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淮阴师范学院 文学院,江苏 淮安 223300；2.江苏省泗阳县实验初中，江苏 宿迁 223700)
继元明两代衰落之后，中国词坛在清代重新兴盛。词学流派此起彼伏，早期云间词派革新流弊，后阳羡词派、浙西词派及夭折的“花间草堂词派”蹈扬其砺，一度将词体创作推向新的高峰。清中叶浙派代有赓续，绵延不绝，且名家辈出。晚清常州词派异军突起，其影响越清代而至民国。这些主流的词派都有独特的思想主张，而通过词选扩大家法理念往往是各派惯用手段。“词综”系列就是各选本中的典型代表。朱彝尊《词综》引路开先，王昶《明词综》《国朝词综》，黄燮清《国朝词综续编》，丁绍仪《国朝词综补》紧随其后，他们为保存阶段性词史风貌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也承担着表达各自词学主张的独特任务。
嘉庆、道光时期，词人队伍与日俱增，词学创作包罗万象，但却没有一本词选宏观反映彼时整体格局。有鉴于此，黄燮清兼罗博收，于道光二十七年(1847)养病期间，致力于辑录《国朝词综续编》。续编未及出版，旋即爆发太平天国起义。黄燮清将此书手稿连同其他作品放在一个篮子里，尽数交与女婿子城保管。书稿在战火纷乱之中几经周转。张炳堃序云：“一夕寇至，仓皇具舴艋，既尽室以行矣，子城乘间复返，至则逆旅主人先行，曛黑无所睹，触手得一箧，携之出，则是集稿本在焉。”胡凤丹小序又云：“他日与先生眷属同徙邻邑，一夕寇至，是书又失而复得。”战乱平息后，黄燮清与子城无财出版此书，后燮清病逝。子城悉心收藏稿本，并嘱托张炳堃加以修正，直至同治十二年(1873)，才刊行于世。
学界对黄燮清《倚晴楼七种曲》及其曲学观念研究得比较透彻。然对其《国朝词综续编》《倚晴楼诗余》则较少关注，更遑论词学思想的总结。黄燮清(1805—1864)，原名宪清，字韵珊，一作韵甫，别号吟香诗舫主人，浙江海盐人。他的科考之路十分不顺，至清道光十五年(1835)才得举人，后又“六上春闱皆不第”。咸丰二年(1852)，被任命为实录馆誊录，后调任湖北县令，因病未就。咸丰十一年(1861)太平军攻克海盐，黄燮清携家西走湖北，任宜都县令，迁松滋知县，不久谢世。
一 《国朝词综续编》的编纂特点及价值重判
《国朝词综续编》宏观体例上“悉依竹垞、兰泉两先生选本”，从名称也能看出其与《国朝词综》之间的承接关系。它以词人年代先后排序，标明入选词数，后附小传。所不同的是，续编卷首并未列出选本总目，而是在每分卷前列出分目。从选本范围看，续编既是对初编遗漏的补充，也有比较集中的时间范围。据张炳堃序交代，“其姓氏已载前编者，概不复列”，而遗漏者则作增补，如卷一46家词人，“只补人不补词”。卷二至卷二十四，收录嘉庆至咸丰年间词人，其中前二十卷为男性词人，共496家，后三卷为女性词人，共91家。全书共收录1674首词。续编所选词人分布范围较广，但主要集中在江浙地区，两地占入选总词人数的81%。该现象与《国朝词综》十分相似，这也说明从清初至清中叶，中国词坛的词人分布格局并未有大的改变(见表1和表2)。当然，其中也有一些其他因素。第一，两位编者都是江浙一带的人。他们自小受到江浙一带地域文化的影响与熏陶，创作风格也与当地词坛一脉相承。第二，二者的朋友圈主要集中于江浙，他们诗词集中唱和雅集之纪事作品可以佐证。第三，江浙是明清时期文化发达区域，清初阳羡词派和浙西词派皆发祥于此。但从细节上审视，《国朝词综》与续编仍有异同。首先，王昶选录词人最多的区域是江苏，黄燮清则选录浙江最多。其次，词综中上海、安徽、江西分别有51、39、15人之多，而续编则分别有所下降，且未收录广西、陕西作家，但湖北、四川、湖南却有新增。以上现象至少可以宏观看出嘉庆、道光时期区域词坛之间的演变态势。
表1 《国朝词综续编》入选词人地域分布
表2 《国朝词综》[2]入选词人地域分布
在存词层面：首先，续编整体勾勒出嘉道时期江浙一带的人文地理景观。作品中有大量有关江南的咏物、怀古及民情风俗的作品。比如扬州红桥怀古就是典型案例，作品有王又旦《浣溪沙·红桥怀古和阮婷韵》、姜藻《迈陂塘·红桥怀古》、曹言纯《步蟾宫和李旭斋红桥即事》、仲湘《扬州慢·题徐雪庐丈红桥感旧诗册》、项鸿祚《浣溪沙·红桥步衍波词韵》等。红桥不是简单的典故和实物，而是承载着人们对往事苦难的记忆，类似红桥这样的意象还有很多。其次，续编中蕴含不少与编者有关的戏曲批评史料。黄燮清的《帝女花》《桃溪雪》等广为人称道。学界较多关注曲话类点评，却忽视了词体视域下的相关文献。比如王逢辰《念奴娇·题黄韵甫〈桃溪雪〉院本传吴绛雪女史殉烈事》、席慧文《鹊踏花翻·题黄韵甫〈帝女花〉院本传明季坤兴宫主事》、吴承勋《金缕曲·题黄韵甫〈帝女花〉传奇》、李光溥《满江红·题黄韵甫〈帝女花〉院本传明季坤兴宫主事》、杨懋麟《解佩令·题黄韵甫夑清〈凌波影〉乐府》等，这些词是透视黄燮清戏曲成就及影响力的重要文献。
当然，每一部词选都不是简单的史料汇集，挖掘其中隐藏的审美理念或宗派意识是判定其价值的另一方面。表3列出入选10首以上作家21人，其中有一半是浙派作家。这也是为何人们将续编与《国朝词综》共同纳入浙派词选的重要依据。然而实际情形恐怕需要仔细甄别，毕竟在嘉庆、道光时期，整个词坛是浙西词派式微、常州词派崛起的转折期。如果说王昶之选是为浙派张目，那么黄燮清之选则不甘于仅仅为某一流派所牢笼，从非浙派词人项鸿祚占据入选最高位就可以佐证。黄燮清开始吸收融合其他作家的理论主张，以此弥补浙派后期出现的缺陷与不足。表格中女性词人的大量选入也是这一动向的直接证据。女词人是清朝词人群体中不可忽视的力量，她们不拘泥于任何一个词学流派，而是随心而发，随性而书，尤其是闺怨词，其情感细腻之处深入骨髓，但又充满着反抗意识，是清代词坛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续编中收录女性词人达91家，这是过去词选中很少见的现象。黄燮清开放的胸襟和客观的选词态度也是后世选编者应学习的地方。
表3 《国朝词综续编》中入选10首作品以上作家
问题是，浙派发展至嘉道时期出现了什么弊端？黄燮清试图通过什么样的补救措施来解决问题？厘清这些疑问，就抓住了续编的精髓。嘉庆二年(1797)，金应珪《词选》后序总结出此期词坛的三大流弊：一是揣摩床笫，污秽中冓之淫词，二是俳优末流之鄙词，三是酬应无章之游词。同治十二年(1873)，诸可宝、迟鞠甫《国朝词综续编序》在金应珪基础上又拓展为五大流弊：一是“雅音不存，哇响竞奏……强须眉之容，涂饰粉黛；袭闺房之语，评骘履舄”；二是“矫宗辛刘，蔑视秦柳，连篇叫嚣，无雄放之气”；三是“韵要眇而不幽，思缠绵而易尽”；四是“毁弃钟吕，难语同律”；五是“吹求过刻，骛博或夸”。基于以上词坛流弊，黄燮清之选的终极目标是“悉祛五蔽，祖国风之好色，体楚辞之缘情……”。所以，续编本与王昶的《国朝词综》是有较大差异的，与朱彝尊的《词综》倒是更为接近。正如柳以蕃云：“黄丈韵甫论词一以姜史为宗，所著《拙宜园集》，亦曲亦细，亦清空亦幽邃，洵足矫粗浮绮靡之习而一归雅正者，固近时词人之灵光也。”基于此，表3中出现戈载、朱绶、王嘉禄等大量浙派中人就是正常现象。他们“注重词这一特殊抒情文体的音乐特性”，对格律的要求甚高，不但讲究平仄，且四声阴阳也不容混淆。正如俞樾云：“道光间吴门有戈顺卿先生，又从万氏之后密益加密，于是阴平阳平及入声去声之辨，细入毫芒，词之道尊。”
但选本中却也将项鸿祚、吴承勋、周之琦、吴藻、贺双卿等非浙派词人置于第一梯队，该反常现象值得深思，也可以认为是黄燮清的补救措施。项鸿祚肯定比兴寄托，他说：“夫词者，意内而言外也，意生言，言成声，声分调，亦犹春庚秋蟀，气至则鸣。”这与常派张惠言所论一脉相承。吴承勋、周之琦、吴藻、贺双卿等多位词人有相似观念，如蒋敦复论周之琦：“词之合于意内言外，与鄙人有厚入无间之旨相符。”又陈廷焯评贺双卿：“其旨幽深窈曲，怨而不怒，古今逸品也。”由此可以推断，黄燮清想通过吸收常州词派优秀观念的方法来改革浙派之失。从他对五人的评语中或可窥其端倪：
黄韵甫曰：《忆云词》古艳哀怨，如不胜情，猿啼断肠，鹃泪成血，不知其所以然也。怀才抑郁，以一第终，悲哉，惜哉。
黄韵甫曰：所著《影昙馆词》幽腻冷艳，予尝比之翡翠凌波，珊瑚篆月，至其音律绵细，毫忽不苟，尤为近人所难。
黄韵甫云：《梦月词》浑融深厚，语语藏锋，北宋瓣香，于斯未坠。
黄韵甫云：初刻《花帘词》，豪俊敏妙，兼而有之。续刻《香南雪北词》则以清微婉约为宗，亦久而愈醇也。
黄韵甫曰：双卿词如小儿女哝哝絮絮，诉说家常见闻，写来头头是道，作者不自以为词，阅者亦忘其为词，而情真语质，接三百篇之旨，岂非天籁。
以上评语貌似琐碎，如“古艳哀怨”“幽腻冷艳”“北宋瓣香”“婉约为宗”“情真语质”等，其实可以提炼出一个关键字——情，特别是与袁枚所强调的性灵之情更为接近，也远接上文诸可宝序中所说的“体楚辞之缘情”，而这恰是常州词派的核心思想。若自词学祈向审视，五位作家都比较推崇北宋，对格律的要求相对来说并不十分严格。如此深究，不难发现续编在审美标准上出现了偏重声律与强调性情的矛盾现象。该现象折射出嘉道时期浙派发展的内在困境。一方面，随着浙派醇雅理念的发展，此期人们越来越重视声律，导致情感寄托严重缺失，逐步偏离了朱彝尊当初开宗立派时的核心思想。另一方面，不少派内人士也试图通过推崇性灵来激发创作活力，但却出现了淫鄙浮夸的弊端。所以，不能仅仅将黄燮清的《国朝词综续编》视为王昶《国朝词综》的简单延续，也不能将其框定在浙派范围内考量，它是我们认清嘉道词坛整体词学风貌的独特窗口，它呈现出此期词坛创作层面存在的各种问题，也尝试提出了改革的方案。
二 《国朝词综续编》与黄燮清的词学思想
黄燮清没有成系统的词学理论著作，似乎很难厘清其具体的词学思想。而透过《国朝词综续编》，这一难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决。续编的产生有一定的现实目的和审美风尚，这正是作者的思想理念。此外，续编中还夹有黄燮清简短的词话点评近七十条，再结合相关词学序跋十余篇，是可以管窥编者词学思想的。一、崇尚雅正，格律谨严
清代词选多倾向于雅正之风，朱彝尊为首的浙西词派倡导推崇南宋、独尊姜张，该主张被后世许多选编者继承并发展。康乾时期，盛世太平，国泰民安，为顺应统治者要求和时代发展趋势，更是将雅正之风推向了新的高峰。作为词综之续编，黄燮清明确提出词的内容要“摒浮艳、弃淫哇”。潘曾莹序云：“是编所录悉以雅丽蕴藉为准，求合乎无邪之旨。”黄燮清在其弟子《寒松阁词》的题评中又提道：“雅驯秀洁，自是隽才。诵之欢喜无量，再求沉着幽警，以防走而不失。”《续修四库全书总目题要》云：“燮清词宗南宋，……其所作虽未达玉田行云流水之境，而沉幽婉曲，措辞清雅，每收处，尤有言尽意不尽之妙，清代善效南宋词者，亦一家也。”所以，崇尚雅正是续编的重要标准之一，也是黄燮清比较突出的词学理念。
格律谨严是彰显雅正的重要手段。正如南宋姜夔被人誉为雅正之典范，而与其风格相近的词人群体又被称为“格律词派”。黄燮清在续编词学点评中不止一次称赞守律严谨的作家。如卷十三评黄曾“新警诡丽，独绝一时，其守律之严，尤一字不苟”，又卷十赞戈载词“音韵格律豪忽必谨；能发明红友之所不逮。予与顺卿初未识面，而笔札往来，考论词学皆极谆详，恳挚性真之契，固不在形迹也”，又卷二十三论沈芳词“有侠士风，词律谨严，神韵超妙，足以洗刷浮滥”。例子较多，不一一罗列。黄燮清重视格律与其推尊词体之音乐属性有一定关系。史载他“少负奇才，博通经史，工词翰，审音律，善绘事”。他在戏剧上的声名远超诗词，评论家多有谈及其剧作的音律和谐，如许瑾身云：“与吾友黄韬庵以笛度《闺颦》一折，音拍悉中宫谱，视笠翁、惺斋直如腐耳。”又弢庵辉曰：“《闺颦》出中商调、仙吕两曲，宫谱悉应……亟付乐部，《牡丹》《紫钗》之亚也。”通晓戏曲创作，自然能审音度律。投之于词，比普通作家也就多了一层音律层面的考量。王韬《瀛濡杂志》称其《倚晴楼诗余》“清脆如哀梨并剪刀，圆滑如燕舌莺簧，允称能手”。王韬所指正是黄燮清词之音韵特质。
崇尚雅正是浙派的共性特征，格律谨严也是浙派发展至吴中词派的阶段性特征。黄燮清所不同的是：“取快喉舌，毁弃钟吕，又何啻冠笏倚胡床之座，弦匏搀羯鼓之挝。是曰逾闲，难语同律。”同时，他也反对人们过于拘泥声律，而严重忽视了词之情感寄托。所以，在崇尚雅正、格律谨严基础上，黄燮清试图引入常州词派的“寄托”观念，以达改革之目的。
二、缥缈寄托、沉着幽警
张惠言倡导寄托，一时间南北响应，颇有影响。寄托之根本在真情，这也是《国朝词综续编》第一梯队词人中出现项鸿祚、吴承勋、周之琦、吴藻、贺双卿等人的主要原因。黄燮清本人重视词之音律属性的同时，也倡导词之抒情特性。正如秋梦《绮霞轩诗话》云：“予家旧有《倚晴楼诗余》一卷，缠绵清丽，直与后主、易安相颉颃……”又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云：“其词固多平易近素，然律切深秀，固所谓词人之词也。”又卢前《望江南》评曰：“帝女花传称绝唱，亦如令语雅风流，品格属阴柔。”然黄燮清指向的抒情并不仅仅是个人性情，他更偏重变风之义、骚人之歌的家国情怀。如其云：“嗣后每作一调，必先定其命意之所在，或言外感慨，或借端寄托，则此中有胆。……且须音在弦外，不可意尽句中。收处尤宜缥缈无迹。”众批评家对该特质多有不察，唯独燮清好友张炳堃慧眼识才，《倚晴楼诗余序》载：
矧乃参差变唱，曲折赴节，意内言外，滋润婉切，心巧手妍，锱铢精讨，乐章有府，比音成文，固《风》《雅》之余响，亦《骚》《辨》之苗裔也。然而美人香草，托旨幽蔚，琼楼玉宇，寄情遥深。劳人缀曲，怜河上之同声；奇思凌云，换尊边之低唱，懂而有作，屑以为名哉？盐官黄君韵甫……龙门遐历，讵甘孤愤之书；杜陵抗怀，雅有经纶之愿。至于吐角含徵，析分寻刊，四候之感，秋气偏多；五弦之旨，高调寡合。语必惊座，忧能伤人……即论其词，无愧于古，联绵旷邈，哀感顽艳，截竹依永，累黍罔忒，固已挹周、柳之袖，入姜、张之室。
张炳堃点出黄燮清词中的“《骚》《辨》之苗裔”“杜陵抗怀”“累黍罔忒”一类的忠贞品质与家国情怀，这是被学界同仁严重忽视的特点。以此为切入点，发现《国朝词综续编》在点评同侪时，往往先述其品节，复论其词。比如卷十一评汤贻汾云：“将军一门风雅，世笃忠贞，临难从容，犹援笔作绝命诗遗命。以平生所爱书画册卷殉葬，文章气节一身肩之伟矣哉。”卷十五评张泰初云：“松谿负清才而贫特甚，以诗词噪江淮间，每省试归，辄偕予游，文酒无间，家无宿粮而口不言利，高寒如梅花焉……”又卷十一评严保庸云：“郁郁不称意，耻为斗米折腰，寻以病去，放浪江湖间，虽抑塞穷愁而豪气不减。”黄燮清试图通过倡导性情来改变浙派过于执着声律而导致的弊端，但也担心因放纵个人性情而坠入淫艳的狭隘之路。所以，他一方面强调寄托情感的指向性要重大，以屈原、杜甫的黍离之悲为上；另一方面，表达这种情感时要沉着幽警，不能借表达黍离之悲而叫嚣谩骂。如在《寒松阁词题评》中说：“雅驯秀洁，自是隽才，……再求沉着幽警，以防走而不守之失。”又云：“合观两册，笔姿清秀，非庸俗所能，词之根苗具矣。至于缠绵沉着，幽微曲折之境，均尚未到。宜多选宋词，细加体会，久自有得。其粗率浅滑处乃词中大病，已略略点出，急宜汰洗为嘱。”又云：“综阅全卷，清洁淡雅，一空俗障，自是作者本色。然总欠酝酿沉着，味之殊少深趣。……否则轻清上浮，终无以迥越时辈也。”黄燮清之沉着幽警观念是对“摒浮艳、弃淫哇”开出的一剂良药，同时也是对诗坛性灵派末流和词坛“淫游鄙”现象的批判。只有做到以上几点，才能达到黄燮清提出的“十宜”标准，即作词宜细、曲、幽、沉、蓄、艳、韵、远、言外有意和寓情于景；也能避免“十不宜”的缺陷，即粗、直、浅、浮、滑、枯、俗、近、意尽于言以及舍景言情。基于以上分析，我们也才能真正领会潘曾莹《国朝词综续编序》所揭示的宗旨：“是编所录，悉以雅丽蕴藉为准，求合乎无邪之旨。庶使工于词者，知我朝文治蒸蒸，经术诗赋而外，诗余一家，亦实能超轶曩轨，津逮来学，鼓吹揄扬，体莫大焉，岂直发潜阐幽其苦心焉。”所谓的“雅丽蕴藉”，正是上文所说的崇尚雅正、格律谨严，这是身为浙派中人自当坚守的家法，然面对词坛出现“五蔽”的现象，必须有所改革，也就是 “求合乎无邪之旨”。黄燮清接受了常州词派提出的比兴寄托观念，从而激活了文学创作的抒情性特点，为防止坠入淫鄙深渊，又新增沉着幽警的附加条件。因此，黄燮清的词学观念明显带有浙派与常派相融合互补的特点。
结语
《国朝词综续编》具有存人存词的文献价值。它不仅使大量嘉道时期的作家得以流芳百世，且以黄燮清为中心搭建起一个复杂的交游关系网络，为进一步研究黄燮清生平轨迹奠定了史料基础。续编中收录千余首作品，宏观上整体勾勒出嘉道时期江浙一带的人文地理景观，微观上则蕴含不少与编者有关的戏曲批评史料，是透视黄燮清戏曲成就及影响力的重要文献。由于续编体例上与《国朝词综》大体一致，且因名称上的传承关系，人们往往将其视为浙派词选的延续，也就远远低估了续编的词选学价值。基于对词作数量在10首以上的前21位作家的风格考察，发现续编在审美标准上出现了偏重声律与强调性情的内在矛盾现象。该现象折射出清中叶浙派发展的内在困境。由此，揭开了对黄燮清词学思想及改革措施的进一步追问。他一方面通过格律谨严的浙派家法坚守词体音乐属性，试图恢复康乾以来的雅正风尚；另一方面对过于执着声律而有损抒情性的现状做出改革，即充分吸收常州词派比兴寄托的优秀因子，将情感引向“风骚苗裔”“杜陵抗怀”的家国内核，并以“沉着幽警”的审美指标为约束，防止出现过渡放纵的不良局面。所以，续编不仅在选辑作品上实现了“悉祛五蔽，祖国风之好色，体楚辞之缘情”的基本目标，还呈现出嘉道时期浙常二派此消彼长的整体态势，并承载着黄燮清改革浙派不足、重振词学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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