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陷阱”独白
我在等，屏息以待。我睁开黑色的眼睛，把目光投向周边行走着的猎物。
路上竖着“注意脚下”的标识牌。看到上面的文字，人们就会留意脚下，小心翼翼。我冷笑：留意脚下，说得倒好，我这巨大的陷阱正张开大口等着你。
我等待的猎物——加地公四郎，出现了。他身材颀长，脚步傲慢，肩头耸立，迎风而行。
我最大的乐趣就是思考吞噬猎物的时机和场合，以便做出最佳选择。可能会出现意外，那就需要耗费点儿时间，多动脑筋仔细分析，另辟蹊径最终达到目的。这里容不得任何哀怨、哭诉和反抗。
加地公四郎走过来了，他走过来了。不是我强迫他来的，是他主动走向自己的宿命。
一个牺牲者的故事。
一
关于天神路杀人案我有话要说。那天晚上，在案发现场附近，我看到了一个男人的身影……
寄来的信就是这样开门见山地写道，收信人写的是警察署长，没留任何寄信人的信息。
信纸和信封全无特别之处，邮戳是T市邮局的。文字写得笨拙，可能是为隐藏笔迹有意为之。警察署长将信看了一遍，然后抽起烟来。
最后，署长认为：这封信应该不是胡乱造谣，故意扰乱警方视线，来信的内容值得研究其真实性。
署长又拿起举报信，想再仔细读一读。
我现在才想起写这封信，是因为今天早晨在T市日报上看到了关于那起案件的报道，就是“追踪案件一个星期，侦查团队遭遇困境，只有作案时间明晰”那个报道。报道说，作案时间是在那天夜里八点十分到九点之间。我突然想起来，那天晚上刚好那个时间，我正在新光大道。那条大道是众所周知的商业街，其中有一家化妆品店叫“红星”，悬挂着红色的广告灯牌。在化妆品店旁边有一条向左拐的小路，就是案发地天神路。
那晚我从新光大道走到红星化妆品店门口时，刚好是八点四十分。能准确记得这个时间是因为九点钟我和朋友有一个约会，感觉自己可能要迟到，就看手表确认了一下时间。
那是一个寒风习习的夜晚。和大城市不一样，这里的商业街晚上八点钟就打烊，行人稀少，街上冷清得很。那个男人就是在这个时候突然从天神路拐出来的，他看见我时惊讶地别过脸，急匆匆地与我擦肩而过。
大家都知道红星化妆品店的广告灯牌很亮，所以我很容易就看出那家伙瘦瘦的，是高个子，身穿一件浅褐色的制服，手里拿着一個包裹似的东西。只一眼就让人猜测他可能是经常在居民区转悠的市政工作人员，但我不敢肯定。在案发时间，那个从天神路走出来的男人无论如何都值得怀疑。
报纸上说，关于这起案件警察还没有掌握任何线索，侦查陷入僵局。想到我碰见的那个人，或许能为破案提供线索，就给你们写了这封信。希望能早一天破案，抚慰受害者的灵魂……
警察署长把看了两遍的信递给刑侦主任，刑侦主任看完又拿给警员们传阅。
“你们怎么看？”署长问道，“如果写的是事实，这就是重要线索。”
“应该是事实吧，”刑侦主任说，“内容写得很具体。”
“不过，也有令人担忧的地方。”
“什么地方？”
“信里提到那个男人的部分：瘦瘦的，高个子，似乎是市政工作人员。”
“不过，他也说不敢肯定了。”
“应该是寄信人直觉认为那个人是市政工作人员。红星化妆品店的广告灯牌很亮，可以把人看得很清楚，所以这一点还是可信的。寄信人说不敢肯定，应该是担心万一那个人不是凶手，会冤枉好人。我们先把这个男人找出来吧。”
T市政府位于海拔八百米的地方，属于全县为数不多的高冷地带，市民引以为自豪的就是可以在雄伟的山顶俯瞰市区的任何地方。这里是充满清新空气的高原聚落，全然没有现代都市的样子。在市政府大楼里找出那个男人，可能需要花费不少时间。
刑侦主任从来信中筛出需要调查的几个要点：瘦身材、高个子、身穿浅褐色的制服、经常在居民家门口转悠。
“这是怎么回事，信上说总是在别人家门口转来转去？”
“可能是督促缴纳市民税的吧？”
“如此说来，寄信人可能经常滞纳税金？”
“也可能是清理下水道或回收垃圾的。”
“他们也是市政人员？”
“应该是吧，他们都归卫生部门管理。另外，入户查表员也属于自来水部门。”
“是啊，”署长冲刑侦主任叮嘱道，“一定要慎之又慎，对方是公务人员，而且尚未确认其凶手身份。”
刑侦主任离开房间时说：“过去十年里，我们警察署管辖区还从来没有发生过杀人案呢。”
二
就此谈谈这个案子。
被害人是居住在天神路附近的六十四岁的坂上晃吉，他和妻子康子两个人一起生活。
别看坂上现在不上班，但众所周知他小有积蓄。他的妻子康子当了二十多年小学老师，坂上本人也是从银行退休的，仅两人的退休补贴再加上康子的养老金，就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收入。坂上还有一片亲戚转让过来的山林，靠出售木材盖了公寓，每个月有固定的房租收入。他们有一个儿子，从东京的一所私立大学毕业后进入政府机关工作。也就是说，坂上是一位充分享受退休生活的平凡而富裕的老人。
案件发生在一个星期前，一个寒风刺骨的夜晚。
康子经常回娘家小住，前几天又回去了。卖香烟的邻居那天问前来买香烟的坂上：“夫人又回娘家了吧？”
坂上告诉他：“有亲戚结婚，她参加婚礼去了。”
香烟店的电话是在案发当晚的夜里九点半左右响起来的，是康子打来的，她拜托说：“不好意思，家里的电话一直没人接，请向我家坂上转达一下，我本想今晚到家，可是没赶上末班公交车，在车站等到天亮也不是办法呀。”
这么冷的天，香烟店主皱着眉头，裹着睡袍来到坂上家。
玄关的玻璃门开有细小的缝隙，里面亮着灯。他喊了声“晚上好”，没有回答，便索性开门进去，不想被倒在地板上的晃吉的尸体绊了一下。
死因是被人掐住脖子窒息而死，没有反抗的痕迹。脖颈上残留几道伤痕，似乎是他自己抓挠出来的。
室内极其混乱不堪。从夫妇的日常生活和人际交往来看，绝对不是情杀。从娘家打车回到家的康子对警察说，放在佛坛小抽屉里的七万日元不見了。这时候，入室抢劫杀人几乎不容怀疑。
接着研究作案时间。
“死亡一个小时左右。”
刑侦主任顺着法医的话默默计算着：“那只要倒推一下……作案时间应该在八点半左右，再宽松一点儿计算，就是八点到九点之间，应该没有问题吧？”
而这个推断因为两个证人的出现变得更加具体。证人之一是附近一家商店的店主，他在距离作案现场步行十分钟左右的公交车站见过坂上。
“我从公交车上下来的时候，坂上先生就站在那里。我们还相互看了一眼，然后他就走了。”
根据这个证言，基本能确定坂上是来公交车站接从娘家回来的妻子的。那班公交车是八点到达的，他发现下车的人里面没有康子，便回家了。到自己家只有十分钟的路程，也就是说，行凶时间是八点十分以后。
听完这些，一名警察立马去了公交车站，因此找到了第二名证人。这个人是从康子的娘家所在的春仓镇，乘坐九点到达的公交车过来的银行职员。
“我认识坂上先生，但是我下车的时候车站空无一人，而且下车的乘客只有我一个人，路上也没有行人。”
如此说来，坂上没有在九点时再来公交车站接康子。他明明知道康子今天回家，如果没有特殊情况，他一定会来接妻子的。
作案时间推定在八点十分到九点之间。
虽然确定了犯罪时间，但找不到与凶手密切相关的线索，那五十分钟仍然没有任何实质性意义。现场没有遗留物，既没有脚印，也没有指纹，什么都没有发现。现在唯一能推测的就是熟人作案，因为凶手通过玄关进出，并且被害人没有抵抗。
对面临困境的破案人员来说，这封来信就好比落水者要抓住的救命稻草，而且比稻草更结实，更能切实体会到抓在手里的真实感。警员们纷纷摩拳擦掌，走上街头。
当然，警察并不会直接向市政府提出申请，要与所有瘦瘦的高个子男职员见面。但在收到信的第三天上午，一个男人引起了侦查人员的注意。
这人身材瘦弱，个子很高，周围评价却不太好——人们都说他吝啬、固执。
但警察不能因此就对其采取措施。他在市政自来水部门工作，负责查水表，而且被害人的家就在他分管的片区之内。这一情况引起了警方的重视。
获得这些信息后，刑侦主任推开了警察署长办公室的门。
“现在摆在面前问题是：我们该如何采取下一步的行动。我们还没有掌握关键证据，案情还存在诸多疑点。嫌疑人一家生活得很清苦，他老婆做衣服挣的那点儿钱好像都被他拿去喝酒了。一个查水表的一般对片区情况都了如指掌，他和被害人应该互相认识。”
听了刑侦主任的话，警察署长喃喃自语道：“破案难度不小啊。”
目前还不到实施逮捕的阶段，很容易由于个人主观因素做出不客观的判断，他希望获取更多具体的确凿证据。这样想的同时，他也有了另外的担心——不在场证明。
此案的作案时间是准确无误的，八点十分到九点之间。到了审判之时，这五十分钟也将是最大的辩论焦点。从案发到现在已经过去十天了，案情没有进展就是因为如此关键的“五十分钟记忆”不明确、不清晰。难道它成了破案的绊脚石？
这时，一名警员跑进来报告说：“嫌疑人在案发当天到过被害人的家里。”
“什么？”署长探起身问，“是晚上吗？”
“那倒不是，是上午，大约十一点。为了查水表，他到过被害人家隔壁的香烟店，店主还和他说坂上先生的夫人出门了。”
“这样的话，被害人家里一定有那天嫌疑人给他的用水缴费通知单了……”
“没错，确实有，已经找到了，抄表员一栏盖了那家伙的名章。他一定知道被害人家里只有被害人一个人在。”警员断言道。
“要不要动手？”署长问道。
“我们行动吧。”刑侦主任回答。
就这样，在那天下午，这个瘦高男人作为重点嫌疑人被带到了警察署。
加地公四郎，三十四岁。
负责调查的是刑侦主任。
三
加地公四郎断然否认自己与命案有关。他从一开始就带着强烈否认的态度，随着讯问的进行，刑侦主任的脸上浮现出难堪的表情。
“那晚你真没到过天神路附近吗？”
“根本没去过，大晚上的去那里干什么？”
“但是，有人在那里看见了你。”
“见过我？是谁说见过我？”
“无可奉告。”
“岂有此理，你这是毫无依据的指证办案！既然有人说见到过我，那就快告诉我他到底是谁，让他出来和我当面对峙！”
刑侦主任当然不知道那家伙是谁，但寄信人说他见到的人可能就是加地啊。
刑侦主任又换了另外的问题：“那我问你，那天晚上，也就是八点十分到九点之间，你在什么地方？回答不出来吧？”
“是回答不出来，因为你的问题太离谱，昨天的事情都会忘记呢，更别说十天前了。这个问题你最好先问问你自己，主任大人，十天前的晚上八点十分到九点之间，你在哪儿，在做什么？这个问题简直拙劣、愚蠢透顶！人又不是每时每刻都怀揣着秒表生活的！”
“也是这个道理。”刑侦主任无奈地笑了一下，十天前的事自己确实记忆模糊、基本想不起来了。
但如果是杀人，哪怕过了十年也不会忘记吧。就这么被他轻而易举完全否认了，怎么才能让他招供呢？
“这样，我们先休息一下好了。”刑侦主任刚说完，门开了，警署里资格最老的牧口刑警走了进来。
“找我有急事吗？”
“请过来一下。”牧口刑警在刑侦主任耳边悄悄说，“刚刚加地的老婆来了。”
“哦，怎么又……”
“说惦记丈夫，在家里坐立难安。”
“来得正好，那就问问那件制服外套的事吧。”
“由我来问吗？”
“不，还是我来见她一下吧。”
“那加地怎么辦？”
“你来讯问加地，这家伙一个人也难对付。”
刑侦主任离开，牧口刑警接替他进行讯问。
“我现在可以走了吧？”加地说着要站起身，被牧口刑警按住肩头。
“你还是说实话吧，住的地方我们已经给你准备好了。”
牧口刑警说“准备好了”不是在说假话，因为大约晚间就可以下达逮捕令了。但加地意外地顽固，他冷静面对各种讯问，并带着冷笑予以反驳。警署内从署长到警员，全部焦虑不安地等待加地“破防”。
在这种情况下，加地妻子的出现简直是帮了大忙。外面一层的大门坚固，里面的内门说不定不堪一击。
房间的拉门一开，刑侦主任就冲仰视自己的一双哭肿了的眼睛投去了微笑。
“你就是加地先生的夫人吧？”
“是的，我是来请求……”女人浓密的头发和衣襟下摆的白色吸引了刑侦主任的目光。与其丈夫加地公四郎相比，她给人诚实厚道的感觉。虽然个子不高，但整个人由内而外散发着温暖。
刑侦主任想，还真算得上是一个美人呢。随后坐下来问：“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定子。”
“孩子的名字呢？”
“我没有孩子。”定子说完，眼神带着哀求，“我丈夫做了什么呀？”
“我们正在请他说清楚呢，不过，夫人，”刑侦主任不动声色地提出问题，“你的丈夫有一件制服外套，对吧？”
“是的，是有一件。”
“什么颜色？”
“褐色……浅褐色。”
“什么时候买的？”
“今年八月，孟兰盆节大降价的时候……”
“最近穿过吗？”
“穿过，九月份以后晚上冷的时候会穿。”
刑侦主任点燃一支香烟，突然将问题指向关键点：“你知道天神路发生的杀人案吗？”
“知道，在报纸上看到了……”
“那天夜里，确切说来就是九月十九日晚上，你丈夫是穿那件制服外套出门的吗？”
“那个……为什么要问我这个？”
“这个问题非常重要，能好好回忆一下吗？”刑侦主任看着定子困惑的表情，感觉自己问得有点儿苍白无力。
十天过去了，记忆被埋藏在两百四十多个小时里，没有任何铁锨能把它轻松挖掘出来。
“那天，”定子喃喃自语般说，“是川边街发生火灾的那天吧？”
“是的，就是那天，夫人！”刑侦主任有点儿激动，他想起川边街与加地所居住的街区相邻。
一户人家着火了，是电烙铁过热引起的。刑侦主任本人也出警了，记得那天回到警署后大家一起吃了面条，然后几个小时后就发生了这起命案。他还想起来，大家在现场议论说“今天可是忙坏了的一天”。一个记忆苏醒了，另外的记忆随之被唤醒，历历在目。
“就是那天，夫人，请你再好好想一想。”
“如果是那天的事，我记得很清楚。”
“请说。”主任把烟头按灭在烟灰缸里。
火灾发生在下午五点，定子也到发生火灾的住户附近去看了。六点多一点儿，火情被扑灭，回到家做晚饭的时候来了客人。客人叫田村，是一家租借缝纫机公司负责收租金的人。缝纫机公司按月收租，每月三千。钱是靠这台新机器挣来的，却常常被加地买酒喝掉。
田村每次来收租金，定子心里都不舒服。这天加地迟迟没有回家。
“不好意思，他又去喝酒了。”
“那我就等他一会儿。这个月收不到租金，公司也是有规定的……”田村同情她，说夫人也不容易，两个人聊起来。田村的妻子前年因为交通事故去世了。
“老婆去世了，才知道老婆的好。”他深有感触。
话就越说越长，停不下来。
“哎呀，这都八点了。”他看了眼手表。
定子也看向衣柜上面的座钟，加地就是在这个时候回来的。
四
“等一下，”刑侦主任打断了定子的话，“你说八点左右，不会记错吧？”
“是的，我肯定是八点五分之前。”
时间在这个时候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作案时间既然在八点十分以后，那八点十分之前回到家的加地不可能是凶手。
“还有一个问题，”刑侦主任问道，“你丈夫回家的时候穿了制服外套没有？”
“没有，他穿的是西服。他早上去上班没穿制服外套。”
加地喝得烂醉如泥，对等他回来的田村说了声“你好”，就问定子：“洗澡水放好了吧？”
“对不起，光顾着说话了。”定子赶忙站起来，但加地的手已经飞到她的脸上，定子差点儿摔倒。
“住手，太不像话了！”
“哼，还轮不到你说三道四呢！”
“加地先生，我是在等你回来。”
“怎么样，你不是看上我老婆了吧？”
“你胡说什么？”田村脸色苍白地站在一旁，“我是来收月租的。”
“月租你不是从我老婆那里拿到了吗？”
“你说什么？”
“你想打架是吧？”
“快住手！”定子站到两人之间。
“醉醺醺的，我不跟你一般见识。”田村抑制着冲动，苦笑起来，“加地先生，你别胡闹。反正明天你也要到我们公司去交钱的。”
“对不起，给你添麻烦了。”定子松了一口气，送田村出了门。
“那么，”刑侦主任竖起耳朵，“你丈夫之后做什么了？”
“接着他进了卧室，我给他铺好床，他躺上去就睡了。”
“他睡下了？”刑侦主任脸上一副大失所望的表情。
他认为定子没有说谎话，那加地的不在场证明就是成立的，他不可能是凶手。可寄信人看到的那个人又是谁呢？
急不得。刑侦主任凝神思索：加地八点零几分就睡觉了，而从加地家徒步到案发现场大约需要二十分钟，会不会是定子铺好床后加地假装睡着，然后趁定子没注意从窗户跳出去的呢？那么，他大约在八点二十五分就能赶到现场。假如行凶需要十五分钟的话，他离开现场应该在八点四十分。
寄信人看到他刚好是八点四十分左右。
他真的在睡觉吗？
问题集中到这一点。
“夫人，”刑侦主任舔了一下干巴巴的嘴唇说，“你丈夫睡下之后，你在干什么？”
“我在厨房哭了一会儿，也不想吃饭，就一直站在洗碗池旁平复心情来着。”
“你在厨房待了很久吗？”
“没多久，四五分钟的样子。很快我就回过神来，坐到缝纫机前开始缝制邻居预定的西服。脚踩缝纫机干起活儿来就会忘记那些烦恼的事情。那天，因为被他打了一巴掌，再加上讨厌房间里的酒味儿，我记得好像过了半夜十二点我都还在忙活。”
“一直踩缝纫机到深夜，你丈夫能睡踏实吗？”
“這不用担心。我丈夫一旦睡着，就是打雷也不会醒的，能一觉睡到天亮。而且，那台缝纫机摆在离卧室很远的地方。我回房间的时候，他还鼾声如雷呢。”
刑侦主任有一种期待已久的兴奋，加地是完全可以瞒过定子通过卧室的窗户自由进出的。定子现在还不知道加地已经被怀疑，她只是把那天的情况如实讲述出来。这个证言是可信的。
刑侦主任心满意足地重新点燃一支烟。这时候门被拉开，一名警员探进头来，用眼神向他示意。
刑侦主任走出房间，警员问道：“怎么处置加地公四郎？他一直嚷着放他回家，搞得牧口刑警不知道如何是好。”
“不能让他走。”
“要逮捕吗？”
“是的，抓紧办好逮捕令，署长那边我去解释。”
年轻警员一身轻松地离开，刑侦主任重新回到房间，站到定子面前。
“夫人。”他说，“加地公四郎作为坂上晃吉杀人案的嫌疑人，现予以逮捕。”
“你在说什么？”定子猛地一下站起来，“你们一定搞错了，我丈夫不可能是凶手，他那天一直都在家里睡觉！让我去见他，他太可怜了！把睡觉的人当成凶手，这是你们警察应该干的事情吗？”
刑侦主任有些吃惊，他没有想到眼前的这个女人对丈夫有如此强烈的感情。
“加地公四郎，”刑侦主任像是想要点醒她似的说，“那个晚上，即便他在睡觉，那也是一个恶魔躺在床上。”
一瞬间，定子再也支撑不住，双手捂脸发出强烈的呜咽声。刑侦主任转身朝署长办公室走去，现在只要让加地如实招供就行了。
五
就在当天晚上，警察对加地实行了逮捕。
在讯问室，刑侦主任再次与加地会面，但他的态度依然强硬。
“我没犯罪。我自己都不清楚的事情，警察是怎么知道的？”
“有目击证人。”
“那家伙是谁？”
“现在还不方便告诉你。”
“你把那家伙带过来，看我不打死他！”
“已经杀死一个，你还要再杀死第二个吗？”
“快别这么说！主任大人，我求求你，当面一对质就什么都明白了！”
“盗窃的钱弄哪里去了？”
“主任大人，你不相信我是吗？”
“我相信你。”
“相信？太好了，你说相信我，是吧？”
“嗯，我相信你是个杀人犯。”
“混蛋！你们眼瞎了吗，仅凭这个就想抓杀人犯？你拿出证据来，指纹、脚印什么的，拿出来看看啊！”
恰恰是在这一瞬间，一丝轻微的疑惑掠过刑侦主任的心头：这是演技还是……
次日一早，警方对加地的住宅进行搜查，但没有发现抢劫的钱财，只是找到了被胡乱团起塞入衣柜的制服外套。
要想让这件制服外套成为物证，必须有人证明加地确实穿着它出现在了案发现场才行。寄信人在哪里呢？
这一天的晚报大篇幅报道了加地被捕的消息。报道说，侦查团队一路凯歌，嫌疑人招供只是时间问题，还刊登了加地的照片。
在下班之前，缝纫机公司负责收取租金的田村史郎来到警察署，表示要见刑侦主任。
“看了报纸我很吃惊，说加地被逮捕了，这简直没有道理。加地不是凶手。”田村断言。他四十多岁，一副耿直的模样。
“为什么这么说？”
“我那天去过加地先生家里……”
“加地定子在证词里也说过的。”
“你们知道了？这样就更好办了。我在那之后又去了一趟加地家……”
田村八点左右离开的加地家，钱最后也没有收到，跟一个醉醺醺的人讲不出什么道理。回到家后，他又怀疑：那两口子吵架不是在演戏吧？会不会就是不想付租金，故意把我逼走的？两口子配合唱了一出双簧，不会现在还在嘲笑我吧？
所以，田村又一次来到加地家。
加地家里的情况他非常清楚，他悄悄绕到了后院。玻璃窗里的窗帘卷起来，能清楚地看见卧室里的情况。电灯开着，加地躺在床上睡觉，从鼾声和零乱的睡姿看得出他是真喝醉了。
就在这时，房间里响起清澈的报时声。田村看向自己的手表，八点半。
准备离开的时候，他听到缝纫机的声音，同情起定子来。被喝醉酒的丈夫打，不被尊重，还要把自己该干的缝纫活儿做好。算了，再等些天收租金好了。田村想转到厨房的位置，把这个决定告诉定子，想想又放弃了。万一加地醒来，又会产生无端的怀疑。
“结果我在他家门口停留了十来分钟，回家的时候又看了一眼卧室，加地还是躺在床上呼呼大睡，所以他绝对不可能是凶手。”
听田村说完这些话，刑侦主任的脑子里闪过一个个让人绝望的时间。
已经确定案发时间是八点十分到九点之间，寄信人在案发现场看见身材像加地的男人是八点四十分，但在八点三十分到四十分，田村看见加地在家里睡觉……
“我这个人……”田村对陷入沉思的刑侦主任说，“加地先生一直对我抱有成见，可是我不能因此违心地不帮助一个清白的人洗清嫌疑。在法庭也好，在监察厅也好，我都可以对这个事实作证，我从小就讨厌冤假错案。”
因为挫败感，刑侦主任紧咬嘴唇。
将结果通知加地时，他那如钢针般的视线无情地刺向刑侦主任。
错误逮捕，人权漠视，侦查团队连遭挫折。报纸会如何报道呢？这简直是警察署无法承受的指责。
六
加地在被释放的当天夜里自杀身亡。
回到家，加地洗过澡后一个人喝闷酒。定子跟他说话，他也爱搭不理。晚上九点左右，在回房间睡觉之前，他来到踩着缝纫机的定子面前，说了一句“也别太辛苦了”。这是他平常极少说的话，也是傲慢的丈夫对妻子唯一的一次示爱。定子每与人相见，都忍不住哭着说到这一点。
定子干完活儿已经是夜里十点了。她回到卧室，发现加地已经死了，死因是服用了氰酸加里。毒药是以前通过保健所的医生拿到的，为了对付家里的蚂蚁。
加地事先换上了新衬衣和西服，很明显是有预谋的自杀，而且没有遗书。参与调查的刑侦主任默默用手抚摸加地尸体的时候，定子说：“我丈夫没有留下遗书，但是，他给我留下了遗书装不下的无数文字，那是你们一辈子也读不完的文字，全都刻在他的遗体上了。主任大人，请好好读一读，大声读一读吧！”
刑侦主任郑重地将双手置于膝盖上，听完定子的话，感觉被人指责也是一种救赎。
街上行人的服装突然加厚了，呼出的哈气也是白色的。这天早上，加地定子的身影突然从T市消失。她的家里连续两天无人，直到第三天的夜晚，从里面传来一对男女的欢笑声。
这是城市某个角落不被人注意的细小变化，刑侦主任对此完全不知情也情有可原。
一个月后的一天夜晚，负责收租的田村登上了去东京的火车。
然而，假如刑侦主任能随时跟踪他，一定会发现远离东京市中心的一个新开发小区的一户房子的门牌上写着“田村”两个字。尽管没什么新奇，但里面两个人的对话，绝对会让他震惊。
“终于就剩下我们两个人了，真难得。”一个女人的声音。
“太久了，有一个月了吧？”男人的声音。
“我一个人在等，简直寂寞死了。”
“但是毕竟一切都很顺利啊。你这个人，也太能演了……”
“哪里，说起这件事，也真是没有别的办法了，那家伙总归不是一个好分手的主儿，难缠死了。”
“虽然不知道凶手是谁，但遇到发生命案的大好机会，简直是老天帮忙。”
“连续一个星期都找不到犯人，连关键的证据都没有，简直是一桩无头案。而且，当我听他说‘我昨天还去过他的家时，我就想这事一定能成。”
“信就是那个时候写的。这样的计谋，他们怎么识破呀？之前明明写着红星化妆品店的广告灯牌是红色的……”
“在红色灯光下，褐色制服外套的颜色是难以分辨的，一般看上去都是黑色……”
“他们完全相信了。把人抓走后又很快放回来，这恰恰是我们的目的所在，为了释放他，还必须多此一举地提供他的不在场证明，简直太累心了。”
“不管怎么说，人是放出来了。我跟他说，要跟课长打个招呼，让他穿上新西服，在茶水里放了氰酸加里。那时候我的心脏跳个不停……”
“但是你够得上一个名演员了。到警察署又哭又闹，查验尸体的时候也没让刑侦主任察觉到一丝异样。”
“算了吧，现在好不容易能两个人在一起了，我们睡吧。”
“我现在很怕入睡。”
“为什么？”
“你丈夫烂醉如泥、酣然大睡的时候，被设计成了罪犯。入睡时发生的事情本来就说不清，这一点恰好形成一個陷阱，你丈夫就是一步步被拖到陷阱里的……”
“还不都是为了你？”
“定子！”
“我爱你，爱你。”
对话一直持续，逐渐变成毫无意义的语言碎片、急促的喘息和悠长的叹息，最后陷入沉寂。
不得不说，警察们看不到这样的情形是一件好事。
在T市，之后再未有杀人案发生。
责任编辑/吴贺佳
插图/子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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