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一

　　

一?

　　聽说“狗熊”被抓，正在食堂吃午饭的陈西早停止咀嚼，手一松，送到嘴边的筷子掉落地上——那家伙不是约好今天下午要来大队自首的吗，怎么变卦了？

　　陈西早没胃口了。他推开碗筷，打电话给孙一飞和“铁坨”，招呼他俩马上归队，准备去三江派出所接人。

　　把“狗熊”接过来不是陈西早找事搞，而是按规定办，因为“狗熊”的案子就在他们手上，三江派出所拿不住。

　　“脑膜炎”被抓有大半年了，可他唯一的同伙“狗熊”却迟迟没有到案，他的名字就一直被挂在网上。检察院把案子退了回来，要求公安局补充侦查，行业说法叫“退补”。“退补”是有时限规定的，只有一个月，而且，每个案子只能退

　　两次。两次没“补”上，没“补”好，检察院就会以“证据不足”为由做出不起诉的决定。这是一道避免制造冤假错案的防火墙，是检验公安办案质量的试金石，也倒逼警察提高办案效率。“不起诉”的决定一旦做出，犯罪嫌疑人必须释放，警察就出洋相了。可是，“脑膜炎”的案子怎么个“补”法？“狗熊”不到案，就拿不到口供。他的供述是证据链中的关键一环。证据链出现缺口，这起故意伤害案就办成了“夹生饭”。在陈西早的职业生涯中，那么多扑朔迷离的案子，凡是过了他的手，都办得利利索索，唯独这起仅仅涉及两名犯罪嫌疑人的案件却迟迟诉不出去。陈西早感觉很窝囊。

　　案情其实并不复杂，陈西早以长期办理刑事案件的经验认为，“脑膜炎”和“狗熊”也都不会判得很重，如果能获得从轻判决的条件，比如说“狗熊”自首，会更容易结案。可现在，受害人抓住扫黑除恶的时机一个劲儿往上告，说警察不作为，还要求挖出黑社会保护伞，公安这边的压力就重如泰山了。局长顶不住，限令陈西早要想尽一切办法尽快将“狗熊”缉拿归案，把案子诉出去，以了却心头之忧。

　　陈西早干刑警二十多年了，现在是刑警大队副大队长，也是局里历史最悠久的副大队长。知道点儿内幕的人都说，他是个看着肉吃光饭的憨头——陈西早的哥哥陈东亮在省委组织部颇有“身份”，据说至少管着全省三分之一干部的“帽子”。陈西早只要稍微利用一下这个资源，他那个“副”字早就抹掉了，或许，他还会有很大的“进步”空间。可是，陈西早不仅不把这种背景当靠山，反而看成自己的软肋，生怕让别人捏住把柄，说他靠着兄弟吃软饭。他从来不让哥哥过问自己工作上的事情。这样一来，哥哥和组织上都省心，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于是，局长、大队长换了一茬又一茬，他这个副大队长也就当了一任又一任。领导都认可他的工作能力和敬业精神，每当遇到难啃的骨头时，首先就会想到他。他也没辜负过领导的信任，总是化腐朽为神奇，把一盘盘死棋下活。有人说，陈西早搞案子全凭运气好，他天生就是罪犯的克星，其实不然。只有他心里最清楚，自己无非是吞下许多暗亏，比别人多流些汗水罢了。他常说的那句话是：只有想不到的办法，没有破不了的案子。你瞧，“狗熊”东躲西藏大半年，这不还是落网了吗？陈西早只是不明白，华律师说得好好的，他下午要带“狗熊”来投案自首，为什么会出现差错，让三江派出所捡了个便宜？而且时间就差那么一点儿，真的就只一点儿。

　　这是个谜，谜底只有到三江派出所才能揭开。

　　“脑膜炎”的家属仰慕华律师的名气，请他做辩护律师。当“狗熊”迟迟不能到案、案子遭遇“退补”、陈西早压力山大的时候，自然而然也想到了求助华律师。

　　华律师也是干过警察的人。转行之前，他在公安局法制室当副主任，负责审核全局所有刑事案件，陈西早没少和他打交道。他们之间的友谊是在工作中结下的，没有掺杂任何世俗的东西。除了同事情，他们彼此认同对方的业务能力，欣赏对方的职业操守。当然，华律师是有个性的人，也是有追求的人。拿到律师资质后，他决定辞职，挂牌开一家律师事务所。这在十多年前是需要胆略的。公安局可不是菜园子，他这一步迈出去就再也收不回来了。陈西早当时劝过他，叫他别一时冲动，轻易脱下警服，就算非要离开体制，也可以申请“病休”，不必自断后路。华律师理解陈西早的好意，但他不愿改变自己的决定。他说：“往后，我们虽不在一个单位，但吃的还是同一锅饭。我只是不想吃着碗里的，还惦记锅里的。”

　　就这样，华律师实现了人生的华丽转身，成了专职律师，把律师事务所经营得风生水起，他作为律师的名头也远远盖过了曾经当警察时的风头。这就有点儿意思了，昔日站在同一战壕里的战友，如今各守阵位似乎“对立”起来。陈西早经办的好几起案子，华律师都以嫌疑人辩护律师的身份直接“介入”，没少给警察“出难题”。有时候，他俩在讨论案子时因各执己见发生争论，甚至在酒局上还摔过杯子，但这一切并不影响他们之间的私人感情。他们以各自的职责和坚守，在共同维护法律公正的神圣使命中建立起一种微妙的互信和默契，成为一对欢喜冤家。

　　这不，“脑膜炎”的案子又让两人有交集了。

　　陈西早带着两个兄弟来到华律师的事务所，开门见山道：“华律师，我们遇到了同一个难题。”

　　华律师当然知道陈西早眼下面临的困难，“狗熊”不到位，案子被卡住。他暗自佩服陈西早思考问题的睿智和说话的技巧。明明是他找上门来有求于自己，却偏偏说成是他们遇到了共同的难题。他回应道：“是陈副大队长有难题吧，别把我‘共同进去。”

　　“我是有点儿麻烦，但你也好不到哪儿去。”陈西早故作轻松。

　　华律师有点儿讶异：“呵，愿闻其详。”

　　“案子一日不结，我们肯定完不成任务，可辩护律师的活儿也不算完，拿不到该得的代理费，对你可是名利两败啊。”

　　华律师笑笑：“这么说，我还得感谢兄弟们啊。”

　　“那倒不必。”陈西早话入正题，“我们得好好商量一下，怎么让‘狗熊早日归案。”

　　“你肯定是揣着什么好点子来的，需要我出力，不妨直接说出来，不必兜圈子。”

　　陳西早多次提审“脑膜炎”，希望他能配合工作，提供“狗熊”的相关信息。可是，被关进号子的人从来只把警察当“仇人”，他们除了挖空心思给破案制造麻烦外，是不会“出卖”朋友的。面对警察，“脑膜炎”永远都保持一个状态：沉默！陈西早没辙了，便想到登华律师的门。他说：“现在，能破局的恐怕只有你了。蹲号子的人把我们当敌人，把辩护律师才当亲人。”

　　“直说吧，需要我做什么。”

　　“从他嘴里掏出‘狗熊的下落，想办法动员‘狗熊投案自首。”

　　“理由呢？人家凭什么听我的？”

　　立秋了，天气还那么热，办公室的窗户敞开着。陈西早透过窗口望出去，院子里高大的桂花树上静立着一只不知名的鸟儿，它有长长的喙和黑黝黝的羽毛。外面没有风，桂花树的枝叶纹丝不动。鸟儿朝这边无声地张望，好像在偷听一个秘密。陈西早说：“案子本来不大，这么耗下去，程序走不动，我们有麻烦，对两个当事人来说也未必有好处。这一点，华律师心里想必清楚。”他掏出打火机正要点烟，一抬头发现墙面上挂着“无烟室”的牌子，便识趣地停下来，接着说，“如果能动员‘狗熊投案自首，争取从轻，早点儿判下来转去监狱服刑不是很好吗？再说，躲不是办法呀，一个网上逃犯，日子多难熬啊。”

　　华律师有所顾虑：“我也想过这事。可是，我的身份很敏感，弄不好，当事人会认为我和警察打合手。如今律师不好当，我是两头难。”

　　“可是，只就案子本身辩护，不给当事人指一条明路，你未必就是个好律师，畏首畏尾也不符合你的个性。”陈西早说，“能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帮助当事人争取宽大处理，才是律师工作的应有之义。我们问心无愧，不怕人家误解。”

　　华律师沉默了一会儿：“你别忘了，我曾经也是警察，这么简单的道理还不至于糊涂。”

　　陈西早看着华律师，目光热切，充满信任。

　　“我试试吧。不过，我也有个请求。”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庸俗了？”陈西早和两个兄弟一齐望向华律师，他们不知道他会提出什么要求。

　　“据我和‘脑膜炎接触，感觉他的思维不大正常，据他说，他母亲就是个精神病患者。我怀疑这样的家族病会遗传给‘脑膜炎，他的外号就很能说明问题，一定不是空穴来风。”

　　“你的意思我明白了，是要我们对‘脑膜炎的精神病家族史做调查，看是否构成对他的有利判决。”陈西早不无揶揄地问，“这算不算交换条件？”

　　“我只是向办案单位提出请求。这不是交换，是我们在共同维护法律的公正。我们不冤枉好人，也要依法保护嫌疑人的合法权益。”

　　陈西早朝窗外望去，那只鸟儿不知什么时候飞走了。

二?

　　这些天来，三江派出所的高所长情绪有点儿低迷。局里展开“秋季攻势”，又下达了一批任务指标，要求必须在规定时间里完成，还天天催进度。三江派出所辖区的治安状况原来比较差，在全县乃至全市都是挂了号的。上任几年，高所长带领全所兄弟们没日没夜地干，一刻也没消停过，该收拾的都进去了，辖区被拾掇得安安静静，上哪儿去找“指标”？

　　所以，这天上午九点多钟，当高所长接到线报，说“狗熊”约了人正在县城一家茶楼里喝茶时，他眼前豁然一亮，精神为之振奋。“狗熊”是挂在网上的逃犯，是每个警察都心心念念的“指标”。局里谁都知道，刑警大队副大队长陈西早正在侦办“脑膜炎”的案子，“狗熊”是该案唯一的同伙，谁能将其抓获，必是大功一件。高所长还知道，搞案子是有规矩的，像这种情况，按常规操作他应该先给陈西早通报情况，再配合刑警大队的兄弟们一起去茶楼抓人。可是，“狗熊”这个“指标”太诱人了。按照局里的奖惩措施，抓获一名网上逃犯，除了抵任务数，还有一笔不菲的奖金。这样一来，“狗熊”就成了送到高所长嘴边的肥肉，他越发不想让别人染指。三江派出所要独当一面将“狗熊”擒获。高所长还给自己找到了一条颇具说服力的理由：“狗熊”虽然长期在外面混，但他的户籍就在三江派出所辖区。他们抓“狗熊”名正言顺，料谁也没话说！

　　运气又好又不好。高所长带人赶到茶楼包间时，“狗熊”刚刚拔脚走人，杯子里的茶水还袅着热气。线人告诉他，“狗熊”已经下楼，准备开车逃跑。高所长从楼上望下去，只见一辆车正徐徐启动。他记住车牌号，招呼兄弟们奔下楼驾车追赶。从装备上比较，派出所的车明显不占优势，与“狗熊”驾驶的路虎比，差了不止一个档次，结果自在预料之中。两车之间的距离越拉越大，眼看着“狗熊”就要从警察的眼皮底下溜掉。如果出现这样的结果，不仅高所长的如意算盘全部落空，恐怕还够他喝一壶的。“狗熊”也是运气不好，逃上一条简易公路后，碰到有人把路面挖断正在埋水泥涵管，一块“前方正在施工，车辆绕行”的牌子生生挡住去路。“狗熊”摁下车窗玻璃，伸出半个脑袋刚要对施工人员发火，高所长跳下车，用手里的枪把他给顶住了。

　　高所长没有在第一时间给刑警大队打电话，而是安排人抓紧讯问。他不想把“狗熊”就这么白白交出去，只有拿到一份有价值的口供，三江派出所才算实质性地参与了破案工作。不得不说，高所长是会算计的。可是，人算不如天算，“狗熊”装聋卖傻，面对警察苦口婆心的劝说，与案情相关的细节硬是一个字儿都不吐，让兄弟们白白折腾了一上午。直到午饭时，高所长心知从“狗熊”嘴里榨不出半滴油水，这才不情不愿地致电陈西早，让他来所里接人。

　　一见面，陈西早就对高所长开炮：“兄弟，你做人不地道，我对你有意见。”

　　“我知道。”高所长理亏地一笑，“我没提前通知你就采取行动，你怀疑我的动机。”

　　“你只说对了一半。”陈西早说，“‘狗熊是什么货色，你未必不清楚。我们好不容易让他咬钩，你却贸然动手，万一没抓住，你想过后果没有？”

　　陈西早说得没错，还真差点儿“万一”。高所长心里感到后怕，可他并不喜欢听陈西早这么说话，话里的潜台词谁都听得出来，就是瞧他不起。高所长嘴硬：“别说是头假熊，就算他是头真熊，也照样会落在我手里！”

　　陈西早想要说点儿什么，高所长接着解释：“陈副大队长别发火，你有所不知，当时的情况十万紧急，我真没想那么多。”他拍拍陈西早的肩膀，“实不相瞒，我们的动作还是稍微慢了点儿，险些造成重大失误。”

　　“那我问你，人都抓住了，你就不能安排人马上把他送到刑警大队吗？非得要我跑这一趟，你什么意思？”

　　高所长也不示弱：“我感觉陈副大队长今天不是来接人的，而是来唬人的。哎，我就奇了怪了，我们帮刑警大队抓了人，想得到一声感谢，看来不仅指望不上，还要反过来给你说声对不起才行。陈副大队长，你不觉得这不公道吗？”

　　“别扯了，我知道你心里怎么想的。”陈西早也不怕戳高所长的心窝子，“你是担心我们刑警大队吃独食，對不对？”

　　高所长认账了：“其实，功劳的大头还是刑警大队的。你们吃肉，我们分口汤喝而已”。

　　高所长的话刺痛了陈西早，他想了想：“这样吧，让派出所的兄弟把抓捕‘狗熊的过程写一份材料，我们带回去附入卷宗。我今天把态表在这儿，这个案子搞完后若论功行赏，一定有三江派出所一份功劳。”

　　高所长拱手道：“屁大个案子，哪儿来的功？没办好只有过。”

　　这个乌鸦嘴！陈西早沉吟有顷，把高所长拽到一边，说话的声音低了不少：“我刚才是不是有点儿耍横？”

　　高所长回他：“你就是一头混账狗熊。”

　　“话说得不中听，高所长别往心里去啊。”陈西早就是这么个人，火一上来，能点燃一栋房子。但只要冷静下去，他会让你有种说不出来的爱恨交加。

　　案子由一个叫“雪儿”的女孩儿引起。

　　混社会后，“脑膜炎”一直在干一件事：交女朋友，他都不知道自己交过多少女朋友了。雪儿是他新交下的，可是，这个女朋友让他交出了麻烦，因为雪儿同时还被另外一个男人“交”着。雪儿对自己脚踩两条船的“情史”并没隐瞒，根根叶叶都说。“脑膜炎”也不在乎——在交女朋友的问题上，他一直持开放态度。

　　有一天，那个男人给“脑膜炎”下战书了，约他见面把事情捋清楚。“脑膜炎”是见过阵仗的人，他一点儿也不憷人家。他们约见的地点是位于城乡接合部的一个农家餐馆。“脑膜炎”不是单刀赴会，他还带着马仔“狗熊”以防万一。对方有备而来，先从腰间掏出汽油瓶，点燃后朝“脑膜炎”身上砸。“脑膜炎”衣服着了火，心里也着了火。他一边拍打一边往餐馆外面撤。那个男人追出来，扔完了随身携带的十个汽油瓶，又变戏法似的从身上拔出刀，挥刀向“脑膜炎”砍去。就在这时，“狗熊”出狠手了，他飞身上前，从那男人手里夺过刀，一脚将他踹翻在地。“脑膜炎”动作敏捷，从“狗熊”手里夺过刀奋起还击。那场混战的结果是那男子被砍成重伤，乱刀之下虽说保住性命，但一条右腿基本上报销，这辈子注定只能与单拐为伴了。“脑膜炎”也是惨胜，左手臂上被剁开“两朵花”。

　　“脑膜炎”被抓以后，警察到那家餐馆做过调查。老板娘、厨师、服务员，目击者多人，说法是一致的。陈西早也相信，证人的陈述客观公正，没有水分。可是，“脑膜炎”一口咬定，“狗熊”只是跟他到过现场，自始至终没动手。

　　现在好了，“狗熊”既已归案，且听他怎么说。

　　陈西早并没急于讯问，他想揭开那个谜底：“狗熊”怎么把自首玩砸了。“狗熊”说，他接到师父的电话，是专门回来自首的——他的师父诨名叫“红驴子”，想来也不是什么好鸟。“脑膜炎”进去后，“狗熊”和他断了联系。华律师在看守所会见“脑膜炎”时，对他陈明利害，让他规劝“狗熊”投案自首，早点儿把案子了结。“脑膜炎”思前想后，觉得辩护律师的话在理，就把“红驴子”的联系方式告诉了他。“脑膜炎”说，“狗熊”现在成了惊弓之鸟，谁的话也不会信，只听他师父的。华律师便联系“红驴子”，把说服“狗熊”投案自首的事情谈妥，连某月某日下午由“红驴子”领着“狗熊”来见华律师，然后由华律师亲自带他到刑警大队投案的细节都敲定下来，然后，华律师把这个情况告诉了陈西早，让他等着好消息。没想到“狗熊”自作聪明，潜回县城的当天上午，他没有直接去见师父。人心隔肚皮，虎皮隔毛衣。“狗熊”怕师父使诈，便约了一个可靠的哥们儿，先到茶楼见面，他想摸清底细后再做计议。没想到那哥们儿正是高所长新近发展的眼线……活见鬼了！再问到故意伤害案发生当天，他是否参与斗殴。“狗熊”说他绝对没动手，只给“脑膜炎”做个伴。他甚至说：“我还拉架呢。那天，要不是我在场，那家伙就死翘翘了。”呵，如此说来，公安局还得给“狗熊”颁发“见义勇为奖”呢。陈西早一听，就知道“狗熊”和“脑膜炎”事后订立过攻守同盟。“脑膜炎”还算够意思，自己有事，绝不把帮过自己的哥们儿牵扯进去，天塌下来，他要一个人顶着。可是，法律只认事实，不认江湖规则和哥们儿义气。受害人的口供和现场的证人证言都指证“狗熊”涉嫌故意伤害他人，他怎么赖得掉呢？“狗熊”不承认自己动手打人，案子又走成了死棋，抓他有什么意义？他自首又有什么意义？

　　陈西早烦死了。

三?

　　第二天一上班，陈西早就带着孙一飞和“铁坨”去三江镇调查“脑膜炎”的精神病家族史。

　　程序有点儿乱套。

　　孙一飞首先提出：“队长，我们应该趁热打铁，到看守所提审‘狗熊，把他参与作案的情节问出来。”

　　“先晾晾他吧。”陈西早说，“我料定现在去问他，也问不出什么结果。”

　　“铁坨”说：“‘狗熊百分之百动过手。我不同意去搞什么精神病家族史调查，我们应该把重点放在如何让‘狗熊开口。”

　　“好，说说你的理由。”陈西早点头道。多少次，陈西早从他俩的争论中获得启示，找到破案的思路和捷径——搞案子最忌暮气沉沉，也惧怕陷入某种思维定式走不出误区，而年轻人思维活跃。在提审“狗熊”的问题上，陈西早是有所考虑的。他看过三江派出所简单的讯问笔录，“狗熊”并没承认打人，那就是几张废纸。陈西早觉得自己手里的牌还不够，不足以击败对手。他之所以暂时放弃提审，坚持先下乡调查，就是想让手里积攒更多的筹码。可是，他没想到会遇到来自内部的不解。

　　“铁坨”说：“对‘脑膜炎精神病家族史的调查是华律师提出来的，他是‘脑膜炎的辩护律师，只能站在他的当事人立场上想问题、办事情。队长，我觉得你的屁股是不是坐偏了？”

　　“对，我们的工作是要查清嫌疑人的犯罪事实，而辩护律师的目的是要竭力替当事人开脱罪责，以体现他的智慧和价值，从而获得社会声誉和经济利益。我们不能让华律师牵着鼻子走。”

　　两位年轻人的话不无道理。

　　“你们俩这么想问题，我很高兴，但你们思考问题的方式有问题。怎么能把我们的工作和律师的工作对立起来呢？你们有没有想过，其实，警察和律师做的是同一件事——维护法律的公正公平。要说不同，只是我们的站位有所区别。打个比方，如果说警察坚守的是法律的入口，那么律师则把守着法律的出口，我们就像同一阵营的战友共同守卫着阵地两端，不让犯罪嫌疑人越过法律的防区。”

　　“队长，我理解你的观点，可我还是觉得围绕精神病做文章是本末倒置，至少这不是我们的当务之急。”孙一飞坚持自己的意见。

　　“铁坨”干脆说：“‘狗熊的问题没查清楚，我们却反过来替‘脑膜炎寻找可能从轻判处的证据，我觉得我们就像在玩一个阴谋，和华律师合谋着某件见不得人的事情。队长，你就不怕引起别人的怀疑和非议吗？你就不怕有人秋后算账吗？”

　　眼下正是秋天。

　　“铁坨”说到问题的要害了。陈西早何尝没有想过呢？姑且丢开“狗熊”不说，“脑膜炎”作为本案的首犯，陈西早对他多少是寄予一些同情的。一个男人，他交女朋友，并非夺人之妻，能错到哪儿去呢？那男人约他“谈谈”，没错，他带了“狗熊”，但他没有寻衅滋事的本意。可是，对方哪是要“谈谈”，分明就是决斗。而且，对方准备的汽油瓶不是一个两个，是十个，其中，有一个还扔进餐馆的储藏室内引发火情，一众人拿灭火器才扑灭。这是得到证实的事情。后来，那男人扔完汽油瓶又拿出刀行凶，才酿成了一场混战，造成自己重伤。事实证明，对方从一开始就是有预谋的，他要求“谈谈”只是个幌子，想伤害“脑膜炎”才是真实目的。“脑膜炎”的反抗带着明显的防卫性质，但是从最后的结果看，他的防卫造成对方重伤，行为有些过当。“脑膜炎”和“狗熊”都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法律责任。陈西早的这些认识带着明显的感性色彩，他当然清楚，在工作中掺杂个人情感是警察之大忌。可是，陈西早对“脑膜炎”的同情难道有错吗？然而，就算一万个正确，他又怎么对兄弟们说清楚？

　　三江镇位于县城西郊，属丘陵地貌，是全县的柑橘主产区，享有柑橘之乡的美誉。这里的亚热带酸性土壤特别适合种植柑橘，生长出来的橘子皮薄肉鲜，汁水饱满，富含多种营养成分，远销国内外。眼下正是橘熟季节，金黄色的橘子掩映在橘园翠绿的枝叶之间，空气中弥漫着蜜橘香甜的气息，漫山遍野一片丰收在望的气象。陈西早驾驶的警车行进在乡间的水泥公路上，这条路穿行于一片橘树林中，像一条飘忽的白练朝绿的深处蜿蜒，洁白的路面与道路两旁的浓绿相映成趣。有微弱的风翻动着橘园，偶尔能看见辛勤的橘农在林间劳作，一张张笑脸俨然一颗颗成熟的蜜橘。

　　警车驶近一个村口，陈西早把车速减下来。他发现前方路面上出现一支队伍，正迎着车头跑过来。跑在最前面的是一个蓬头垢面的女人，一群半大不小的孩子在后面紧追不舍，齐声嚷嚷着什么童谣。见追赶的队伍丝毫没有让道避险的意识，陈西早一脚刹车将警车泊在路边。这时，打头的女人跑近车边停下来。她展开双臂，像一只展开翅膀的鸟儿横在路中，嘴里含混不清地叫喊：“救救熊宝宝，有人要杀他；救救熊宝宝，有人要杀他……”翻来覆去就是这句话。陈西早打量着眼前的女人：头发比鸡窝还乱，脸上脏兮兮的，衣服的前襟上湿了好大一块，两只裤腿上粘着草籽和苍耳，左腿膝盖处还有一个小小的破洞。陈西早心里一懔：莫非这个疯女人就是“脑膜炎”的母亲？按照“脑膜炎”的年龄推算，他母亲也就五十岁顶天了，可眼前这个女人看上去年龄大了许多，对不上啊。他打开车门刚要下去一探究竟，杵在车前的“鸟儿”被惊飞，笑嘻嘻地朝车后跑去。陈西早目睹着渐渐远去的背影，眼前出现幻象，那个跑动的女人变成了他的父亲，耳边响起学校操场上的口令：一二一，一二一……那群孩子始终和女人保持着“安全”距离。见疯女人跑开，他们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追逐。

　　嬉闹的队伍远去后，陈西早仍无反应，样子有些沉郁。孙一飞说：“队长，你休息一会儿，我来开车吧。”

　　“没错，你们路遇的疯女人就是‘脑膜炎的母亲。”在三江派出所，高所长幽幽地说，“那是个可怜的女人。”

　　这次见面，陈西早和高所长没打嘴巴仗。聽说要调查“脑膜炎”母亲的精神病家族史，高所长很支持。据他介绍，“脑膜炎”的母亲年轻时是个美人，刚嫁到三江镇的头几年，可把许多男人想疯了。她的精神病是生下“脑膜炎”后出现的。她娘家在相邻的L县祝家村，听说“脑膜炎”的外婆也是个精神病患者。

　　高所长说完后，陈西早还看着他。高所长便知道，陈西早并不满意这样的答案。高所长继续道：“这个女人的精神病原来只是间歇性的，每年发几次，可自从她儿子进去后就一直没好过。看样子，往后只怕好不了了。”

　　陈西早问高所长：“你认为‘脑膜炎有精神病吗？”

　　“没听说过。”高所长想了想，“反正精神病有一定的遗传性，我们应该相信科学。”

　　陈西早心想，高所长的话说到了点子上。华律师从辩护的立场出发，已经提出了“脑膜炎”可能存在的精神病家族遗传问题，公安机关就要做针对性调查，在确定基本事实的基础上，由鉴定部门做出结论，让法院量刑时作为参考。否则，等案子到了法庭上，让律师再提出来就会很被动。如果案子办得经不起推敲，对陈西早来说是件很打脸的事情。

　　“这么说，我们还得跑一趟祝家村啊。”

　　高所长听懂了陈西早的话，表态说：“三江这边的事就交给我们吧，你带人去L县祝家村。”

　　陈西早和高所长握手：“还是高所长懂我啊，这边就拜托你和兄弟们了。”

　　

四?

　　结果在陈西早的预料之中。“脑膜炎”的外婆果然是个精神病患者，老人家在一次给孩子们做“飞行表演”时沉入堰塘，再也没有“飞”起来。悲剧总是有着惊人的相似，老人家也是在生下女儿后病发的。面对警察，协助调查的知情者娓娓道来，讲述着一件件事不关己的往事，不加修饰，不带任何感情色彩。陈西早做着记录的同时神思飞扬。他的眼前出现幻境，他仿佛看到了来自一个家族的相同命运，一只无形的大手扼住了“脑膜炎”生命的咽喉。

　　从L县回到自己所在的县城已很晚，陈西早在一家路边店请兄弟们随便吃了点儿才回家。开门进屋时，老婆示意他小点儿声，说刚刚把父亲哄睡了，别惊醒老人家。陈西早的父亲是个谨小慎微的知识分子，大半生在当中学校长，沉醉于桃李春风之中，未经坎坷和风雨，退休没几年，却不幸患上了阿尔兹海默症。患病后的陈校长变得像个小孩儿似的特别黏儿子，早上不让陈西早去上班，下午盼着儿子早点儿回来。陈西早曾经带着父亲去看医生。听完介绍，大夫把陈西早叫到一边摇头说：“陈警官，是你的职业把你父亲害了。一个整天替儿子担惊受怕的老人，如果生病，除了阿尔兹海默症似乎别无选择。”

　　听完这话，陈西早把父亲默默领回家。他相信医生的判断，但他隐瞒着这个秘密，没有把父亲患病的诱因告诉任何人。他不想让别人把家父的病和自己所从事的工作联系起来。

　　洗澡时，陈西早习惯先上个厕所。这天晚上，他在灯光下有了奇异发现，白色的蹲便器里，尿液呈红色。他一个激灵，蹲下身子瞧了瞧，发现不对劲，再用指头蘸一点儿细看，果真是血。他想，自己有胆结石，应该是它在作怪。可是，自己并没感到疼痛，怎么会尿血呢？老婆递换洗衣服给他，陈西早像做贼一样，慌忙放水把便器冲干净。洗完澡，他突然想起得检查一下自己的裤衩，果然发现里面留着残红。他赶紧把裤衩拿到水龙头下搓洗干净。母亲不在了，女儿在外地工作，他也成天不着家，老婆除了上班，还要料理家务，伺候患病的父亲，够累了。陈西早不想让她知道得太多。

　　躺在床上，老婆告诉他，父亲不愿意去省城过生日。

　　陈西早忽然记起，父亲的古稀之庆不远了。按约定，哥哥和嫂子计划把父亲接过去住段时间。父亲生病之前请人算过，说自己迈不过七十岁的门槛。陈西早兄弟俩虽然都不信，但心里还是打着结，放不下。所以，他们很在乎父亲的这个生日。现在，父亲不想去，陈西早要和哥哥嫂子商量一下。

　　陈西早问老婆：“你的意見呢？”

　　老婆说：“顺者为孝，只能依老人的。”

　　“你一直都在付出。爸爸不去省城，哥哥嫂子肯定会回来，到时候又够你操劳的了。”陈西早温柔地揽过老婆，无尽爱怜地说。

　　“谁叫爸爸只疼爱他的小儿子呢？谁叫我傻里傻气做他小儿子的老婆呢？”

　　被窝里，一只手伸过去，找到了另一只手。两只手十指相扣，紧紧地握在一起……

　　第二天早上，陈西早起得稍微迟了点儿，匆匆忙忙洗漱完后去上班。在玄关处换鞋时，他发现鞋子又不见了，坐在客厅沙发上的父亲正对着他天真地笑。陈西早想都没想，从饮水机后面找到鞋子穿上——父亲不想让儿子去上班，每次都把鞋子藏在同一个地方。陈西早换完鞋，哄老人说：“我下楼丢完垃圾就回来，很快的，在家听话啊。”和父亲一样，他的谎言也总是这一成不变的版本。

　　“你……每次……都骗我。”父亲嘴唇抖动，话说得不利索。

　　陈西早看了父亲一眼，再看了一眼，轻轻掩上门，心里像有什么东西堵着，泪水差点儿掉下来。

　　上班途中，陈西早给在人民医院当主治医师的詹同学打电话，咨询尿血的问题。詹同学问谁尿血，陈西早说：“当然是我啊。”

　　詹同学没好气：“听你这口气，好像买彩票中了大奖，挺嘚瑟的。”

　　陈西早说：“我本来就有胆结石。”

　　“你好像一点儿也不疼。”詹同学凭经验推测，“如果是胆结石引起尿血，还不疼死你！少啰唆，赶快来检查。”

　　“我手头有案子，暂时走不开。”

　　“是公安局离了你就会停摆，还是你待在公安局就不会尿血？”詹同学说，“今天，你如果不来做检查，我就把‘120急救车开到公安局门口堵着。你信不信？”

　　陈西早听出来，问题可能挺麻烦。詹同学是什么性子的人他还不了解？他一定会说到做到的。陈西早不想让同学把事情闹得全局人都知道。到了办公室，他谎称自己要去人民医院探视一个病人，安排孙一飞和“铁坨”先去三江派出所取关于“脑膜炎”母亲的精神病调查材料，回队里后联系他，然后一起去看守所提审“脑膜炎”和“狗熊”。他交代孙一飞：“你要仔细看看材料，如果太粗糙，该补查的要补查。”

　　到了医院，詹同学二话没说，拽着陈西早直接到泌尿科做检查。很快就拿到了结果，泌尿科主任把片子对着一面灯光玻璃照了照，面色沉重地指着某个位置说：“这里有明显的结节，根据临床经验判断，我怀疑是膀胱癌。”

　　陈西早心里咯噔一下。虽然隔行，但起码的医学常识告诉他，膀胱癌，而且开始尿血，情况就不容乐观了。一旁陪同的詹同学像做了件错事似的后悔不迭，连忙纠正主任说：“别说得那么吓人好不好，你也只是怀疑，要把情况搞准，还是要到省里的大医院确诊一下。”

　　主任把松垮下来的眼镜朝上推了推：“我也是这么建议，如果确诊，要尽早手术。”

　　陈西早叮嘱两位“白大褂”：“拜托两位，暂时替我保密。”

　　主任说：“请相信我们的职业道德。”

　　这时候，陈西早接到孙一飞的电话，他和“铁坨”马上过来接他。

　　临别时，詹同学忧心忡忡地说：“抓紧点儿，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千万不能拖啊。”

五?

　　“脑膜炎”表情木讷，看人时眼珠子定在某处有点儿卡，就好像山里的手机信号。但看得出来，他比开始进来时胖了一点儿，皮肤也白了许多。

　　“警察同志，我想问一个问题。”“脑膜炎”不等陈西早开口，来了个先声夺人。

　　陈西早给“脑膜炎”做了个抬手的动作，意思是“有话你请讲”。

　　“我想知道，我的判决什么时候下来。”

　　“你待在这里不是挺好吗？怎么突然关心起判决来？”

　　“脑膜炎”吞吞吐吐地说：“看守所不自由，我想早点儿去监狱服刑。”

　　“我们和你的想法一样。”陈西早说，“早日结案，对大家都有好处。但这需要我们共同努力，尤其要得到你的配合。”

　　球一旦踢到自己脚边，“脑膜炎”就缄默了。他心知警察所说的“配合”指什么。大半年来，围绕这个“配合”，他一直在和警察较劲。他认为只要坚持着自己的坚持，警察就会放弃那个该死的“配合”。

　　“此前，你的案子卡在两个点上。第一是你隐瞒案情，不讲真话，使办案程序走不动；第二是你的同伙‘狗熊没有到案，证据链存在漏洞。现在，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说到这里，陈西早故意停下来。“好消息”来之不易，他要让“好消息”歇一会儿，就像给人挠痒痒，刚刚挠到痒处时停下来，给一种美妙的享受按下暂停键。只有这样，“好消息”才能发挥它的最大效益，使享受者获得最完美的享受。

　　“脑膜炎”忘了自己的双手是被束缚在座椅上的，他往上欠了欠身子，一副想要倾听下文的姿態。

　　“‘狗熊被抓住了。你的难题一下子解决了百分之五十，就好比你要买一件衣服，商家承诺给你打五折。”

　　“脑膜炎”想了一会儿，缩回欠起的身子。他似乎对这个“五折”不感兴趣。陈西早当然知道，账不是这么算的。

　　“昨天，我们见到你母亲了。”接下来，陈西早把这个话题砸向“脑膜炎”。这才是货真价实的“好消息”，母子连心。他想，在这样的好消息面前，“脑膜炎”再麻木的灵魂也该会被刺激一下，引起些许反应。因为“脑膜炎”拥有一个与众不同的母亲。陈西早发现“脑膜炎”听到这个消息时，眸子里有火苗噌地忽闪一下，埋着的脑袋稍微朝上抬了抬。但很快，他又恢复到原来的状态，仿佛对什么事情感到失望那样。

　　“你就不想问问，我们为什么要见你母亲？”

　　“那是你们的事情，与我没关系。”“脑膜炎”嘟哝一句。

　　“我要是告诉你，这事与你有关系，而且关系大着呢。”陈西早扬了扬手里的材料，表明他说话是有根据的，“如果能证明你和你母亲的病情有关，对你的判处肯定会从轻。”

　　“我没有病。”

　　“通常情况下，醉酒的人都说自己没醉。你有没有病，你说了不算，我们说了也不算，医生说了才算，科学的结论才算。”陈西早补充道，“我们还走访了你外婆家。”他想用这样的事实告诉“脑膜炎”，警察是认真的，不是在讨好他，更不是在走过场。

　　“我不想听，我的事和谁都没关系。”

　　陈西早心想，自己面对的岂止是“脑膜炎”啊，他还是“一根筋”呢，一根捋不直、折不弯、截不断的废钢筋。陈西早后面的话听起来未免有些气馁：“这是第五次提审了，你不觉得烦吗？”

　　“我随便，只要你们愿意。”

　　“我们会一直审下去，直到你说真话为止。”

　　“人是我一个人打的，和‘狗熊没关系。这就是真话。”

　　“我不妨帮你分析一下吧。”短暂的沉默之后，陈西早自说自话，“换成是我，我会这么想，对方被揍成重伤，解气了，大不了判我个故意伤害罪。一个罪两个人背着是背，一个人背着也是背。人家替我出气，又没拿到什么好处，我何必把朋友牵扯进来呢？我能替他扛就把事情扛过去。人在江湖走，混的就是个‘义字，三国刘关张、梁山一百单八将莫不如此。”

　　“脑膜炎”挪了挪屁股，还咳了一声，样子像是有话要说，可两片嘴唇碰了碰，终归没说话。

　　“其实，你这种想法是愚蠢的。”陈西早把角色切换过来，像是要纠正自己的错误。“你的故意伤害罪是板上钉钉的事实，再给‘狗熊顶包，只会多加一个罪名——包庇罪。一个罪变成两个罪，量刑时是要加刑的，对‘狗熊来说没有任何帮助，他的故意伤害罪肯定跑不掉，该怎样还会怎样，对你就不合算了。这个账你一定要算清楚。”

　　又是一阵沉默。后来，“脑膜炎”喃喃地说：“警察同志，能帮我一个忙吗？”

　　陈西早心里咚的一声，犹如平静的湖面突然被人丢进一颗石头。他风驰电掣地想，该不是要给他母亲带话吧？

　　“帮我给雪儿带个话，让他等着我。我出来就娶她。”

　　真是“脑膜炎”啊！陈西早他们找雪儿做过调查。他恨不得直接告诉“脑膜炎”，雪儿早是人家的人了，她正天天搀扶着拄单拐的男人晒太阳补钙呢。那男人只是行动不便，但能吃能睡能拉撒。陈西早想告诉他，“脑膜炎”啊，雪儿你是搞不定的。陈西早犹豫了一下，撂下一句话让他自己揣摩：“你要相信，捆绑不成夫妻，真正爱你的人别人是夺不去的。”

　　这话够“脑膜炎”思考的了。他朝陈西早翻了翻白眼，说：“就这样吧，送我回监室。”

　　陈西早瞟了瞟孙一飞的讯问笔录，心里一片荒芜。他不得不承认，提审“脑膜炎”是失败的，而且是预料中的失败，甚至比预料中的失败更失败。因为他白白付出了两个精心设计的“好消息”，也是他自以为有很大胜算的两张牌。现在，他只能把希望寄托在“狗熊”身上了。

　　“怎么样，想明白了吗？”陈西早已经把“狗熊”晾了二十四小时，他期待能晾出理想的效果。

　　“事情很明白，我不用想。”

　　“呵，那就说来听听。”

　　“我只给‘脑膜炎搭伴，没动手。”“狗熊”还是坚持原来的说法。他相信“脑膜炎”曾经和他的约定，更相信他那“一根筋”的行事风格。

　　“本来，你有两次获得从轻判罚的机会。”陈西早不无遗憾地说，“很可惜，你已经错失了一次。”

　　这次，“狗熊”接话很快：“我回来是要自首的。我只是对师父不放心，想通过朋友摸摸底，结果被你们抓住了。”

　　“既然什么事都没有，你为什么逃跑？”

　　“没逃跑呀，我只是想去找朋友收账，没想到警察在后面追我。枪抵在脑壳上的时候，我还莫名其妙呢。”

　　陈西早听出“狗熊”话里的懊悔和不甘，趁热打铁说：“还有一次机会，就看你自己能不能抓住。”

　　“狗熊”的目光投向讯问室左边的墙面，好像那里有他需要的答案。

　　“好吧，那你就说说那天的详细情况。”

　　“那天，‘脑膜炎说有人欺负他，要跟他抢女朋友，让我陪他走一趟。我还能怎么办？我当然要为朋友……唉，那词儿怎么说的？就是身上插两把刀的意思。我们到了那家餐馆，他俩没说几句就闹掰了，动手打起来。那人很凶狠，先掏出汽油瓶砸，砸了一瓶砸两瓶，砸完两瓶砸三瓶，前前后后一共砸了好多瓶。后来，他没瓶子砸了，又用刀砍。我怕事情搞大，赶紧上去拉架。唉，那天要不是我，那家伙早就托生了……”

　　“狗熊”说话的语速很快。他嘴里挤满了语言，正争先恐后地往外跑，那两片嘴唇像鸟儿飞翔时扇动的翅膀，不停地碰撞出声音，在并不宽敞的讯问室里嗡嗡回响。陈西早及时叫停他。他知道，一个人如果说出的话太多，而且说话时语速过快，表达流畅，一定是在撒谎。因为谎言都是事先编排好的，说话时只需要背台词，而真话并不需要急着说，一句就是一句，慢慢来，不慌不忙。

　　“这么说，你还是功臣。”陈西早心里窃笑，“你不必来公安局自首嘛，你应该到公安局领奖才对。”

　　“你挖苦我。”“狗熊”还算听得懂人话。“我来公安局是接受调查，想配合警察把事情搞清楚。我说‘自首，那是口误。”

　　“别扯那些没用的了。”陈西早心里烦起来，“主动交代问题，也可以争取宽大处理。”

　　“狗熊”说：“我没有问题。心中无愧，哪怕打雷。我现在心里很宽大。”

　　这么耗下去再没任何意义。陈西早不得不给“狗熊”使出最后的王炸：“请你明白一个基本事实，‘脑膜炎早在你之前就被抓了，而且就关在看守所。他已经说得很清楚，是你们两人一起把人家的一条腿废了。况且，案发当天，餐馆那么多人目睹，共同指证，你还抵赖得过去？我们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

　　一口气说完这么多话，陈西早心里五味杂陈。即便只是把这样的“诱供”当成一种讯问策略，他还是替自己的行为感到愧怍。他觉得一个办案警察使出这种手段既不高尚，也不自信，甚至是一种无能的表现，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可对于“狗熊”，陈西早除了讹他一下，再无任何招式。

　　“狗熊”最后的回应让陈西早彻底崩溃：“你以為我会信你们的话吗？”

　　这话不啻为一个暗示。陈西早便想，警察所有的招儿都用完了，就是啃不动这两块硬骨头，那么，谁的话才对他俩管用呢？

六?

　　“不怕你笑话，我们在看守所碰壁了。”

　　“‘狗熊不是归案了吗？”

　　“归不归案都那么回事。”陈西早气哼哼地说，“他一口咬定自己没动手，案子照样诉不出去。人没抓住，还挂在网上，好歹是个悬念；现在人到案了，拿不到口供，那就是办案的水平问题。”

　　华律师莞尔一笑：“没想到，一个破获无数案子的职业刑警也会有玩不转的时候。”

　　“那两个家伙油盐不进，我是彻底服了他们。”

　　“你怎能指望进水的脑袋再进油盐呢？”

　　“所以……”

　　“所以，你们又来向我求助了。”

　　陈西早从包里掏出一沓调查材料。“我们对‘脑膜炎母系家族的精神病史进行了调查，‘脑膜炎的母亲和外婆的确都有精神病，而且都是在生育之后病状才开始显现。这不能不引起我们对‘脑膜炎精神状态的怀疑，我们准备带他去省里做精神病鉴定。”

　　“这算一个承诺吗？”

　　陈西早说：“就算是吧。不过，这是我们对职责和法律的承诺，不针对任何个人。”

　　华律师说：“先把话说清楚，我只是出于对我的当事人负责，给警方一个建议而已，不能作为交换条件。”

　　“这不叫交换，这是工作中的协调、配合、相互支持。我们接受律师的建议给‘脑膜炎做鉴定，是维护嫌疑人的合法权益，也是我们工作的应尽责任。”陈西早恼火地说，“我就不明白了，‘脑膜炎和‘狗熊为什么死咬着不松口，难道他俩就真不知道警察这么做是为他们好？”

　　“要不，他俩怎会对得起‘脑膜炎和‘狗熊的名号呢？”华律师说，“我明白你们的来意了，明天我就去看守所做工作。”

　　“你有把握吗？”陈西早知道，法律规定，一个律师不可以同时替同案的两个被告人辩护。这就意味着他只能做“脑膜炎”的工作。

　　华律师说：“我只能尽力而为。”

　　“不过，能把‘脑膜炎的口供拿下来，就有了突破口。”反过来，陈西早只能用这样的话安慰华律师，同时也安慰自己。

　　华律师目送着陈西早一行离开律师事务所，感应玻璃门向两边徐徐开启。他们走出大厅，迈下主楼外面的大理石台阶，很快融入广场金色的秋阳里。广场正中的检阅台上，立着高高的不锈钢旗杆，一面鲜红的国旗在顶端飘扬，由陈西早他们构成的一道警察蓝正向检阅台缓缓移动。他们帽檐的警徽和肩头的警衔标识在阳光的照耀下熠熠生辉，闪烁出夺目的光彩。华律师心底油然生出感慨：人们普遍认为，当今社会，警察是一个威风凛凛的职业，他们地位崇高，待遇优渥，受人尊重。但是有些时候，辩护律师的一个屁在嫌疑人那里都比警察的话好使。

　　陈西早他们前脚离开，华律师后脚就到看守所去会见当事人。

　　“脑膜炎”见到华律师就跟见到亲人一样。他脸上放光，面肌活跃，眼珠子也像涂过润滑油一样骨碌碌转动。相反，华律师却一改往日和蔼可亲的态度，摆出一副冷面孔，抛出的话更是令“脑膜炎”猝不及防：“我没法儿给你代理辩护了，你还是另请高明吧。”

　　“脑膜炎”怔了怔，眼珠子又像被什么东西卡住。他嗫嚅道：“怎么啦，华律师，是钱不够吗？”

　　“少给我扯钱，我是气不够。”

　　“那……”

　　“你自己好好想想。”

　　“我关在号子里，没做出什么对不起您的事情啊。”“脑膜炎”委屈地说。

　　华律师佯装嗔怒：“我在极力维护你的权利，替你寻找争取从宽处罚的证据。你不仅不配合，不感恩，还拉反耙。你说说，我的工作还有什么意义呢？”

　　“我没明白您的意思。”

　　华律师用笔敲着桌面：“我问你，为什么不给我说实话？”

　　“脑膜炎”不吭声，低下脑袋，就像一朵雨中的向日葵。

　　“一个病人，他想得到治疗。”华律师开始举一反三了，“可是见到医生后，他却隐瞒自己的病情。你知道这么做的危害吗？这个病人是不是太愚蠢了？嘿，我要你打起精神，把头抬起来看着我回答问题。”

　　“脑膜炎”看着华律师，目光空洞而散乱。

　　“你现在就是那个病人，我便是给你看病的医生。”华律师的话逐渐向自己的目标靠拢。“‘狗熊明明动过手，你卻给他作伪证。我告诉你，作伪证也是有罪的。而且，证据不能呈现客观状态，案子就过不了检察院那一关，就会不断退回来让公安局补充侦查，判决也就会无限期地延宕下来。这对你有什么好处？”

　　“我……我只是不想连累朋友。”

　　“错！”华律师斩钉截铁地说，“你恰恰在连累自己，也在连累‘狗熊，更是连累我。案子不能尽快判决，你们出不去，我的代理也总是完不成，效果也不会好。”

　　“那……”拿不定主意的时候，“脑膜炎”总是说这个“那”字。

　　“你知道警察为什么对你母亲和外婆做精神病调查吗？”华律师突然觉得自己的话有点儿越界了，他只能点到为止，“当然，那是他们的工作，我不能妄加猜测，而且，最终结果怎样，还不好说。总之，你们别和自己过不去。”

　　听了这番话，“脑膜炎”有所开悟。他期期艾艾地说：“我……我对你说……说实话。‘狗熊他……他也动过手。”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谁也没逼你。”华律师继续说，“你这话光告诉我没用，还得说给警察听。”

　　第二天大清早，陈西早和孙一飞、“铁坨”带着“脑膜炎”去省城做精神病鉴定，在车上，“脑膜炎”主动对陈西早说：“对不起，我昨天没说真话，我今天决定把真话说出来。”

　　坐在副驾驶位的陈西早明白是华律师从中起作用了。他扭过头来，说：“我们一直在等你说真话，别急，回看守所后我们再问你。”

　　他们紧赶慢赶，到那家医院已是中午时分。陈西早还有私事，就把鉴定的事交给孙一飞和“铁坨”。他对他俩撒谎道，自己来一趟省城不容易，约好了要去哥哥家看看。陈西早特别交代孙一飞，医院里人多，情况复杂，一定要注意安全，千万不能让“脑膜炎”出意外。孙一飞说：“队长，你就安心去叙你的兄弟情吧，这边一弄完，我就联系你。”

　　随后，陈西早便开车往另一家医院赶。按说，在这家医院，他也可以把事情搞定，但他生怕被孙一飞和“铁坨”看出猫儿腻，只好舍近求远。从这家医院地下车库拐出来，陈西早的车很快就上了一座悬索桥。大桥横卧长江，两侧望去，蓝天之下，江面壮阔，江水奔涌；远处青山隐隐，连绵起伏，一如他此刻的心情。“脑膜炎”终于开窍了，承认“狗熊”动手打过人，这无疑解开了案件的死结，让陈西早他们可以暂时缓口气。可是，就在前方不远处，还有一个未知的结果在等候着他的到来，就像冥冥之中的约定，而且他从詹同学张皇失措的表情里已经窥测出结果的不妙。他发现自己紧握方向盘的手有些轻微抖动，不禁诘问自己：怎么回事啊，你不是从来就没惧怕过吗？哈，你还说不怕，不怕你开车的手抖什么？他不由得想起自己一路走来所经历的那些凶险，一张张记忆的碎片在脑海里不断闪回、连缀，渐渐拼接成一幕清晰的影像。

　　记得刚入警没多久，他和同事去外省一个叫周家湾的村子抓一名抢劫犯罪嫌疑人。行动是凌晨展开的，人抓住后，惊动了村子里所有的族人。村干部领头对抗执法，死活不让警察把人带走。村民们拿起锄头、镰刀、扁担等冷兵器与警察对峙，情况十分危急，连当时带队的领导都有放弃的想法。陈西早偏不信邪，他趁着混乱，将嫌疑人的一只手铐打开，和自己的右手铐在一起，然后，他把手铐钥匙悄悄丢进旁边的污水沟里。陈西早的手臂被手铐划破了，皮开肉绽，鲜血直流。他咬紧牙关，硬是不哼一声，完全是一副“要死一起死”的英勇和决绝。就这样，等当地同行赶来后，嫌疑人才被顺利带走。像这样的情况，在陈西早的警察生涯中不知发生过多少次，他没有哪一次畏惧过、妥协过。想到这里，他对自己说：“陈西早，你勇敢些吧。”

　　专家号是网上预约的。陈西早到了医院，检查还算顺利，只是结果很糟糕。他拿着病历资料找专家咨询。接待他的老教授看完病历资料后说：“不用怀疑了，就是膀胱癌，尽快准备手术吧。”

　　陈西早问：“手术需要多长时间？”

　　老教授说：“这个手术并不复杂，半个小时左右就可以做完。”

　　“术后要多长时间才能出院？”陈西早像一个嘴碎的村妇打破砂锅问到底。

　　老教授很有耐心。他睁大眼睛，盯着陈西早说：“这要视具体情况而定，通常需要一个礼拜。”

　　“好。”

　　“这个不能拖，越早处理越好。”

　　“好。”

　　“你现在就做吗？”

　　“好。”陈西早就像老师表扬学生那样，扔下一连串的“好”后转身就走。

　　众人望着陈西早离开医院的背影不知如何是好。老教授和他的助手们就像甲方费尽口舌，最终和乙方谈崩了一单合同那样深深失望。

七?

　　华律师到公安局刑警大队来了。他不是一个人来的，还带来了他的同行顾律师。

　　“这人哪，千万别瞎吹牛，什么‘万事不求人，什么‘求人不如求自己，全都是扯淡。在这个世界上，压根就没有万能的人和事，连上帝也不是万能的。你多做善事，不问前程，指不定哪天有求于人时才会得到回报。”华律师感慨了一大圈，然后才把来意说清楚。

　　随后，陈西早就搞明白了，顾律师是“狗熊”的代理辩护人。顾律师到看守所接触过当事人以后，直接找到华律师，希望他能帮助证明“狗熊”是在他的劝说下主动回来自首的。虽说没成，但有这样的主观动机。华律师与“狗熊”本来八竿子打不着，他迄今并没见过“狗熊”。当初，如果不是陈西早他们找上门请他帮助，如果不是“狗熊”系“脑膜炎”一案的同伙，直接关系到他的代理，华律师是不会卷进来的。所以，他觉得自己的证明有局限，没有太大的说服力，最好是公安机关这边出具一个证明。于是，两位律师就组团来了。

　　陈西早颇为难：“没错，我们请过华律师出面动员‘狗熊回来自首，争取宽大处理，‘狗熊也确实回来了，但后来是在逃跑途中被抓获的，他的自首不成立。所以，我们没法儿证明，证明也无效。”

　　顾律师解释：“我做过调查，‘狗熊当时并非逃跑，他不知道被人点了水，更不知道警察在后面开车追他。他确实是要去找朋友收账，他计划收账后再找师父联系华律师，到公安机关自首。现在，就算他自首未遂吧。”顾律师最后幽默了一句，坚持说，“我作为‘狗熊的辩护律师，要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替当事人服务，保护他的合法权益。这是我的职责。所以，我还是希望得到你们的理解和支持。”

　　华律师也在一旁敲边鼓：“至于能不能认定‘狗熊自首，那是检察院和法院的事。公安机关只要尊重客观事实，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证明一下就OK。”

　　机会不是来了吗？陈西早转念一想，“脑膜炎”已经承认“狗熊”动过手，可“狗熊”还一直嘴硬。好啊，这块硬骨头现在就交给你顾律师去啃得了。他卖了个关子：“就算他自首也没用。”

　　“为何？”顾律师有点儿蒙圈。

　　陈西早把“脑膜炎”的口供和相关的证人证言摆在顾律师面前：“你看看，‘狗熊确实曾动手打人，可他连这样的基本事实都不承认，谁帮得了他？他不承认犯罪事实就构不成犯罪，一个无罪之人又何来自首一说？自相矛盾嘛。”

　　顾律师看完材料，眉头紧锁，轻轻地吁出一口气。他显然知道事实的真相是什么。

　　陈西早和顾律师并不熟悉，跟他说话嘴上得把著分寸。他看了华律师一眼：“这个案子走到现在究竟该怎么做，你心里是有数的。”

　　这是一个不言而喻的暗示，是一个点到为止的提醒，更是一个摆上台面的交易。华律师秒懂。他对陈西早说：“这样吧，我们共同把事情办好。我建议公安机关这边呢，还是应顾律师的请求，实事求是地写个情况说明，也不叫证明，便于顾律师给当事人一个交代。”他继而转向顾律师，“你这边也做做‘狗熊的工作，要他如实交代问题。这样一来，岂不皆大欢喜？”

　　顾律师想了想，对陈西早说：“我同意。你认为行吗？”

　　陈西早笑着说：“顾律师说行就行。”

　　那份情况说明顾律师要得急，陈西早打字的速度跟不上，就由他口述，孙一飞敲键盘，然后打印出来。落款时，陈西早的名字在前，孙一飞在后面加上自己和“铁坨”的名字。陈西早想了想，让孙一飞把他和“铁坨”的名字删去。孙一飞很疑惑：“为啥？”

　　陈西早沉吟道：“让你删你就删，问那么多干吗！”

　　陈东亮打电话给陈西早，说下个周末他们两口子要来县城，提前给父亲过生日。离父亲的七十华诞还有些日子，但陈东亮身不由己，他的日程常常被排得满满的。他担心到时候自己抽不开身，误了尽孝的大事。土家族人有说法：“年不接，生不补。”土家族人的生日宴可以提前办，但过后不能补，补有“再来”“重来”的意思，而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不求重生，“补”为大忌。陈东亮要弟弟找一家不在县城中心但又离县城不太远的农家餐馆，提前预订；参加的人不要太多，最好是五服之内的亲人，以不超过三桌为宜。陈东亮说，事归弟弟办，钱由他掏。父亲过得不容易，规格要尽量高点儿，不要怕花钱。陈西早认为，既然在县里办，又是由他出面张罗，他就是主人，从省城来的哥哥嫂子就成了客人，哪有主人办事让客人掏钱的道理？陈西早说：“我有钱。”

　　陈东亮说：“这不是有钱没钱的问题。平时，父亲都是你们两口子照顾，我们不在他身边，没有尽到赡养义务，心里抱愧。这次，父亲既然不愿来省城，就由我们在县里安排。”

　　哥哥这么说，陈西早不好再坚持，便依了他。

　　最后，陈东亮特别叮嘱陈西早：“千万封锁消息，不要惊动县里的领导和朋友。我不想欠谁的人情。”

　　陈西早理解哥哥，“欠人情”只是他嘴上的委婉，他真实的想法是怕传出去影响不好。一个从农村走出去的孩子，能够有今天的身份不容易——哥哥要爱惜自己的“羽毛”。

　　十五个工作日之后，陈西早他们拿到了“脑膜炎”精神病鉴定结果：“脑膜炎”系精神偏执、部分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人。孙一飞和“铁坨”再次去看守所提审也有重大收获，“脑膜炎”和“狗熊”两人对犯罪事实都供认不讳，一起看似简单的故意伤害案历经一番波谲云诡之后终于尘埃落定。案件成功移送起诉的当天，孙一飞和“铁坨”从检察院回到办公室后神情落寞，静坐无语。他俩就像经过一场殊死搏斗的勇士，刚刚披着硝烟走下战场，伤痕累累，尽显身心疲惫。陈西早推门进去，发现窗帘掩着，连灯也不开，两人坐在办公室的幽暗里，一点儿喜庆的气氛都没有，他心里啥都明白了。他问：“怎么啦，还有没有一点儿胜利者的样子？”

　　“队长，我总感觉这案子办得不咋地。”

　　陈西早知道孙一飞心里想什么，他在等孙一飞说出来。陈西早学过刑侦心理学。当一个人有了负面情绪时，需要表达和倾诉，需要疏导与释放，才能消除焦虑，缓解心理压力。此刻，陈西早愿意当一名倾听者。

　　孙一飞继续说：“我们和律师似乎成了彼此的同谋，我们替犯罪嫌疑人做得太多，我们很少考虑受害人的感受。”

　　陈西早注意到，孙一飞接连说了三个“我们”。显然，他过于看重自己在本案中的主导作用，忽略了案件办理中所要经过的程序：检察院对案件进行检查，法院对案件依法审理，律师对案件全程监督，公安机关只是其中的一环，而且处于起步阶段，所有的瑕疵都会被挑出来，晒在阳光下，接受炙烤和“消毒”。孙一飞一叶障目，他看到了树叶，却未见森林。于是，他总是对自己不放心，感觉某处存在微尘。他就像有洁癖的妇人那样戴着白手套，拿着放大镜，对打扫过的每个角落做自虐式的寻找。陈西早指出了孙一飞认识上的局限和狭隘，然后转向“铁坨”：“你有什么想法？”

　　“我感觉我们和律师之间存在交易，是交易促成了案件的完结，也是交易让嫌疑人可能获得宽宥。因此，我良心上过不去。”

　　“铁坨”的想法又延伸出另一个话题：警察的终极职责到底是什么？两位年轻人或许偏执地认为，人民警察的职责就是打击违法犯罪，维护社会稳定。没错，这是警察的本职之一，但不是全部。警察是司法体系中的一员，是建设法治中国的重要力量，维护法律的公正公平才是法治精神的本质要求和法治社会的最高境界。这里的公正公平是双向的，而不是单行道。对受害人如此，对嫌疑人亦如此。

　　“铁坨”和孙一飞“偏航”的原因在于他们把情感的天平向受害人一方倾斜，不能正确看待陈西早和律师的“合作”，认为给“脑膜炎”做精神病鉴定和给“狗熊”提供投案自首的情况说明就是作弊，那就是“微尘”。陈西早对两位年轻人说：“自己只要摆正身段，看别人就不是歪的。你们只需要想清楚几个问题，心里的疙瘩就解开了。第一，检察院为什么退补？因为‘狗熊没到案，因为‘脑膜炎没说真话？那么，后面的事情我们不干不行，干不好更不行。第二，律师围绕嫌疑人的案情提出建议难道有错吗？‘脑膜炎和‘狗熊的合法权益难道不应该受到法律保护吗？鉴定结果是相关部门做的，不需要我们对结果负责；自首情节能否采信由检察院和法院把关，我们只说事实，不持立场。如此，我们错在哪儿？”说到这里，陈西早又想起父亲。他不知道为什么每次提到精神病，他脑海里总是跳出父亲的影子。他突然萌生出一个想法，把父亲拿出来做例子，借以说明一个精神失常的人是多么的无助和可怜，是多么在乎自己的儿女，是多么需要别人的关爱。但他最终还是绕过去了。“第三，在和律师合作的过程中，我们弄虚作假没有？我们采取了不正当手段吗？没有，都没有！所以，扪心自问，我们无愧于心。警察是法律的执行者、捍卫者。我们要做一个心里有光的人。警察心里有了光，就能驱散社会的黑暗，照亮生活的旮旮旯旯。”

　　孙一飞和“铁坨”还从来没有听师父讲过这么多道理。平时，他们把更多的精力用在跟陈西早学习破案的方法与技巧上，趋向于实战。在理论上，年轻人往往自负。今天，陈西早的一番话让他俩对师父、对职业都有了重新的认识。原来，当警察远不是仅仅破案那么简单。孙一飞起身，在墙面上摁下灯的开关，灯光让办公室豁然明亮。“铁坨”很应景地说：“办公室亮了。现在，我们都是心里有光的人。”

　　孙一飞说：“队长，我心里有光，但因电量不足光亮微弱，往后，你要多多给我充电。”

　　陈西早一高兴，便对他俩说：“这些日子，大家都辛苦了。我给你俩放假一天，明天休息。”

八?

　　吃晚饭的时候，老婆听到结案的消息，也替陈西早感到高兴。她提议晚上“庆祝”一下。陈西早蓦然想起，近段时间太忙，好久都没和老婆来事了。“庆祝”是他们夫妻俩多年来的约定和秘密，是属于他们烟火日子里的小确幸。陈西早坏坏地说：“是啊，值得好好‘庆祝一下。”

　　话刚落音，老婆的筷子头就直接戳到他鼻子上：“给我弄干净点儿哦。”

　　是夜，陈西早把自己收拾得很彻底。他首先漱口。牙膏挤得多一些，超过平时用量的三分之一；平时牙齿内外各刷三遍就草草完工，今天刷六个来回，翻了一倍。轮到洗身子时，他还加了项目。平素，他很少用沐浴露，他觉得那东西很费事，抹在身上滑腻腻的，老是冲不利索。今天他不仅用了，而且用量较大。直到老婆催他“怎么还不出来，想洗出一朵花吗”，他才热气腾腾地走出浴室。上床后，夫妻俩开始走程序。老婆的一双手在丈夫身上游走，走着走着，她走出感觉来了，也走出疑问来了：“怎么搞的？我发现你近来瘦了很多。”

　　“不会吧。我饭没少吃，觉没少睡，怎么会瘦呢？”陈西早在狡辩。他知道老婆的手比探测雷达还准，她认定的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他不愿承认，只想蒙混过关。

　　“摸过这么多年，我的手感不会撒谎。”老婆在陈西早身上这儿揉揉，那儿捏捏，“你看，骨头都凸起来了，摸着还有点儿硌手呢。”

　　陈西早说：“你没听说过吗？有钱难买老来瘦。”

　　“去你的。”老婆推了陈西早一把，“上次人口普查，公布我国人均预期寿命接近七十九岁。这么算，连你爸都还没活够，你更远着呢，什么老不老的。”

　　这是一个不合时宜的话题。说到寿命，他雄赳赳气昂昂的身体立刻委顿下来。

　　陈东亮是个心细如发的人。他没有直接开车去陈西早预定的餐馆，而是和弟弟约好先到家里与父亲见面。他要亲自给老爷子祝寿，递上大红包，再接他赴生日宴。他觉得只有这样，自己才能找到那种家的感觉。从内心深处来说，他觉得父母在哪里，家就在哪里。母亲不幸早逝，父亲跟着弟弟，他只能把弟弟家当家。

　　怕哥哥嫂子东西太多提不动，陈西早到楼下电梯口迎他们。电梯里，哥哥突然冒出一句话：“听说你前不久去过省城？”陈西早暗自一惊，自己去给“狗熊”做精神病鉴定，哥哥是怎么知道的？“你还对同事说去过我家，是开什么小差了吧？”

　　陈西早问：“哥，谁给你告的密？”

　　陈东亮说：“人家就随便问了一下，我也没记住。我当时挺忙，后来也忘了问你，看见你才想起来。”

　　嫂子眼色活泛，怕小叔子有什么猫儿腻，让丈夫问出尴尬，便拦住他。

　　说话间，电梯门就开了。陈西早刚要开门，陈东亮隐约听到客厅里有说话声——父亲正在和谁唠叨着什么。陈西早的老婆提前去餐馆安排，家里没人呀，父亲在和谁说话呢？陈西早告诉哥哥，每次他和老婆出门的时候，担心父亲出去后寻不回来，就把他一个人反锁在家里。老人家并不孤单，当家里只剩下他一个人的时候，总有许多“客人”登门造访。父亲喜欢和“客人”说话。那些“客人”有的还活着，但大多都不在人世间了。陈东亮心里一热，抓住弟弟转动钥匙的手。他不让弟弟开门，他想听听父亲在说些什么。他把耳朵贴在厚厚的防盗门上仔细聆听。父亲的声音像影子一样飘忽，勉强能听到的音节只有几个：娥儿、曦曦……娥儿是死去的母亲，曦曦是父亲的长孙，也就是陈东亮的兒子。陈东亮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他不忍卒听，让弟弟赶快开门，然后扑向父亲……连鞋子都来不及换掉。

　　陈东亮拥住父亲。父亲却双手拒挡，尽力朝后支棱着身子。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结果是儿子小心翼翼地将父亲搀扶到沙发上坐稳。

　　陈东亮说：“爸爸，我们是回来给您祝寿的。”

　　父亲看着儿子和儿子身边的女人，跟没看见一样，表情木然。

　　陈西早指着哥哥问父亲：“爸，认识他吗？”

　　父亲点点头，孩子般的羞涩。

　　陈西早再问：“他是谁？”

　　父亲像中学生思考一道几何题那样想了很久，然后认真地回答：“村里老周家的孩子。”

　　“爸爸，我是亮子，是您的大儿子。”陈东亮又指着夫人问，“她是谁？”

　　父亲使劲睁大眼睛，仔细辨认，忽然想起来似的：“我干女儿。”

　　“干女儿”上前，抓住老人的双手：“爸爸……”

　　……

　　陈西早会办事，选了个好地方。好地方的名字就叫“山里好地方”，位于城乡接合部的一条山谷之中，空气清新，环境幽雅。屋后有座小山，山勢起伏，不算陡峻。山上蓊郁苍翠，林木茂密，以松、杉为主，杂以楠竹。旁边有座小水库，库水清澈，清风徐来，微波荡漾。几只不知名的灰色水鸟在水面游弋。它们忽而扎进水里，不见了踪影，忽而又在不远处浮上来。库堤上有零星的垂钓者在挥竿，想必也是来这里吃饭的客人。屋前是一片果园，半边栽桃树，半边种脐橙，花开时节一定很美。“山里好地方”果然名不虚传。坐在车上的父亲显得很兴奋，他孩子般雀跃：“哦，到家了，哦，到家了。”

　　客人们早到齐了，已坐满三个雅间，只等大寿星闪亮登场。陈东亮他们一到，大家纷纷起身相迎，众星捧月般地围着老人家，按各自的辈分叫着，送上亲切的生日祝福。兄弟俩陪着父亲，挨个儿给大家打招呼，代替父亲致谢。

　　陈东亮夫妇很少回来，少不了要和客人们寒暄。陈西早两口子也忙这忙那，无暇他顾。稍没留意，父亲就不见了。兄弟俩赶紧去找，大厅里没有，场院里没有，厨房里没有，卫生间里也没有。后来，陈东亮推开后排偏屋的一扇木门，竟然在那里找到了父亲。这排偏屋每间都有火坑，烧着旺旺的木柴火，上面熏炕着腊肉腊鱼。每间屋子都不大，环火坑能围坐七八个人。柴火噼啪作响，时而溅出火星，烟雾升上去，氤氲在鱼肉之间，满屋里飘荡着腊鱼腊肉的香味。人还没吃，味蕾受到刺激，馋虫早爬出来了。有些客人想要体验乡野生活，这些火坑屋就是用来招待他们的。陈东亮发现父亲坐在火坑边的一把木椅上，火光把他的脸映照得神采奕奕。他正伸着左手烤火，右手拿着火钳翻弄着木柴，不时抬头望着腊肉，口水都流出来了。陈东亮被眼前的这一幕惊呆了，这是自己记忆里的父亲，是自己儿时看到过的父亲。父亲神情专注，丝毫没发现立在门边的儿子。许久，陈东亮就那么静静地看着父亲，心里涌动着难以言说的情愫。后来，他故意咳一声，父亲才回过头来，对儿子说：“亮子，么时候回来的？还站在外面干什么，快进屋坐呀。”

　　陈东亮心里一懔，父亲把自己认出来了！而且，他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家，让儿子进屋坐。他想，一定是这里的环境让父亲感到亲切、熟悉，从而唤醒了他某些沉睡的记忆。为父亲精心准备的生日宴马上开席，陈东亮原本想请父亲坐上席，看来是请不动了。既然如此，他临时改变主意，有了新的想法。他回到客厅，安排好客人开餐，然后招呼夫人和弟弟两口子出来。他决定在父亲就座的偏屋里另开一桌，就他们五个人。火坑屋的宴席登不上大雅之堂，一个铁三角架在火坑上，下面烧着柴火，上面卧着铁锅，锅里的腊肉炖得咕咕响。火坑边上摆着一张小方桌，几个配菜置于其上。米饭是炉锅里焖熟的，散发出锅巴的焦香。开吃吧，一切就这么简单。

　　父亲的牙齿不好，吃东西很费力。吃着吃着，他的鼻涕和口水就流出来了，尽管快要流到嘴边，滴进碗里，他却浑然不觉，吃相依旧。陈东亮的夫人眼疾手快，赶紧从旁边的纸盒里抽纸巾。她先抽出一片，嫌少，又加抽一片。她离父亲远，隔着整个火坑，就把纸巾递给弟媳妇。陈西早从老婆手里接过纸巾，刚要伸手替父亲擦，陈东亮就把纸巾抢过来。“让我来。”他弱弱地说了三个字，然后伸手给父亲擦鼻涕和口水。没想到父亲把脸扭向一边，拒绝了大儿子，并且哀怨地看着小儿子，意思昭然若揭。陈西早从哥哥手里接过纸巾，帮父亲清理嘴鼻。他动作轻柔，就像电影里的慢镜头那样，舒缓而温馨，极具画面感。父亲把脸送出来，让小儿子来来回回地擦。他闭着眼睛，专注而沉醉，样子十分享受。在这样的擦拭过程中，大家都按捺不住了，情不自已地流泪，只有一张老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微笑。父亲看出异样，停住咀嚼，挨个儿问：“你怎么流眼泪呢？”

　　陈东亮说：“柴火烟熏出来的。”

　　嫂子说：“辣椒放多了，辣出来的。”

　　陈西早的老婆说：“火太大了，烤出来的。”

　　父亲一个一个点将，最后问到小儿子。陈西早说：“爸，今天给您过生日，您马上就满七十岁。儿子高兴，我们一家人都高兴啊。我的眼泪是喜出来的。”

　　“高兴！”父亲用筷子敲着火锅，“你们都看着我干什么？吃菜，吃菜呀……”

九?

　　判决结果出来了，两位代理律师均以正当防卫为由替当事人辩护。“脑膜炎”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狗熊”比“脑膜炎”少半年。据说，检察院和法院按照最高检有关司法解释，最终认定“狗熊”有自首情节。这一点也超出了陈西早他们的预料。对这样的判决结果，两名嫌疑人都表示满意，不再上诉。

　　可有人不服。

　　没多久，相关部门就接到受害人及其家属的投诉举报——事实上，他们一直就没消停过。举报的内容主要是刑警大队副大队长陈西早在侦办“脑膜炎”及“狗熊”故意伤害一案中与嫌疑人的辩护律师沆瀣一气，出具虚假证明徇私枉法，系黑恶势力隐藏在公安机关的保护伞，要求有关部门揪出害群之马，将其绳之以法。

　　这还了得！相关部门毫不含糊，立即组织专班先期展开秘密调查。这一查发现疑点还真不少。首先，调查人员找到了那份《关于动员熊哲主动投案自首的情况说明》（“狗熊”的本名叫熊哲）。该说明存在两个重大疑点：其一，这份情况说明没有随公安机关的侦查卷一并移送起诉，而是出现在顾律师的辩护卷中，为什么？其二，情况说明的落款署名是陈西早，而整本侦查卷中，陈西早不着一字，都由孙一飞和“铁坨”执笔。陈西早为什么在这件事情上表现得积极热情又内外有别？其三，调查人员在陈西早的办公桌屉子里找到了三江派出所抓获“狗熊”后的那份讯问材料。那份材料为什么没有入卷？还有，省里给“脑膜炎”做精神病鉴定的那两位专家已经涉案被查。那么，当初对“脑膜炎”的鉴定是否存在猫儿腻？

　　够了！就凭这几条，相关部门必须请陈西早过来“坐坐”。

　　对付一个资深刑警没几把刷子不行，相关部门的邓副书记亲自主持问话。

　　“陈队长，早就知道你是一位颇有侦查经验而且成绩卓著的刑警，今天把你请来，是想就‘脑膜炎故意伤害他人一案的侦办情况做些调查，希望得到你的配合。”书记呷了一口茶，“那案子是你牵头主办的吧？”

　　“您请问，我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好。”书记说，“我就喜欢你这种干练爽朗的作风。那我们直接进入主题。你们给‘狗熊出具过一份投案自首的情况说明，我的问题是该说明为什么不进侦查卷，而让‘狗熊的辩护律师拿走？”

　　“首先，那个情况说明本来就是我们应律师请求出具给他的，怎么处理是他的事。另外，我们认为，‘狗熊是被抓获归案，他的自首不成立，放在侦查卷里不起作用。从一开始，我们就没想到过检察院和法院会认可‘狗熊的自首。最高检对此有新的司法解释，我们没有及时更新认知。我承认学习不够，水平有限。”

　　“是‘我们认为，还是你个人认为？”

　　“都一样，书记想怎么认为就怎么认为。”

　　“哦，我明白了。”书记说，“再请问你，不是三个人办案吗？那份说明材料上怎么只落下你一个人的名字？”

　　“这个问题可以不回答吗？”

　　“我的问题都是必答题，没有选择题。”

　　陈西早想，看来，我当时不让孙一飞和“铁坨”落名字做对了。他回话：“我不想耽误年轻人的前程，他们不容易。”

　　“此话怎讲？”

　　“答案在您这儿。”陈西早顿了顿，“多两个名字，你们的工作量不是更大了吗？”

　　书记听出弦外之音。看来，陈西早可能预料到迟早会有这一天。他要把所有的风险自己担着，不给年轻人留“后遗症”。

　　“还有一个问题。”书记说，“人是三江派出所抓获的，你们把‘狗熊接过来，同时也带回了派出所的案卷。但是，侦查卷里只有抓获过程那份材料，没有派出所的讯问笔录。”书记把一个薄薄的卷宗扬了扬，“它一直躺在你办公桌的屉子里睡大觉。这是怎么回事，能解释一下吗？”

　　“我能请教您一个问题吗？”

　　“当然可以。”书记说。

　　“请问，您看过那份讯问笔录吗？”

　　书记说：“你这是在质疑我们的工作态度。”

　　“那倒没有。”陈西早说，“那份讯问笔录上，‘狗熊说的全是假话，放进案卷没有任何意义。再说，我们在看守所反复提审，他一直撒谎。满纸谎言的材料多一份少一份，我认为没关系，丝毫不会影响案子的公正性。”

　　“入了卷就啥关系都没有，你留着就容易让人产生联想。”

　　“这是个教训，我会引以为戒。可是……”陈西早说，“书记何不换位思考，如果真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它还会躺在我的办公桌屉子里吗？”

　　“嗯，这么解释是站得住脚的。最后一个问题。”书记说，“给‘脑膜炎做精神病鉴定的那两位专家已经进去了，不知你听说过没有？”

　　这个，陈西早还真不知道。他摇摇头：“该不会和‘脑膜炎的鉴定有关系吧？”

　　“这个问题该我问你。”

　　陈西早说：“鉴定那天，我有别的事没参加，是安排两个兄弟办的。但我敢担保，他俩没有任何问题。动身之前，我做过功课，省里有精神病鉴定资质的医院只有三家，我们去的那家是我随机选定的，他俩并不知情。我们都不认识鉴定专家，也没提前联系，碰上谁就是谁，缴费记录也有票据可查。”

　　“那天你说去你哥哥家有事，我们调查过，没有这回事。你怎么解释？”

　　陈西早蓦然想起哥哥那天在电梯里给他提起过这事。原来，自己早就受到相关部门重点“关注”了。他情绪有点儿激动，没好气地说：“那是我的私事，与本案无关。”

　　“你要清楚，我们不会问与本案无关的事情。”

　　书记的态度摆在明处，陈西早心知绕不过去了。他想来想去，最后只好从包里掏出那天的病历资料呈给书记——上面关于膀胱癌的检查结论和日期写得一清二楚。为了不为人知，他一直随身携带，生怕走漏风声。如果不是被逼无奈，陈西早是绝对不会拿出来的。邓副书记瞪大双眼，凑近病历反反复复地看了几遍。然后，他抬起头来，看着坐在对面的陈西早。陈西早身着制服，沐浴在一片洁白的灯光里，警察标识的反光让书记有些晃眼。他缓缓地站起身来，走到陈西早身边，像递一份涉密文件那样，双手把病历交还给他，神情庄重，一派肃然。书记关切地问：“这个，处理好了吗？”

　　陈西早摇摇头：“一直忙案子，没时间。”

　　“不行。”书记的心紧了一把，“陈队长啊，再忙，也不能耽误自己。这是大事。”

　　陈西早注意到，书记在称呼后面多了一个“啊”字，这个字通过他的嘴说出来，又是在这样的时刻，难能可贵啊！它带着温度和情感，像箭镞一样穿透人心，让陈西早感到温暖。他哽咽着说：“感谢书记关心。不过，我有个想法需要您关照。”

　　“只管讲。”书记朝陈西早一抬手。

　　“我查过资料，这种癌手术风险小，死亡率也不高。所以，我不想闹得满城风雨……我想瞒住家人，特别是……”他差点儿把患阿尔兹海默症的父亲说出来。

　　“我们可以替你保密，但保密只是暂时的。”书记低声道，“你必须保证，三天之内把手术做了。不然，我会亲自给你们局长打电话。”

　　这时，书记放在桌面上的手机响了。“我出去接个电话。”这次，他的话不光是对做记录的年轻人说的，也是对陈西早说的。

　　陈西早从书记的反应判断，打电话的人不但身份重要，而且话题敏感。书记虽然尽量把声音压得很低，但楼道里空间狭小，陈西早还是听到了其中几句：“嗯，情况我们都问清楚了……是啊，他们的工作经得起检验……哦，对，对对，他是个好同志，很不错。”

　　回到办公室，书记让陈西早在笔录上签完字，握着他的手说：“感谢你支持我们的工作，也相信你能理解。今天就到這儿吧。”

　　从办公室出来，陈西早感觉身子有些飘摇，许是坐久了的缘故吧。他看了看手机，都快十二点了，时间过得真快呀。他想，手术不能再拖了。明天，无论如何向单位请年休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