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宋代服饰风尚特点
朱瑞熙《宋代的服装风尚》（《文史知识》1989．2）将宋代服饰风尚的特点总结为：1）衣服无章，上下混淆；2）崇尚素雅和大方、新颖；3）吸取少数民族服饰的长处；4）妇女出门戴盖头者增多；5）背子流行。刘复生《宋代“衣服变古”及其时代特征》（《中国史研究》1998.2）也认为：服饰等级制度从宋初就未被严格执行，至南宋更是“衣服无章，上下混淆”；且出现胡服与汉服交融的现象；他特别指出宋代“风俗狂慢，变节易度”的“服妖”现象大量出现。刘广钧《宋代流行服饰浅议》（《中原文物》1990.4）认为：与前代相比，宋代流行服饰崇尚修长适体，女子着装趋于秀丽苗条，男子趋于简洁大方；用料加工考究，色调柔和而且对比鲜明；装饰图案写生性强，表现出奔放自然的艺术效果，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吴旭霞《宋代的服饰与社会风气》（《江汉论坛》1998.3），将宋代的服饰文化总结为：突破等级差异、崇尚简朴和妇女服饰日趋保守三点。竺小恩《论宋代服饰的儒雅化趋向》（《浙江旅游职业学院学报》2006.第2卷第2期）认为儒雅化是宋代服饰最重要的特征，在宋代无论士庶服饰还是军戎服饰都具有明显的儒雅化趋向。
通过以上文章，宋代服饰风尚特点已被简单勾勒出来，但文章侧重点不同，有的观点之间也有冲突，还有待考究。
二、程朱理学对宋代服饰的影响
两宋时期的统治思想是程朱理学，程朱理学是以儒学为核心的儒、道、佛互相渗透的思想体系，提出一个“理”的哲学范畴，认为“父子、君臣、天下之常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强调要“存天理而灭人欲”，这种哲学体系影响到服饰上，则出现了一代理性之美。以下文章都论述了程朱理学对宋代服饰的影响。
姚伟钧《中国文化对传统服饰的影响》（《南通工学院学报》2001.3）认为儒家思想特别是宋代的程朱理学对服饰有较大影响，他强调封建的伦理纲常，提倡存天理去人欲，在服饰制度上，表现为十分重视恢复旧有传统，推崇古代礼服；在服饰色彩上，强调本色；在服饰质地上，主张不应过分豪华，而应简朴。可见在程朱理学的影响下，宋人的服饰是十分拘谨和质朴的。徐仂《论“程朱理学”对宋代服饰的影响》（《美术大观》2008.5）也认为“程朱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念和观点，限制了人们感情情绪的外露，服饰文化向着禁欲方向发展，演变为修长、纤细和淡雅朴素，而形成理性之美的服饰风格；同时还表现出一种沿袭旧制，用服饰来表示官级大小和身份贵贱；服饰成了“严内外，辨亲疏”的工具，为后来更加严格的官服制度奠定了完整系统基础。赵联赏《宋代儒礼思想与服饰制度》（《宋明思想和中华文明》，学林出版社，1995）指出宋代服饰一改唐代之开放兼容，返璞归真，形成凝重端庄的风气，进而趋向素洁，是由于理学儒士和统治者的齐心协力促成的。孙阳的《理学对宋代女装的影响》（《装饰》2007.5 ）认为从宋代以来到明清封建王朝的消亡，理学的思想要求渗透于服装功能中，注重尊古复古，注重理性，注重礼教，用服装掩盖人体，竭力超越人体的局限，所以说理学的哲学精神对宋代女装服饰的影响是深远的。竺小恩《论宋代服饰文化的儒雅化趋向》（《浙江旅游职业学院学报》2006.第2卷第2期）在分析宋代服饰儒雅化原因时，强调儒学的复兴和理学的构建，是宋代服饰文化儒雅化的深刻的社会伦理道德原因。
以上文章都突出了理学对宋代服饰的影响不可忽视，但另有一些文章则认为理学只是影响宋代服饰的多种因素中的一个，宋代服饰作为文化的载体，是宋代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宗教、审美情趣等多种文化整合的产物。
三、服饰——多种文化的整合
周开颜《服饰——重要的文化载体——浅谈宋代服饰与其文化氛围》（ 《南通工学院学报》2001.3 ）通过宋代历史文化背景的分析，指出宋代的服饰风格以清丽雅致简单质朴为主流，这种趋向自然的风格与理学的形成和当时的社会氛围密切相关。最终阐明服饰作为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是时代、文化、民族的综合反映。在服饰的从众心理较普遍和固守封建等级制度的中国古代服饰文化中，占统治地位的文化、思想无疑左右着当时的服饰特点。竺小恩《社会、审美与传统的文化整合——论宋代服饰文化儒雅化的缘由》（《大连大学学报》2007第28卷第5期）认为影响宋代文化，包括服饰文化在内的主要因素，是在理学从萌蘖到形成这一漫长过程中宋代社会在政治、宗教以及社会文化领域的一些重要策略，这些策略是宋代服饰文化走向儒雅化的根本原因。张金滨的《宋代服装评析》（《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第36卷第6期）指出服装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宋代服装作为中国服装史上的重要时期，有其自身特征。作者从宋代的时代背景、社会经济、文化思想、审美情趣进行分析，探索它们对当时服装的影响，挖掘宋代服装特点及形成的社会根源。余敏、乐文华《宋代服装变迁中的内因优越规律》（《江西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07第28卷第2期）指出宋代服装受胡服的影响较大，服装的等级性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女性服饰花样翻新，宋代服装变迁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人的内发性的欲求是其主要原因。
刘驰、袁燕、周捷《民族文化交流对宋代服饰的影响》（《西北纺织工学院学报》1999.3）以女真族和契丹族为例，探讨宋代服饰民族文化交流问题，指出宋代服饰是汉族服饰与少数民族服饰共融的结果，民族文化的交流是相互的。朱瑞熙在《朱熹的服装观》中也指出宋代服饰文化三大特点之一，便是吸取周邻少数民族的长处。
四、唐宋服饰比较
唐朝服饰是中国服饰演变史上最为精彩的篇章，其冠服之丰美华丽，妆饰之奇异纷繁，都令人目不暇接。其总体态势，不仅超越前代 ，而且后世也无可企及者，可以称得上是封建社会中一朵昂首怒放、光彩无比的瑰丽之花。宋代服饰则一改唐代的艳丽华美，在服装史上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一些文章对唐宋两朝的服饰风格特点进行了对比。
李爽《大唐气象与两宋雅韵》（《运城学院学报》2005第23卷第4期）分析了服饰民俗是社会心理的一种映射。唐朝妇女服饰肥阔华美，胡服盛行的现象反映了唐朝国力强盛为前提的全方位融合异族文化的吸纳社会心理；而宋代由于实力下降，理学盛行而导致的保守心态也可由宋代妇女服饰瘦弱、窄小的特点予以表现。刘君《唐宋服饰纹样审美比较》（《丝绸》2005.5）把唐代服饰纹样的艳丽、丰满特色与宋代服饰纹样的轻淡、典雅的审美风格进行比较，认为唐代气势恢弘、造型华丽、充满勃勃生机，带有自由欢乐气息的织物纹样代表了自由浪漫的审美精神；而宋代细长、质朴、很少繁琐妆饰的纹样造型，则代表了文人雅客的美学理想，由此得出中国古代的艺术审美理想跟每个朝代的社会特点分不开的结论。 吴晓菁《魏、唐、宋之服饰风格比较》（《武汉科技学院学报》2005年18卷第10期）认为魏晋服饰风格，飘逸而无拘无束，呈现出自然清新的样式；唐代服饰的丰美华丽，则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宋代服饰则完全成了一种素淡、稳重、典雅含蓄的感觉。如果说唐代服饰艺术风格是开拓、恢弘的；那么宋代服饰则是高雅的，流露出一种清淡的美，恰如宋代的山水画那种清淡、静远之美。唐永霞 《论唐宋时期妇女服饰隐含的审美趋向》（《中国轻工教育》2006.3）论证了唐代妇女服饰欣欣向荣、雍容华美，而宋代妇女服饰则是阴柔病态、质朴拘谨，这两种不同的服饰风貌背后隐含着男子们隐蔽的想象和审美要求。到宋朝时唐代男性审美中那种大刀阔斧、直率奔放的阳刚之气让位于阴柔病态的审美之韵，这种审美观影响到妇女的服饰。
五、宋代文物服饰考及介绍宋代服饰的著作
以上文章大都是史料考证分析，而周锡保的《宋代服饰备考》（《戏剧艺术》1976/4）和章敏珏的《略论福建宋代纺织品的品种与特点》则是以文物为第一手材料写成的。
周锡保《宋代服饰备考》根据各博物馆所藏宋画及晋祠壁画等分别考述宋代男子品官及中上家庭妇女的衣饰，并配有简图，男服包括衮冕服、通天冠及远游冠服、朝服和公服，时服、噗头和革带等；女服主要是襦、袄、衫、背子、半臂等上衣，抹胸、裹肚等内衣，裙、裤等下裳，冠帽鞋等，饰品及发髻、面饰等。作者后又作《中国古代服饰史》（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涉及宋代部分介绍较详，认为宋代商业发达，城市繁荣，人们对服饰的追求讲究多样化。章敏珏《略论福建宋代纺织品的品种与特点》，主要根据1975年福州南宋黄升墓所出土的300多件丝织品，来考察当时丝织品的组织结构及花纹等。指出：南宋的纱在轻盈和透明上比汉唐更进一步；绉纱表面的绉粟效果特别强；三经纹罗有三个品种，为南宋大量生产的织品；绮的花纹也以写实花卉为主，具有双重色彩感；出土的松竹梅花锻，证明南宋出现构图饱满、工艺精细的变化锻纹。
深受学术界推崇的著名学者沈从文先生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1981年版）也是重文物考释的典范，该书收录的藏于故宫博物院、历史博物馆的宋代名画、砖刻、壁画、彩塑共31幅（包括7幅北方少数民族人物服饰形象），对宋代上至皇帝皇后、官僚地主、文人雅士，下至农民、市民、货郎、厨娘等各阶层人物的服饰进行了考证。黄能馥、陈娟娟《中国服饰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在第七章宋代的服饰文化中介绍了宋代的官服制度及男女的一般服饰。另外该书对福州南宋黄升墓和江苏金坛南宋周瑀墓出土服饰进行了详细介绍，并配有插图，是研究宋代服饰的珍贵文物资料。朱瑞熙、张邦炜、刘复生、蔡崇榜、王曾瑜所著《辽宋西夏金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除了介绍宋代男子和妇女的主要服饰风尚外，还阐述了宋代的“衣服之制”，即服制起着维护上下等级关系和长上尊严的目的；以及“衣服变古”即宋代服饰上的两个变化：一是等级严格的古代服制已不在被恪守；二是宋代服饰深受少数民族影响。
杨渭生等著的《两宋文化史研究》（杭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在第二章第一节介绍了帝后与宫廷服饰、品官朝服与公服、士庶服饰和妇女的服饰与发髻。另外介绍到宋代服饰的服饰专著还有华梅的《古代服饰》（文物出版社，2004年版）以文物考古的重大发现为线索，系统揭示了我国历代服饰的发展特点和艺术风格，用“宋明矜巧”来综合宋明服饰，孟晖的《中原女子服饰史稿》（作家出版社，1995年版）则以“两宋风流”概括宋代妇女服饰。
六、其他
王俊奇《宋代体育运动中的服饰文化》（《上饶师专学报》1999.1）分述百戏、球类及竞渡时的服饰。指出：宋代体育服饰品种多样，参加不同的体育项目，服色也不同，而于百戏和龙舟赛时一般穿红色；宫廷体育服饰更为华丽，由于皇帝的参与，以至打马球时，也让皇帝所在一方的大臣穿黄色。古代的体育服饰一直是学术研究的一个盲点，留给后人广阔研究空间，此文可说是这一领域填补空白之作。
曾维华《南宋“二胜环”寓意解》（《学术月刊》1997.6）考证了南宋初一种头饰“二胜环”的来源及其政治寓意。张庆《宋代的簪花习俗》（《文史知识》1992.5）介绍了宋代无论男女贵贱都戴花的习俗，所戴花既有鲜花也有制作的假花，簪花不仅是习俗，更成为礼仪的一部分，宋人不仅于民间婚宴便宴簪花，而且于朝廷大礼及宴会时皇帝也会赐花，不戴则失礼。王立辉《浅析宋代服饰纹样的艺术特色》（《中国科技信息》2006.24）认为宋代服饰纹样有丰富的题材内容；清瘦写实的造型设计以及淡雅的色彩，而且纹样具有标识性和寓意性。
时胜斋《宋代的服饰规定》（《史学月刊》，1982.2）以南宋的一部条令汇编性的专书《庆元条法事类》中记载的有关服饰的法令为研究对象，进行仔细分析，指出这些服饰规定，是当时的法令，充分表明封建社会的严格等级身份制度。
对宋代服饰进行比较系统研究的应该是浙江大学的王雪莉，她的博士论文《宋代服饰制度研究》（2006年）针对宋代服饰“保守”与否的问题，来发掘宋代服饰史作为服饰文化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发展规律和脉络;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宋代服饰史在整个服饰史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宋代服饰与整个宋代社会的关系。最后从四个方面归纳出宋代服饰文化的创新：其一，传统礼服制度改进，主要体现在祭服和朝服制度的发展；其二，常服的礼服化，主要体现在宋代公服的发展；其三，异族服饰文化的存在与充斥，主要体现在胡服；其四，追求时尚，破旧立新，突破常规，主要体现在奇装异服。
综上所述，近三十年来宋代服饰研究取得了一定成绩，主要表现在：其一，研究领域不断拓宽，从不同角度对宋代服饰进行了多方面阐述和论证；其二，研究方法可信，研究者多采用文物与历史文献结合考证的形式进行研究，增加了论证的科学性。
但笔者认为宋代服饰研究依然是较为薄弱的环节：全面系统专门研究宋代服饰的论著几乎没有，论文也比较少，三十年只有三十多篇论文；北宋和南宋服饰的渐变过程，南北地域服饰的差别体现不出来，有的论文有以偏盖全之嫌；宋代女装、下层人民的服饰研究较少；各种社会因素对宋代服饰的影响分析不全面。如果说宋代服饰史是一条河，近三十年的研究则如涓涓的细流，供挖掘的领域依然广阔。随着考古事业的不断发展，学术界的日益重视，宋代服饰研究作为中国古代服饰之树的一枚果实，将会愈加成熟！
（作者简介：商明惠（1972—）女，汉族，山东济宁人，北方民族大学文史学院专门史硕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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