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已经在美术方面有了极高的悟性，这一点父亲是认可的。但是，你如果要求他给买盒水彩颜料，让你的画作形式在丰富多彩方面再增加内容，怎么哀求都无济于事，顶多给买盒蜡笔。可我不喜欢用蜡笔画画，它没有层次感，色彩也不饱满鲜艳，最重要的是它无法在各种材质上表现我在艺术上的造诣。我用尽了软磨硬缠外加眼泪鼻涕的工夫，父亲就是一句话：“不行！”邻居徐新建的母亲劝我父亲：“给买一盒算了，你看小孩都哭成这样了。”“不行！你看，我们家还有那个地方没画到。桌子上，墙壁上，门上，灶台上，你看那个日历，已经分辨不出几月几号了，还有，你看，床单上，刚洗完又给画上，刚洗完再给你画上，这床单现在是啥颜色了。”徐新建的母亲笑弯了腰。本来以为徐新建的母亲一劝，我父亲会网开一面，斜眼看去，父亲的强硬丝毫不改。
　　
　　父亲的顽固和无情深深地剌伤了我，这使我既愤怒又无奈。我在擦鼻涕眼泪的时候想，将来自己挣钱了，一定要买好多好多的水彩颜料，我一定要在门口白色的石灰墙上画几幅好看一些的图画。我很小的时候就懂得了这样一个真理，物质决定命运的走向。
　　
　　我的一幅画在学校的画展了得了奖，我清楚地记得那张画是画了一个阿姨在广阔的田野上开着拖拉机，拖拉机上突突地冒着青烟，蓝天上飘荡着一缕白云，白云下燕子在快乐地飞翔。在那个年代，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构图，并不希罕。但我是很认真地完成的，而且，在画面上包含了我虽然很幼稚但充满感情欲望的浓郁的色彩，那就是田野的麦穗生长得比玉米棒子还要粗大。也许老师是被饿怕了，这满地的粮食给他带来了可以饱餐一顿的愉悦，也许老师在稚拙的图画中发现了一颗未来的新星，给了这个学生一个高分，一个奖状。
　　
　　这是我人生中获得的第一个大奖。我把它端端正正地贴在桌子的上方和已被我涂鸦得已没有本来面目的父亲的奖状的下方，这是一个恰当的位置，父母亲回家时可以在第一时间很方便地看到，我认为，这也是给父亲固执态度的一个有力的回应。
　　
　　第二天，我的书包里放了一盒水彩颜料，不是同学们常用的那种六种颜色的方块的只能用水调合后才能使用的颜料，而是老师使用的十二色的颜料！我有一种梦中的感觉，一种不真实的感觉。太幸福了！
　　
　　那时候，整个社会都在搞忆苦思甜。郑勇生的妈妈在旧社会里可是苦大仇深，学校已经请她忆苦思甜过几次了，每次同学们都听得泪流满面，还有很多女孩子竟伤心地嚎啕大哭。每次忆苦思甜，我对万恶的国民党反动派的仇恨增加一层，这种仇恨激起了我的创作欲望，我决定用画笔打击一次已经逃到了台湾岛的国民党。
　　
　　美术课时，我以幼小的对国民党愤怒难耐的仇恨心情在我的美术本上作了这样一幅画：一个坟包上插着一面国民党的旗帜，那面旗帜已经被写着“解放军”的子弹的打得破烂不堪，解放军的子弹还在陆续不断地射向那面旗帜。那个坟包当然是象征可恶的国民党反动派了。画作交给老师了，仇恨的心情得到了释放，此时，我的心是安祥的，满足的，快乐的。
　　
　　源华一小的教室在当时很气派高大，三（一）班教室的门口就是一堵围墙，围墙的外面是茂密高大的法国梧桐。梧桐树上知了一声长一声短悠闲地歌唱，麻雀们在树叶枝杈间成群结对地忽悠来去。学校正在上课，学生们跟着老师一句一句地念着课文。教育处的一位老师来了，很严肃地跟班主任说着什么，班主任听着听着，脸色跟着凝重起来，班主任看着我：“吕华平，你到办公室去。”我站了起来，心里有点儿惊慌，意识到老师凝重的神色与我有关，肯定没什么好事，但我可没做错事呀。
　　
　　我跟在面无表情的教育处的老师的背后，走过长长的走廊，下了几级梯阶，走过操场，又上了几级梯阶，又穿过长长的走廊，来到了教育处办公室。天气热，那时没有电扇，办公室的门是敝开着的，有两个老师坐在里面，我认得一个是校长，一个是教育处主任，他们的桌子上面放着我画的那幅画。
　　
　　从他们的神色上可以看出是那幅画惹了祸。
　　
　　我十分困惑，这是不可能的。
　　
　　我从来没有与学校重量级的人物这么近距离的接触，我以前认为能和校长们站在一起，那是非常值得夸耀的一桩事情，现在不那么认为了，在这种比生铁的更冰冷沉重的叫人窒息的氛围里，我的腿紧张得有些发软，有点儿哆嗦，呼吸急促。
　　
　　教育处的主任压低了声音，问：“吕华平同学，你要老实地回答我们，这幅画是谁教你画的。”
　　
　　明白了教育处主任的意思，我心释然，原来是因为这呀，我轻松地回答：“这是我画的。”
　　
　　教育处主任不信任在又问：“不可能吧，你小小的年龄，能画出这样的画。”
　　
　　看到他们不相信这是我的作品，我有些着急：“老师，真的是我画的。”
　　
　　校长不耐烦了，一拍桌子，那只白洋瓷茶杯跳了起来，发出嗡嗡的颤音：“吕华平，你小小年龄还这么挺顽固，老老实实交待是谁教你画的这幅反动图画的！如果不老实就把你送到派出所去关起来。”
　　
　　这时我才知道是真的闯了祸，吓得哇哇大哭。
　　
　　教育处主任弯下腰，口气婉转了些，但分明采取了诱供的方式：“你一个小娃娃怎么想得到用这样的方式表达思想，没关系，只要你说出是谁教你的，比方说，是哪个老师，或者是学校以外的谁，仔细想想，是不是你的爸爸？说出来就没事了，你就回去上课，其他人也没有关系，如果是你爸爸，我们去跟他谈谈，也不是什么大事。如果你害怕，不让我们去找你爸爸谈，也行，这是就算完了。你相信老师吗？”
　　
　　不要看我当时只有九岁，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体验过诱骗后的残忍，这种当我是不会再上的。再说，反动画可不是他们这些大人说的是轻飘飘的小事呢，它跟当时在街头出现的所谓反动标语是一回事，这可骗不了我。如果说是我父亲教的，我没事了，父亲却要坐牢。
　　
　　小心眼一着急，哭得更响了，我连哭带叫：“真的是我画的，呜---呜，那不是反动画！呜---呜。”
　　
　　校长看我哭过不停，便一语破解了那幅画的反动密码：“哼，还不反动，你怀念国民党的统治，你对他们抱有那么强烈的幻想，我们解放军的子弹竟然还打不断那面国民党的旗帜。”
　　
　　我连哭带想，我为什么不把那发打断旗杆的子弹射出枪膛呀？
　　
　　“我不是那个意思，呜---呜---呜。”
　　
　　“你个小孩当然不懂，你知道国民党是谁？所以，你要说出谁教你的就没事了。也许不是你爸爸教的，你想想是不是那个老师教的？”
　　
　　我不知道盘问是怎么结束的，我只知道，他们问了多长时间，我便哭了多长时间，我哭得快睡着了，迷迷糊糊的，是妈妈把我背回去的。
　　
　　反动图画的案子如何了结，我不太清楚，但有依稀记得，父亲有两天没有回家，那两天母亲在家里经常无缘无故地非常突然地凄伤地抽泣几声，我知道，那是母亲在担心父亲。父亲回家时，消瘦了很多，脸也苍白了，话也少了，只是笑着拍了拍我的头，就和衣而睡。
　　
　　我再也懒得去画什么画了。
　　
　　我不知道父亲为了这件事承受了多少折磨，这是一个永远的谜，直到他老人家去世，也没有提起过，这成了我心里对他挥之不去的永远的愧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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