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之所以对国家兴衰的话题不感到厌倦,是因为它与我们的现实生存休戚相关。孔子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俾斯麦说,国家是在时间的河流上航行;黄炎培在延安论道时说,历代王朝避免不了“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这些至今令我们沉思的格言,不论语出何时、何地、何人,都道出了一个极为浅显而又易于忽视的道理,历史更迭有规,国家盛亡无常,百姓命运跌宕,正如在《水浒传》开篇词中所感叹的“兴亡如脆柳,身世类浮舟”,执政者不得不谨慎,为民者不得不警觉。
一
公元1119年的一个上午,大宋都城——东京开封的大街上人来人往,叫卖声不绝于耳,一派繁荣祥和的样子,正像花和尚鲁智深第一次进东京所看到的:“景物奢华无比并,只疑阆苑与蓬莱”。
大宋建国以来,尽管迫于外患,版图龟缩,但却不失大国风貌。大宋帝国时期,拥有2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就多达6个,开封、临安都是30余万户百余万人的大城市。而欧洲,直到14世纪,最大的城市威尼斯、佛罗伦萨仅有9万人,一般城市如纽伦堡、奥格斯堡不过1万人左右。大宋帝国每年征收的商业税高达两千多万贯,约占总税收的1/7,经济结构合理得连现代人都眼红。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就是当时繁荣景象的真实写照。
但是,发生在这天的一件事,让我看到了这个王朝灰暗的一面。一个正直忠义的朝廷军官,带着妻子到寺庙里上香,上司的干儿子看中了其妻的姿色,便开始当众调戏,意欲占为己有,由于丈夫的阻拦,小流氓恨恨而去。但事情并没有完结,小流氓回家后竟然得了相思病。于是有个小人开出了一个药方:让丈夫带着刀到这个上司家里做客,以谋害上司的罪名搞掉他,然后把他的妻子弄到手,就可以金屋藏娇了。由此,上演了一幕幕做局迫害的悲剧。结果是丈夫被迫落草,妻子自缢而死,已退休的岳父因气亡命。这就是著名的“林冲逼上梁山”事件。如果仅仅把这一事件当作小说来读,就看不清历史的本来面目。“林冲逼上梁山”事件虽然是虚构,但文学是现实生活的反映。作为史料佐证的是在公元1120年,由于宋徽宗征用花石纲,国民不堪其扰,引发了撼动赵宋国基的方腊起义。没有官逼,怎么会有民反呢?
从大历史的角度看,一个貌似强大的国家,实际上脆如蛋壳。它经不起一位领导人的病亡、一小撮蛮夷匪类的进攻、一场自然灾害的袭击,甚至是几个政客或分利人不经意间的负气争斗。以汉、唐、宋、明、清为例,它们是中国封建社会治期最长的五大王朝。这些国祚久长、创造过盛世的朝代,却囊括了中国历朝更迭的两种形式:来自外部的入侵和来自内部的分裂。汉、唐亡于内,宋、明毁于外,清则在内外夹击中覆灭。但是,无论是哪种形式,它们的灭亡都是积弊多年,内忧加上外患,才导致一个最终的解决方式——崩溃。我们在仔细观察和分析后可以发现,这些王朝灭亡前,都出现了最高统治者穷奢极欲、官吏阶层腐败蜕化、制度律法软化失序、被统治者苦不堪言的局面。这种现象表明,国家进入了灰社会状态。
借助“灰社会”这样一个语汇,我们可以更好地描绘社会秩序的紊乱和个人生存的硬度。在一个健康的法治社会里,“林冲逼上梁山”事件是不可想象的,它是人治社会下吏治腐败、律法缺位的产物。事实上,“林冲逼上梁山”事件可以成为观察社会病态的显微镜。借助这样一个案例,我们看到了当权者利用公权力谋取私利的吏治腐败,看到了为攀附权贵朋友间设置圈套的道德沦丧,看到了为了几两银子就杀人放火或者设置黑狱的律法失序。发生在北宋末年的这一文学化了的事件,以个人卑微的命运对这个封建帝国敲响了警钟。
从本质上说,国家的职责是提供公共商品、在一个功能正常的社会,国家应当能够借助暴力机器和意识形态,维持律法秩序,保护国民利益,抗御外来威胁,为老百姓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如果一个国家控制不了领土,保障不了国民安全,无法实现有效的治理,不能提供公共商品如经济增长、教育、就业等,个人生存受到外来势力的干扰,律法和权力成为攫取私利的工具时,国家便处于灰社会状态。这样的国家虽然表面上稳定,但蕴含着巨大风险。灰社会的最后阶段,便是国家的崩溃。
在水浒世界里,林冲的悲剧只露了冰山一角。当个人内在的悲愤化为外在的反抗,并逐渐汇聚为一股破坏性合力,形成梁山式的集体对抗时,统治者的地位就开始风雨飘摇了。灰社会“病毒”是一个普遍的现实存在,只是程度存在差异而已。从一定意义上说,灰社会“病毒”侵入国家健康肌体的程度,与经济、政治、文化等一系列指标相关。当今世界上某些动乱频繁的国家,就是处在灰社会的最终阶段——崩溃的临界点上。
二
千万不要小看高俅迫害林冲,以及此前发生的迫害王进事件,它以无可挽救的方式拉开了梁山事件的序幕,标志着大宋帝国社会秩序开始崩盘。
梁山集团发展、壮大的过程,对应着正是社会的解体、腐溃,也对应着灰社会的生成、演进。发生在水浒世界里的梁山事件,是一个经过文学加工的故事化文本,但它在文学家的笔下,生动地还原了曾经存在的真实,成为我们解读灰社会现象的标本性记录。
在水浒世界里,宋江正式提出“替天行道”政治口号,同朝廷分庭抗礼之前,大宋帝国主要经历了灰社会形成的四个阶段。借助这样的阶段划分,我们可以看清一个国家的衰落,甚至可以剖析一个企业、一个组织的败亡:
“乱自上作”阶段。标志性事件是:小混混高俅发迹,王进被迫走西口,林冲逼上梁山,梁中书私运生辰纲。一个吃喝嫖赌无所不能的小流氓高俅,只因会踢几脚球,能哄得最高领导人高兴,就走上了掌握禁军大权的高位。而另一位科举出身的书生梁世杰,靠着与当朝太师的裙带关系,居然掌管了三大陪都之一的大名府,为维持好这种裙带关系,他不惜大肆搜刮民脂民膏,每年贡献巨额生辰纲。权力到了这种小人的手里,成了以私害公、排挤人才、欺榨良民的利器,王进、林冲等才俊英杰,不能容身于朝堂之内,一个个走到了社会的边缘。这一阶段所揭示的是国家政权的解体:纲纪败坏,道德沦丧,人才流失。
“败从下生”阶段。标志性事件是:晁盖组织抢劫团伙,鲁智深、杨志落草二龙山,宋江、朱仝、雷横执法犯法,武松申冤不成以身试法,村官晁盖、私塾教师吴用、宗教人士公孙胜、流民刘唐、渔民阮氏兄弟、小混混白胜,听说有十万贯不义之财,立即开始组织抢劫,社会出现了不稳定因素;军官鲁智深、杨志无法在正式社会里立足,开始了博命生存的落草之路,社会伦理出现了变质;胥吏宋江、朱仝、雷横为了私情,竟然执法犯法,放走了朝廷重犯,国家法度已经荡然无存;武松在权钱结成的关系网中,有冤不能申,不得不借助自己的力量复仇,个人行为开始超越社会秩序。这一阶段所揭示的是基层社会的解体:律法破败,秩序颠倒,祸乱丛生,代表各种群体的个人,已经开始拿血命换饭吃。
“社会灰化”阶段。标志性事件是:小管营施恩经营黑社会公司,知寨花荣收留逃犯宋江,监狱长戴宗、狱卒李逵认罪犯宋江做老大,兵马提辖孙立反水使祝家庄覆灭。由于上层社会和基层社会的双向溃烂,开始了中间地带的“灰化”过程。在宋代,州是联系上下的重要官僚系统,州级官吏的所作所为,直接体现了整个国家的形象。孟州的施恩,青州的花荣,江州的戴宗、李逵,登州的孙立,作为执掌一方权力的帝国公人,在私人利益与国家利益出现冲突时,毫不犹豫地选择公然叛变。他们的共同特点是脚踩黑白两道,端着公家的饭碗,做着不法的勾当,都是一拍即合的官匪勾结。施恩由老爸罩着,经营着收取保护费的黑社会公司;花荣做着知寨,任意收留官府的逃犯;戴宗直接把监狱办成了招待所,任由宋江在里面呼风唤雨;孙立管理地方治安,居然一家两制,纵容弟弟与草寇任意往来。官吏身份的灰化,体现了社会价值观的黑白不分,使帝国的运行系统全部失灵。
“统治崩溃”阶段。标志性事件是:贵族柴进脱离正道社会,徐宁、呼然灼、关胜等政府精英力量离开朝廷,地主兼富商卢俊义走上梁山,大名府、曾头市、东平府等官民势力相继失败。灰社会的系统生成,开始了对正式社会的试图取代。贵族柴进脱离正道社会走上梁山,说明梁山已经成为良性生存的乐园;徐宁、呼然灼、关胜等大批政府力量叛离朝廷,表示朝廷的精英力量被攫取一空;地主兼富商卢俊义上梁山的经济性选择,代表正式社会没有了有利可图的余地;大名府、曾头市、东平府等官民力量的失败,显示了整个基层社会已完全被吸收同化。柴进、关胜、卢俊义等是正式社会价值和伦理的维护者,他们被梁山吸纳收容,是梁山自我漂白整合,使自身存在合理合法的必要手段;大名府、曾头市、东平府等是正式社会利益和力量的承载者,它们的被颠覆消灭,是梁山自我发展扩张,使自身存在获得更广阔空间的需要。
梁山最后被招安,只是说明了传统文化力量以及朝廷顽固势力的强大。在异族力量的入侵下,已腐朽不堪的大宋帝国也随之迅速垮台。
宋徽宗不可能理解灰社会现象,但他用了生命中最后的八年,在异国的冰天雪地里咀嚼着亡国带来的苦果。
三
梁山英雄身上体现出来的是一种硬度生存。这种硬度生存表现在两个层面,一是生存环境的艰难,二是生存意识的顽强。当生存只剩下血与命的资源时,他们只能进入体制外的博命通道。
金圣叹在评点《水浒传》时说:“一部书二百单八个人,而为头先叙史进,作者盖自许其书,进于史也。”可见金氏是把《水浒传》当作史书来看的。
我记得著名作家米兰·昆德拉曾经有一句话说,一个作家的责任不仅在于描述生活中发生了什么,更在于告诉读者在生活的背后隐藏着什么。英雄好汉们的梁山之路,让我感到了穿透历史般的惊颤。水浒灰社会现象的出现,是社会系统不尽完善的反映。个人的良性生存无法获得必需的资源时,对生命的欲望将化为章鱼般的触角,扭曲延伸到体制外的通道。
林冲被陷白虎节堂,如果有合理的救助渠道,这位温良谦让而又公忠体同的军官,不会将枪头对准自己曾为之效力的朝廷;武松查到了西门庆杀死哥哥的证据一再上告时,如果正常的司法渠道可以给他一次申诉的机会,这位曾经为老百姓打虎除害的英雄,就不会变成一只扑向朝廷的猛虎;卢俊义被梁山设置圈套时,如果官府能够分辨是非,这位守着万贯家产的大财主,怎么可能甘心成为梁山形同虚设的“二把手”?又比如世代忠良之后、一心报效国家的杨志,如果可以通过合理的人才选拔渠道进入体制内,怎么会将自己试图卖掉的大刀插向朝廷的软肋?假设一下,如果越来越多的人无法忍受生存的硬度,他们会怎么样呢?这真是一个沉重的问题!
两千多年前,孔子和他的弟子子游对理想社会进行了讨论,共同描绘了一个“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的美好远景,同时也提出了建立理想社会的具体要求。在我看来,理想不仅仅是一种经济指标,更是一种心理维向,也就是说是生活的舒适度,以及人们对这种生活的满意度。当生存变得不再艰难,梁山暴力法则不再通行时,理想社会才可能出现在触手可及的地方。
四
水浒世界所披露的,是一个帝王昏聩、奸臣横行、恶人当道、百姓涂炭、英雄气短的北宋封建专制王朝末期的社会局面。
当时的人们并没有认识到是宗法专制制度造成了社会的灰暗腐朽,而是把斗争的矛头对准了贪官污吏,以为是他们在危害国家、陷害忠良、扰乱社会,由此演绎了一出出“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斗争故事。没有人天生就是或者愿意做奴才和土匪,李逵的板斧所代表的“梁山法则”,只不过是灰社会状态下的一种压力生存的反弹、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的一种分配方式,以及个人良性生存的一种普遍诉求。如果律法在应然的轨道上运行,权力在所属的领域内实施,历史上一幕幕的“梁山事件”就不会发生了。
水浒社会是好汉们采用暴力规则进行硬度生存博弈的社会。生存是一门学问,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出身没法改变,发展有规律可寻;生存需要方法,更需要大智慧。这就是《水浒传》传递给我们的基本信息。
当文字的泉水流过我们的思维的时候,也许就会发生某种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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