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小说的语言
小说语言对小说至关重要，小说批评至今仍把小说语言作为评价小说的一个重要元素，然而，作家关于小说语言的观念会发生变迁，促使小说批评在运用这一元素时尺度发生变化。西方小说发展至今经历了三个阶段：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当然，它们在时间和类型上会有重合，现代主义小说流行的的时候，会有现实主义的小说，后现代主义小说流行的时候，也会有现代主义小说。现实主义作家深信语言是可靠、有用的工具，它可以描述世界的“真实”；现代主义作家则怀疑语言的这种功能，认为现实世界不可捉摸、难以言说，感到语言不能尽其所欲，他们追求语言的“陌生化”，在小说中进行语言实验；后现代主义作家不仅怀疑语言的描述“真实”的可能，怀疑语言与现实之间一对一的指称功能，而且将这种怀疑置于小说创作中。他们认为不是作者掌握语言，而是语言掌握着作者，作者并非先存于小说，作者和书同时诞生。
现代主义小说家和后现代小说家都进行语言和叙述技巧的实验，但他们有着程度和目的的不同，现代主义小说家进行了一场语言革命，努力通过语言革新寻求新的表现源泉和新的理解世界的方式。而在后现代主义作家那里，语言革命成了语言游戏，他们在写作中玩弄语言技巧，其目的不在于寻求新的表现方式，而在揭示语言虚构现实的本质，将对语言的思考植入小说的创作，他们关注的不是语言的认识论而是语言本体论。
随着小说创作中语言观念的变化，从二十世纪20年代俄国形式主义批评家雅各布森提出文学的根本特性在于“文学性”起，对文学中语言的运用引起了批评界的广泛关注，二十世纪文论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对文学进行语言学研究。雅各布森认为文学性存在于语言形式之中——语言的运用和修辞的安排，后来的英美新批评也同样关注“文学性”所具有的语言形式内容，他们都把文学看做语言的一种特殊运用，能够以生动新奇的方式传达一种经验，后来的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更是把文学的语言提高到本体论的角度，对小说语言的关注也无以复加。
文学批评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状况，与语言本身对文学的作用密切相关。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言是文学艺术的材料。我们可以说，每一件文学作品都只是一种特定语言中文字词汇的选择。正如一件雕塑是一块削去了某些部分的大理石一样。”①语言是小说的基础，是小说的所有元素当中最重要的，一部小说其它的元素，不管是人物、故事、情节、还是主题、思想，都是通过语言叙述所产生的，卡尔维诺说，小说“一切‘现实与‘幻想，都只能通过文字才能获得自己的形式。在文字之中，外部与内部、世界与我、经验与幻想，都是由语言材料构成的；眼睛看到的形象与头脑想象的形象，都包含在大些、小写、句号、逗号、括号等组成的一行行文字之中；由排得密密麻麻、整整齐齐的符号构成的书页，代表了外部世界五光十色的景象。”②汪曾祺提出，“语言应该提高到内容的高度来认识……语言是小说的本体，不是附加的，可有可无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写小说就是写语言……小说的语言是浸透了内容的，浸透了作者思想的……语言的粗糙就是内容的粗糙。”③基于这样的观念，汪曾祺甚至认为如果一个小说的语言不好，这个小说肯定不好，将小说语言的价值提高到了至关重要的地位。在西方小说史上，凡是优秀的小说家都有自己独特的个性化的语言，狄更斯的幽默，海明威的简洁，托尔斯泰的厚重，艾特玛托夫的诗意……，汪曾祺说：“一个作家算不算作家，能不能在在作家之林中立足，首先决定于他有没有自己的语言，能不能找到一种只属于他自己，和别人迥不相同的语言。”④
小说是以语言为载体的叙事文学，小说家应该有清醒的语言意识。语言构成了小说家创作风格的重要部分。重视小说语言的审美性，将小说创作视为语言的艺术，这是小说家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志之一，这也是把小说语言作为评价小说的元素和尺度的意义所在。
二、小说的人物
人物是小说艺术中最重要的元素之一，是小说的基石。赛·米利安认为，“人物是小说的原动力”⑤，“不朽的文学作品的条件之一就是要创造出令人难忘的新的人物形象，创造出新的堂吉诃德，新的哈姆雷特，新的巴扎洛夫，新的k,新的巴比特。”⑥特别在现代主义小说兴起之前，很多优秀的小说家都把创造人物形象作为重要的艺术使命，小说批评也把人物是否典型、逼真、饱满作为一个重要的标尺来衡量一部小说的价值，“无疑，对一部作品的批评——不是对作品的人物，不是对作者的性格，而是对作品的批评——是不可能的。”⑦
现代主义小说兴起之后，不再像现实主义小说那样关注外在的人，现代主义小说关注的是人物的内心现实，伍尔芙认为，小说如果向人物的内心去看的话，生活就远非现实主义所描绘的样子了：
“生活并不是一连串左右对称的马车车灯，生活是一圈光晕，一个始终包围着我们意识的半透明层。传达这变化万端的，这尚欠认识尚欠探讨的根本精神，不管它的表现会多么脱离常规、错综复杂，而且如实传达，尽可能不羼入它本身之外的、非其固有的东西，难道不正是小说家的任务吗？”⑧
以意识流为代表的现代主义小说革新了描写生活、描写人物的方法，但并未否定人物对小说的重要性，伍尔芙说，“我看所有的小说都是写人物的，同时也正是为了表现性格——……小说的形式才发展起来的”⑨，如果说现实主义小说中的人物是人的话，现代主义小说中的人物就是人格，它不像前者那样具有一致的性格特征，我们熟悉安娜，我们熟悉米考伯先生，我们熟悉包法利夫人，但是我们却不熟悉悉达洛维夫人、布卢姆、斯蒂芬，他们身上的性格特征难能一致，因为他身上的性格特征太多，多得难说他们是好人或坏人，高尚的人或卑贱的人。现代主义小说中，传统意义上的人物消失了，人物不是典型的人，而是人格。
后现代主义小说则对这种小说要塑造人物的观念进行了颠覆，萨洛特说：
“从各种迹象看来，不仅是小说家已不再相信自己虚构的人物，甚至连读者也不相信了。本来，在作者和读者的信心支持下，小说人物宽阔的肩膀在掮起故事结构的重负后，还能挺然直立，毫不动摇。现在，失去了两方面的信心支持，人物已经摇摇欲坠，土崩瓦解了。”⑩
同为新小说派代表的罗伯—格里耶也认为小说的重点已不是人物了，他说小说人物已经“卧病五十年，严肃的评论家们已多次签署了它的死亡通知书；但任何力量也无法将它打下自19世纪以来它被捧上的宝座。现在已成了一具木乃伊，却依旧道貌岸然地被冠上廉价的威仪，和其它被传统评论所崇敬的价值觀一起，高居于被崇敬的宝座之上。”[11]
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对此更是推波助澜，罗兰·巴特认为当今小说里被逐渐废弃的正是人物，费德曼说小说人物乃虚构的存在者，他或她将不再是有血有肉、有固定本体的人物，新小说中的生灵将变得多变、虚幻、无史、不可名、诡诈不可预测，就象构成这些人物的话语。
二十世纪60年代后，西方批评界在对小说进行批评时也敏锐的发现小说人物的“死亡”，在批评实践中也开始用其它名词，诸如“人影” 、“卡通” 、“密码”等来替代“人物”，因为在后现代主义小说中，人物具有碎片性、多重性，人物只是一个影子，或者说是一个符号、一种能指，有的小说甚至让人搞不清所写的是人还是物。对于后现代主义小说的这种人物观，也有人不认同，索尔·贝娄针对罗伯—格里耶提出的传统小说人物观已经陈腐的观点，反问道：“……但我阅读伟大的小说家们的作品却百读不厌。该怎样处置他们书中的角色呢？是否应当停止对人物个性的研究？难道书中那些最最生动的东西，已经丧失其生命力？难道人已走到死寂的终点？”[12]他认为如果一个小说家出于写作上的策略而放弃人物的塑造是可以的，但是如果因为理论上认为个性之上的时代已过去而那样做，那就太荒唐了。
索尔·贝娄正确地看到了小说人物对于小说创作、小说阅读的重要性，小说因为它特殊的体裁，必然的要与“人”发生关系，高尔基说“文学是人学”，小说应该探索人的生存状态，描述人与世界的冲突，追问人存在的意义，小说中的人物往往蕴含着大量的社会文化信息，具有一定的典型性与普遍性，作家也往往通过人物来表达自己关于世界的看法、关于人生的态度，因而人物具有了重大的审美的、思想的内涵，所以，即便是极力否认小说人物的罗伯—格里耶，也承认“新小说关心的是人和人在世界中的处境” ，“书中的每一页、每一行、每一个字中都有人”。
小说人物是重要的，但是后现代主义小说的兴起，使得将小说人物作为评价小说价值尺度在实践中出现了困境，一个小说它不塑造个性化的、具有完整自足形象的人物，它就是要让读者搞不清到底小说中的人物是一个具有怎样性格的人，甚至让人迷惑小说家所写的是人还是物。对这样的小说，小说人物这一评价小说的元素就显得不合时宜，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理论的说服力。同时，后现代主义小说也并非没有人物，只是它创造出来的人物缺少了统一自足性，呈现出碎片化、模糊化、矛盾性。
伊丽莎白·鲍温说的好：“不管怎么说，有一件事是肯定的——‘人是小说所最关切的，小说要写的将永远是人，随着时间的改变，随着因时间和表现方法的相应改变，小说将写什么样的人，这些人将扮演什么角色也可能发生变化。”[13]
注释：
①雷·韦勒克奥·沃伦：《文学理论》，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86页。
②伊·卡尔维诺：《形象的鲜明性》，乔艾略特等著《小说的艺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227页。
③汪曾祺：《中国文学的语言问题》，《汪曾祺全集》四，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18页
④汪曾祺：《年关六赋?序》，《汪曾祺全集》五，北京师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第109页。
⑤⑥赛米利安：《现代小说美学》，宋协立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38，141页。
⑦珀·卢伯克、爱·福斯特、爱·缪尔：《小说美学经典三种》，方士人，罗婉华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9页。
⑧弗吉尼亚·伍尔芙:《现代小说》，伍蠡甫，胡经之主编《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下卷，第153页。
⑨弗吉尼亚·伍尔芙:《班奈特先生和勃朗太太》，《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下卷，第165页。
⑩萨洛特：《怀疑的时代》，《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下卷，第238页。
[11]罗伯—格里耶：《新小说》，《西方文藝理论名著选编》，下卷，第260页。
[12]建钢等编译：《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获奖演说全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版，第620页。
[13]伊丽莎白·鲍温：《小说家的技巧》，《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下卷，第213页。
（作者简介：王祖基（1981.8-），男，河南淅川人，西安工业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师，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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