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明华

　　没有文化，历史上不会有永存的事物。

　　历史和文化是地域的灵魂，是一个族群集体的记忆，是无形的根，无价的宝。

　　当下，正当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的关键时刻，却遭遇了现代精神的缺失，这已经是尽人皆知与不容回避的事实。

　　而文化作为人类文明的最精致也是最重要的精神现象，正在商品大潮的冲击中溃不成军，处于坚难的境地。尽管如此，有良知的知识精英们仍然在坚守着。

　　每个地域有其不同的文化环境和文化传统。乐都处在黄土高原和青藏高原的过渡带，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行政区划中的县制一直延续至今，这在青海是一个独特现象，而且发生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都被世人淡忘了。乐都值得关注。

　　认识乐都的第一站应该是5000年前的彩陶文化。在柳湾挖掘的1500多座墓葬中，出土的陶盆、陶罐等生活用具约30000余件，其中彩陶17000件，其数量之多，形式之丰富，造型之考究，堪称中国彩陶之最。谁要把这一伟大的历史事实说成是先民们的一种偶然选择，一定是不负责任的。这一历史事件至少说明，在距今3000至5000间，乐都是河湟流域甚至在整个青海最适宜人类居住的地方，时下也是如此。

　　认识乐都的第二站应该是西汉。西汉初年，汉军进入河湟地区，在湟水流域设置护羌校尉，是护羌校尉驻军屯粮的军事重镇。汉代以后，随着河湟地区政治、军事形势的发展变化，乐都一度成为河湟地区乃至西北的政治文化中心和军事中枢。

　　认识乐都的第三站应该是东晋“十六国”时期。公元392年，后凉进据湟水流域，凉主吕光设乐都郡。公元399年，河西鲜卑秃发部在河右崛起，进入河湟，建立地跨河湟、河西的凉国(史称南凉)，即以乐都郡城为都城，并开馆设立儒学。随后，南凉又大兴土木，大规模扩建城垣，修建宫苑街区，使乐都成为河湟第一重镇。

　　认识乐都的第四站应该是唐朝。唐初，在乐都设陇右道，监察陇右、河西、河湟地区21州府。后又设鄯州都督府，督领兰、河、廓、鄯等4州军政事务。开元二年(公元714年)，设置陇右节度使于鄯州，领秦、河、渭、兰、临、洮、成、岷、叠、宕、廓、鄯等12州军政，鄯州一跃成为西北地区的军事政治中心和商贸城市。

　　让我们走进乐都。

　　序

　　青海东部有一条著名的河流叫湟水河，全长300 多公里，它是黄河上游的主要支脉之一，也是河湟儿女的母亲河。

　　这条潺潺东流的河，纳昆仑之精气，吸日月之精华，千百年来，堆积了两岸广阔的肥田沃土，五谷杂粮孕育了灿烂的青海古代文化，勤劳智慧的湟水儿女用他们的双手创造了丰富多彩的古代文明。沿河两岸，新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遗迹密布，汉唐古城罗列，明清古刹座座。而著名的青海柳湾原始墓地出土的彩陶，以其数量之多，形态之精美，彩绘之丰富，工艺之精湛，已成为柳湾通向世界的精美“名片”。

　　彩陶——湟水孕育的文明。

　　多少人向往着你的名字，因为那里有一条彩陶流成的河；

　　多少人向往着你的圣洁，因为那里有一座详和的寺院；

　　多少人向你虔诚地走来，因为那里有华夏先民的灵光……

　　捧着一颗真诚的心，走向你的高天厚土，解读远古的文明；

　　捧着一抔丰腴的黄土，走向你温柔的怀抱，探寻神秘与辉煌……

　　乐都——高地上的陶都。

　　央宗、冰沟、老鸦峡、大峡，峰吞八方星辰；

　　瞿昙、引胜、水磨沟，河纳百川灵秀。

　　湟水濯濯，山川丰盈，天成高原蔬菜瓜果之乡。涓涓者行远，绿润秦汉膏沃；更喜破羌城郭，羽族炫翎，蹄类竞骄，南凉风采。

　　湟水滔滔，其流汤汤。

　　站在日月山之巅东眺湟川，湟源、西宁、平安、乐都、民和，在这狭长的谷地里，这些并不显眼的城镇、村落，有着丰富的人文内涵，人们禁不住发出由衷的惊叹——湟水两岸，物华天宝，文明摇篮，人杰地灵。

　　潺潺湟水的温情之态和养育之情，成就了乐都深厚的历史和亘古的文化魅力。

　　300里河谷、800里湟川，天衣无缝的亲和孕育了这里的文明，尤其给历史悠久、人文底蕴深厚的乐都赋予了“陶都”的美誉。

　　关羽牌坊的精美设计，西来寺水陆道场画和瞿昙寺壁画的美好意境，还有夕阳中红崖飞峙的壮观，塑就了乐都独特的个性魅力。

　　难怪唐代大诗人高适在这里吟诵出千古绝唱：

　　万骑争歌杨柳春，

　　千场对舞绣麒麟。

　　到处尽逢欢恰事，

　　相看总是太平人。

　　古城背影

　　众所周知，碾伯是一座有着二千多年发展历史的高原历史文化古城。西汉初，汉军进入河湟地区，在湟水流域设置护羌校尉，建立军事据点，在今碾伯镇一带建立洛都寨，是护羌校尉驻军屯粮的军事重镇。汉代以后，随着河湟地区政治、军事形势的发展变化，碾伯古城的发展，也经历了三个大的高潮，使古城碾伯一度成为河湟地区乃至西北的政治文化中心和军事中枢。

　　碾伯古城经历的第一个发展高潮，是在东晋“十六国”时期。公元392年，后凉进据湟水流域，凉主吕光设乐都郡，郡城便建筑在今碾伯大古城。公元399年，河西鲜卑秃发部在河右崛起，进入河湟，建立地跨河湟、河西的凉国(史称南凉)，即以乐都郡城为都城。随后，南凉又大兴土木，大规模扩建城垣，修建宫苑街区，使乐都成为河湟第一重镇。

　　据专家考证，南凉国都城垣遗址在今县城以西的大、小古城。南凉都城周长约十余里，按都城功能建有内、外二城。内城位于今大古城，是皇城，建有宫殿内苑，是王族成员和重臣勋爵居住、活动的地方。外城位于小古城，是署衙官邸、士农工商居地。这是一座规模宏大的坚城，当时南凉兵败姑臧，退守乐都，北凉沮渠蒙逊统十万大军围攻三月，未果而还，乐都城坚池固，可见一斑。

　　北魏孝昌二年，改鄯善镇为鄯州，治于西平郡西都县（即今西宁）。不久，州、郡、县同治一郭，东迁至乐都，治今碾伯镇，乐都遂成为河湟地区统治中心。唐初，在鄯州设陇右道，监察陇右、河西、河湟地区21州府。后又设鄯州都督府，督领兰、河、廓、鄯等4州军政事务。开元二年（公元714年），设置陇右节度使于鄯州，领秦、河、渭、兰、临、洮、成、岷、叠、宕、廓、鄯等12州军政，鄯州一跃成为西北地区的军事政治中心和商贸城市。当时的乐都古城，集陇右节度使署、鄯州都督府、湟水县衙三级军政署衙为一城，人口密集，商贾云集，经济繁荣，文化昌盛，以至于在著名边塞诗人高适笔下便有了“万骑争歌杨柳春，千场对舞绣麒麟。到处尽逢欢洽事，相看总是太平人”的千古绝唱。毋庸置疑，这是古城发展的第二个高潮。

　　碾伯古城发展的第三个高潮，应该是明代。明洪武十九年，西宁卫设碾伯右千户所，由征西将军、长信侯耿炳文率兵督工，在乐都古城遗址上重新修筑城垣。这便是后人所熟知的碾伯城。碾伯城东西长450米，南北宽336米，分内城、外城和瓮城三部分组成，城高9.17米，底宽7.3—10.7米。城内设有都司衙门、粮草仓廪、城隍庙、吕祖庙、百子宫、文庙、关帝庙、文昌宫、西来寺、真武庙等。明代的碾伯城，历史地位、建筑规模等虽不及南凉故都、鄯州古城，但仍不失为河湟地区经济文化重镇。

　　美丽的古城，给我们留下无尽的回忆和遐想，也留下不少历史遗迹和文化遗存，是我们凭吊思古和观光揽胜的理想之地。下面，我就把县城地区的文化遗存和自然景观向大家做一介绍。

　　古都遗址在县城西北1.5公里处，有一个叫作大古城的地方，据专家考证，这里是南凉古都乐都城的遗址。史载，东晋“十六国”时期，河西鲜卑秃发部崛起，在河湟建立凉国，建都乐都，史称南凉。

　　乐都古称“雒都”或“洛都”、“落都”，系羌人命名的地方，寓谷口、沟口之意。当时，羌人称引胜河为雒都谷，雒都地处雒都谷口右岸，故名之。汉时，护羌校尉在此筑有屯兵仓廪的营寨，称“洛都寨”，为河湟第一重镇。东晋“十六国”时，后凉吕光在此置郡，雅称乐都。“乐都”称谓，始见典籍。南凉立国后，南凉主秃发乌孤以乐都郡城为都，后有几次迁都，至三主秃发溽檀时，溽檀大兴土木，“辄造大城”，是为都城。溽檀所建“大城”东西宽300米，南北长780米，分内城、外城，内城在今大古城，内置王宫内苑，当是王公贵胄住的王城；外城在今小古城，是郡衙、军营、仓廪、民居和市廛所在地。都城雄伟，城坚池固，三面环山，南临湟水，以致北凉多次围攻，无功而还。

　　乐都古城历千百年战火摧残，风剥雨蚀，城廓荡然无存，最后一段城墙残垣，也毁于上世纪70年代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只留遗址和人们残存的一些记忆。

　　千年人文

　　乐都原是河湟文明的发祥地之一。

　　羌笛悠悠，战马啸啸，历史上地域的争逐、军事的扩张、商业的繁荣、文化的交流，这种互容乃大的开张心态和多民族的融合，带来的是人文和经济的亲和。正如恩格斯所言：人们的共同心理、语言及文化特征，都不过是所处环境的产物。

　　历代帝王将相树碑立传或铸钟造鼎，往往用以记载文治武功，在传承历史文化的同时，也承载着千百年来人们对生活富足、政治清明、军事强盛的梦想。

　　穿越乐都历史的时空。

　　岁月之手来自远古，点燃文明的那盏油灯依然灿亮；

　　历史的金轮千年如一，闪耀着沧桑与辉煌……

　　圣贤已逝。岩壁如故。炊烟依旧。游人往返。

　　山水之间，天边的云彩祥和轻柔。

　　吉祥的妙音来自天庭，还是来自对土地的信念。

　　在乐都县老鸦城西五华里的白崖子，风雨中孤寂而立的汉代“三老赵掾碑”，在岁月剥蚀的字迹和残缺的碑文上记述着一段悲壮的历史。

　　汉代名将赵充国在这里建功立业，大展宏图，其后裔承袭祖业，立马破羌，以致战死沙场，为国捐躯，几代英杰成为世人相仿的楷模。赵充国的后裔赵宽，在求学途中又返回故里，婉拒朝廷的高官厚禄，致力于河湟地区的文化教育。一代硕儒，也因高尚的品德和渊博的学识而被誉为“三老”，至今，在乐都全民崇尚文化教育的浓郁氛围中似乎还能看见，赵充国的子孙在这里播种中原文化火种的背影。

　　那个来自中原的赵宽老先生，在人群中佝偻着腰身，夹着沉重的木牍和竹帛，在这片沃土上留下长长的无法抹去的影子。透过这依稀的背影，我们似乎能揣度到乐都人远年生活的信息。

　　乐都县城西两里的大古城，是南凉王朝的古都，以弓马武功决战疆场，攻城掠地取得政权的鲜卑族秃法氏兄弟。一旦政权稍有稳固时，便接纳谏言，一改“取土拔才，必先攻马”的方略，“开馆廷士，举办儒学”，培养人才，开青海历史上政府办学之先河。

　　我从来没有信仰过宗教，原因的简单不是我们大一统的人文教育，而是一本《现代汉语词典》。1980年参加完高考的我闲着无聊，便整天翻阅着一本1978年版的《现代汉语词典》，我无意地翻到有关宗教的条目时，是这样解释的：

　　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对客观世界的一种虚幻的、歪曲的反映，要求人们信仰上帝、神道、精灵、因果报应等，从精神上解除人们的武装。在阶级社会里，剥削阶级利用它来麻醉人民以维护其统治。

　　这着实把我吓了一跳，按我当时单纯的阅历和所受的教育，我认为宗教一定是反动的。直到十多年后，一本《灵魂的需求》才改变了我的认识。在人类文化之总和中，宗教文化是一个正常的、重要的组成部分。由宗教文化所代表的思维方法，不论是何等的低级和粗糙，在人类思想发展的历史中，都有着与科学思维等同的价值。承认也罢不承认也罢，一切存在的都是合理的，这使我油然想起了一个与宗教有关的地方——杨宗。

　　就大部分青海人而言，对塔尔寺、瞿昙寺并不陌生，而对乐都杨宗寺的所在却知之甚少，这实在是一件遗憾的事。

　　杨宗位于小积石山脉主峰楼子山南麓，具体位置在乐都县中坝乡牙脑村。众峰突起，形同西岳，此即杨宗。其实，“杨宗”是简化了的藏语，其全称为“蓄兰杨宗”。“卓仓”地区（即乐都南山）藏语发音“夫拉杨宗”，在《安多政教史》中，又称“班玛曲宗”，意为山沟中险峻的圣地。在藏传佛教前宏期与后宏期衔接的那段漫长而悠远的历史长河中，杨宗曾名噪—时，那时的杨宗远比今天的塔尔寺、瞿昙寺的名声大得多，是当时青海、甘肃、西藏、西康、云南、内蒙古等地区广大藏族、土族、蒙古族群众朝觐、向往的佛教圣地。

　　无意间翻阅了有关杨宗的历史及传说资料，我曾惊奇地发现，历史上杨宗的名噪一时，与藏族佛教的生存、发展和壮大有着一种血与肉的联系；在中国历史漫长的河道里，谁当皇帝谁作丞相，也许在普通人眼里并不那么重要，但重要的是作为社会群体的人类必须有一种信仰和精神的依托，也许藏传佛教的生命力就在于此吧。

　　在藏传佛教史上，乐都的夫拉杨宗、兴海的智嘎尔贝宗、尖扎的阿琼南宗、平安的夏宗，并称“安多藏地的四宗”。而杨宗圣地早在唐文宗李昂开成三年(公元838年)之前，就已经建立起来，并有名僧在这里住洞修行。唐武宗李炎会昌二年(公元842年)之后，杨宗的声誉就在西藏传开，进入鼎盛时期。看来，人们敬仰杨宗圣地至少有1160年的历史了。一代王朝的影响也不过左右人们百年的行为，而佛教从诞生那天开始，就以极强的生命力生存并发展了下来。佛教的生命意义到底在哪里，这是我们值得研究的一个课题。

　　在我的书桌前放着《西宁府新志·吐蕃族》、《乐都县文史资料选编》，读着读着，我又一次惊奇地发现，杨宗的名噪一时，与藏族名僧在藏族历史和佛教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是分不开的，而且在吐蕃王朝宫廷内部和王族亲属的每次斗争之后，总有一批名僧像汉族的文化精英们那样，去牺牲自己的地位和财富，远离尘世和热闹，到所谓的“宗”（藏语意为“天堑”）的地方去避难、修行。他们身居深山野林，饮泉水，食草果，宿洞穴，劳其筋骨，饿其肌肤，独守寂寞和空灵。于是，精神和肉体都感到十分困乏的僧人们终于找到了一个理想的家园，一个修养思想的居所，这便是杨宗。如此看来，藏族佛教的生存和发展实际上是藏族文化艺术和教育的生存发展；换句话说，是藏族历史的衍生和发展。

　　早在唐文宗时期，即公元838年前后，土蕃政权被朗达玛掌管后，藏族佛教受到暴烈摧残，与佛教融为一体的藏族文化艺术和教育事业面临着灭绝性灾祸的关键时刻，藏族名僧藏热甫塞、尤格琼、玛尔释加牟尼三人，在一个阴雨连绵的夏天的夜晚，突然从西藏消失。他们三人从雅鲁藏布江南岸，牵着骡子，驮着满满的几褡裢经卷，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逃往被人们誉为“生命禁区”的阿里地区，饥饿并没有打消他们心中所向往的那片圣地。他们在人烟稀少的阿里进行了休整，通过卡洛，绕路到达新疆。其间，所经历的艰难困苦毫不亚于唐僧和他的三位徒弟去西天取经。新疆并非久留之地，他们向往的圣地是一个叫“宗”的地方。只有“宗”的“天堑”之地，才最有家园的亲近和安全感。于是，他们长途跋涉，到达了尖扎的阿琼南宗，他们喘足了气儿，等骡子稍稍恢复了气力，又辗转到乐都的夫拉杨宗，在这里躲灾修行（据《红史》)。著名的杨宗三贤洞便是西藏名僧藏热甫塞、尤格琼、玛尔释加牟尼修行的洞府。过了若干年之后，就在朗达玛疯狂捣毁佛像、将佛教经典大部分被焚或投之于河的时候，我们的三位名僧却已经带走了珍贵的佛教律藏经典，正躲在乐都的杨宗默默无闻地苦读修行。朗达玛为了他的政权在残暴和浩浩狼烟中作艰难的挣扎和选择，我们的三位名僧却远离尘世和争斗，踏踏实实选择了寂寞的杨宗，这期间，他们都经受了生存和生命的极限挑战，但他们始终把杨宗视为精神的家园。这与李白视天柱山为“待吾还舟成，投迹归此地。”苏东坡贬官至黄州、陶渊明隐居山野有着多么惊人的相似之处。

　　与杨宗结下不解之缘的还有一位名僧，那便是武将出身的修行者拉陇·华吉多杰。华吉多杰在杨宗安家苦读修行，也完全是处于一种走投无路和对生命的无奈。朗达玛当上藏王后，不仅极力消灭佛教，还“嗜酒，好畋猎，喜内，且凶复少恩，政益乱”（见《新唐书·吐蕃传》）。身为守卫藏汉边境的大将军华吉多杰便愤起杀了藏王，路经西康，进入果洛，沿海南、循化、化隆，最后在夫拉杨宗落脚，隐居终身。

　　很可能是杨宗在四位名僧还没有到来之前曾经就有过宗教的行踪。据传至现在的口碑性资料看，在此之前确有胜乐佛德木却乎和光明天女多杰帕毛在这里修行。胜乐佛和光明天女在这里修行的动机我们今天无法考证。也许是杨宗所蕴含的某种历史和人文的魅力，也许是原本就是历史的一种巧合，佛教和藏族文化在艰难中选择了小小的杨宗，杨宗以它佛教般仁慈的胸怀敞开了双手，接纳了藏护圣僧和佛教律典。经历了漫长的滋养之后，更加在人们的心中潜滋暗长，又从青海藏族地区传向西藏，出现了藏族佛教蓬勃发展的后宏期。

　　但是，在我看来，首要条件还是杨宗的自然风景。杨宗之所以能引来名僧的光顾，并衔接了一种濒临灭绝的文化，一个比较可能的假设就是能给人一种居家感，不论是精神的还是物质的。2001年5月的一天，当我第一次去杨宗时，我被这里的景观震惊了。这里地势峻险而奇秀，峭壁千仞，苍鹰高悬，登顶遥望，四相钩连，八方呼应，幽深奇丽而无柴米之匮，我想，一千多年前封闭的交通，这里无疑是避难修行的好去处吧。同样的自然地貌我在坎布拉也看见过，看来宗教的滋生与世俗和功利是没有一点情缘的。

　　透过历史漫长的河道和烟尘，每次权利的争斗都是暂时的，而争斗后的权利又是那样的的脆弱和不堪一击。由此，我真想在我们生活的空间里，还是让杨宗这样的寂寞之地多一些再多一些，因为冷漠的自然能使人们产生一种恬静祥和的与世无争的家园感。杨宗便是如此，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敞开胸怀接纳了四位名僧，却挽救了一种文化，一个民族和社会的和谐。我真正希望人们淡薄名利，亲近生命，亲近自然，亲近真善美人类永恒的哲学命题。

　　夜与昼，荣与衰，周而复始，绵延无休。

　　一排古城墙，一堆残砖，一块断瓦；

　　一座庙宇，一派香火，一桌祭品；

　　一副春联，一双鞋垫，一朵窗花……

　　生命轮回，年久日深。乐都原是养育古代文化的温床。

　　百年书院

　　提起乐都的文化教育，在青海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和厚望，尤其是西宁人，往往多了分怀疑和鄙视。这种怀疑和鄙视并不是没有道理的。比如，每年的高考文理状元（青海省），不是出现在西宁，就是冷不防让乐都的学子戴了桂冠，这多少让一些人迷惑不解。于是，一些关心文化和教育的人士便惶惶然不再言语，偶尔只在心底里嘀咕几声：“一个小小的农业县咋能跟西宁相比？说不定有一系列隐形的操作过程。”甚至在上世纪80年代初，由于考生名列前茅，对乐都的中专考试进行过二次考试，这是攻击乐都人的一个切入点。

　　当那些来自民间的怀疑、鄙视和攻击的目光冷风凄雨般渐渐变成辱蔑和谩骂（逐如“乐都的沙果儿——青海的河南人”、“青海的蛋族及五十七个民族”、“能跟日本人拼刺刀，不跟乐都人打交道。”)时，在青海的其他州县也似乎同样有了这样的声音。尽管官方媒体从未这样提及过，但这如同一种无法阻挡的瘟疫突然来临，而且大有愈演愈烈之势，以至往往成了人们在饭桌上酒足饭饱之后黄段子、红桃四之中的小插曲，无情地鄙视和谩骂着无辜的乐都人。总之，乐都人被骂的由头多种多样，逐如精明，骄傲，会算计人，不厚道，能说会道爱告状……甚至在划拳猜令对方输得一踏糊涂时，也要把乐都人以太精明、不厚道上升到人格高度加以攻击。还在三年前，我在西宁的一次文友聚会中亲自遭受了这样一次灾难性的打击。那天也不知为什么，我的拳令让所有的对手一败涂地，于是便遭到了更多人的攻击，有说我出手慢的，有说我拳令慢的，甚至将我的拳令上升到人品和人格高度的，我怎么辩解也无用，直到我自斟自饮，自罚自喝，喝得一踏糊涂不省人事，才善罢甘休。如此等等，加在一起成了乐都人在青海人心目中大至的外部形象——青海的“乐都”人纯粹成了中国的“河南”人是无可置疑的事实。

　　乐都人到底咋子了?乐都人头上有了一层无法抹去的阴影，乐都人开始迷茫了，也开始没有自信了。其实，这样的谩骂和不公反而增加了乐都的知名度，和对这一社会现象的更多思考，正如中国人骂河南人，骂得再欢，最能够代表中原农耕文化的根脉在河南，最大的粮食生产省份是河南，最大的人口省份还是河南，这是谁也无法否认的实情。因此，乐都能得到全省的关注和谩骂，并不是一件坏事，这里除了一些社会因素外，在一定意义上表明了一种潜在和无形的势力。

　　为了从理论和实事上来佐证乐都是个文化教育县，和乐都人被攻击，被谩骂的民间形成过程及其复杂的社会背景，我不得不静下心来，一边潜心翻阅有关历史资料和对一些文化现象进行思考，一边抽出时间走访和请教一些年老的文化人。我打算进行一次河湟文化和人文的长旅，其实所有的远行都是孤独的，但这种孤独的远行是为了跟民间进行心理上的沟通。说实话，文人离开自己的书斋是无所作为的，是危险的，而且做这样的冒险，是一种既费力又不讨好的傻事情；但我还是凭着一个精神苦旅者孤独的心劲儿和一个被谩骂被受鄙视的心态，耐心地翻阅有关乐都文化教育的历史资料，和有关文化人类学的书籍，从中寻找到一点有关佐证“文化教育县”和乐都人被鄙视、被谩骂的蛛丝马迹及由头。我不知道这样的一次尝试会给我带来灾难还是幸运。

　　我认为，乐都的文化教育形成小气候，并且被青海人认可，并不是一时半会儿的事情，更不是那个有头脸的人物说了一句什么肯定的话，才流传开来的。据我考证，至少有二百多年的历史。而乐都人受鄙视和被谩骂的历史跟河南人受鄙视和被谩骂的历史一样，来头仅仅是近十几年的历史。这是否是社会转型期现代商业文明和城市文明对传统的农耕文明的一种弃视和排斥，我不敢枉作结论，河南就这一社会现象，召集众多文化人专门进行探讨和研究，并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当地政府就如何改变河南人的整体形象和现状，向世人进行了一系列古老中原文化的展示。乐都只是个湟水流域的小县，还不具备这个条件，但这一社会问题在民间的实际存在，至少给我们留下了广阔的思考和探讨空间。我希望更多的青海社会学家和人文学家对此多一些人文关怀。

　　自清雍正三年（公元1725）在青海设义学开始，相继设立大通三川书院，乐都凤山书院，西宁湟中书院，贵德河阴书院，湟源海峰书院，循化支龙书院，西宁五峰书院以来，至清末，其间二百余年的时间里，乐都（包括今民和）培养出来的7名文举人、39名贡生，都与全民祟尚文化有关，而这种祟尚文化的土壤和载体又与一个书院的长期延续密不可分，这个书院便是凤山书院。

　　在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青海的其他州县普通教育还处在以庙宇、祠堂或设在千户土司家中的书房为主要形式的私垫教育，甚至还处在半宗教状态的时期时，乐都的凤山书院就已经走上了以修身、国语、算术、历史、地理、格致、图画、体操、手工等为主要教程的正规教育，开始了他在河湟流域艰难的文化之旅；而且书院的教学体制在今天看来也是相当合理的。院有学田六百亩，耕读相宜，浸透了一种浓郁的耕读文化气氛。尤其是书院拥有的那六百亩学田，长的是大豆还是麦子，我们现在已无法考证，也未必考证；但值得让我们回味的是，一样是黄土地，它除了生长五谷杂粮还沉载了百年的文化长旅，给文化的传承提供了滋养。书院实行“书院者国家培材之地也”的方略，使子弟“学讲”其中，日有所进。如书院的首创者知县何泽著诗云：

　　遥闻桂子落尘埃，

　　为问诸生拾几枚？

　　今夜天香怀满袖，

　　明秋连根拔将来。

　　无不浸透了封建统治者对学子的厚望。书院设院长、教司、主讲、教授等，尽管二百余年前凤山书院的旧址我们无法领略，名曰“振秀堂”的三楹讲堂、“息游别馆”的东西雨廊，还有让现代书法家谈论不休的临衢之门的“凤山书院”四个颜体字也无法饱尝，书院清丽幽静的氛围和朗朗的读书声，也只能从“夜静河声远，窗虚月色多。壮怀无限意，扣角效牛歌。”（前清来维礼作。来维礼，光绪五年中举，光绪九年进士及弟，曾任凤山书院院长）的诗意中想象和感受。但我们可以想象，这种在教学内容上既有弹性而环境又十分清丽的书院，培养出来的学生有着怎样的人格力量和精神感召力。这种响彻在湟水河边音乐一样美妙的读书声，竟然在凤山书院回荡了百年，这是文化的力量，是精神的力量，是全民崇尚文化教育的力量，无论如何我们不能低估了这座书院的作用。直到今天，在这片土地上还流存着“官不重教，民不投票。”的古风。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文化教育比较落后的河湟流域最早的大学之一。时下，什么东西都可以戴上“最”的桂冠，人们也便对“最”产生了置疑，但面对凤山书院和凤山书院的百年文明留给乐都尤其是南北二山独特的人文，无论如何是不能置疑的。那时的凤山书院集中了大量乐都甚至青海最高水平的文化人，其中包括清乾隆42年（公元1777年）考中举人的吴敬亭，光绪九年（公元1883年）进士及第的来维礼，有咸丰十一年举拔贡、廷试第一的张思宪，有同治年间兰州会试中第一名的禀膳秀才李兰谷，而清代博学多才的地方官杨应琚也多次过问过凤山书院。我们轻轻地打量这一段历史，从设义学，到书院设贡院整整几百年时间，那些有头脸的人物都差不多跟这个书院打了个照面。而书院培养出来的学子源源不断地走向青海各地，甚至走向甘肃（当时青海属甘肃)、陕西、四川。他们客居他乡异地，劳其筋骨，饿其饥肤，或庙宇或祠堂，多少个夜晚望着长河冷月独守孤灯，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播种着知识和河湟文明的火种。他们驮载着智慧和人格，驮载着方言和风俗，驮载出乐都人的形象。我们似乎还能看见他们用过的书桌上还泛着一层幽幽的墨光。当我们把探寻的目光放得更远一点的时候，我们分明看见了赵充国的子孙在这里播撤中原农耕文化火种的背影，那个来自中原的被老百姓称三老的先生，在人群中拘偻着腰身，夹着沉重的木牍和竹帛，操着中原古语，在这片沃土上留下长长的无法抹去的影子。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汉民族有了诸子百家以及屈原、司马迁，准备为这个民族构建更加系统的精神基座时，在青海这片土地上最早受中原农耕文化浸润和养育的就是乐都这方水土了。正是他们的滋养和挣扎，开拓了河湟流域一代知识分子自在而又自为的一方心灵秘土，文明的成果就是从这方心灵的秘土中生长出精神的。

　　乐都瞿昙的清末拔贡谢子元以他的文章和他毕生追求的耕读思想影响了整个乐都南山，关于这一点，每一位少有一点文化的乐都土著人都是默认的，甚至在这个群体的生活方式和细节中也可以寻找到无可置疑的实事。

　　在乐都南山尤其是瞿昙、亲仁、峰堆、蒲台等乡镇，只要是一个小学或初中毕业生，就能写一手像样的毛笔字，这绝对不是一种偶然现象，而今天，一个小小的县城七八个少儿书画培训学校能够长年坚持下来，这跟其他州县为达不到小学升学率而挖空心思相比，是多么的不可思议。还在五年前，在乐都瞿昙我亲眼看见一位小学生毕业后，精心穿戴整洁后，他的阿舅们为其披红戴花，那郑重的场面一点也不亚于外甥结婚时的热烈，尽管连许多大学生都无法就业而四处碰壁的今天，这种行为连乡里人都认为是一件可笑的事情；但是，他们对知识的向往，对文化人的敬重以及婚丧嫁娶晚长辈之间的一些用语和礼节远远超过了我们的想象。这是否是清末科举制度和古代文明留足在乐都这块土壤里的无法抹去的遗风，我不敢枉做结论，还要做进—步探讨和研究。尽管社会转型期强大的商业文明和城市文明无时不在灯红洒绿中以冷漠和鄙视的目光，嘲弄、挖苦和排斥着这种边缘的乡村文明，但乐都人仍然以一种顽固的心态平心静气、四平八稳地固守着他们特有的语言表述方式和为人处事。他们平和，厚重，恬淡，从不自卑；尤其是那些生活在大山深处的农民群体，也许他们只是个小学或者是初中毕业生，并且衣着憋旧，生活拮据，但是，他们以仅有的那点知识和对文化的向往，提升和滋养着他们贫乏的精神生活，他们对文化的敏感和认知远远胜过那些拥有满腹书本知识的文化人。如果说这是一种悲剧，我心甘情愿做这种悲剧最后的守望者和祈祷者。

　　有一件难忘的事情发生在三年前，我无论如何要记下来，因为这件事跟乐都人的文化价值取向有一种扯不断的瓜葛。

　　自清乾隆至民国，由于历史的原因，有许多名人和书法家的作品留落到乐都民间，诸如于佑仁，曾国藩，左宗堂，李鸿章，来维礼，张思宪，魏继祖，李德渊，这件事情就与来维礼的一幅书法作品有关。

　　我的一位爱好书画收藏的朋友，他在亲仁乡打听到了来维礼的一幅中堂，非让我牵线搭桥不可，我便满足了他的要求。那天的阳光十分明媚，而且车过盛家峡水库时听到了几声多年没有听到的喜鹊的叫声，我们在一个叫中庄的村子找到了拥有来维礼书作的户主。户主是一位年越古稀的老人，胡子刮得干干净净，脸部轮廓十分分明，而且又多了几分庄重，说明来意后，老人郑重地铺开了那幅中堂，我用随身带着的一点宣纸轻轻地摁了一下落款，他突然惊讶地看了我一眼，表情十分庄重。等我把来维礼的生评和那幅中堂评论了一番，他终于从抽屉拿出一包“中华”牌香烟递给我一支（我知道那是一包给许多贵客恭手相让过的香烟），定定地看了看我说：“行家，行家。”

　　看来他一定把我看成他的贵客和一个知书达理的文化人了，敲定价格准备付款，我的朋友便转身跟老人攀谈起来。我不知道我的朋友说错了什么，刹那间，老人一脸愤怒地说：“你这个人咋这么说话！你不要了走，不能胡说！这是清朝进士的字，你不识相了摸个，啥真品赝品，你走，你根本不懂书法，真品赝品也是你随便可以说的吗？要不是孙子上大学，我不会动先人的东西”。

　　我连忙问朋友发生了什么，朋友说，他只说了是真品还是赝品，老人就愤怒了。

　　我赶紧说：“老先生，不要生气，他不懂。”

　　不料，老人彻底改变了刚才的态度，说啥也不给我们了，此后我的朋友又去了几趟，并且把价格提高了一倍，老人还是没有出售这件书法。但我知道真实的原因。老人的爷爷是个读书人，这幅字就是他的爷爷收藏的。在他的心目中，文化和文化人高于一切。我猜度着老人当时愤怒的目光，我想，我的朋友的那句话深深地刺伤了他作为一个书香门弟的人格和自尊。

　　因此，我认为有知识的人不见得就有文化，而没有知识的人也不见得就没有文化，文化是浸透在人的行为之中的一种气质和精神品质，是一种隐隐约约的不留心发现不了的气象，也许从一张普通的窗纸上闪烁着，也许从一个食不果腹的老农的穿戴中流露着；而道义和良知永远是文化的灵魂。

　　青海民间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乐都的小伙子赞劲，湟源的姑娘漂亮。这句话既然流传在民间，一定有它的历史渊源和由头的。十多年来，我一直以一个文化人的眼光默默地观察着生活在我周围的这个群体，尤其是南北二山的土著居民，并没有发现这个群体赞劲到哪里，甚至在外观上也不都是眉清目秀，身高马大，端庄伟岸的；倒是听到了不该听到的一些话，正如文章开头提到的一样，我甚至有一些自卑和伤心，我怀疑过去我们（包括乐都人自身)对这句话的理解过于肤浅了。十二年前，我的第一次青海湖之行我特意把湟源作为重点，车过湟源时专门留了一天轻轻地打量了一下，县城的，乡下的都看了看，让我有点失望，我没有发现这里的姑娘如何漂亮。直到我要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才隐隐约约地意识到，这句话是就乐都男人和湟源女人的整体素质和气质而言的。尤其是湟源，历史上在很长一段时期，这里是“茶马互市”最繁华的商贾之地，各种人等平凡往来，礼节言谈常见鸿儒，天长日久，见多识广，便有了一种女人的大气度。说到底，这里面还是一个文化的因素。

　　我在乐都下北山下乡其间，房东是一位七十六岁的老人，我亲眼看着他每天戴着老花镜捧着一本陈旧的毛边书细心翻阅着，翻阅后又用一块毛兰布把它包住，放在炕柜里，等下一回看时用手巾擦洗了手，跪着双腿轻轻地从炕柜里取出来，我看着他的背影是那样的沉重和迟缓，而他看书的姿式又是那样的贴切和标准，每次看书都是盘腿坐在炕桌前，从不斜靠在被子上。他的长长的胡须使我想到了县城文庙里的一个人物——孔子，我想，他至少是个本村退休的小学老师，或者就是一个一生没有得志的读书人，问及村里人，都说他只读过一年书，捏了一辈子铁铣把，根本没当过老师。

　　我怀疑那本书的分量他是否能承受住，当我以一种比较合适的方式准备解除这一认识时，果真灵验了我的怀疑，那里面的方块字竟然有一半他不认识，问及书中的意思，他却说了个八九不离十，甚至比我的理解还要深刻，我惊奇地望着他，我很想知道他是通过怎样的途径和心语感悟文义的，不料他的回答却十分简单。他说“有些字不认识，意思知道，尤其是繁体字意思更准确一点”。

　　老人的话很平淡，但深深地刺伤了我内心深处文化人的骄傲，我想，所谓仓颉造字是一种误解，汉字的创造绝对是一个民间过程，只不过文化人进行了加工整理而已。

　　老人听说我是个文化人，便开始跟我探讨学问，那些流传在乡间的名言，出自孔子的哪一篇，孟子的哪一章，我实在是不知道，甚至对意思也是一知半解，不料老人却异常友善地说：“不要紧，不要紧，你们年轻人事务忙，兴的又是新知识”。

　　老人的话语不惊人，文化含量却不轻，说实在的，我的内心深处有了一种疼痛的愧疚，我们这些以文化人自居的文化人的内心深处到底有多少文化的东西和骨气，我们谁也不敢底气十足地说一句话。

　　有关乐都的这种独特文化现象，最早给予了人文关注的是王文泸先生，作为一个作家，他会筛选和分析，慧眼观察，悉心揣度，最后竟然归纳出了如下几句话：“他们有礼貌地待人接物，用干净的语言和人交谈，自觉维护着一些约定俗成的文明规则，从而使得看起来稀松平常的乡村生活因为有了文明的骨架而变得法度井然”。他的《文明边缘地带》第一次对乐都进行了深层次的人文关怀，使我们在乐都这块土地上看到了儒家文化的基本特征和农耕文明的不是远征，引起了乐都人的关注。

　　2000年6月，作为文联负责人的我召集部分文化人对《文明边缘地带》专门进行了一次座谈。王文泸先生是贵德人，又是文化人，他对乐都这种人文现象真心实意的褒奖，也许是对这种被挤压到边缘地带的传统的农耕文明的无奈留恋，也许他跟被受鄙视和被谩骂的乐都人有着同样的感受；因为我在海南州的文化考察，也同样感觉到了对贵德人的不公，这与乐都人所遭受的冷遇有着多么惊人的相似之处。只要对青海历史少有了解的人都不可否认，位于黄河之滨的贵德，在青海历史上的文化教育地位一点也不亚于乐都。位于交通要塞的乐都，当那场世无前例的文化革命来临之时，文化和教育的破坏也同样是世无前例的，而相对处于边缘地带的贵德却完整地保留了他们的文昌阁，成了贵德曾经文化繁荣的象征。

　　不论处于一种怎样的心境，我们还是应该真心实意地感谢王文泸先生是他把“文明”这个高雅亲切的词汇用看得见、感受到的体验堂堂正正地戴在乐都人头上。

　　乐都方言中至今还保留着古汉语中简洁、生动、明快、准确、高雅的词汇，关于这一点，最早纳入科研议题的是中国语言大学的博士生导师，《语言》学刊主编曹志耘教授。他对乐都语言最早感兴趣是二十年前大学毕业时的一次方言调查，2002年夏天，他对乐都方言列为一个专门的科研议题下榻在乐都宾馆进行了为期十一天的调查，我给他最先介绍的是林中厚老先生，然后找了不同年龄不同文化层次的乐都土著人，研究发音和口形，他说，乐都话基本保留了古代汉语的基本语素，这在西北地区甚至在全国是独一无二的。比如：

　　“（吾)我到街上去一趟。”第一人称代词“吾”几乎跟古汉语的发音没有差别；

　　“（吾）我(之)的东西你咋子拿上了？”“之”跟古汉语的意思和发音完全一致；

　　“把车子送(至)到你大爸家里。”“至”的发音和意思也是完全一样的。

　　如此等等，他给我列举了很多词汇，只是我对语言学一窍不通，记得很少。

　　青海著名乡土作家井石曾经说过：走遍青海，所有方言都跟西宁话比较接近，民和话明显有了兰州话的儿话音，惟有乐都话非常独特，很多语言保留了古汉语简洁、生动的词汇，听起来比较儒雅。

　　我想，这种古代官方语言和舞台戏剧对话语言在乐都的留足，是否与前清的社学在乐都的普及有无关系，我不敢枉做结论；但与凤山书院的正规教育和书院培养出来的一大批文化人对这片土地的浸透（包括精神的），无论如何是密不可分的。

　　总之，这里不缺乏对文化的亲近和欣赏，就是一个目不识丁的老农也不缺乏对文化的敏感，就连“花儿”皇后苏平也被这种独特的文化氛围所感动，她说，她曾多次来乐都演唱“花儿”，不是乐都人的钱好挣，而是他们懂艺术，他们没有野性的嘘声，偌大的影剧院就那么法度井然地听着，我从那些年长者的表情和眼神中分明感觉到他们是在欣赏一种跟他们十分亲近的艺术。

　　凤山书院静静地坐落在乐都凤凰山下，在柳絮鸟语中以一个受人尊敬的长者身份观望着他的第子们一个个走出了乐都，就像一个步入老年的父亲亲眼看着他的一大群儿子们远走高飞一样，一个个再也没有回来。他们把智慧的目光投向家乡之外的更加辽阔的天地，试图用一个文化人的人格走出一条踏实的路来。他们自甘潦倒，忍饥挨饿，埋首终身，聊以糊口，有的甚至没有回家的盘缠而客死他乡，连尸骨都埋葬在他乡异地，这与山西商人的走西口、不成大业不回家有着多么惊人的相似之处。不同的是，一个以他们的精神人格魅力在文明边缘地带播种着精神和文化的火种，以袅袅的儒文化音韵浸润着这片蛮荒的土地；另一个则以他们持久的耐力和利益促动创造着物质财富，实现着商业的最大价值。尽管这群文化人的仕途(其实，他们读书的终极目标就是进仕)最终以悲剧而告终，但正是这群似乎不知道索取的文化人，树立了最早的乐都人形象，以至到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马步芳统治青海时期，乐都的文化人已经遍布青海了。于是，就很自然地有了“乐都的文书二化的官，互助湟中一二三”的民谣。写到这里，我们似乎寻找到了乐都文化在民间形成的蛛丝马迹。而乐都人被鄙视、被谩骂的由头关键来自于乐都人的告状。

　　关于这一点，有历史记载的我们可以追溯到民国十年（公元1921年)。民国九年十月，碾伯县（包括现在的民和)发生地震，瘟疫流行，第二年旱象严重，庄稼受到冰雹袭击，庄民粮食无收，而粮草照纳，碾伯五名流赴宁为民请命，终于减免了粮草。这五位名流的名字是李国祯、谢善述、王立善、赵廷选、李国楠，而值得我们研究和探讨的是这五位名流除王立善是地方绅士，其他四位都是贡生出身的文化人，看来文化人在什么时候都不会安稳，他们永远以天下为己任，正好应证了古代文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主流思想，这与知识分子的“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是同出一辙的，只要社会存在不公平和一些不良现象，这种人文关怀就有其存在的土壤和积极的意义。我不希望乐都人继续有一个爱告状的骂名，但仍然希望在平和、厚重、恬淡的生活方式中对社会多一些积极健康的关注。哪怕继续遭受鄙视和谩骂。

　　写到凤山书院，我认为不提杨春荣和吴敬亭是一种遗憾。自乾隆24年（公元1759年）建立书院的近五十年中，这个书院很是红火了一阵子；但后来因年久失修，废为圃。是的，历史上的许多躁热的过程、顽强的奋斗最终走向无奈和悲凉。作为传承文化和教书育人的书院，原本想靠自身的努力和执着设法摆脱这种无奈和悲凉，结果连它本身也陷入了尴尬的境地，这便是文化的悲剧。但文化的力量又是巨大的，就在凤山书院废为圃的三十年后，由杨春荣等劝捐于乡，清道光21年（公元1841年），在乐都文昌宫侧重建凤山书院，书生们又开始了“壮怀无限意，扣角效牛歌”的仕途之路。至于杨春荣此人，我查阅了《乐都县志》，《青海地方志》，都没有查找到详细的记载。如果他是政界人物，不会没有记载，哪怕是碎言片语；如果他是文化名流，也至少在官方的大事记上有个三言两语的说明。要知道当时的乐都凤山书院和西宁的五峰书院是河谷地区最有名的两个书院，要修凤山书院不能不说是一件大事。之所以对杨春荣此人没有一星半点的记载，据我推断，他可能是个商人。（请原谅，这仅仅是个人的一种判断，不代表任何倾向。)传统文化最大的特点（也是最要命的弱点)，就是看不起商人，视商人为奸商。因此，乐都文化教育的闻名源于凤山书院和全民对文化的祟尚，而乐都人被污辱，被漫骂的原由也似乎找到了答案。

　　是的，凤山书院已经消失得没有了一点踪影，它的旧址上也许有了更加雄伟辉煌的建筑，但在夜深人静之时，我独自站在凤凰山上，久久地看着满目灯火阑珊的河川，我分明感觉到这里残留着一点淡淡的神圣，以一种震憾的力量穿越二百余年的时空，抵达在我的身上，也抵达在所有乐都人的身上，我轻轻地一闻，就闻到了一种耕读文化墨香的味道；而这种味道中又分明多了一种辛劳、苦涩和委屈。当时序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今天，面对如火如荼的商业和城市文明，乐都人在一片鄙视和谩骂声中已经力不从心了，乐都人是不是也该改变点什么了。对此，我代表不了什么，倒是我真心希望人们善待乐都人，也希望乐都人善待自己。我是个普通的文化人，我所能做到的是传递这样一种声音而已。是的，仅仅是。有关凤山书院和乐都文化人的话题就说到这里，我认为，有过他们，是河湟文化的幸运，失落他们，是河湟文化的遗憾，尽管这些已被现代商业文明挤压到了边缘地带，成为历史的尘埃。（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