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洵若

　　(上海大学 上海美术学院，上海 200072)

一 曹叡和建安时期曹魏皇族诗作

魏明帝曹叡是曹丕之子、曹操之孙，也是一名资深文学爱好者，十分有名的曹植是他皇叔。曹魏皇家这四位文学家被后世并称为“三祖陈王”，均被钟嵘《诗品》评价为入品之作，这是相当不容易的。曹魏家族自当时曹操掌握中原政权后，获取十分优异的资源和与文人名士交友论诗的机会，曹丕曹植为首的贵公子都有高度的文学及综合素养，一度开创了建安时期“邺下文人集团”盛世。曹叡作为曹魏第三代嫡长孙，出生在曹丕大约十七八岁的那年，仅比曹植年少十二三岁，虽然不能赶上那批建安文人们举办“公宴”的盛景实况，却也紧步其后尘，在文学创作上勤学苦练而多有学习其长辈们，尤其对曹植这位叔叔有诸多的借鉴模仿痕迹。

　　曹植过世之后，曹叡从曹植家中收来皇叔所有作品，进行编订整理和撰录给予官方选集出版。对于曹植这位伟大文学家的作品传世与保存，曹叡其实是有功的。然而，这项行为却被如今“感甄派”人士曲解利用，说曹叡这么做是为清理曹植作品中所谓涉及“植甄隐情”，做了删改甚至销毁。“感甄派”的说法找不到历史依据，却用类似“索隐”方式企图从曹植的诗作与《古诗十九首》佚名作品中寻找所谓蛛丝马迹。可即便如此，其基础观点有极大漏洞：他们宣称曹叡对曹植作品进行删减导致曹植作品后世存量减少，可实际上，建安时期众位文学家的作品都有遗失，并非仅曹植一家呈现此情况，尤其是曹叡自己的作品集佚散，其父亲曹丕的作品也损失严重。即便真的有人刻意删减曹植和曹魏众人的作品，也非曹叡去动手的。

　　事实上，曹植与甄氏即曹叡之母的纠葛根本不存在，即根本没有如同“感甄派”宣称的那种曹叡终身怀恨而不原谅曹植的前提条件！有关所谓的“植甄”那些事为假，曹植完全没有倾慕过其嫂甄后的各类论证，前人学者以及笔者都有做过，本文就不再赘述，只大致概说这是后世根据《文选》中疑似李善之注中的一条以讹传讹的。历史上曹植比甄氏年少10岁，年龄相当于介于甄氏和曹叡之间的“半辈之差”者，在甄氏入曹府之后可能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曹叡就出生了，而曹植当时才不过十二三岁而已。莫说曹植是被历史记载为从小就勤奋学习的那种专注度并不在女人身上的男孩子——曹叡也描述他“自少至终，篇籍不离于手”，结合他们俩的年龄差，很可能这就是曹叡从幼年起就对这位皇叔积攒的印象——就说哪怕是个普通的没把时间心思花于看书的小男孩，也不可能对一个生育过孩子的年长自己10岁之多的妇人产生幻想。况且，按照那条《文选》之注的说法是曹植曾经向曹操求要过甄氏为妻，这一条从逻辑和历史对照来看就只能是假的，因为彼时甄氏被曹丕纳过来已非初嫁，却是早在甄氏十几岁时就已嫁袁绍之子袁熙，那时候曹植更只有七八岁的年龄，怎可能向父亲在这时候提出要娶妻且是这么个距离自己年龄差大、地理位置还远(彼时曹氏集团尚未攻占邺城)的女子呢？因此，曹植所谓“爱慕”其嫂的传闻根本没发生，也不可能被曹叡看到而当真。曹叡对这位叔叔复杂的感情主要来自政治问题，还有家庭产生而遗留的心理问题——曹植曾为曹操最宠爱之子，曹丕作为嫡长子迟迟不被立嗣；前人学者们已大多注意到曹丕因此性格压抑忧郁等，却鲜少注意到曹叡在如此敏感而尴尬的氛围，成长环境也是不健康的。后来曹丕惊险胜出而终身对曹植忌惮和排挤、不予重用，曹叡作为曹丕的继承者，势必要延续父皇的政策风格；然而实际曹叡和曹植并没产生过针锋相对的竞争冲突，甚至心里对曹植的才华还很佩服。另一方面，曹植的政见和当时已然势头很大的世家异姓族群确有不合，如果启用曹植又会有难以调和的困扰，这就让曹叡自然而然在“曹植问题”上形成了一种矛盾心理。

　　而曹叡在曹植过世之后，立刻去获取曹植生前的所有作品，当时曹植是有儿子作为继承人的，曹叡的这个举动确实有点反常，难怪被“感甄派”拿来加以利用做文章了。不过，要把曹植作品失散的情况归咎到曹叡头上，却是很难如“感甄派”之意的。因为曹魏一系文学家们的作品都有失散，且其他的建安文人作品也遗失很多，这是板上钉钉的实情，可见其中大部分是因岁时变迁、朝代更迭的自然因素。司马氏作为曹氏政敌篡魏上台，出于政治舆论目的，也势必会对曹魏皇室人物进行抹黑，对于一些尚未来得及形成广泛传播被百姓们认可的作品，司马氏一族的政治人物们很可能就不想留着给百姓“刷好感”了，于是进行人为删减、销毁过部分曹魏文学家们的著作，这是笔者推测下来极有可能的。然而这种情况下，首当其冲的一定不会是曹植的作品——因为一来，曹植只是曹魏皇族的旁系宗亲，对于司马氏政敌的威胁程度不如曹氏三祖的直系身份；二来，曹植出名早且后半生远离朝堂，已有大量作品被百姓们熟知，要拿来“开刀”并不方便，因此司马氏很可能更针对的是登过帝位的曹丕和曹叡，令他们的作品首当其冲。这或许就是为什么曹丕作为那么喜爱文学的人，认为“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在登基以后的纯文学创作却少之又少，就剩下诏令政治行文为主了，目前传世文学作品大都是他任五官中郎将至太子时期的而已。至于曹叡，文学上的名气远不如丕、植，著作也没被给予那么高的重视，而不巧由于他到世界的时间晚些，错过了“邺下文人集团”那波黄金时期，没有那帮人与他共同切磋和帮他传播了(更不幸的是，他反而还要顶着“感甄派”扣给他遗落曹植诗文的一口锅)，只能对着已故叔父与祖、父之辈的作品，空余感伤而自行努力学习了。在这样的情况下，从理论和逻辑上来说，曹叡后期作品——即获得曹植全部著作学习之后，必然比前期作品——主要为史书记载他作为东宫储君期间避开政治潜心学习的那个阶段，水准要高很多。只不过，他的个人文集在过世后很快就失散了，如今传世的诗歌仅仅才十八首而已，大多看不出是哪个时期作的，也定然不会是这么一位极有家学渊源的文学爱好者全部诗歌作品量。

　　本文就倾向于认为，曹叡的一部分诗歌作品，很可能是由于司马氏不想让魏明帝获得民众好感而进行删除毁坏了的，其中会有“漏网之鱼”以匿名形式存在于后世不知名的古诗著作中。而在《古诗十九首》中，就有几首疑似带有曹植“风格”的作品(被“感甄派”鼓吹为“曹植写给甄后”的)，经笔者判断，应为曹叡所作。以下，将对此论点进行逐步分析。

二 曹叡对曹植的喜爱与模仿

有关曹叡对曹植的喜爱，是一种复杂而混合矛盾的情感。先前在本文第一章已稍有提及，而笔者曾经专门写过一篇文章，此处就不重复，就大致说一下。这背后的心理其实很容易理解。曹植是一个极为美好而光明的存在，且并不存在与曹叡的直接冲突，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在曹叡当年幼小的心灵中必然留下印象；加之曹植的才名一直很高，曹叡耳濡目染深刻知道，自己又与曹植一样有对文学创作的兴趣，作为后辈对前辈的敬仰之情，混合了尴尬的身份位置，还外加有些政见不和与祖上遗留的政治矛盾，遂产生逐渐复杂的情愫。这样混合而复杂的情感，肯定不是简单的恨——亦无恨曹植的必要动机，因而，大部分可以归纳为他对曹植是有钦佩之情的，这也可以视为曹叡要去搜罗曹植遗留下来著作的最根本原因。另外则还有一个不被明帝开口承认的原因，经过分析可想到，就是这样做有利于魏明帝自身进行文学创作，用以参考。相当于，在曹植去世之后，曹叡根据其作品自己琢磨学习，暗中将曹植也当成了老师。这就是为什么如今还可以见到，曹叡传世诗作之中，有多首风格及题材内容、词汇语素，均有模仿曹植的影子。

　　事实上，在文学史上的“建安年代”和历史时期中的东汉末年之“建安”有所不同，还包括了曹丕称魏王的延康元年(220)以及魏王朝开始的黄初、太和等文明二帝当政年间(220—233)，覆盖了曹叡的整个人生阶段。近年有学者强调曹叡应被归于建安文人之中，而不该被摒除在外，笔者也赞同此观点。曹叡的文风细腻悲悯，透露出伤感和生命意识，这些都是“建安风骨”的特色继承。而他对曹植的作品之保护和传播，也是起到积极作用的。曹魏皇族的文学家们作品多有失散，曹叡自己本来著有文学集已不复见，本文推测与晋朝篡权有直接关系，从而导致包括曹叡在内的建安时代曹魏文学家作品以“佚名”形式混入《古诗十九首》之中。要论证这个推测，本文从几方面共进以达到成效。1.分析“十九首”疑似年代——只要确定这批作品产于文学史上的建安年间，含东汉末期和魏王朝初期，那就可以圈定作者在曹魏文学家等当时的文人之中，其中能有曹叡的概率就大大提高。即，从大环境宏观脉络入手的方式。2.从微观方面，入手文本分析。摘取曹叡的传世诗作当中与《古诗十九首》里边诗歌相近至雷同的成分，对比诗句、语素而来。此两方面的论证，将有本文接下来的章节展开。除此之外，还有第三种较为间接的但从逻辑上依旧有效的方法来论证：3.由于已知曹植的作品在历史上失散很多，而曹植的作品与“十九首”的相似之处过往研究的学者也已很多，那么就可以横向对比曹植和曹叡的作品，找出其中的共通点尤其是曹叡模仿曹植的痕迹，然后再由此试图证明曹叡当时有可能看过曹植混入这批“古诗”中之著作。相当于一来“绑定打包”曹叡和曹植的作品，共同混进去的概率就更大；二来算出一个微妙的时间点，即这批“十九首”作品有部分可能在历史上曾经以并非“匿名”的形式(用“曹植”之名)进入过某学习者(曹叡)的视野，留下痕迹。如果可行的话，则能一并确定此批“古诗”诞生于文学史上的建安时期，并且确实囊括了曹魏皇室之作。

三 “古诗十九首”时代归为建安则应有曹叡手笔

现今学界尚无定论《古诗十九首》由何时何人所写。历代有“西汉说”“东汉说”“两汉说”和“建安说”几派。由于文学上的“建安”时代定义包括东汉末年的最后一个年份还有曹魏黄初、太和时期，并以其作为“魏晋时期”的开端，因此所谓的“东汉说”之年代比“建安”出现早几十年到百余年。20世纪早年梁启超曾推出源自“直觉”之论认为这批古诗产自东汉，而“两汉说”则至今基本没有学者认定有效，因这批十九首的古诗从风格、用词和音律韵都属同时代产物，不可能这首来自此时代，另一首来自别的时代。又由于东汉上层文人以严肃正统的风格为主而不太具有这批“古诗”的个人主义意识，这部作品集就暂被视为“无名氏”下层文人群体所产。然而有些问题，因为下层文人按照历史走向和人性心理来说，衣食住行问题尚未解决，不太可能去追求上层精神建筑。况且当时教育并未普及，下层民众当中能写好诗并不是常见现象。

　　再从宏观的角度来看，文学的发展不是间断的，人类不可能集体产生“失忆”或“倒退”状态，譬如百年前就已写成《古诗十九首》成熟五言诗却在接下来集体又不会了，而要等到建安年间曹氏兄弟和建安文人活动那会儿再“重新”去摸索五言诗的路数。“感甄派”学者木斋在这一方面的论述是正确的：“西汉‘枚乘说’距离‘魏末晋初’近300年时间，东汉‘桓灵说’距离魏末晋初将近百年的真空，都是无法自圆其说的……中间不可能出现一个真空地带。”而这批诗出现的最初时间恰在魏末晋初，更有可能此前不久才“新鲜出炉”。

　　建安文人并没见过那批所谓“参照物”才是最合乎常理的逻辑，而不是像有些人采用的视角那样先认为“有参照物”再基于此去做“子建擅长模仿‘古诗’的作品”这样的假设。再结合史料来看，建安时期的著名文学评论家曹丕，撰著了中国第一部文学评论专著《典论》，没有只言片语提及这批“古诗”的存在；丕、植兄弟和当时一帮“邺下文人集团”的文人们，有大量的文学活动且很喜欢品论古代先贤及古人功绩，也没有一个当时的文人学者提到过有这批成熟五言作品。假若当时就有的话，且建安文人曾经模仿、效法“古诗”那般，即便一两个文人没有提到，也不可能所有人皆对此毫无只言片语，如同集体失忆了一般。况且，历史上也并没有这帮建安文人把《古诗十九首》作为借鉴品的记载存在。

　　另，从人性心理的脉络上看，曹植习惯向古人致敬、提及自己有参考谁的作品(例如《洛神赋》中提到有感宋玉《神女赋》)，说明他是一位尊重前人成果的严谨艺术家；出于人性和习惯推理，这样一位做事规规矩矩的曹子建，不可能直接“照搬”前作，连提都不提自己写五言诗有参照甚至“照搬”他人作品。因在《北堂书钞》当中有两句诗句现于“古诗十九首”的《今日良宴会》的句子，被记为曹植所作——“弹筝奋逸响，新声妙入神”这两句，在曹植的逸诗中完全一致。这已不仅仅是“借鉴”那么简单了，已然够得上搬运抄袭——对比曹植以往一贯对于古人前辈致敬的习惯，且他本身才高八斗、骨气奇高，不可能做这样的事。只能说，曹子建本身就是这两句诗的作者，即《今日良宴会》的作者本人！

　　既然此批“古诗”已经有一首归入曹植名下，而按照文学结构等分析，必为同一时代产生，那么，《古诗十九首》就是建安时期的产物。并且，这批“古诗”所用韵律习惯，也和建安时期作品韵律相同，显示确实来自建安时代。“三曹”或联合曹叡并称为“三祖陈王”，算是紧密的团体，虽然曹叡在曹植生前与他一同参加文学创作活动的机会少，不比他父亲，但在曹植过世之后曹叡获取了丰富的一手资料，却相当于师从曹植跟随他进行文学写作。因此，如果能认同《古诗十九首》产于建安年间、《今日良宴会》为曹植所做的论证，那么，其余的18首古诗当中，就很大概率会有曹叡的(以及曹植其他)作品了。

　　至此，逻辑清晰明了，且完全足够自身成立，而用不着添加任何额外“隐情”。因此，本文严正强调，《古诗十九首》产生于文学史上判定的建安年代的“建安说”，与“感甄派”完全无关，内容说辞也根本不沾边，不可被混淆、更不可被强行拉去作为“感甄派”不存在的伪逻辑推理的基础！

　　众所周知，《今日良宴会》这首诗描述的是王侯贵族式的宴会场景，与“爱情”毫无关系，也绝对不可能是“感甄派”宣称的所谓“曹叡为了遮掩其母后与曹植的‘隐情’”去删改曹植的作品而产生的佚名之作。况且，曹魏皇室中的文学家除了曹植的作品有散失之外，曹丕和曹叡自己都没有能够幸免，而且同时代的建安一批文人作品都有流散的情况，足见由于时间流逝和朝代更迭造成的灭失已然严重，根本不需要什么魏明帝策划的阴谋。

　　历史上的曹叡遗留至今的诗歌仅有乐府诗，完全没有乐府之外的徒诗，这也是很不正常的。以下，本文以《今日良宴会》为曹植所作、此批诗皆作于建安年间为前提，再做深入分析，将剩余18首中疑似为曹叡的作品挑出来。

四 几首类似曹叡风格的“古诗”新解

(一)《行行重行行》疑为曹叡对曹植等魏宗亲赴宴的回应诗

曹叡诗文在已散落诸多的情况下，仍可见其与这首《行行重行行》重合度颇高。其中，曹叡的《善哉行》里有“行行日远”一句，加上之前一句“亮兹行阻”与古诗中的描绘道路的状态是一致的。“蔽白日”也在他的诗中使用过，如《清调歌》里就写“旌旗蔽白日精”，《步出夏门行》有“丹霞蔽日”。实际上，古诗里的这一句“浮云蔽白日”，跟曹叡借鉴重点对象曹植的另外诗里意境或动作形态，恰好一致：在曹植《杂诗(悠悠远行客)》中就有“浮云翳日光”，而《情诗》里则有“微阴翳阳景”。然而，细观便可察觉，曹植所作诗句用词更为精致、更为凝练，且两句之中都使用“翳”这个动词代替“蔽”，已然可见他的口味偏好。此首古诗的语句风格更平实一些，倒是与曹叡的风格更为贴近，而曹叡则看似更喜欢用“蔽”这个更为平直化的动词。此首诗更像是曹叡所作，实则还有更重要的原因——其中显示出诗人对于他人衣服穿着显得身体消瘦、需要加饭这等细腻的观察，恰好是曹叡的关注点所在，而非思维着眼点更高端，偏于抽象化感悟哲理式的曹植的关注点所在。

　　综观曹植传世的所有诗歌，最后一句都从来未降格到具象层面的状态，如此诗的“努力加餐饭”这般，明明已然在诗歌的中间部分上升到了对人性命运的感悟思考，结尾处却“落下来了”到衣食等显得琐碎具象的着眼方向，这一定不是曹植的思维习惯。要知道，诗文透露的思维习惯反映了一个人的心理人格与长期以来的思考角度，是头脑运作模式的外显，因而哪怕同一个作者的用词再变化万千，其背后的思维模式习惯也可透露出是属于同一个人，是有迹可循的。这首古诗透露出的思维模式，与关注日常衣食住行的曹叡确实十分贴合，却当然并非仅有琐碎关注视角之辈能够写出来的，其中带有的悲伤感、人性意识，恰恰也是曹叡充分具备的。历史上记载，在太和五年(231)初曹叡召见魏王侯宗亲聚集京城，前来魏宫赴宴而见到了多年未见的皇叔曹植，就对他嘘寒问暖，简直比普通百姓家的小辈对待长辈还要细致入微：“王颜色瘦弱，何意耶？腹中调和不？今者食几许米？又啖肉多少？见王瘦，吾甚惊。宜当节水加餐。”这段问候里边，末尾就落在要“加餐”上面，与《行行重行行》的结束句表达的意思如出一辙！而此古诗中还有“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的句子，也同曹叡发现和关心曹植显得消瘦，事件是正好能够关联对应上的。

　　很有意思的是，曹植作为一位聪慧而且心思细腻之人，对于曹叡此次表现出来的异常关心顿时感觉诚惶诚恐，表示道：“奉诏之日，涕泣横流。虽武文二帝所以愍怜于臣，不复过于明诏。”非常贴切地反映出来了一个现象，即这确实不是一般的上位者对于自己的亲人会有的表现形式。当年的曹操作为十分宠爱曹植的父亲，也没如此呢！再联想到《行行重行行》的诗句，其中并没有此诗出于女性的元素显示，且也并非写“爱情”之诗，就应是描写与亲友的分离，通篇表达的情感大多数地方大致符合一般男性诗人的口吻，却唯有对于身体瘦和要“加餐饭”的描述，跟一般的男性诗人视角语气并不太一样(可是却也并不像是出自女性手笔)，倒格外像是曹叡说的这几句话。

　　曹叡作为一位年轻的帝王，对于“游子”也是有关心的，他写的《燕歌行》里就出现了：“翩翩飞蓬常独征，有似游子不安宁”这样的句子。其中对于曹植的借鉴模仿跃然于纸上！“飞蓬”正是曹植后期一直反复歌咏的“转蓬”意象，代表了他自己的“断根”式的无奈飘零和任凭风吹而被迫迁徙的状态。这种人生经历是曹植拥有而曹叡并没有的，曹叡作诗却用了这种植物意象，可以看得出是对前辈文学家曹植的学习和致敬。而实则上所谓的“游子”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是如同现今很多学者理解的那样就是出门游学的学子，因而他们会认为这批《古诗十九首》里写此类现象的出现在东汉末期诸多游学之子离乡的时代。然而，“游子”广义还有任何离乡远游之客的意思，与曹植塑造的意象“转蓬”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和相对应之关联的。例如曹植的《杂诗(其二)》就是很典型的例子，从“转蓬离本根，飘飖随长风”开始描写这个植物意象，而后笔锋一转，写道：“类此游客子，捐躯远从戎。”将转蓬与游子两个对象，用类比完全联系而融合起来了。再回到曹叡的那两句诗(“翩翩飞蓬常独征，有似游子不安宁”)，难道不正是对曹植此诗手法与意境的全然模仿吗？这个游子的主题出现在《行行重行行》里边，就不能够仅从狭义的意思理解出发，认为就是写汉末游学人士的，而从广义上来说，像曹植这样被分配到异乡的藩王，也就是一种程度上的游子；曹魏其他的宗亲——即曹叡在太和五至六年(231—232)跨年宴请的所有远道而来多年未见的客人，全部都是这一类人啊！

　　关于此次宴会，曹植留下了《元会》，诗中这样描写：“初岁元祚，吉日惟良。乃为佳会，宴此高堂。”这首诗被现今一些主流学者定为太和六年(232)正月所作，笔者也同意此观点。因为其中描绘的场景更像魏宗亲不允许通往来时隔十多年后曹叡治下的放宽政策，而非黄初年间曹丕掌权时将宗亲兄弟们赶到偏远地区去，即便朝京，类似于曹彰那次被召见却被晾着而气得暴毙的状态，不存在由曹丕组织这么和乐融融的宴会宴请诸位王弟的情况。而曹叡举行这样的宴会，却是有史料依据的，又有曹植的诗文场景呼应。那么问题就来了，既然这样的一次在差不多十二年后再聚首，众王都许久未见而都感谢皇帝隆恩将他们聚集，其中最有盛名和才情的诗人曹植都为此献诗了，其他的王公贵族乃至于资深的诗歌爱好者魏明帝本人，就没有一个也在此次作诗的吗？

　　这个问题从逻辑和人性心理角度推敲，其实答案可能并不是肯定的，因为并非每个诗人都像曹植那样有“急才”擅长即兴作诗。就拿曹丕来说，其诗文水平也优异，可有一点毫无争议的就是曹丕明显不如曹植写作速度快，从当年曹操带众子们上铜雀台去作赋的事例就可见了。这次曹叡牵头的元会上，有曹植珠玉在前作诗了(未必是流传下来的这首)，其他宗亲和皇帝本人很可能就不献丑了。不过，曹叡毕竟是十分喜爱文学的此道中人，好不容易碰到这位文豪叔叔有当面请教的机会，如何不抓住呢？当场不好找曹植请教，事后再找机会，也是大有可能的。而当诸王都准备回去藩地，曹叡感慨天下无不散之宴席，再见各位叔父们又不知道是何时了，因此有感而发——大概是事先准备的，因为曹叡患有口吃而性格十分内向，即兴作诗的能力估计不会比乃父更佳——就拿出这样一首描绘“生别离”的《行行重行行》，用其中明显可看出与曹植相似的手法语境向前辈致敬，顺带向叔父讨教，完全在情理之中。

　　至此还要表明的一点就是，《行行重行行》并不是一首写爱情的诗作，而实则为友情诗，这一点已经有现代学者专门写文章阐释申明了。此诗主旨在离别，而离别诗为汉魏古典诗最常见的题材之一，并不该被冠上“男女离别”的狭义限定。认为此诗是爱情的，是后人的误读，而其中“感甄派”用来做文章认为它是曹植写给甄后的所谓“植甄恋情”中的诗，那更是胡乱编造而毫无历史根据的“拉郎配”行为了。结合文本和历史的分析，首先能够确定的是这首古诗中并没有“男女情人”式的互动状态，也并非“爱情诗”，而即便出自曹植的手笔，也并非为女人而写，更何况历史上曹植与作为曹丕之妻的甄氏根本没有情感瓜葛。并且还有一点重要的“线索”是“感甄派”无法解释的，那就是这首诗中有“会面安可知”一句，跟曹丕诗《清河见挽船士新婚与妻别作》里的“会合安可知”仅一字之差，4字重叠！假如按照“感甄派”所说此诗为曹植和甄后“相好”而写，干嘛把他们所谓“恋情”中的“头号大敌”曹丕的诗句搬过来令人恶心呢？真相应该是，这首诗的作者是同时喜爱曹丕也喜爱曹植的，从他们兄弟二人诗文中均提取营养、吸收养分的一位后辈，根据其他线索来看，非曹叡莫属。

　　曹叡对于丕、植等前人的学习和模仿有目共睹，即便在现今很多人认为建安时期的文人们模仿为一种广泛风气(误以为他们模仿了《古诗十九首》)的状态下，还是能够注意到曹叡的模仿痕迹尤其重。而这首诗里对岁月飞逝的感叹，明显也是曹丕和曹植经常提及的一个层面，丕、植对这方面感悟非常深，例如曹丕“人生如寄”“四时舍我驱驰”等，曹植“人居一世间，忽若风吹尘”等。这首古诗对岁时的感叹却并非如同丕、植那般在一个更为抽象化、哲思化的氛围中思考，而是面对与人离别时，结合具象状态的感受，从而组合成了“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这样一个句式(丕、植恰好都使用过“令人老”的三字词组)，像是曹叡在对父亲和叔叔的学习反馈之后，加入了他那种倾向于琐碎、具象化、细腻而带一点女性化的思维模式与视角，加以糅合而创作的；也就使得这首古诗中对于时间人生的感悟，没有像曹丕、曹植的诗作中那么高度哲思化的意味，却多了一份接地气而细微的扣人心弦。

　　笔者综合历史事件做出一个猜测，这首诗《行行重行行》或许是曹叡在太和六年(232)写的，前因后果就是那次设宴款待诸位宗亲又将他们留着过了一段时间之后，终究要到离别的时节，曹叡有所感怀，这些年与皇叔聚少离多，又想着曹植此前已作过《元会》诗赞美自己作为帝王召集的这次宴会，出于“官方”的回应也该有所表示，更何况曹叡自己是文学爱好者，还很想向曹植这位前辈文学家讨教呢！于是他就私下在有足够时间精力和能够参照曹植名篇佳作的状态里，写下了这首诗，因此这首诗通篇写的事件跟他们二人此次会面相聚到离别都可以对得上，也能够应景(在分别时呈给曹植)，里边“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这句，还运用了曹植塑造过的意象，算是对前辈的致敬——曹植有写过《朔风》里边有“愿随越鸟，翻飞南翔”这句，且位置同样也是在全诗的第四段。值得一提的是，曹植的那首诗也并非爱情诗，其中有“昔我同袍，今永乖别”一句，显明了是写男性友人或兄弟的。这首诗已知为曹植于太和二年(228)归雍丘之地有感而发所作，只不过是写哪位故人的，历来众说纷纭，有认为是写兄长文帝或写兄长曹彰的，还有认为是纪念王粲的。不论曹植当时写的是谁，一定是男性，而并非出于爱情，并在此次被曹叡加以参考，用来创作曹叡此次与魏王室宗亲的代表人物曹植皇叔的离别之诗。或许当时曹叡创作的还不止这一首，因为前文已提到了，即便官方做样子，也应由帝王来回应一下参加了此次宴席且高度表达赞美的王室文学家，曹叡现今的传世作品，却清一色全部是乐府诗，且都是哀怨风格的，并无一首有过当年那次魏室宗亲赴宴又离去的重要事件的场景记录。这无疑是不符合常理的。笔者推测当年曹叡必然是做过这种场合的诗，很有可能就包括了《行行重行行》，只不过后来随着时间尤其是司马氏夺权的政治事件，魏明帝的诗集惨遭销毁，部分诗作再也不得挂在曹叡名下让世人看见了。

(二)《凛凛岁云暮》疑为曹叡所作

这首古诗里也有显著的“游子”意象，同上一节的讲述分析一样，是曹叡喜欢和擅于模仿而写的一个题材。并且，这首诗作模仿曹植和曹丕的痕迹都比较明显，结合历史分析能够对丕、植二人皆模仿的首要人选，即曹叡。此处就要先论证一个逻辑问题，为何不说是丕、植二人模仿这首“古诗”呢？大致有这么几个原因。1.曹丕曹植早期有明显的创新尝试的痕迹，而非如同曹叡这般模仿痕迹明显、创新痕迹少的状态。由此写作年代应定为丕、植年轻时，在五言诗尚未到达“确立期”而仅在“发生期”的时候，经由曹植的创作，其相当于以“五言诗之奠基人”的身份，将五言诗推向了确立期，从而使得曹叡有了可作参照的成熟而批量的素材。2.丕、植早在做贵公子时常与文人们聚会品定当时和此前的各类文人及作品，彼时“邺下文人集团”活动声势浩大，然而包括建安七子和此外的文人们却从未有一人谈及有一批成熟的五言古诗可令他们参照借鉴。相反，他们当时的创作题材很多都由曹丕作为此集团领袖进行命题，然后大家一起来创作(例如《斗鸡》《公宴》《槐赋》等等，均有多人的同题作品)。这种形式，当然是带有一定尝试性的，是趋向于创新而非守旧借鉴式的文学活动。3.曹丕当时所著《典论》也无一点提及有过一批五言诗让他们参考的情况。曹植当时在《与杨德祖书》里也谈及了自己对文学创作的看法，并曾提及前人例如司马相如赋作被当时建安文人中的陈琳模仿的事件，却丝毫也没说有人模仿过五言古诗的事。4.丕、植二人作品显示的创新性、摸索新创作手法的频繁度，都高于曹叡；反之，曹叡的作品则有非常高的模拟借鉴痕迹，是很容易看出且被公认的现象。正如清学者陈祚明所说：“明帝诗虽不多，当其一往情深，克肖乃父……闻者自悲。”其中“父”字可泛指父辈，因曹叡不止效仿其父，肖其叔、其祖父情况也多，丕、植创作的自我独立性却显著要高。综合判断，《古诗十九首》在丕、植早期与文人宴游聚会时代，是不存在、非现成的。

　　《凛凛岁云暮》当中，诗人从风景着笔写到人，尤其点出虫在草中鸣叫是“悲”的声音，这种手法和心境，都类似曹丕的风格。好比曹丕的《杂诗》(其二)、《大墙上蒿行》等，都是从夜景草虫引到自己的悲情心绪这么一个顺序写下来。而这首古诗中，则落到了“游子寒无衣”的现象上，这一点又像曹植了。这是曹植很早就关注到的一个现象，比如他在友情诗《赠徐干》中就写道：“顾念蓬室士，贫贱诚可怜。薇藿弗充虚，皮褐犹不全。”而这首《凛凛岁云暮》则真的好似丕、植的合体，其个人化、内在化的悲情感的程度不如曹丕的惯用风格，却也沾带了此方面，总体却比曹丕的诗作激情感更充分，而其心系家国百姓、为理想和天下忧愁的观感也有，却不如曹植那般强烈。

　　其中“亮无展风翼，焉能凌风飞？”这句，则与曹植多次提及的欠缺媒人中保、无人举荐自己(表达政治抱负的不能舒展)如出同源，曹植各类诗歌包括所谓“求仙诗”当中表露的意欲升天、通天的意识形态，实则也是带有政治理想情怀的，他写这类状态和意境的频繁程度足以证明这是他从心而发的感慨写照而非所谓模仿古诗了(何况有他的毕生经历作背景支持)。而这古诗中的两句第四字皆用“风”字的重复状态，实则也不如曹植一贯对诗文语句的打磨精巧之态。倒是曹叡的诗歌语句不那么细致打磨，而更近似此古诗风格，例如《猛虎行》一诗中有“双桐生空井，枝叶自相加”的首句，到当中过不多久又有“上有双栖鸟，交颈鸣相和”，即在同一个位置第四字的两次“相”重复；在《长歌行》里更明显，有“单心谁与侣，造房孰与成”两句连续的诗在第四字用“与”重复的样式。这在更为讲究精巧与字词变化的曹植之作品里，除非他刻意塑造一种格式，否则的话是不太见到的。并，曹植喜欢用“飚”“飙”之类的字代替“风”的意思，而曹叡遗留至今的所有诗作中却无一次用到这种复杂化的同义词，均直接用“风”来写。同理，此古诗中的上一句“既来不须臾，又不处重闱”也在不同处短时间内重复了“不”字，不似曹植的写作风格。因此，从用词习惯和写作手法来说，这首诗也不太可能是曹植的，却颇像曹叡的。

　　而这首诗末句的“垂涕沾双扉”无论从语词上还是收尾的末句习惯上，都像是曹叡的做派。对比曹叡诗作的同类收尾句“泣涕沾罗缨”(《长歌行》)、“伏轼泪沾缨”(《苦寒行》)，另外还有《乐府诗》临近结尾处倒数第三句的“泣涕忽沾裳”，这几句曹叡诗句的意境，以及描述的实际事情行为状态，与这首古诗所写的基本也是一样的。

　　另外还需要一提的是，这首古诗也同样是一首友情诗，而非爱情诗，却时不时被现代人误解。细看便可发觉，由于其中有“同袍与我违”的句子，而“同袍”指同性别的战友、朋友、兄弟之辈，因此不是写男女爱情。至于其中稍后几句又提到了“良人惟古欢”，也有前人学者论证过为类似“佳人”并不止指代男女恋情中的用法。不过笔者却感到，或许这正是曹叡在写此诗时，透露的对曹植的模仿拼凑痕迹呢！因为此句之中，“古欢”一词极其罕见，在建安时代的所有作家以及“十九首”其他作品里边，均从未出现过。然而笔者却联想到曹植的《种葛篇》里边，临近结尾处塑造的意境正是此意：“往古皆欢遇，我独困于今。”对比两首诗再进行思考，就能够发现，要从“良人惟古欢，枉驾惠前路”联想到“往古皆欢遇，我独困于今”，按常规思维来说不太可能；然而反过来，若要从曹植的这两句诗中提取“古欢”的意境词汇，则相对容易一些。再加以创作“古诗”中的那两句，虽则确实需要创造力和灵感及技巧，经过曹植前辈的启发，却也并非不可能了，当属于一种顺势同向的思维状态。因此，这理当是此诗《凛凛岁云暮》出现于曹植诗作《种葛篇》(黄初年间所写)之后的一个痕迹证明。

　　同样的原理，还有“梦想见容辉”一句。曹植有逸诗二句，为《离别诗》中的“人远精神近，寤寐梦容光”，表达的意思是同一个，还有重复字，用词却更为精细而华丽。通过思考得来的判断也是如前一个例子，正向去借鉴模仿而写可以，反向去发展，则不太可能想出曹植的那诗句。即，看到曹植的这句诗(当时应该是能看到此诗佚散之前的完整状态)，从“寤寐梦容光”加以参照而倒推去写出“梦想见容辉”的概率更高得多，反之却可能性相当低。

　　古诗中在此前一句“独宿累长夜”透露出的诗人状态则并非曹植那般颠沛流离，细品之下，便可察觉此诗似乎像是曹叡那般居住安逸而有稳定居住之地的人所写，而若曹植来执笔写此段诗句的话，大概率会透露出飘摇、随风飞的转蓬之类的意象元素，而并非如此仅表达自己独宿而累罢了(对比起曹植的人生经历，实在是有些过于平淡而轻描淡写了)。这也是笔者综合判定此诗虽然看似有其风格，却并非出自曹植之手的部分原因；而其中有对曹植的借鉴摘取词句语素等，又含有对曹丕的模仿痕迹，加之全诗整体感觉实际是“哀而不伤”的并无真实的彻骨伤痛事件的指向，实在像是曹叡这种身居高位却同时心理异常敏感细腻而内向孤独的帝王所为。

　　而此诗中的“徙倚怀感伤”这句，则类似于曹叡诗作中的“感物怀所思”(《乐府诗》)，且写作视角顺序也一致，都是从这里接下去写流泪沾湿的状态。曹植曾有诗句“感悟伤我怀”(《赠白马王彪》)，又有《洛神赋》中句子“徙倚彷徨”，曹叡则有《伤歌行》中诗句“徘徊以彷徨”，其实跟这句古诗的句式和意境，亦十分类似。此古诗则像是汇集曹植所用的经典作品句子糅合创造的，而非反过来，由此古诗推导出曹植的作品是怎么发散衍生的。况且，曹植当时与弟弟曹彪离别所作的诗，是情绪和灵感爆发的状态之下，又被使臣监管而逼迫，分道扬镳之际，根本不可能去参照前人诗作去模仿！即便假设所谓前人作品存在的话。曹叡作为爱好文学的一国之君，却并无被逼迫的情况而能够从容参考前人著作来进行写作。这或许也是曹叡诗歌中模仿痕迹高于其他建安作家的一个客观条件。

　　另外，这首古诗中描写的“巧笑”之类的美妙状态，也可以是写男子而非女子佳人，前人此方面亦有所论证了。笔者再来补充，曹叡是有“男风”偏好的一位帝王，并且在他的成年之际已进入“魏晋风度”时期，关注和赞美男子相貌渐成风气，这在历史中亦有迹可循。曾经曹叡由于怀疑曹操妾室带来的外姓之子何晏皮肤白皙可能擦粉，就想出了一招大热天吃面来戏弄何晏，终于证明了何晏颜值的真实性。可见曹叡此人是有着对男子容貌颇高关注兴趣的。历史上还有记载他宠爱两位美少年族弟，甚至任凭他们玩耍穿他的衣服。另外，曹叡本人还有“异装癖”，喜欢穿女装，改帝王所用之珠为珊瑚就为了美观和满足自身喜好，足见曹叡此人是有着些许女性化思维的，对于外貌也喜欢关注。这一点，其实从他对曹植看起来“瘦”的关注度和惊讶程度，也可见一斑了。因此，在论证这首《凛凛岁云暮》为男子友情诗，却隐约觉得其中似乎又有“爱情”成分的时候，不妨结合曹叡的“易性癖”心理视角去看，一切就恰好自然而解了！而这首古诗中的借鉴模仿成分和甚至有着“粘合”的状态痕迹，综合起来就特别像是曹叡独处深宫寂寞孤独之时，对着曹植先生和文帝曹丕的旧作佳品细致品读并加以借鉴，结合自身的真实感悟与关注点所创作的了。

　　再结合此诗描述的内容，笔者推测写于此次太和六年(232)众位宗亲离开魏王朝京城之后，曹叡回忆起前不久短暂的相聚以及之后漫长的分离时，参考曹植之前的佳作而想着继续向他探讨文学而作的可能性很大。“既来不须臾”透露出了此前的那次相聚，是诗人倾诉的对象处在“来”的动作状态上，而诗人本身则是在原地目送他离去的。这与明帝和陈王的情况契合一致。(此处隐约透露诗人有中心主体意识，不似位居偏隅的曹植等魏室宗亲视角。)“又不处重闱”这句则并非以往众人按顺着“爱情诗”理解的意思，而是趋于口语化的反陈述之意，即表达的不是对方“又”离开，而是对方根本从来就不属于“重闱”——“又不是那么个情况咯”之意。的确，来赴宴的宗亲都是男子，并非不出闺阁的姑娘，他们想见皇上一面却也如此困难；反过来，明帝想见他们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他们相聚时如此欢乐，脸上出现“巧笑”和“眄睐”的生动表情。相信曹植皇叔这样的少年期就对亲友重视而喜聚会的性情中人，当时也必会恢复往日青春神采。这些都落入了明帝眼中。转瞬到了别离的时候，他们各奔赴一方，“同车归”都是不可能的。这也就是那句“愿得常巧笑，携手同车归”描绘的真实意境：加了一个“愿”字在前，此段所有场景皆如镜花水月！然而曹叡对自己牵挂的皇叔的关怀并没自分离而结束。史料记载曹叡和曹植有书信往来，还有侄子给叔叔寄送水果的故事。曹叡在送给曹植一箱“柰”即沙果时，还告诉曹植要“温啖”即用水温热着吃，由此可见他的思维确实比一般男人更体贴而“琐碎”。曹植写了《谢赐柰表》表达感谢，还略有诚惶诚恐之意。对于皇叔一方面想着为趋于抽象化的“皇天”效忠，一方面对自己不免疏离客套，以及其他亲人对自己的疏远，曹叡有些无奈和更感孤单吧！他在那个位置上，确实有太多想做而不能做的了；“亮无展风翼”的那段描述，恐怕是对自己和曹植的共同悲叹。魏明帝的所有传世诗歌作品都透露一种细腻而悲伤的状态，与这首古诗《凛凛岁云暮》其实也是近似的。

(三)《古诗十九首》其他诗作与曹叡的关系

此前已论证《古诗十九首》中的《今日良宴会》应为曹植所作，还有两首由笔者推测为曹叡所作，此外十六首目前笔者尚不能判定，学界则各说纷纭也未有定论。就本文看来，剩余诗作当中即便不能确定为谁所作，其中大多风格已可看出并不似曹叡的，因而大多数排除可能；但有几首古诗，隐约带有曹叡的风格，值得注意。它们是：《青青棱上柏》《冉冉孤生竹》《迢迢牵牛星》《明月何皎皎》。其中，最后一首与曹丕存世诗作所用语素接近，重复词汇多达8处，幽婉程度却不及，它亦有可能为曹叡仿其父所作，但不能确定。而《冉冉孤生竹》与曹植《种葛篇》等并曹叡《种瓜篇》有相同递进规律，在笔者认为曹叡作此诗应该参看了曹植作品的情况下，则《冉冉孤生竹》为曹植所作概率高于曹叡的，且其古朴纯熟的手法优于曹叡现存乐府诗的水平。《青青棱上柏》一诗也有曹植和曹叡的风格，但还不能判定为谁所作，是否为曹叡仿植而写有待研究。《迢迢牵牛星》则风格与题材皆重合于曹丕，而曹叡多有仿其父行为，但这首如何尚未知。

　　倘若曹叡还有诗作遗留于《古诗十九首》之中，则大体不离以上圈定之范围了。

五 总结

曹叡在中华诗坛上的地位不如他的至亲“三曹”那么显赫，却依旧是有贡献的一位文学家。他作为一位历史传闻有口吃的帝王，不善言辞却并未因此放弃对文字的喜爱，刻苦学习而终究成为能够入“下品”的诗人，是相当不容易的，也应被人们铭记。切不能像“感甄派”那样强行给他扣一口锅，基于不存在的“植甄隐情”为假前提推出曹叡篡改并除名曹植诗作的荒谬推断。

　　从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来说，曹叡作为曹氏文学家族的继承者，弘扬了曹魏家族文化，且有佳作传世，如今“三祖”的概念却较少被提及，这是被低估了。不过另一个方面而言，曹叡的文学水平不如“三曹”，其模仿痕迹很重的情况也说明其创造力确实有所欠缺。然而不论如何，曹叡的文学成就当被重视。他所有存世诗作皆为乐府诗，一定不是彼时实况；而在通过各方面综合判断《古诗十九首》产于文学史上“建安时期”情况下，曹叡的诗尤其是非乐府诗被收入其中的概率很高。

　　笔者对《古诗十九首》做出综合分析判定，认为两首应为曹叡的作品散落于其中，即《行行重行行》与《凛凛岁云暮》为曹叡所作。而剩下的十七首之中，《今日良宴会》应当确定为曹植的作品，再余下十六首则多为曹魏皇族及建安时代其他文学家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