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到现代文学的发端,就不可避免地要提到“现代性”一词以及它所蕴含的意义。西方文论倾向于认为现代性发生的过程就是精神世界“世俗化”的过程,即人们不再寄希望于宗教彼岸,而渐渐开始关注此岸的世俗世界。陈嘉明把这种过程解释为理性在逐渐苏醒,宗教在逐渐退出世俗领域的过程。哲学家福柯近一步解释说这个世俗化过程的本质就是一个质疑的过程,简单的说就是理性复苏,人们开始审视自己和所处的世界,渐渐开始对既定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尤其是对彼岸的神秘世界产生质疑。于是人们渐渐消弱了对神的崇拜,神慢慢退出人们的世俗生活。
对于中国,现代性的过程在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对封建礼教产生质疑的过程。质疑,实际上就意味着思想启蒙。在中国二十世纪初的文化领域,思想启蒙直接导致了现代文学的开端。本文试图从《<红楼梦>评论》、《文学改良刍议》、《狂人日记》、《人的文学》等四篇文章入手探究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开端以及伴随其中的启蒙色彩。
一、从《<红楼梦>评论》看现代文学的发生
1904年,王国维发表了一篇具有重大意义的文学评论……《<红楼梦>评论》。《<红楼梦>评论》首次用西方的哲学观点来评论中国的古典文学。这种文学批评方式以及全文所散发出的哲学精神,具有空前的现代性。如李欧梵所言,晚清文化酝酿了现代性,而《<红楼梦>评论》无可争议地成为现代文学批评的开端。全文充分运用了西方哲学和美学理念,系统地论证了《红楼梦》的悲剧色彩以及美学价值,温儒敏先生说这是一个破天荒的行为。中国学术界第一次用西方批评理论和方法来评价一部中国古典文学杰作。王国维从“人生及美术之概观”、“《红楼梦》之精神”、“《红楼梦》之美学上之精神”、“《红楼梦》之伦理学上之价值”等方面入手,展开对红楼梦的评论,最后得出“《红楼梦》者,悲剧中之悲剧也”的结论。我国传统批评多采用诗词小说等松散式的评点性批评,偏重直觉与经验,做印象式或妙语式的鉴赏,诗意简洁。或者做纯粹的考据或者索引,都不大重语言抽象分析,缺少理论系统性。而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第一次使文学批评有了西方理论做指导。有意识地用哲学与美学精神贯连整篇文章。王国维是中国知识分子中最早领悟亚里士多德所谓的“诗比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这一观点的人,他认定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一定具有某种哲学性。这种思维方式。这种眼光,这种视角对后世极具启蒙意义。正如“新文化运动”的意义也不仅仅在于那几篇文章几篇宣言,而在于蕴含其中的启蒙精神、开创性的视角以及划时代的气质。福柯认为“现代性”就是一种思维一种态度一种社会“精神气质”,这种“精神气质”其内涵就是一种“哲学的质疑”的态度。无疑,《<红楼梦>评论》就是对既定的中国文学评论模式的质疑与批判,使中国文学批评从此具有了现代气质。这种评论方式及其精神气质瞬间拉开现代文学批评的序幕。
但有一点必须看到,《<红楼梦>评论》整篇的语言极具古典气质,文言与白话纠葛在一起。这与写作背景以及作者的经历紧密相连。新旧变革的过度期注定这篇文章无可避免地既具有现代性又兼具古典气质。换句话说这是一种交织着中西冲突和古今冲突的复杂的现代性。关于这一点,李欧梵解释说“中国最复杂的正在于其文化传统的复杂性,也就是说当一些新观念进入中国晚清的境遇时,它们与中国本身的文化产生了一系列非常复杂的冲击,这种冲击最后就成为中国现代性的基础”。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有着一种集体无意识的力量。这使得现代文学的发端显出了必然的矛盾和柔弱。这是现代文学萌芽阶段的特质。
二、从《文学改良刍议》看现代文学的发生
胡适是倡导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同时代的评论家苏雪林称胡适是“扭转三千年文学史的局面,推动新时代大轮,在五四后十年的思想界放出万丈光芒”的神奇人物。
1917年1月,《新青年》刊出胡适倡导文学革命的经典之作《文学改良刍议》,强调文学革命应从“八事”入手,即:不模仿古人,需言之有物,需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勿去滥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胡适的这篇文章“集中指责旧文学的流弊”触及到文学革命的根本所在。胡适是第一个通过相对完整的理论来阐述文学革命的人。这篇文章也被视为是文学革命的第一篇宣言。“不模仿古人”其实就是对中国文化的一个大胆的质疑。尼采说“上帝死了”,是在告诉我们我们必须重新估定一切价值,鲁迅借“狂人”之口喊出“从来如此,便对吗?”,是在提醒我们我们应该对既定的一切产生怀疑。“不模仿古人”,看似简单的一句话,却意义非凡,他其实是在告诉我们我们不能再做古人的影子。我们每个人的存在都有着别人无法替代的价值,我们必须知道自己的价值所在并且懂得尊重自己。这就使得《文学改良刍议》的意义不在于提了几点意见,说了几句惊世的豪言壮语,而在于话语背后潜藏的现代性思维与精神气质。
胡适是一个实证主义者,他讲求“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他亲自尝试作白话诗来实现他的文学革新,他是中国尝试作新诗的第一人。1920年,胡适出版了中国第一部新诗别集……《尝试集》。虽然《尝试集》中依然可见古体诗与新诗挣扎的痕迹,就像胡适自己所言仿佛裹脚之后又放开,回顾时依稀可见裹脚的伤痕,但毫无疑问,《尝试集》正如其名一样,蕴含其中的是一种大无畏的质疑与创新精神。
三、从《狂人日记》和《人的文学》看现代文学的发生
继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之后,周氏兄弟相继在《新青年》上发表了自己的代表作品:鲁迅于1918年5月发表了《狂人日记》;周作人于1918年12月发表了《人的文学》。《狂人日记》不仅在语言形式上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更重要的是这篇小说第一次大胆公开地揭开了封建礼教温情的表面揭示出其“吃人”的本质,尤其是“狂人”在夜半三更发表的那段惊世言论“凡事总须研究,才会明白。古来时常吃人,我也还记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更被视为是打破封建礼教的宣言。这其实就是鲁迅借“狂人”之口呐喊出的对封建礼教的批判之声。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人借小说之名发出的震耳欲聋的呐喊。这是对几千年来一直盛行的封建礼教的大胆的质疑,正如“狂人”所言“从来如此,便对吗?”,呼喊所有的人从自己改过吧,不要再“吃人”了,“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鲁迅想通过这种质疑的呐喊来启蒙大众。更为深刻的是,“狂人”随着理性的复苏和思维的清醒,最终发现自己也混在其中“吃过人”,于是发出悲伤的感叹“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当初虽然不知道,现在明白,难见真的人!”,这就使得鲁迅的质疑显得更为彻底和坦白。从质疑整个社会开始到渐渐把目光对准自己,这是理性渐渐复苏的过程,也是启蒙主义的深刻与彻底的体现。“难见
真的人”才更要呼吁“真的人”的出现。《狂人日记》的出现真正使得中国文学在实际创作方面进入了现代文学阶段。鲁迅就是康德所谓的“通过自己的精神奋斗而摆脱不成熟的状态,并且从而迈出切实的步伐来”的少数走在时代前面的人。
如果说《文学改良刍议》侧重文学形式的革新,《人的文学》更多的是侧重对文学的思想内涵的大胆革新。这篇文章将欧洲文学里盛行的人道主义赋予了新的意义,并试图以此给新文学注入鲜明的现代性。这与鲁迅在同年5月发表的《狂人日记》在精神气质上是相通的,只是《人的文学》用一种更通俗易懂更具有理论指导性的方式,把“人”的价值和文学的作用强调得更明确彻底。周作人开篇就说到“我们现在应该提倡的新文学,简单的说一句,是‘人的文学。应该排斥的,便是反对的非人的文学”。文学被视为重新发现“人”的一种手段。周作人说“欧洲关于这‘人的真理的发见,第一次是在十五世纪,于是出了宗教改革与文艺复兴两个结果”。在中国,“关于这‘人的真理的发见”终于促成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启蒙运动的发生。对于“人”的发现就是对封建礼教的质疑和批判,肯定“人”的价值的过程就是对人进行思想启蒙的过程。周作人甚至提倡“个人主义”来解释何为真正的“人”。“‘个人主义这一概念,对于国人来说是一个最容易被误解、最需要澄清的概念,同时又是东方思想中最缺乏的、最需要启蒙的观念”。周作人所提倡的恰恰是中国人的思想里最缺乏的,最需要启蒙的。在这之前没有人为一篇文章这样命名……“人的文学”这个标题本身就具有空前的开创性。周作人把“人”的地位提到了一个从未有过的高度,解释说我们“彼此都是人类,却又各是人类的一个,所以需营一种利己而又利他,利他既是利己的生活,……要讲人道,爱人类,便须先使自己有‘人的资格,占得‘人的位置”。周作人的这种观点简单地概括就是“以人为本”,陈嘉明说个人主义的精神实质就是“以人为本”,人是本原的,根本的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的文学》对后来的新文学无论是思想上内容上还是题材上都具有巨大的启蒙意义。发现人,尊重人。体现人,正如钱谷融先生所言“文学即人学”。
晚清时期已经为中国文学孕育了现代性气质,经过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尤其是胡适和周氏兄弟等人的不懈努力,使得中国文学不仅在理论上、形式上,更重要的是在思想内容上散发出具有重大启蒙色彩的现代气质,引领中国文学进入现代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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