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6月20日，苏联背信弃义，毁约停援，撤走在华全部专家，我们无不义愤填膺。为了牢记苏联撕毁合同的日子，中国将第一颗原子弹的工程代码定为“596”。尽快把原子弹、氢弹研制成功成为中国人共同的梦，也是我的梦！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使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心愿，就是破除迷信，自力更生，攻克技术难关，尽快造出原子弹，为中国人挣气！
共同的强国愿望，使我们从祖国的四面八方汇聚在一起，不辞辛苦，共铸一个强国的梦，并且齐心协力去实现它。
筹建实验室 自力更生攻难关
通往梦想的道路是坎坷不平的、是充满艰辛的。我亲身经历了实现梦想极其艰辛的过程。所以，进入九所后，第一项工作就是参加试验大楼的基建劳动。当时，九所里只有两栋普普通通的红砖小楼，供行政办公用。我们进入九所不久，实验大楼开始建设。为了加快建设进度，新分配来的大学生要全部参加大楼基建劳动。身强力壮的小伙子们干得很起劲，挖地基、筛沙子、运水泥、搬砖，工地上呈现出一派热火朝天的劳动景象。
有一天，我们挖地基时，突然挖不动了，仔细查看，原来是坚硬的石板围着一座墓棺，从墓葬的规模看，绝不是普通老百姓的墓地，由此可见，当时研究所的选址是在非常偏僻荒凉的地方。那时，基建工地上不但有我们年轻的大学生在参加劳动，令我们惊讶和钦佩的是像王淦昌、邓稼先、陈能宽等科学家和众多技术骨干也加入到劳动大军的行列里。所长李觉将军也经常甩开膀子和我们一起大干。在施工紧张的时候，几乎每个傍晚，都有几辆小轿车驶入工地，聂荣臻元帅、陈赓大将、张爱萍将军、宋任穷上将等开国元帅、将军，在下班之后，都驱车到工地参加劳动。搬砖、和泥、推车……直干到大汗淋漓，夜幕降临他们方才离去。试验大楼竣工后，我们又参加实验室的筹建工作，可谓困难重重。但我们发扬“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大庆精神，不等、不靠、不伸手向上要，自己动手攻难关。没有专用设备就自己动手绘图设计，找协作单位加工，然后组装调试。专用试验台也是我们自己设计绘图，然后送到木材厂加工制作的。制图对工科学生不是难事，对理科生来讲难度很大。责任感驱使我们没有在困难面前低头，边学边干，在干中学，在实践中增长才干。许多设备、器材不能及时到位，我们就亲自外出采购。化学实验室需要的大量容器、试管、烧杯都是我们外出购置的。为了清洗这些玻璃制品，我们推着架子车到8公里外的新街口浴室购买蒸馏水。一切自己动手，精心筹建实验室。
当时我们的宗旨是：“一切为了596，一切服从596”。实验室初具规模后，我们立即投入课题研究。没有星期天，没有休息日。试验室大楼晚上灯火通明。我们在这里查阅国内外文献资料，拟定试验方案，在反复探索中把研究工作不断引向深入。
我们用“蒸发法”完成金属铀中的铍、铁、锰、硼四元素测定之后，又接受新的研究课题——金属铀中超微量钙杂质的光谱测定。制备标准样品要从制备高纯度水入手，难度很大。另外，金属铀放射性强，当时防护条件也差，分析时都是用镊子直接取样，放射性对身体的危害全然不顾，经过一年多艰苦探索，突破一个又一个难关，终于完成攻关课题。我们研制的《金属铀中超微量杂钙的化学——光谱法测定》在二机部第一次分析会议上宣读，经过论文答辩、审核获得通过，确定为核试验制定的分析方法。
难忘的押运之旅
在北京经过四年的艰苦探索和日夜奋战，于1963年底全面突破技术难关。遵照二机部党组的指示，要不失时机地转移，前往青海草原核武器基地参加“草原大会战”。
1964年春节前后，我们全室同志投入紧张装箱搬迁工作，整装待发。3月5日上午，室主任陈宏毅把我叫到办公室，党支部书记佘萍见我进门便微笑着示意让我坐下。陈主任开门见山地说：“搬迁的准备工作已经就绪，重要部件、仪器设备和专用车床、器材已经装上军列。经研究，由你负责押运，配备一个警卫班护车，具体事宜你和保卫部联系。”佘书记非常严肃地说：“押运是转移工作的重要环节，保密性强，责任重大，要确保军列安全运行，万无一失。”我此次负责押运的军列共有七节车皮，其中五节是闷罐子车。没有卧铺，没有水，没有暖气，没有食品供应。为了保密，军列沿途需要不停地进行编组。出发前我和唐良宝到市里采购了许多面包、卤菜等，提了四暖瓶热水，供途中食用，于3月8日中午在永定门上了军列。一路上，军列都是在货站停靠，少则一两个小时，多则五六个小时。每到大站，战士们荷枪实弹跳下车警戒，驻站的军代表亲临现场查问安全运行情况。军列进行重新编组后，挂靠到新的西去列车继续前行。
军列运行到第六天我们携带的食物全部吃光，水也喝光了。最难熬的是缺水，列车停靠在货站是买不到水和食品的。肩负重要使命，牢记临行前党组织的叮咛和嘱咐，我们没有叫苦，忍受饥渴和列车颠簸引起的呕吐和疼痛。军列进入青海高原，一路看不到树，四周的山峦上终年积雪，军列在山峦起伏的山区穿行。
南方的三月已是春意昂然，在海拔3000多米的青海高原，山头依然积雪覆盖，寒风凛凛，车箱内的温度下降到了零下十几度，尽管每个人都穿着军大衣，寒气仍然从军大衣的领口和袖口不断入侵。还伴有高寒缺氧，喘气、呼吸都感到困难。军列运行到第八天凌晨3点，终于到达令人神往的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国营二二一厂。
走下车，月光下广袤的大草原上驻扎着许多帐篷，空旷静寂。我和小唐前往四室副主任何文钊住处报到。我们的到来，把他从梦中惊醒，他热情地接见了我们。他说：“同志们辛苦了，经过了八天八夜的艰苦行程，你们胜利地完成组织交给的押运任务，为‘草原会战提供了物质基础，出了力，做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
书写“596”工程代码
1964年3月，我负责押运的专用设备、仪器、车床和材料安全运抵基地后，四室的其它科研人员和职工于3月下旬抵达基地。“草原会战”的号角激励着广大职工投入紧张的搬运、拆箱、安装、调试的热潮中。102车间工号和实验室灯火通明，日夜奋战。一切就绪后，立即投入“铀心”精加工的实战状态。
我们分析组对原子弹核心部件浓缩铀材料进行化学、光谱法测定。当时没有防护工作服，大家全然不顾放射性对身体的危害，直接取样进行分析。我们全神贯注，精心做好每一次样品分析，确保分析数据稳妥可靠。
1963年8月，二机部部长刘杰赴基地检查工作，决定把苏联拒绝提供原子弹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日期—1959年6月作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工程代码，即“596”工程，籍以激励全体职工自力更生，奋发图强，早日研制成功中国的原子弹，也叫“争气弹”。
一天，车间涂层组郝树森找到我，让我写“596”三个美术字。我问有何用途？他说：“第一颗原子弹工程代号是‘596，要把它喷到原子弹核心部件上。”我听了非常激动，便精心写好交给他。经过加工后，郝树森把“596”喷到核装置的部件上。
当1964年10月16日15时，由中国人自行研究、设计、制造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举国上下一片欢腾！那红色的蘑菇烟云早已散去，我在第一颗原子弹上面书写的“596”代码给我留下美好回忆，每当想起，总让我心情激动，难以忘怀！
老骥伏枥志千里
从1959年至1993年，在35年人生历程中，我把自己的青春年华献给了祖国的核事业，在高寒缺氧海拔3200米的青藏高原上拼搏奋斗过整整30年。令我欣慰的是，我研究的核材料分析方法在16次核试验中被应用；撰写的20多篇科研论文尘封在国家档案馆，那是我在实现中国强国梦的过程中，顽强拼搏留下的科研成果；因长期从事放射性工作，身体受到一定辐射，脊背上至今仍留有许多红色斑点，这是我为核事业拼搏奋斗留下的印记。在此工作期间我获得了原子弹爆炸金质荣誉勋章和证书，获得一项部级科技进步三等奖，在1991年全国科协大会上获得“全国优秀科技干部”光荣称号和证书，还多次获得省、市级先进工作者和优秀党员称号。我把自己的理想与追求融入到中国核工业发展的光荣事业中，经历了核工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发展过程，是中国梦点燃了我的奋斗激情，为祖国富强、民族振兴添砖加瓦。在核工业发展的史册上，有我35年艰苦奋斗的足迹，我无怨无悔，感到无限光荣。
离开核基地多年了，但是，对金银滩草原的眷恋却深深地埋藏在我们每一个草原人的心坎上。那一片热土留下了我们拼搏奋斗的足迹，也留下了我们艰苦创业的青春记忆。难以忘怀那激情燃烧的岁月，难以忘怀同甘共苦、情同手足的战友。回首峥嵘岁月，我留下的是一串串无怨无悔的脚印，此生无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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