赐，不附加任何条件与特权，援助的目的是帮助受援国提高自力更生、独立发展的能力，而不是造成他们对中国的依赖。

　　正是根据周恩来制定的这些指导方针，中国对非洲国家提供了慷慨无私的援助。这些原则同大欺小、强凌弱、富压贫的强权政治与“丛林法则”彻底划清了界限，体现了国际关系发展的真正本质，是新型国家秩序赖以建立的法理与道义基础，完全符合非洲国家的利益、愿望与要求，受到非洲国家的热烈欢迎与赞同。更为重要的是周恩来身体力行，领导中国政府严格遵守与忠实实践这些原则。

　　建立在周恩来倡导和提出的上述原则基础上的中非关系是一种新型的国际关系，是大国正确对待与处理同中小国家关系的范例。非洲国家普遍认为中国是当今世界上对它们最真诚无私、真正平等相待和真正尊重、重视他们的惟一大国，是他们最可信赖的朋友，因而他们把发展对华关系作为其对外政策的重点。

　　完美人格和崇高品德感人至深

　　周恩来的完美人格和崇高品德举世公认，在出访非洲十国时更是得到集中和充分体现。

　　在1964年1月出访加纳前几天，该国突发未遂政变，加纳总统、反殖斗士恩克鲁玛遇刺受伤，首都阿克拉笼罩在危险、不安气氛之中。中国古训说“危邦不入，乱邦不居”。代表团不少同志从周恩来安全考虑，建议取消或推迟对加纳的访问。但周恩来从尊重朋友和两国友谊的大局出发，坚持按原定计划如期访加。他说：“我们不能因为人家遇到了意外困难就取消访问，这样做是对人家不尊重、不支持。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我们越是要去，这才能显示我们的真诚，这叫患难见真情。至于外交仪式，可以打破通常的礼宾惯例。”

　　恩克鲁玛本来决定要到机场迎送周恩来，但周恩来考虑到他的安全与健康，建议取消机场迎送仪式，预定在国家宫举行的会谈、宴会和其他重要活动改在其居住的城堡举行。恩克鲁玛对此表示高兴和赞同。周恩来这种顾全大局、不拘礼节，把危险留给自己、把安全留给东道主和处处为东道主着想的崇高风范深深打动了恩克鲁玛。他发自内心地对周恩来说：“你是加纳人民最好的朋友，你的访问是所有外国领导人对加纳的访问中最好的一次访问。”周恩来这次大智大勇的重大外交行动也感动了其他非洲国家，在非洲大陆一时传为美谈。

　　1月下旬，周恩来对苏丹的访问也是一次患难见真情的访问。此前不久，苏丹反对派闹事，导致政局动荡。苏丹政府计划让周恩来抵达喀土穆机场后乘敞篷汽车入城，以便既让倾城而出欢迎的市民瞻仰周恩来的风采，又借以扩大苏丹政府的声望和影响，以利于稳定政局。但中方代表团中的有关官员顾及安全因素，未经请示即改变了苏方的计划，周恩来进城时没有乘坐敞篷汽车。周恩来知道苏丹政府的计划后，严厉批评代表团中的有关人员“不尊重东道主”，“在人家困难之时没有给予帮助”。周恩来随后采取补救措施，在结束访问时，乘坐敞篷汽车赴机场。周恩来不顾自身安危这样做，是对坚持反帝、反殖立场但处境遇到困难的苏丹政府的声援和支持。对此，苏丹领导人极为感动，加深了对中国的了解与友谊。

　　原则性与灵活务实态度

　　巧妙结合使人为之折服

　　周恩来在1963年末到1964年初访问非洲十国时，突尼斯和埃塞俄比亚当时尚未同中国建交，他们主要是出于对周恩来的仰慕而发出邀请。

　　突尼斯总统布尔吉巴比较亲西方，对中国有误解。在双方会谈中，观点有较大分歧，布尔吉巴甚至对中国的外交政策有所批评。他直言不讳地对周恩来说：“你们跟印度发生冲突，谴责铁托和赫鲁晓夫，还想让我们与西方国家为敌……你们这种做法在非洲是不受欢迎的。”布尔吉巴这些话既不符合事实又混淆了是非。但周恩来认为他这样说是出于误解而无恶意，因而不进行正面辩驳和争论，而是在耐心地倾听布尔吉巴的意见之后，委婉地用事实阐明是非曲直，着重谈论亚非国家的共同命运和遭遇，强调亚非国家团结合作、求同存异的必要性。

　　对于布尔吉巴说的那些话，周恩来不但不介意，而且对他的直言不讳予以肯定，说：“你对我们毫无保留地有话直说，是真正的朋友。你的话有助于我们了解情况。”周恩来的博大胸怀和真知灼见深深打动了布尔吉巴。他激动地对周恩来说：“我赞成你提出的求同存异的方针。我们还是要反帝、反殖。突尼斯需要伟大的朋友，你就是我们的伟大朋友。我们一定要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第二天，突尼斯政府就宣布同中国建交。这是周恩来此次非洲之行的一个重大的意外收获。

　　埃塞俄比亚的情况比突尼斯还要棘手。皇帝塞拉西一世向周恩来发出邀请后，在美国的压力下，向中国代表团提出不在首都亚的斯亚贝巴而在另一城市阿斯马拉接待周恩来来访。这是一种违反外交惯例和失礼的安排，引起中国代表团成员的不满。有人提出，既然埃方失信失礼，为了总理和国家的尊严，应取消对埃的访问。但周恩来斟酌再三，对埃方的安排表示理解，并耐心地做代表团中有关同志的工作。周恩来语重心长地说，要体谅埃方的困难，不要计较礼仪，要着眼于中埃和中非友谊的大局。维护了这个大局就是胜利，不但不失尊严，还体现了中国泱泱大国的风度。

　　在会谈中，双方观点不大一致，周恩来既精当地阐明了中方的看法，又尊重对方的不同意见。会谈后，周恩来将原定在宴会上的讲话稿交给塞拉西一世过目，并根据他的意见，不在宴会上念讲话稿，而另外发表以中埃、中非友谊为主旨的即席讲话。一个大国领导人如此体谅自己的处境，尊重自己的意见，使塞拉西一世在感情上拉近了同中国的距离。几年后，塞拉西一世顶住了美国的压力，毅然同台湾“断交”，同新中国建交。

　　平易近人、平等待人的

　　伟人风范感染了非洲人民

　　周恩来从没有大国领导人的架子，对任何人，上自国家元首、政府首脑，下至一般工作人员、服务人员都平等相待、亲切谦和、尊重有加。这在周恩来访问所到之处都是有口皆碑的，尤其是周恩来对下层服务人员那种真诚的关心和尊重感人肺腑。

　　非洲国家下层服务人员如宾馆厨师、招待员等没有社会地位，被人看不起，那些达官贵人对之更是不屑一顾。周恩来对他们却既亲近，又尊重，在结束访问离开宾馆时，都要特意同他们握手道别，感谢他们周到的服务。这当中还留下了一个十分感人的故事。

　　在结束对加纳的访问前夕，周恩来在下榻的国家宫专门为接待中国代表团的工作人员和服务人员举行了一个答谢宴会。目睹这一场景的加纳官员说，一个大国总理专门设宴邀请宾馆招待人员，同他们握手言谢，中国总理太伟大了。一个参加宴会的招待员感动得泪流满面，用发颤的手举杯说：“这是一个传奇故事，它将永远铭刻在加纳人和子孙后代的心中。”

　　周恩来招待加纳普通服务人员的故事，映衬出他对加纳和非洲人民真挚的情意和平等、博爱的精神。正是这种情意和精神使周恩来和中国在加纳以及整个非洲大陆赢得了信任，赢得了尊敬，赢得了友谊。

　　周恩来援非思想的核心是将这种援助定为相互援助，认为中国援助非洲国家也是援助自己。中非半个世纪关系发展进程证明这一重要论断是完全正确的。中国固然对非洲国家的正义事业给予了毫不保留的鼎力支持和力所能及的慷慨援助，而非洲国家也成为了中国全天候的可靠朋友，给予了中国最宝贵的支持和帮助。对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连续11次在联合国人权会议上挫败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提出的反华提案，不断挫败一些人在国际上搞“台独”分裂活动，和中国成功申办2008年奥运会与2010年世博会，非洲国家的支持起了关键作用。非洲国家的支持是中国在国际上具有的政治优势的主要来源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