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泽华

　　(华东师范大学 中文系，上海 200241)

　　杜甫诗集自唐六十卷本后，历代整理注释者甚繁，萧涤非、张忠纲编《杜甫全集校注》(下文简称《全集校注》本)堪称当代集大成的成果。是本以编年为体，“诗之编年，主要参照注杜全集最晚出本，即杨伦《杜诗镜铨》。对《镜铨》编次有异议者，则参伍他本而调整之”[1](P1)。《杜诗镜铨》将《游龙门奉先寺》系为第一首，而《全集》本则置《望岳》为第一首，系于开元二十四年(736)，将《游龙门奉先寺》系于开元二十九年(741)。袁书会先生与管莉莉合撰《也谈〈游龙门奉先寺〉为杜诗第一首》(下文简称袁文)从多个角度入手，认为应将《游龙门奉先寺》作为杜甫现存最早的诗歌。[2](P9-15)笔者认为在没有发现更多证据之前，应循旧本，置《游龙门奉先寺》为杜集第一首，袁文的结论虽与笔者相同，但以情系年的方法实则难据，仅仅依据诗歌所传递的思想情感进行编年是不合理的。此外，历代注杜者对此诗皆为误读，以至于认为此诗有跑题之嫌，本文试图对《游龙门奉先寺》进行新的解读，认为此诗实紧扣题目。

一

历代编辑杜诗，体分为四，即编年、分类、分体、分韵，因杜诗既反映了唐帝国由盛而衰的历史进程，又记录了杜甫本人的经历，被视为“诗史”，编辑杜诗者以此为训，则有“编年为上，古近分体次之，分门为类者乃最劣”[3](P8)之论，认为编年方能见杜诗为史之精髓。后人研注杜诗常力求为之编年，今可知单以编年为次者肇始于黄伯思《校定杜工部集》，后继踵武者甚繁，此风气于嗜好考据之学的清人尤甚。朱鹤龄《杜工部诗集辑注》置《游龙门奉先寺》为第一首，系于“开元天宝间，公居东都，游齐赵及归京师作”[4](P1)。仇兆鳌《杜诗详注》亦系于第一首，引黄鹤注云：“此当是开元二十四年后游东都时作。”[5](P1)杨伦《杜诗镜铨》依编年为次，亦系于篇首。朱鹤龄《杜工部诗集辑注》在序中明言其依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笺》为据：“得蔡梦弼草堂本点校之，会萃群书，参伍众说，名为《辑注》。”[4](P2)仇兆鳌、杨伦皆多据蔡梦弼本编次。蔡本《杜工部草堂诗笺》影响甚巨，其成于嘉泰四年(1204)，初刊于开禧年间，蔡氏跋语云：“仍用嘉兴鲁氏编次先生用舍之行藏，作诗岁月之先后，以为定本。”[6](卷一)可知蔡本编次所据为鲁訔绍兴年间编《编次杜工部诗》。宋人编撰杜集另一重要系年之作为黄希、黄鹤《补注杜诗》，是书寓编年于分体，其将《游龙门奉先寺》系于开元二十四年，[7](卷一)仇兆鳌《杜诗详注》即引黄注。

　　清人浦起龙《读杜新解》系《游龙门奉先寺》于《望岳》之后，云：“各本多以此诗为首，但按公游东都，在开元二十九年后，则不应编在《望岳》诗前也。”[3](P2)浦起龙系于《望岳》之后的理由是认为杜甫开元二十九年前并未去过东都洛阳，他在《纂年谱》中云：“公生于睿宗先天元年。至玄宗开元十九年，游吴越。二十三年，赴京兆贡举，不第。”[3](P1)《全集校注》本编年理由与浦氏不同，张忠纲先生《杜甫年谱简编》中认为开元十三年(725)至十四年(726)杜甫就在洛阳，且杜甫应举亦是在东都而非长安(1)关于杜甫开元年间贡举地点，清人颇多聚讼，自闻一多《少陵先生年谱会笺》考证后，今人多认为在东都洛阳，如陈贻焮《杜甫评传》、金启华《杜甫评传》、莫砺锋《杜甫评传》、四川文史研究馆《杜甫年谱》等皆执此说，然邝健行《杜甫贡举考试问题的再审查、论析和推断》、谢思炜《杜甫年谱简编》等认为当在长安。。张先生对《游龙门奉先寺》系年所据并非杜甫行迹，而是诗意，《全集校注》本云：“旧杜集多以此诗为首。但细绎诗意，疑非初游齐赵前所作也。‘欲觉闻晨钟，令人发深省’云云，当是阅世较深者警悟之语，与后《龙门》诗‘相阅征途上，生涯尽几回’意颇相近。周篆定此诗为‘开元二十九年公在东都’作，近是。”[1](P42)其所引明清之交周篆语，亦无详尽考证，唯一根据是诗歌所表达的感情，张忠纲先生认为此诗是“阅世较深者警悟之语”。颇为吊诡的是，袁文认为该诗“无论是佛教思想还是个人感情表达方面，显得还是年轻的，这首诗所表现的便是一个年轻人在落第后的忧伤自持之情”[2](P9-15)。同一首诗，两位先生所体会到的情感一为老成、一为青涩。笔者认为，对于诗歌的编年，其所表达的情感只能作为辅助证明，以之作为主要依据进行系年似有不妥。

　　王洙《杜工部集》成书于仁宗朝宝元二年(1039)，是目前可见杜集之祖本。是书于嘉祐四年(1059)经王琪重修编订，但其编次应大致保持原貌。王洙子王钦臣撰《王氏谈录》云：“按公所修之书……杜甫诗……参合别本，以岁时为类，得编二十卷。”[8](P173)可见王洙本是寓编年于分体的，他利用当时能见到的材料对杜诗进行了编年。《能改斋漫录》记“《宋景文笔记》著阙疑一条云：‘吴郡有鹤料符，未详其义。王洙、李淑，最为博识，亦各未喻’”[9](P164-165)。可见王洙之博识在宋时已经世所公认，其编次杜诗亦当较为可靠，况几经沧桑，枣梨罹厄，当初很多的典籍材料我们今天已经难以得见，王洙本的编次应作为杜诗系年的重要参考。陈尚君先生曾推测唐代流行的六十卷本杜集，是杜甫亲手整理过的，依时间为序进行编排，虽然王洙本在编辑时综合多个版本，导致编年有误，但毕竟有早期杜集为据，所以王本的杜诗编次是值得注意的。[10](P440-446)曾祥波先生《杜诗考释》一书连举数例证明王洙本在系年上的重要性，其认为“……在编年问题上，也应重视王洙本的源头性，在没有其他可靠证据与推理之前，应该尽量遵从此本的系年编次，不妄加改动”[11](P4-5)。如今可见最接近王洙本的是上海图书馆藏汲古阁本《杜工部集》，此本是王洙本与吴若本牉合而成。值得我们关注的是，是本将《游龙门奉先寺》编于《望岳》之前。

　　综上所述，将《游龙门奉先寺》系于开元二十九年后的证据明显不足，笔者认为，在没有更多证据的情况下，应依据前人旧本，如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笺》，黄希、黄鹤《补注杜诗》，王洙《杜工部集》等，将《游龙门奉先寺》编于《望岳》之前作为杜诗第一首，较为妥当。

二

袁书会先生《也谈〈游龙门奉先寺〉为杜诗第一首》认为《游龙门奉先寺》当列为杜诗编年第一首，其在通过杜甫年谱行迹系年无果后，转向“从诗歌所反应的内在情感等内在研究上寻求破析”[2](P9-15)。这种通过“诗歌所反应的内在情感”进行系年的方法在编年研究中屡见不鲜，但笔者认为以诗歌蕴含的情感为主要依据进行系年是不可靠的。对诗歌情感的体察与读者个人鉴赏水平、知识素养以及所处环境等因素都有密切的关系，因此同样的一首诗，《杜甫全集校注》和袁文却读出了截然相反的结果，一认为老成，一认为稚嫩。此节旨在以袁文为例，对编年研究中“以情系年”的方法进行辨析。

　　袁文对《游龙门奉先寺》的编次讨论主要依据有二。其一袁文认为此诗的感情是低沉的，这是因为杜甫不久前经历科场落第情绪消沉。如果将《游龙门奉先寺》编于开元二十九年，则此时期前后的诗歌多感情上扬，与《游龙门奉先寺》所传递的情绪不符，开元二十九年也没有什么可以让杜甫心情郁结的事情发生。其二袁文认为作者在同一时期创作风格基本会保持一致，包括文体，《游龙门奉先寺》为古体诗，杜甫作于落第之后的《望岳》亦是古体诗，而开元二十九年前后杜甫诗作多为近体律诗。

　　关于其一，《游龙门奉先寺》诗境幽渺，但很难说诗人此时是否心情郁结，袁文在行文中似乎先提前预设了此诗是作于开元年间杜甫落第之后，因此常常提到诗中所传递的低落情绪是科场失意所致。此外，袁文对杜甫开元二十九年心情的揣测也较为武断，即根据杜甫年谱认定开元二十九年没有什么事情可以让他心情郁闷。揣测诗人心情本就是不可靠的，何况杜甫生平行迹很多细节没有办法弄清，开元二十九年杜甫的心境就一定是昂扬向上的吗？王辉斌先生据杜甫天宝三载(744)撰《唐故范阳太君卢氏墓志》中“薛氏生子，适曰某，故朝议大夫、兖州司马”及各家年谱系杜甫开元二十五年(737)曾于兖州省父，考证杜甫之父杜闲卒年在开元末至天宝初之间，又根据开元二十九年杜甫自齐赵归，筑室首阳山下作《祭远祖当阳君文》，猜测杜闲可能卒于是年。[12](P42-47)王先生敏锐地察觉了杜甫筑室首阳山下祭远祖杜预这一举动可能包含的意味。钟敬文先生主编《中国民俗史(隋唐卷)》提到丧葬礼俗中的祔祭，即新死者神主祭于祖庙，“祔祭之日，从祖庙中搬出列祖的牌位，与死者的灵魂分置于灵座上，座前摆设供桌，众人依丧服轻重及昭穆长幼为序立于中庭，男左女右。丧主焚香酹酒，先祭列祖，次祭新亡者”[13](P327)。以此可推测，杜甫自开元二十九年突然中断齐赵漫游，返归东都，很可能就是因为其父杜闲的去世，而祭远祖杜预这一举动就与杜闲去世有关。当然，在没有确凿的材料被发现之前，关于杜闲去世的具体时间都只能是推测，但至少可以明确，杜甫的生平有很多细节是我们无法彻底弄清楚的，所以在对杜诗的编年研究中绝不可以通过猜测杜甫某一时段的心境并以之与诗歌所蕴含的感情相对应来进行系年。同样，这样的“以情系年”法在编年研究中是不可取的。

　　关于其二，揣测杜甫某一阶段创作倾向，以此来作为系年依据也是不可取的。天宝九载(750)杜甫三十九岁时向朝廷献《雕赋》，撰《进雕赋表》云：“自七岁所缀诗笔，向四十载矣，约有千余篇。”所谓千余篇或许有夸张的成分，但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杜甫四十岁以前的诗作还不及四十首，显然亡佚甚多，以现存的作品来判断杜甫早年创作风格显然很难做到准确。而杜甫作于开元年间的诗歌仅存十首左右，以如此少的样本来揣测其创作倾向恐怕更是难上加难了。再者，唐代科举应试之作为律诗，杜甫既然参加了省试，不可能不对律诗勤加练习，所以依据现存诗歌认为杜甫科举前后创作多为古体是不正确的。袁文认为开元二十五年之后，杜甫为科考做准备而着力于五律的创作，显然杜甫已经是第二次参加省试，难道杜甫第一次参加省试就不会勤练律诗吗？而且认为开元二十五年后杜甫着力律诗的观点本就是站不住的，《全集校注》本编于杜甫作于开元二十五年之后进长安之前的古体诗就有《赠李白》《陪李北海宴历下亭》《同李太守等历下古城员外孙新亭》等。

三

《游龙门奉先寺》题目标一“游”字，而全诗读来却与“游”无涉，这一问题为历代注杜人所困惑难解。单复《读杜诗愚》：“此题‘游’字，当作‘宿’。盖杜公宿奉先寺而作，故诗内皆言宿寺之景物。”[14](卷一)王嗣奭《杜臆》：“游当作宿。”[15](P1)浦起龙《读杜心解》：“题曰游寺，实则宿寺诗也。‘游’字只首句了之，次句便点清‘宿’字。”[3](P2)前人多作此论，后今人亦尺步绳趋认为此首诗题与内容疏离。诗歌制题在西晋时已逐渐走向成熟，作者开始自觉地对制题技巧进行艺术性的淬炼。进入唐代，诗人制题技巧臻于醇熟，往往用高度凝练的语言勾勒出诗歌的主旨或缘起。而杜甫则是制题艺术的集大成者，或长题，或短题，或取事名篇，或标体于目，各种制题技巧在杜诗中被使用得炉火纯青。唐代科举取士，尤重诗赋，试律诗是由主考官或取题于儒家经典，或取诸眼前景物，举子则由题作诗，可想而知其诗需紧扣题目。唐昭宗乾宁二年(895)《覆试进士敕》可见紧扣题旨之重要：

　　既鉴妍媸，须有升黜。其赵观文、程晏、崔赏、崔仁实等四人，才藻优赡，义理昭宣，深穷体物之能，曲尽缘情之妙。所试诗赋，辞艺精通，皆合本意。其卢赡、韦说、封渭、韦希震、张蠙、黄滔、卢鼎、王贞白、沈崧、陈晓、李龟祯等十一人，所试诗赋，义理精通，用振儒风，且蹑异级。其赵观文等四人，并卢赡等十一人，并与及第。其张贻宪、孙溥、李光序、李枢、李途等五人，所试诗赋，不副题目，兼句稍次，且令落下，许后再举。[16](P955)

　　赵观文等人“辞艺精通，皆合本意”，作诗最上，得以及第。而张贻宪等人因“所试诗赋，不副题目”，而“且令落下”。可见诗歌内容与诗题相吻合是科举试诗去取的重要标准。

　　杜甫参加科举时已是开元中后期，而开元十二年(724)就已有试诗的记载，即祖咏《终南山望余雪》，以此可推知杜甫此时创作诗歌当受到试律诗的影响。(2)关于唐代科举试诗起于何时众家说法不一，或以为永隆二年(681)，或以为开元年间，或以为仪凤四年(679)，或以为垂拱二年(686)。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认为进士科在8世纪初开始使用考试诗赋的方式，并认为祖咏《终南山望余雪》为最早记载的试律诗。虽然众说纷纭，但至迟不过开元时，杜甫参加考试时显然科举试诗已久。综上，杜甫注重研磨制题技艺，其制题水平之高可谓有唐楷式，再者唐代试律诗要求紧扣题目，唐人平日练习写诗自当受此规定影响，何况《游龙门奉先寺》作于杜甫落第之后，很难想象此诗竟然是一首跑题之作。

　　笔者认为《游龙门奉先寺》是扣题的，全诗实是写“游”，后人误读为“宿”。为什么会导致后人误读呢？这与对“觉”字的理解有关。此诗尾联“欲觉闻晨钟，令人发深省”，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笺》：“觉，居效切，寤也。”[6](卷一)王嗣奭《杜臆》：“梦将觉而触发于钟声，故道心之微，忽然豁露，遂发深省。”[15](P1)仇兆鳌《杜诗详注》引《列子》：“一觉一寐。”[5](P1)注杜者多将“觉”字理解为“睡醒”，则颔联“阴壑生虚籁，月林散清影”纯为写夜宿之景，至颈联“天阙象纬逼，云卧衣裳冷”诗人一直是睡着的状态，直到将醒之时晨钟响起杜甫才自睡梦中醒来。“觉”字除“睡醒”外，还可以指睡眠，如《一切经音义》卷七十八引《考声切韵》：“觉，睡觉”，又引顾野王：“觉，言眠寐也。”[17](P1890)将“觉”字理解为“睡眠”，则《游龙门奉先寺》全诗呈现出另一种意思，即中间两联时诗人实是醒着的状态，杜甫夜中不能寐，揽衣夜游奉先寺，此二联状游寺之景，夜晚微风在山谷中吹动，清晖散入林中，龙门山高耸直逼星空，云仿佛在山间躺卧，诗人披着衣裳亦觉寒冷。末二句则言诗人正欲返回屋内睡觉，而钟声响起，令人感发深省。

　　“云卧”二字多有学者以为应理解为诗人卧在云中，如陈岩肖《庚溪诗话》：“以彼天阙之高，则势逼象纬；以我云卧之幽，则冷侵衣裳。”[18](P7)《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引师氏曰：“‘象纬逼’言龙门山之高也。山高则多云雾，夜宿此寺，如卧云中，衣裳皆冷润。”[19](卷一)即认为此句主语为杜甫本人，言杜甫云卧于寺而衣裳不耐寒也。杨慎则直言：“‘天窥’‘云卧’乃倒字法，言窥天则星辰垂地，卧云则空翠湿衣，见山寺高寒，殊于人境也。”[5](P2)杨慎干脆将出句的主语也改作杜甫，甚至在没有版本依据的情况下将“阙”改作“窥”。(3)关于“阙”字又引出一段学术公案，自宋便聚讼纷纷，或认为“阙”作“阅”，或认为作“窥”，或认为作“开”，或认为作“阔”，或认为作“关”，皆欲以虚对虚，与“卧”相对。陈岩肖引韦述《东都记》“龙门号双阙，以与大内对，屹若天阙然。”钱谦益、浦起龙等多认为作“阙”无疑，萧涤非、张忠纲《杜甫全集校注》言“云卧”与“天阙”为借对法。笔者认为“天阙象纬逼”是形容龙门山之高，而云卧则为写景，言白云卧于山间，亦显示龙门寺地处之貌。浦起龙云“云卧正形容宿处之高迥”[3](P2)，甚是。所谓“衣裳冷”实指诗人揽衣夜游，高处不胜寒，绝非夜寝而冷。古人诗歌中述及夜寝时不耐寒冷，多言“衾”，即被子，如韦应物《冬夜》：“但衾自不暖，霜散已皑皑。”张籍《宛转行》：“远漏微更疏，薄衾中夜凉。”白居易《和元九悼往》：“中有孤眠客，秋凉生夜衾。”李群玉《等宜春醉宿景星寺寄郑判官兼简空上人》：“侧枕对孤灯，衾寒不成寐。”再者，寝后依旧言衣裳不耐寒实不合常理。

　　被后世视为“集大成”的杜甫自谓“转益多师”，其诗多有师法汉魏六朝处，宋人对此早有论断，严羽《沧浪诗话》：“少陵诗，宪章汉魏，而取材于六朝；至其自得之妙，则前辈所谓集大成者也。”[20](P171)夜中不能寐而揽衣徘徊实则是汉魏六朝诗歌中常见的话题，如《明月何皎皎》：“明月何皎皎，照我罗床纬。忧愁不能寐，揽衣起徘徊。”[21](P334)王粲《七哀诗》：“独夜不能寐，摄衣起抚琴。丝桐感人情，为我发悲音。”[21](P366)徐干《室思诗》：“蹑履起出户，仰观三星连。自恨志不遂，泣涕如涌泉。”[21](P377)阮瑀《诗》：“揽衣起踯躅，上观心与房。三星守故次，明月未收光。”[21](P380)曹丕《杂诗》：“漫漫秋夜长，烈烈北风凉。展转不能寐，披衣起彷徨。”[21](P401)曹叡《长歌行》：“静夜不能寐……中心感时物，抚剑下前庭。翔佯于阶际，景星一何明。”[21](P415)曹植《弃妇诗》：“反侧不能寐，逍遥于前庭。踟蹰还入房，肃肃帷幕声。”[21](P456)傅玄《杂诗三首》：“志士惜日短，愁人知夜长。摄衣步前庭，仰观南雁翔。”[21](P569)如此种种，不胜枚举。

　　以曹丕《杂诗》为例，具体分析此主题诗歌的结构，全诗如下：

　　漫漫秋夜长，烈烈北风凉。

　　展转不能寐，披衣起彷徨。

　　彷徨忽已久，白露沾我裳。

　　俯视清水波，仰看明月光。

　　天汉回西流，三五正纵横。

　　草虫鸣何悲，孤雁独南翔。

　　郁郁多悲思，绵绵思故乡。

　　愿飞安得翼，欲济河无梁。

　　向风长叹息，断绝我中肠。[21](P401)

　　开篇交代时间为秋夜，北风烈烈。诗人辗转不能寐，于是披衣而起，彷徨散步来排遣心绪。彷徨时久，白露沾裳，接着便转向景物的描写，俯视水波，仰观月光，银河西流。草虫和孤雁更让诗人心情郁结，此处转为抒情，点明诗人内心的悲戚源自对故乡的思念。“愿飞安得翼，欲济河无梁”，强烈的归乡愿望让情绪更加深浓，但现实是无奈的，最后只好“向风长叹息，断绝我中肠”。此类诗歌的大致结构即“漫漫长夜—难寐徘徊—景物描写—抒发情感”，《游龙门奉先寺》的结构是“夜晚宿寺—景物描写—晨钟深省”，与前者相较除缺少“难寐徘徊”这一环节外都大致吻合(下文将展开论述为何省去此笔)。宇文所安《中国早期古典诗歌的生成》：“在下面的论述中，我会举例说明早期诗歌中一个常见的主题：‘夜不能寐’。围绕在它周围的话题包括：着衣，徘徊，明月，清风，鸟鸣，有时还有弹琴。”[22](P85)细察《游龙门奉先寺》可以发现这几个要素几乎都具备，“云卧衣裳冷”即点明着衣，中间两联即主要描写徘徊时所见之景，“阴壑生虚籁”中“虚籁”便是指风，“月林散清影”则写到月，只是未写鸟鸣和弹琴，诗歌中的声响由龙门寺晨钟代替。由此可见，此诗实是对汉魏六朝传统话题“夜不能寐”的仿效。

　　吕正惠将汉魏诗歌传统分为乐府传统、咏怀传统和美文传统，他认为乐府多叙事，而以古诗十九首为代表的咏怀传统则“尽量不叙事，或者尽量把叙事的成分加以压缩”[23](P16-17)。虽然咏怀诗以抒发作者感情为主，但强健的长于叙事的乐府传统总能渗透到其他诗体中去，这表现在汉魏诗歌凡是叙事时常常力求交代清楚人物的动作，交代清楚篇章之间的转换，几个语意片段总寻求办法将其连接，五言诗在形成中最重要的是“解决句与句、行与行之间的呼应和承接的问题”[24](P27)。宇文所安将“夜不能寐”的诗歌尾联排列开来，发现“它们在诗歌的‘语法’中，拥有的是一个基本的位置上的功能”[22](P102)，这个发现揭示了早期诗歌中一些句子频繁出现，虽然有时可能改换面目，但它们实则都发挥着结构上的功能。在“夜不能寐”主题的诗歌中，诗人常常出现揽衣而起、出室徘徊的动作，在千年前的无数个宁静的夜里，失眠总能缠上多情多感的诗人，他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以散步的形式排遣长夜的无聊，自汉魏直到盛唐。但这浪漫而相同的举动背后，其实蕴含着篇章连缀的秘密。前文已经论及，汉魏诗歌对叙事完整情有独钟，话题之间的转换需要一些固定的句式来承担，而“揽衣起徘徊”的动作便承担勾连诗人失眠与散步的任务。(4)陕西师范大学汪雯雯博士未刊稿《早期五言诗篇体连缀及意境生成》一文率先对“揽衣起徘徊”在诗篇连缀中的作用予以讨论，本文关于此的论述实受汪博士启发，特此注明。此句话在“夜不能寐”这个汉魏六朝时被不断吟咏的话题中频繁使用，逐渐功能化、程式化，其本身的意义逐渐丧失，而连缀篇章的意义愈发凸显。固定的话题，固定的句式，无数次的使用，这难免使本来浪漫的主题褪下感动人心的色彩成为俗套。这样的传统延续到唐。唐代杰出的诗人总试图对之进行突破，以求不落陈套，这也导致了在叙事上难免出现“断裂”。“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杜甫在百年之后再次书写此话题时，对俗套的突破恐怕使他放弃了“揽衣起徘徊”的场景切换，这也使得《游龙门奉先寺》缺少了披衣而起的动作，后人诵读此诗时便产生了误读。

　　因对汉魏乐府民歌擅叙事、重连缀特点的突破，而造成诗歌义理不明的现象不仅仅见于杜诗，李白诗中亦有，还遭到钱锺书先生讥讽：

　　李白名篇《北风行》似欲兼兹两境，而失于承转，前后遂相矛盾：“幽州思妇十二月，停歌罢笑双蛾催，倚门望行人，念君长城苦寒良可哀。别时提剑救边去，遗此虎文金鞞靫；中有一双白羽箭，蜘蛛结网生尘埃。箭空在，人今战死不复回。不忍见此物，焚之已成灰。”夫倚望而哀念苦寒，是信其尚生而可还也；方望之念之，眼穿肠结，消息未有来人，魂魄不曾入梦，无端忽知其死不复回，心上温存之“君”遽变而外物泛称之“人”，并手泽所存而摧烧不剩。何过接之突兀乎？非补笔不能弥缝，非曲解末由回护。历来口沫手胝，浑然无觉其语脉不贯、理路不通者，余则窃附于不贤识小而已。[25](P1437-1438)

　　李白《北风行》是传统的征人思妇主题，诗歌先讲到妇人倚门思念提剑救边的丈夫，分别时丈夫留下装着白羽箭的箭袋，此时明显妇人认为丈夫还活着，但是下文突然写到“箭空在，人今战死不复回”，钱锺书先生批评此“语脉不贯、理路不通”，中间缺少妇人得知丈夫牺牲的情节。此例与杜甫《游龙门奉先寺》相似，也是力求突破乐府民歌叙事陈套而造成的意思断裂。太白诗虽有缺笔，但篇幅较长，通读全诗依然可以很容易地理解诗歌所要交代的情节；杜诗五言八句，篇幅本就短小，缺此一笔就极容易被误读了，这也是杜甫早年作诗未精熟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