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兵

　　鲁迅小说的描写对象主要集中在中国的知识分子和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的身上。“在他所创作的二十多篇小说中,竟然无一篇是以留日学生生活为主要描写对象的,作品的主角也无一人是以留日学生身份出现的”。虽然在《阿Q正传》中出现过唯一的留学生形象——假洋鬼子,也仅仅只有两次描写和记述,并不是作品中的主要部分。我们不能说鲁迅对留日生活体验感受不深,没多少有意义的内容可写,所以没有作品诞生。恰恰相反,留日生活给鲁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是他以后思想形成的主要因素。那么,为什么鲁迅会在他的小说写作中对如此重要的母题视而不见,却倾心于自己批判的国人之事呢?这难道是偶然吗?笔者以为这决非偶然,而是有其深刻原因的,本文就试图解释这种奇特的现象。

　　一、越地文化的“场”效应

　　文学是有地域性的。法国丹纳在他的《英国文学史》引言中,把地理环境、种族和时代认作决定文学的三大因素。鲁迅与他所属的区域文化联系,很早就被人们注意到了,在弘文院期间,就有同学评价他“斯诚,越人也,有卧薪尝胆之遗风”。还值得一提的是,1961年为纪念鲁迅八十寿辰,毛泽东曾作七绝二首,其一曰:“鉴湖越台名士多,忧忡为国痛断肠。剑南歌接秋风吟,一剑氤氲入诗囊”。赞誉鲁迅故乡绍兴的爱国主义传统,显然毛泽东也十分注意鲁迅与其故乡的深层文化联系。

　　越文化源远流长,特别是处于中心地带的浙江绍兴。厚重的文化积淀已经深深地溶于鲁迅的血液之中、意识深处。从越文化的“母体”中获得了某种“文化基因”,表现了一种“集体无意识”的状态。越文化显示个体身上的不断创新、超越自我的精英意识,而越族先民的那种不畏艰难、不知屈服、坚韧不拔、顽强拼搏的精英品性更是难能可贵的。鲁迅曾说柔石有浙东“台州式的硬气”,“有时会令我忽而想到方孝儒”。其实在越文化的中心地绍兴,硬气的任务很多。明末山阴王思迁,怒斥奸相马士英,曾上《请斩马士英疏》;又函书马士英,痛斥他“叛兵至则束手无策,强敌来而先期以走”,并宣告“吾越乃报仇雪耻之乡,非藏污纳垢之地”,拒绝马士英退避绍兴。1846年夏,清军突破钱江防线南下,邀王思迁与清合作,他坚闭大门,大书“不降”二字,绍兴失守,他移居乡下,不入城,不剃发,绝食而亡。马寅初,在解放前怒斥“四大家族”,解放后,面对全国性的大围剿,他明言:“我虽年过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单身匹马,函来应战,直到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从鲁迅众多的同乡身上共同透露的那股“硬气”,我们不能不正视其中确实存在着一种文化“基因”。作为一种集体意识,必然会传递给后代。

　　总而言之,“生于斯,长于斯,故乡绍兴给鲁迅烙下了深深的越文化印痕。18岁之后鲁迅虽然离开了家乡,但不管他是否意识到,在他的意识深处,一生始终存在着一个越文化的‘场”。在他的作品中,不时流露出来的“故乡情结”便是印证。应该说,鲁迅对故乡的情感是复杂的,爱恨交织,难以一言以蔽之。在现实层面上,不乏有对社会的落后、民众的愚昧的批评,乃至激烈的诅咒。但在历史的层面上,较多的是对优秀文化的肯定和赞誉。如1912年所作的《〈越铎〉出世辞》,开门见山地说:“于越故称无敌于天下,海岳精液,善生俊异,后生络绎,展其殊才,其民复存,在禹卓苦勤劳之风,同勾践坚确慷慨之志”。他的《呐喊》、《彷徨》时时处处涉笔于故乡的人和事。越文化中的批判精神成为了他批判国民劣根性的重要思想武器,而越地优秀的文化资源、文化传统,为他以后的“故国情结”准备了丰富的资源。

　　二、两难之中的寻根意识

　　明治维新后,日本逐渐强大起来,这促使二十世纪初大量的中国留学生奔赴日本,日本成为了使中国挣脱封建传

　　统束缚和跨入现代社会的一座桥梁。留日期间,鲁迅经由多种方式了解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和文学艺术,找到了改造中国腐朽、愚昧、落后状况的有效途径,为中国开启了一扇走向世界、跨入现代社会的“新世纪之门”。鲁迅刚到日本就被明治文坛的浪漫主义论争所吸引,促使他思考中国国民性的问题。他积极购买尼采的著作,对尼采的“极端个人主义”思想,得出了自己的思想逻辑:个人主义=个性主义=发扬踔厉振兴民族之精神。从而获取了“颠覆 ”和“创造”的魂魄。受当时日本流行俄罗斯文学潮流的影响,鲁迅对俄国作品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特别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影响了鲁迅小说的创作。他在作品中揭示了人的深层意识即人力图摆脱社会性束缚,享受生活和精神自由的生命本能。鲁迅从他那里拿到了灵魂的解剖刀。同时鲁迅也十分赞赏日本作家厨川百村“对于本国的缺失,特别痛彻的攻难”的“霹雳手”精神等,这些先进的现代思想为他以后改造国民性和民族性,贮备了理论基础。

　　当鲁迅完成了思想文化观念的现代转化之后,便处于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边缘而具有“中间物”的独特身份、位置及其思想意识。所谓历史“中间物”,在这里实际上可以说就是文化“边际人”的代名词。关于文化“边际人”的特征,可以用汤因比论述文明解体时代的知识分子的特征来解释。他提出,这个时期的知识分子“具有杂交品种的天生不幸,因为他们天生就不属于父母的任何一面”。对鲁迅来说,“不属于”两种文化、两种社会,是他获得思想文化观念现代转换所决定的本质属性,使得鲁迅在审视、把握近代中国社会和文化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作出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选择,建构一条“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的民族新文化发展之路,“他无法摆脱两种文化、两种社会的内在制约,必须又要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因此,这意味着鲁迅必须直面现实,直面惨淡的人生而执着地抗争,反抗虚无,反抗黑暗。他在反抗黑暗、反抗虚无时,并没有对传统价值观念或西方价值观念的全盘否定或吸收,与此相反,却促使了他的文化“寻根”意识的形成。鲁迅对传统的把握,基本点是中国知识分子所特有的忧国忧民的思想情怀,对合理的优秀的民族文化的继承。

　　在他反对传统文化的糟粕时,并没有照搬西方的思想,而是进行了整合,取其所长为我所用。表面上,鲁迅的小说并没有留学生活的印迹,处处都是黑暗和虚无,但留学的精髓已渗透到了其作品深处,化作春泥,使鲁迅的小说受到更多的滋养。

　　三、时代风向标

　　1918年,鲁迅的《狂人日记》破土而出,以“表现深刻和格式的特别”而轰动文坛,成为现代白话小说的开山之作。在文坛巨臂们的艰难努力下,崭新的现代文学在古老的中华大地站稳了脚跟,实现了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接轨,推进了中国文学的现代化。但遗憾的是,在长期闭关自守的状态下,国人本来就对西方文化知之甚少,文学革命的发展又极迅猛,人们无暇对西方各种思潮进行消化、鉴别,再加上文学革命中的主干分子多为小资产阶级的激进派,思想方法上难免有偏激和走极端的弊病,这就使文学革命不可避免地带有“在否定传统时,就往往否定一切,而在学习西方新思潮时,又容易肯定一切”的特点,这就导致了新文学降生伊始即带有严重的“西化”倾向,只是停留在少数知识分子中间,与本邦民众,特别是占人口90%的农民相脱离。文学革命是在思想革命的时代潮流下应运而生的,其宗旨之一就是要窃取西方文学圣火以改变愚昧国民之灵魂。倘若新文学不能被大众所接受,那么,新文学作品中所蕴含的思想再宏深再精辟,也只能与民众们失之交臂。因此,“若不能彻底实现新文学从‘西化到‘民族化、‘大众化的根本性转变,就不仅不能使新文学在中国大地真正扎根,也很难实现新文学开拓者们借文学改造国人之灵魂,借启蒙以救国的一片初衷。”“作为现实主义大师的鲁迅,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新的探索和创新,塑造了一系列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形象,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人物画谱。”鲁迅在谈到典型人物形象塑造时,曾这样说过:“作家的取人为模特儿,有两法。一是专用一个人,言谈举动,不必说了,连细微的癖性,衣服的式样也不加改变……一是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人,从和作者相关的人们里去找,是不能发现切合的了。但因为‘杂取种种人,一部分相像的人也就更甚多,更能招致广大的惶怒,我是一向取后一种法的。”在人物的选取上顺应了大众化、民族化的要求。

　　“在中国小说史上,鲁迅是第一个把压在社会底层的农民的辛酸和痛苦异常突出的表现出来的作家。”在他的笔下,祥林嫂、孔乙己、阿Q、闰土等穷苦人活在世界上犹如可有可无的草芥,甚至连一个正式的名字也没有,他们活着被统治者敲诈、欺凌,盘剥死了,在社会上一丝波纹也激不起。鲁迅曾经悲愤地说中国地百姓就像压在大石底下地草一样,忍受着非人类所能忍受地楚毒,默默地生长,萎黄,枯死,已有四千多年地历史了,每一考查,真教人觉得不像活在人间。

　　鲁迅小说中的国人国事的描写对于传播新思想、唤醒民众是功不可没的。在当时的条件下,也只有如此,才能实现他“立人”的思想,促成民族觉醒。

　　综上所述,鲁迅的留日生活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外来思想的整合使他完成了现代观念的转换,但是在大众化的要求下,他不得不舍弃现代思想的具体形式,用中国百姓乐知的事当他的思想武器。这不是他无情地摒除了留日生活的印迹,而是将其内涵升华到了他小说的深处。他的故国情结真可谓“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

　　参考文献:

　　[1]吴建华.郁达夫研究[M].湖南: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2]陈越.试论鲁迅的文化性格及其越文化印痕[J].浙江: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01.

　　[3]鲁迅全集:第10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4]黄健.价值重构,取向与差异——论鲁迅与新儒家在现代价值观建构上的本质差别[J]. 北京:鲁迅研究月刊,2001.

　　[5]黄修乙.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M]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

　　[6]朱庆华.鲁迅赵树理对现代文学的互补式贡献[J].南宁:学术论坛,2001.

　　[7]吴建华.郁达夫研究[M].湖南: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8]温儒敏.鲁迅对文化转型的探求与焦虑[J].北京:北京大学学报,2001.

　　(作者单位:内江师范学院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