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困苦的生活练就了刁老坚毅、正直、善良的性格，也为他日后的人生打下了坚实的根基。老人至今仍清楚地记得，是1950年7月村子里的一次会议，让他认识了共产党是真正为穷苦人民翻身得解放的队伍，他决心跟着共产党走，参加了村里的民兵。由于坚毅勇敢，表现突出，12月份被选为民兵队长。1951年成立乡农民协会，被选为农会的青年委员，负责宣传工作。4月，区县又选派他到黄泥地方去做土改队员，在那里他认真负责，完成了党派给的工作。7月，他光荣地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1月被委派到青民十九村去做土改工作，任村指导员，再次出色完成工作任务返回家乡。鉴于他对工作的认真负责和突出表现，区委书记本想分配他到县城工作，就因他没有文化，书记很惋惜说：“只好让你回家乡做全乡的民兵工作”。并担任团总支书记。1952年11月，作为乡民兵干部他被派到江津县进行集训，11月18日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面对鲜红的党旗，他庄严宣誓要为党的事业奋斗终身。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时刻牢记并遵循：“党叫干啥就干啥，哪里需要就要到哪里去”的教导。1953年2月18日光荣入伍，被编入24军70师210团尖刀连，正式成为一名战士。他怀着对祖国的无限热爱和忠诚，5月随部队入朝鲜，参加抗美援朝战争。7月14日下午3点，在五成山阵地进行英勇战斗，把美军和李成晚的军队阻止在三八线以南。第一个山头打得很顺利，全军士气高昂。夜幕降临，这一群最可爱的人，在等待着第二次冲锋。当黎明的第一缕曙光照在他们脸庞时，等待他们却是更残酷的战火洗礼，这一次冲锋将要越过一片开阔地，四周没有任何可以掩护的物体，战士们勇往直前冲锋。敌人用的是迫击炮，火力相当猛烈，但无畏的志愿军战士们仍奋勇向前，终于在天黑时分冲破了敌人的防御线。这场战斗，我志愿军部队伤亡惨重，全连150多人，只剩下十几个人。面对如此惨重的伤亡，活下来的人无不落泪。老人边说边流泪：我在这次战役中严重负伤，浑身负伤十七处，当时我的战友何华强看我受伤严重，急忙冲过来帮助我，不料想炮弹再一次在我们跟前炸响。等我醒来时，我的战友却永远地闭上了眼睛，是他用年轻的生命换回了我的生命，我至今都无法忘记何华强，我的好战友。部队冲向前方去了，我却留在尸横遍野的战场上。当时我们每个人都随身带有一个急救包，我自己简单把左臂包扎处理了一下，但已不能走动，只好在原地等待救援，直到17日才遇到打扫战场的人。他们要继续往前走，无法救助我，只好给我留了一壶（行军壶）水和一袋压缩饼干，说让我等担架队来救护，就这样我又等待了三天。因为是夏天，又下着大雨，我只觉得伤口很痒，等到救援的人为我解开包扎时，蛆已经在里面到处乱爬。我被五个朝鲜的小孩子（大约十五、六岁）抬了四十多里路，抬到第一兵站。在这里对我的伤口简单处理后，又把我转到第二兵站，这里的医疗条件比第一兵站好多了。医院设在防空洞里，有护士给喂饭。这时我的体重只有七十多斤。7月27日终于停战，我们可以从防空洞里出来晒晒太阳，此刻，才深深感觉到阳光、和平与自由是多么宝贵。8月中旬，部队用专列把我们这一批伤员送回东北通化市，转入新城县十三陆军医院进一步治疗。因住院的伤员太多，我被安排住进了分院里，每天到总院去换药，换完药再用担架抬回分院。当时的政治形势仍十分严峻，医院里隐藏了不少国民党的医生和护士，很多伤员遭到暗杀，空气中再一次弥漫着血腥气味。我的伤口一直不见好转，三个月后，再一次截断，重新打石膏，所以至今残疾在身，被该医院鉴定为伤残二级。1954年5月1日，我伤愈出院，当时的主治大夫和护士全都来送行。那位主治大夫郑重地对我说，你的这只手臂千万不可以再受伤了，否则就会永远失去这只手臂的。我很感动大夫对我的关怀。出院后，我被送到哈尔滨阿成县健康七团进行恢复治疗。7月12日，又乘专列到武汉，再乘船到四川内江拥军学校学习政治。1956年7月到南充拥军学校学习，第一年学习很吃力，别人都放假回家，我就一个人在学校里啃书本，废寝忘食，刻苦学习。当时，我担任四个班的党支部书记，工作多，学习任务重，但从没有向困难低过头，一直坚持着，努力着。1958年8月，遵照国家指示将四川军校抗美援朝战后的残疾军人统一安排到青海支边，我是其中一员。就这样，我的后半生就与青海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青海省委和省政府的亲切关怀下，以原拥军学院为基础，先后成立青海师范学院、青海民院和青海畜牧兽医学院三所高等学府。我报名进了青海师范学院。当时碰巧青海公安厅要招五十名干部，让我负责审查档案。凡是当过国民党兵超过半年的一律不要，二等残的人不要。这样一来，五十人还差三个，当时我问：“我补充一个行不？”招干的负责人说“行”。就这样，我作为二等残废军人补充了一个名额，还差两个，就由我的两个战友（也是二等残）补充了上去。招干之后，我和公安厅的干事张德成被分配去草原二二一厂报到。之后，我又被分配到四工区工作（属于二二一厂）。四工区位于海晏县三角城羊场，距海晏县城6公里。那时候的海晏县一片荒凉，条件非常艰苦。我住在仅有的一张行军床上，白天收起放在走廊的一角，到了晚上再打开睡觉。在那么严寒和贫困的环境下，能够有这么个狭窄和寒冷的走廊栖身已经很知足。那时候气温经常在零下27、8度，每天夜里卷缩着睡觉，常常被冻醒，每天早晨我们用的水都结着冰，这里的严寒与南方的温湿气候截然不同，才到这里半个月，我的全身上下都被冻伤，脸上脱了两层皮。尽管如此，工作还是在不断自我调适中一步步开展起来，始终不曾落后于其它工区。我到这里的主要任务是筹建保卫股，具体负责保密、保卫工作。没过多久，从河南省内黄县招的一批支边青年也抵达到此，大约有400多百人。每天除了日常工作之外，我还负责给刚到这里的支边青年们上课，主要讲述保卫工作基本内容以及青海地区特殊的民俗风情。直到第二年初（1959年），上级从兰州派来了新干部张克北任书记，任命我为支部副书记。经过前期的艰苦铺垫，工作得以正式展开。半个月后，张书记被派到兰州执行公务，此后边再也没有回来，工作重担就这样责无旁贷地落到我的肩上，由我负责全区的大小事务。
金银滩严寒的气候，使得我们必须依靠烧火取暖才能生存。煤不够烧是常有的事，为了不让大伙受冻，我只好一次又一次地发动大家到草原上捡拾牛粪烧火。由于气温差别太大，初到这里的青年们一下子病倒了七、八十人。面对严寒、疾病、还有偶尔出现的叛乱分子和土匪袭击，我感到自己肩上的担子不轻。经过一番思考后，我将大家分成三组：一组照顾病号，二组负责巡查站岗，三组负责外出捡牛粪烧火。在寒冷的日子里艰难的熬着，逐渐地帮助大家适应了这里的气候。直到组织上安排了新的段长来此掌管工作，我才算圆满完成此处的工作。
1959年5月份我又被组织派到窑厂工区组建保卫部并负责这项工作，窑厂工区在骆驼山五号哨所附近。这时，从河南省内黄县和清丰县招的支边青年全营500多人抵达。我依然负责对这个营的青年人进行保卫工作的安排和教育，并组建窑厂保卫股。三年困难时期，粮食根本不够分配，正值青壮年的工人和干部们都一样无法填饱肚子，在那艰苦的岁月里，为了使大家能够尝到一点荤腥，稍微改善一点生活，我常带领大家上山抓捕野兔。
1959年7月二二一厂被列为国家禁区，进出需要出示出入证，我被派到西宁印刷厂去取出入证。那个年代没有日常的交通工具，许多路是需要两条腿步行的，我好不容易赶上了一辆拉煤的车，就坐在车后的空背篓里，车行到多巴时，瓢泼大雨倾盆而下，看着刚从印刷厂领回来的出入证，薄薄的纸片根本经不起雨水浸泡。顾不上多想，我赶紧脱下衣服包裹住全部证件，自己却被淋的浑身湿透，为此我患上了重感冒，因为患上肺炎而住院一周，高烧一个星期后才退。病愈后，我常感觉呼吸不畅，但并未放在心上。直到1980年初，组织安排我到青岛疗养时才知道我的肺早就跟脾粘连在一起了。直到今天每次到医院里做正常的肺活量吹测，我根本做不了。
1959年9月26日，二二一厂西宁市郊区公安派出所正式挂牌成立，我又被调那里继续做保卫、保密安全工作。那个年代的艰苦，已经不是用语言能够简单描述的了。60年代初，地区组织开荒种田，当地种的最多的就是土豆和青稞。秋收后，能挖出五、六麻袋土豆，我们留下一小部分，其余的分给其他部门的同志一同渡过难关。大的环境尚且如此，自己家里的条件更是艰难的无法言说。春天和夏天每逢星期天，我们就出去挖厥麻和野菜；秋收过后，我们就到地里捡拾剩下的土豆和青稞，补充家里的生活。每次去西宁出差，背上一壶水一个饼，就是全天的口粮。
1961年到又被派海晏县组建乙区派出所，在这里依然从事保卫工作，直到新所长被派来了之后，我再次离开。从部队到地方，我一直在为派出所的组建做嫁衣。说到这里，老人爽朗地笑了。
1959年6月，苏联背信弃义，撕毁合同，撤走专家，国家又遇上三年自然灾害，二二一厂处境极为困难，面临着厂子是上马还是下马的严峻问题。1961年下半年，全厂不少职工被下放回家。当时，我在联合办公室负责转户口、转关系（粮食关系和组织关系）。1962年8月24日，刘少奇主席下令二二一厂不能下马，还必须要上马。当时，已经下放回家的人就算了，没有走的人就全都留下。这一阶段职工凡是请假不归的，受不了困难私自离厂的共除名1400多人，连家属在内共除名3000多人。
记得那是1964年搞四清运动时，我任乙区和平派出所股级指导员，厂领导曾派我到山东、河北调查黄志刚（山东烟台人），于之正（山东人）两个人的情况：当时，二二一厂安保科认为这两个人有泄密嫌疑，所以派我去调查此事。经过我多方取证调查，最后查清楚黄志刚的岳父曾经是伪保长，但解放前就已经去世，与黄志刚没有任何关系。而于之正确实是说了不该说的话，属于泄密。当时办这件案子，我确实是本着自己的良心，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秉公办理了这件事情的。
1971年9月因为特殊原因，把我调往西宁拖拉机厂。这一去就是6年，直到1976年10月才再次回到矿区公安局生产科，后来到公安局政治处工作，1983年2月调往乙区和平派出所当指导员，1984年8月退居二线，到监狱所管理犯人，1985年3月退休。
我出生在旧社会，是个穷孩子，是共产党把我从苦海里救了出来。党的恩情重如山，听党话，跟党走，党叫干啥就干啥。在抗美援朝战场，出生入死，定为二等残废军人，在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二二一厂），我从事保密、保卫工作，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我一生始终坚持四条基本原则：（1）不计较个人得失；（2）工作尽职尽责；（3）无论是否有个人恩怨，在他人遇到困难时，只能帮不能推，更不能无中生有，落井下石；（4）无论什么情况下，一定要坚持自己的原则。
我这一生，永远牢记党的教诲，忠心报党恩，始终履行一个共产党员的职责，一生为党工作，无怨无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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