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62)

　　黄侃(1886—1935),湖北蕲春人，原名乔馨，字梅君，后改名侃，字季刚，晚号量守居士，于小学、文学、经学等方面均卓有建树，被视为乾嘉以来小学的集大成者。黄侃系出名门，在父亲黄云鹄的影响下博览群书，并过目不忘，被誉为“神童”。其7岁能诗，16岁中秀才，18岁入湖北省文普通学堂，20岁赴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师从章太炎学习小学。1910年秋回国，投身革命事业。民国成立后，弃政从文。1914年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后历任于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中华大学、山西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东北大学、金陵大学和中央大学等高等学府，长达二十余年，桃李遍布天下。作为清末民初重要的国学大师，黄侃在当时学界有着巨大的影响力，“章黄之学”名播天下。

　　除清代朴学的殿军之外，黄侃亦是诗词名家，一生酷爱诗词，作品颇丰。据中华书局2016年版《黄季刚诗文集》统计，现存词作423首，众体兼备、风格多样。叶恭绰《广箧中词》评黄词“高华”，钱仲联《清词三百首》谓黄词“不徒小令高华，慢词亦有家数”，刘梦芙《二十世纪名家词述评》言黄词“量多而质精，珠辉玉璨，美不胜举”。故本文以黄侃词学历程与渊源为基础，以其与师辈况周颐、友人汪东、学生龙榆生的词学交游为中心，梳理发掘其交往史实，探讨诸师友对黄侃词学观念的影响，及其在民国词坛上承前启后的意义。

一

黄氏弟子曾缄于《量守庐词钞·序》中云：“(黄侃)本贵家公子，少年革命，便交当世贤豪。意气甚高，俶傥自喜。中年以后，尊为人师，马融授徒，不废声伎。迂拘者议其儇薄，寒俭者震其高华。先生皆不与争，而词则缘此益进。”黄氏一生于流言蜚语中守正笃实，将内心豪情与不羁纷纷寄托于文辞，词艺也因此不断精进。黄侃填词最早始于何年，尚无以考证，但据前人研究指出黄氏至迟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开始作词。黄氏一生创作颇丰，但留下的却不到十分之一。刘赜《师门忆语》云：“(黄侃)曾以事暂还武昌，主简园，屡言身后事，切戒勿刻其所为诗词文笔，意谓惟小学与经说可传。余问：‘诗文何故不可刻？’先师笑曰：‘汝知骨牌戏乎？请以为喻。设时无天九，则地八未始不可以制胜，然终为地八而已。’余问：‘天九何在？’答：‘古人已取去也。’”足见黄氏对其诗词创作的要求甚高，终究只算作骨牌中第二大的牌“地八”，比不上古人，故没有印刻流传的必要。汪辟疆也忆云“黄侃平生杂文诗词,恒载之日记,亦有随手命笔,散置未及收录者”，“特别是诗词,多随兴而作,顺手散失,更难见完整的原稿”。黄侃的诗词大多都是即兴而发，未细心整理保存，乃至遗失了诸多佳作。而今日所见，或是其儿子、儿媳的手抄本，或是以手稿墨迹保存下来的，亦或是《黄侃日记》中辑录。

　　黄侃一生转益多师，从启蒙老师江瀚到学塾老师黄虬仙，再到后来章太炎、刘师培等，集各师之长、通诸家之学。然其填词长达30余年，除向词坛耆老、词友讨教一二外，更多是精心钻研前人词作来提升词艺，于《黄侃日记》中多有记载。无论是南唐二主的家国哀思，还是北宋二晏的痴情小令，亦或是清真梦窗的雅化慢词，都是黄侃借鉴取法的对象。《黄季刚诗文集》现存的40首和韵词，其中和吴文英12首、周邦彦11首、李璟 3首、姜夔3首、张炎2首、王沂孙2首，柳永、晏殊、晏几道、秦观、蒋捷、况周颐、郑文焯各1首。黄侃曾忆：“辛亥后，与旭初同居上海二年有余。当时所谈，非玉溪诗即片玉词。”另汪东《寄庵随笔》中也提到：“季刚方好为词，约同和《清真集》，未成。又联句和李后主词,刻烛而就。”民国初年，黄侃与汪东曾同题和清真词、联句和李煜词，部分作品发表于1914年《雅言》杂志中，现可见和清真词12首，其中《华胥引》(澄江似练)、《早梅芳近》(秋月清)、《风流子》(晴碧满春塘)、《兰陵王》(远烟直)四首已被《黄季刚诗文集》收录，以及和李煜词15首，均未被《黄季刚诗文集》收录。

　　除了品评与唱和，黄氏在日常创作中也深得前辈之精髓。《黄侃日记》中载道:“(1929年 4月3日)午间成西子妆一首纪昨日之游，示同社诸人，皆称赏之。王泊沆以为梦窗、玉田之间，过片处直到清真云。”《西子妆》内容具体为：

　　汀草绿齐，井桃红嫩，共说寻春非晚。偶来高阁认前题，叹昔游岁华空换。沧波泪溅。算留得闲愁未断。凭曲栏，讶瘦杨如我，难招莺燕。 追欢宴。却恨东风，搅起花一片。酒痕惟解渍青衫，比当时醉情终浅。残阳看倦。倩谁慰天涯心眼。待重来，又怕平芜絮满。

　　此词上片“汀草”三句写词人醉眼于北湖祠楼的春景。“偶来”二句写词人记起往事，叹时光流转之快。接着将情思与所咏之物融为一体，泪水与沧波相溅，词人如杨树那般消瘦，本是美好的眼前之境却激起词人无限的愁绪。过片“追欢宴”三句，指出词人欢乐的心情却被飞花搅乱，情思波动之快，将昔日的伤感失意寄托于今日之景，产生时空的转换以及回环往复的效果。清真词善于将自己的情思与所咏之物完美地融为一体，并且强调开合有致、时空变换，追求低沉感伤的词风。故《西子妆》过片处无论是内容还是结构果真是“直到清真”。接着，“比当时”点出词人已不是初次游北湖，今昔对比，叹岁月蹉跎，想重来，却又怕苍茫一片，凄凉孤寂之情随之展现。全篇通过对日常景物的描写，饱含惆怅伤感之情，词句绵丽，意象密集，且情真意切，确有梦窗、玉田之风。

　　而其小令情感意蕴亦受到二李、二晏词影响，表现出哀怨、痴心之人的伤心语。试看1918年写下的《浣溪沙》：

　　偶忆年时心字衣，彩云曾向月中归。重来门巷已全非。 镜里既无鸾共照，钗头何用燕双飞。高楼不见见斜晖。

　　再看晏几道《临江仙》词：

　　梦后楼台高锁，酒醒帘幕低垂。去年春恨却来时，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 记得小蘋初见，两重心字罗衣。琵琶弦上说相思，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

　　将两首词进行对比，可见黄侃《浣溪沙》与晏几道《临江仙》除了行文结构有所区别之外，情感与意境几乎一致。两首词均借用“心字衣”“彩云”“明月”“楼台”“燕双飞”等意象营造一个婉约缠绵的意境，道尽痴心人之伤心语。此外，黄侃《浣溪沙》“柳树飘残风不定，燕翎湿尽雨还加。惊心暗碧满天涯”中，看似悲叹晚春时节，实则暗示当时国家的混乱不堪，继承了中主词伤春悲秋寄寓家国哀思的传统。又如《虞美人》“故园归梦三千里，岁晚江湖里。貂裘已典酒瓶空，镜里清霜还比昨宵浓”，以真性情叹自己身世之悲，袭承了后主词既“真”又“悲”的特点。

　　黄侃曾自言：“虽览词章，但为涉猎。”但观其一生词学历程，不仅阅读和创作颇丰，且善于吸取前人的词作技法，并结合时代特点以及个人经历，翻陈出新，完美地融入自己的创作。此外，受词学渊源与审美取向的影响，还使他有意求教于仰慕的师长，并结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词友，在交游与唱和中砥砺品格，精进词艺，试详述之。

二

黄侃词学交游广泛，词友多为当时学界名流，时或书牍往来、诗词酬和，时或社集填词、精研词艺，以互相交流、互通有无。为力求词艺的精进，黄侃还主动向况周颐、郑文焯等词坛前辈递送词稿、虚心求学，承教颇深。除了自身创作成就突出，黄侃也多次在各大高校开设词学方面的课程，并私下对俞平伯、龙榆生、程千帆等词学后辈进行启蒙性的指导。兹以为黄侃与师者、友人及后辈的词学交游，既影响着黄侃自身的词学思想和创作，也影响到后来民国诗词的发展与词学研究进程，实有深入研究的价值。

(一)潜心问学，虚心求教——与前辈词人况周颐的交游

黄侃一生郑重磕头拜师的有两位：章太炎和刘师培，他师从章太炎学习小学、师从刘师培学习经学。而在诗词创作方面，则得到父亲及其好友江叔海的指点与教导，高福生《江瀚其人及与黄云鹄、黄侃父子之关系》中指出《黄侃日记》中有二十一条记录黄氏与其师江瀚的交游，其中大多都是诗歌的往来唱和与切磋谈艺。此外黄侃转益多师，不仅通读诸多唐宋词人的词集以增进词艺，还曾向词坛前辈郑文焯(1856—1918)呈送词稿、虚心求教。据汪东《寄庵随笔》记载：“民国元年，余在上海……季刚方好为词，约和《清真集》，未成。又联句和李后主词，刻烛而就，时郑叔问为词家宗匠，录以请益，郑书其后云：‘悱恻缠绵，不忍卒读。’”可见郑氏对黄侃的肯定与推重。其时黄侃才是二十六岁的青年才俊，而郑氏则是名重天下的词坛宗主之一，能得其认可与高度评价，无疑对黄侃研词作词有强大的激励作用。可能正是因为郑氏的鼓励，黄侃进一步以郑氏注《清真词》为底本，苦心研读。而黄侃与同为“晚清四大家”的况周颐交往更为频繁一些，得到的指点与奖掖也更多更具体。

　　况周颐(1861—1926)，“晚清四大词人”之一，原名况周仪，字夔笙，别号玉梅词人、玉梅词隐，晚号蕙风词隐。有《蕙风词》《蕙风词话》《词学讲义》等著作，对晚清词学贡献极大。况周颐年长黄侃二十五岁，在黄侃初涉词坛时，况周颐已成大家。黄侃虽没有亲承受业于况氏，却在密切的交往中得到况氏的直接指点，深得其词艺。黄侃与况周颐词学往来集中在民国初年，此时二人都居住上海，相距甚近、往来频繁。现将《黄侃日记》“癸丑(1913)年日记”里的记载，部分节录于下：

　　6月20日 是日自上海斜桥玉庆里十号移居法租界打铁滨路明德里三弄底。

　　6月28日 李晓敦来，同出至醉乡夜饭，访禺生不遇，还登楼外楼。复至神州馆小坐，晤況夔老，谈词甚久。

　　6月29日 晚至晓敦处饭，新识海平子大兄弟。況夔老、李审言亦在座。

　　6月30日 晚饭旭初处，至楼外楼纳凉，过神州馆小坐，晤夔老。

　　7月6日 吴二送填词图来，嘱转交夔老。

　　8月7日 晚出取眼镜，还至夔老处小坐。

　　11月19日 晚访晓敦，遇夔老，饭后同看玉凤卿，殊不佳。夔老居眉寿里四十八号。

　　12月5日 晚赴式式轩，晤吴二及夔老，饭后同至丹桂看戏，未终即还，皆燕甥东道。

　　12月10日 还访夔老谈词，遂同之晓敦处晚饭，遇公畏，饭后借晓敦钱并托其谋事。

　　可见1913年间，黄侃居于法租界打铁滨路明德里三弄底，况周颐居于法租界徐家汇路眉寿里，黄氏一得空便时常前去拜访，或相互唱和，或谈词论词，只为得到况氏的一二指点，精进词艺。黄侃词集中现有《浣溪沙·同况夔生题朱淑真小像》两首，当是两人唱和于这段频繁往来的时期。

　　黄侃对况周颐是倾慕已久，况氏对这个后辈也很赏识。据陈巨来回忆：“余尝询之况公，后一辈中填词以何人为佳。况公云：元曲以吴瞿安(梅)第一，填词以黄季刚(侃)为不差，汪旭初(东)、龙榆生(沐勋)其次也云云。”可见对黄侃十分认可。1912年黄侃在武昌铅印了第一个词集《纗华词》，其自记云：“词一卷，一百六十五首，起丁未讫辛亥五岁间所得。年华易去，密誓虚存；深恨遥情，于焉寄托。茧牵丝而自缚，烛有泪而难灰。聊为怊怅之词，但以缠绵为主。作无益之事，自遣劳生；续已断之缘，犹期来事。壬子六月，编成自记。”《纗华词》收录黄侃1907—1911年间的词作，大部分都是情词，而且深有寄托。词集前有好友王邕、汪东的序文各一篇，而况周颐则题有《减字木兰花》四首。在“题词”中，况周颐以“孏萍吹聚两词痴。玉箫声里识君迟”将两人都定位成“词痴”，并表现出一种相见恨晚之情，足见况氏对年少自己二十五岁的黄侃极为推许。黄侃虽没有尽毕生精力去研究词，但在诗词创作上确实非常痴迷，一生创作的诗词，现存诗歌1500多首，词423首，在民国词人中不可谓少。而对于《纗华词》中的作品，况周颐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认为黄侃将家国之感、身世之悲寓于凄婉缠绵的词风中，指出其词“彩笔能扶大雅轮。周情柳思更无伦。偶于疏处见苏辛”，既有“周情柳思”，又偶见“苏辛”之豪放，评价甚高。而此时黄侃初入词坛，年纪才二十六、七，况周颐早已是词坛大家，却表示愿意与黄侃亦师亦友、惺惺相惜，这对于黄侃无疑是极大的鼓舞。

　　虽然就现存的记载看，黄侃与况周颐的往来主要集中在民国初期那两年，但况氏词对黄侃影响十分深远，以至于多年后黄侃还受到况周颐《莺啼序·拟赠彩云》之触动，写下一首《倦寻芳》，前小序云：“玉梅词隐有莺啼序一阕，为傅彩云作，婉丽幽恻，感慨无端。因题一解其后，用君特韵。”词云：“ 旧堂罢舞，新垒分棲，春归留燕。逝水年华，谁认画中人面？花落空怜芳塚在，柳飞还向长隄见。念鸳盟，悔连环顿绝，寸莲轻剪。 更诉与尊前幽怨。遮面琵琶，鸾柱移遍。万顷桑田，几度醉来闲看。一舸西施河上去，吴宫回首菱歌断。最伤心，梦回时，彩云须散。”于怜香惜玉之中饱含人生沧桑之感，抒发感逝忧时、伤离念往之情,与况氏《莺啼序·拟赠彩云》情感极为相似。综上可见，况氏在交游唱和、坐对谈论中对黄侃的词艺有直接的指点启发，其亦师亦友的鼓励推奖更是黄侃创作的极大动力，而其“词痴”“情痴”的个性对黄侃更有深远持久的影响。

(二)肝胆相照，诗酒风流——与师弟汪东的交游

黄侃的同辈词友多为南北各大高校的文学教授，数量众多、交往颇深。词家学人化现象在晚清民国时期词坛极为突出，由于该词人群体年龄、境遇、身份等方面的相近，结社集会成为他们交游唱和的主要方式，于流觞曲水中砥砺词艺、增进情谊。其中，与之往来频繁的当属汪东、吴梅、汪辟疆、陈匪石、王易、胡小石、柳亚子等。而尤以同门师弟汪东最为密切。

　　汪东(1890—1963),原名东宝，后改名东，字旭初，号寄庵，别号寄生、梦秋，江苏吴县人，精通音韵、训诂、文字之学,而词学犹佳。现存《梦秋词》《词学通论》《唐宋词选》等专著，是20世纪公认的词坛大家。黄侃与汪东作为章门高足，不仅在民国学术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且对中国现代词学的构建和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黄、汪二人的交往开始于黄侃1905年留学早稻田大学，止于1935年黄侃逝世，前后近三十年。民国成立之前他们在革命事业上相互帮助，共同扶持。民国成立之后，他们不仅经常交流学术问题、分享创作经验，还时常酒意词兴、互切词艺，以1912年前后在上海和1928年同居金陵时最为密切。

　　汪东早年就读于上海震旦大学，1904年东渡日本，入早稻田大学预科。而黄侃在第二年得张之洞帮助，亦赴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黄侃于《法言义疏后序》自云：“侃以顽质，弱冠获交于先生之弟旭初。”1905年恰是黄侃的弱冠之年，可见黄、汪订交也正是此时。在日本期间，两人共同加入同盟会，并随老师章太炎一起撰写了很多政论文章以争取民主革命。随后，汪东于1908年、黄侃于1910年相继回国，并且在各自的家乡宣传革命思想。

　　辛亥革命后，黄侃与汪东都暂居上海。汪东《寄庵随笔》记载：“民国元年，余在上海，为《大共和日报》总编辑，季刚则主《民声日报》，所居亦相近，游宴过从无虚日。季刚方好为词，约和《清真集》，未成。又联句和李后主词，刻烛而就。”黄侃在1922年4月10日的日记中也载到：“忆辛亥后，与旭初同居上海二年有余。当时所谈，非玉溪诗即片玉词。”此时，黄侃与汪东两人的交往就不再局限于革命事业，而是延伸到了诗词唱和、饮酒游乐上。在同居上海的两年时光里，两人几乎同进同出、形影不离。1912年，黄侃将汪东介绍进入南社，并于4月19日共同参加南社第六次雅集。据《黄侃年谱》记载，此次雅集除黄、汪二人之外，还有柳亚子、黄滨虹、叶楚伧等四十余位文人，其活动顺序是愚园茶话、民影拍照、杏花楼晚宴而散。是年7月，黄侃编《纗华词》，汪东为其撰写《纗华词序》，大赞黄词“所述有哀郢之志，思美之遗也”。黄氏除了邀请汪东为词集写序之外，他们还在这一年同刘仲蘧和《清真词》。汪东《和清真词序》中载到：“蕲春黄君,精研学术,文尤安雅,余暇为词,有北宋之遗音。平生友善,唯东与黄安刘仲蘧。岁在壬子,侨居海堧,遭世艰屯,意思萧槭,进无弥乱之方,退乏巢居之乐,酒酣相对,泣下沾襟。一夕相约重和清真词……仲蘧既以事中辍,独与黄君互相程督,期以必成。短令俳曲,屏置弗与,凡得若干首。”从日本到上海，在朝夕相处之下二人友谊日趋笃厚，从革命到诗词，于情谊契合之中二人缔结金兰之交。

　　辛亥革命后黄侃对民主革命大失所望，便决心离开政治，专研学术。1914年，黄侃应北京大学教授之聘离开上海，开始了奔波于南北各大高校的教学生涯。与黄侃相反，此时汪东选择了入仕从政，于1913年北上，历任总统府法政咨议、内务部编礼制会员、政事党礼制馆嘉礼主任、内务部佥事、民治司第三科科长等职。后又于1917年赴浙江，历任象山、于潜、余杭等县知事。在上海一别之后，黄侃与汪东走上了截然不同的两条路，致使二人在后来的十余年间无法时常相见，更难以像当初在上海那样频繁地宴游集会。可虽处天南地北，但连绵不绝的书信往来亦传递着手足情谊。现《梦秋词》中载有《忆帝京》一词，其小序云：“寄季刚北京，在于潜作。”其词云：“曲池小槛生凉气。最怯客中情味。徙倚水精帘，遥夜何曾睡。北斗近京华，极望劳终岁。 几时更、陌头连辔。叹淹滞、未成归计。万缕垂杨，千重芳草，远梦历历分襟地。暗想擘笺时，定有霑衣泪。”对挚友的牵挂、思恋之情溢于言表。

　　书信联系一直持续到1928年黄侃在汪东帮助下前往国立第四中山大学(现南京大学)任职，此时汪东已是中山大学中文系主任。汪辟疆《悼黄季刚先生》云：“迄民国十六年东南大学改组为第四中山大学，楼光来代文学院长，汪旭初任中文系主任，乃决议招先生南来。时国军甫定金陵，北军负隅抗命，先生意颇犹夷，叠经函商，始允南下。自十七年春莅校。”正是在汪东的盛情邀请下，黄侃结束了自己大半辈子的漂泊生活，至此定居于金陵。在金陵，黄侃与汪东似乎回到了民国初期那几年，或是深夜饮酒达旦，共创美词佳句，相与话平生；或是约上三五好友，趁兴而出，尽兴而归，游山玩水，好不惬意。《黄侃日记》中对两人在金陵的交游也有许多记载，其中1928—1929年尤为频繁。如：

　　1928年6月20日 与旭初论近人所辑宋词钞。

　　1928年7月2日 游玄武湖，与旭初联句，和白石《闹红一舸》词。

　　1928年10月10日 与旭初诸人同出后湖旁，联句高阳台。

　　1928年10月16日 与旭初、晓湘分移録郑叔问校六十家词五本。

　　1928年10月17日 移录叔问先生校语于《梦窗甲乙丙丁稿》讫,又移录和清真校语之半。

　　致旭初一笺索杨泽民词。

　　1928年10月19日 旭初来共午饭，出示师与彼书，饭后论词甚畅。

　　1929年1月8日 旭初见古林寺词，亦填《洞仙歌》一阕。

　　1929年1月13日 晓湘、旭初来饭，饭后连句填渡江云一首。

　　1929年1月14日 改昨词，写二通与晓湘及旭初。

　　1929年1月17日 与汪东连句，咏水仙两阙——《西江月》《一剪梅》。

　　1929年1月25日 旭初以探春词一首见之，余依韵和之。

　　1929年4月5日 至旭初处，与诸人游珍珠湖，作《小重山》一首，《恋绣衾》一首。

　　1929年4月11日 与旭初游后湖，作《水调歌头》一首(稿在旭初处)。

　　1929年9月28日 旭初寄来影宋金元明词正续集四大函。

　　1929年10月10日 与汪东诸人游后湖，约连句填词一首。

　　可见，二人此时早已置身于政治纷争之外，享乐于诗词唱和之中。不仅时常相互串门、探讨词学，还积极组织、参加形式各异的雅集聚会，情谊依旧如初。

　　黄、汪年岁相仿，30年之久的相伴、相知，早已如同家人般的存在，这份情感弥足珍贵。“量守庐”初成，汪东不仅为之作画，还题赠联语。黄侃早逝后，汪东又为之撰写墓表，并多次忆旧伤怀、以词哀悼。如“残雪未消，访季刚量守庐遗址”时写下的《黄垆曲》：“赏音人去后，寂寞情怀不堪表。青溪载月，桑泊看花，长记岸帻行吟，挥杯谈笑。乱离先有兆。哲人萎矣，看举世、波翻云扰。向此日、归来万里，只供凭吊。 心悄悄。重过蓝家庄畔，一抹轻烟带残照。旧时门巷，何处亭轩，剩见菜种，篱根蔓萦枝杪。黄垆今古道。支鸡斗酒，问谁识、平生游好。指钟阜、盈颠白雪，也如人老。”音极凄婉，于今昔对比之间，倍添寂寞痛悼之情；抗战时期，汪东在重庆作《偷声木兰花》，词序中云：“金陵玄武湖，当清明前后，花开如幄，季刚行吟其下，尝顾余曰：‘此真花天酒地也’。客中怀思，凄然得句。”词云：“桃腮杏粉俱飘落，客里清明闲过却。酒地花天，桑泊游踪只惘然。 年年解挽征衣住，杨柳多情千万缕。恰又无情，飞絮随波总化萍。”在沉痛的自伤之中，也饱含着对黄侃的哀悼之情。纵观二人的往来，在生活上互相帮助，在事业上互相扶持，在学术上互相影响。就词学交游来说，黄、汪二人不仅频繁填词唱和以进行词艺交流竞技，还表现出相同的词学倾向，如宗周、学周等，常常是一拍即合。在黄侃的一生中，汪东于他的意义远远超越了普通的词友。

(三)亦师亦友，教学相长——与后辈词人龙榆生的交游

在远离政治之后，黄侃开始了长达二十余年的大学教师生涯。他辗转任教于在南北各大高校，期间除了开设小学方面课程外，还授以词章学、文学史、文学概论、文学研究法等文学方面的课程。因此门徒众多，追慕其名声才华者更甚。黄侃的学生不仅遍布各地，还分布于不同的领域，且很多成为各领域大师级人物，如范文澜、刘赜、罗常培、陆宗达、金毓黻、黄焯、俞平伯、徐复观、龙榆生、林尹、许复、程千帆等。其中，俞平伯和龙榆生二人在词学上深受黄侃的启发、帮助，后不仅致力于词的创作，还对词学研究影响深远。俞平伯(1900—1990)，原名俞铭衡，字平伯，浙江湖州人，清代朴学大师俞樾曾孙。俞平伯是广为人知的诗人、散文家和红学家,还是一位成就斐然的词学家。但甚少有人知晓为他开启词学研究大门的是黄侃——其北京大学的老师。《黄侃年谱》和《俞平伯年谱》对此均有记载，《黄侃年谱》云：“1916年，在北京大学讲授词学”，“指导俞平伯学习《清真词》”。《俞平伯年谱》云：“1916年(民国五年 丙辰)十七岁，俞平伯在北京大学教授黄侃的指导下，在正课以外开始读周邦彦的《清真词》，这为他后来研究《清真词》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可见，1916年黄侃为俞平伯的老师，除了平常的授课之外，在私下还指导俞氏阅读《清真词》，这也就成了其后来写下《清真词释》的契机。而对于另一位近代词学创作与研究大家龙榆生，黄侃更有知遇之恩。

　　龙榆生(1902—1966),名沐勋,又名元亮,字榆生,号忍寒,江西万载人。师从黄季刚、陈石遗学习音韵、诗词学，后从朱祖谋专治词学。曾主编《词学季刊》及《同声月刊》等刊物，撰述《词学十讲》、《龙榆生词学论文集》以及《忍寒词》等传世著作。施议对将其列为“民国四大词人”之一，并誉为“中国词学的奠基人”，这一提法也受到了学界的广泛认可。谈到龙榆生的词学老师，大家普遍都会第一时间提到朱祖谋，但真正为其打开词学研究大门的应是黄侃。

　　《龙榆生先生年谱》云龙先生“幼嗜词学，长遇明师，辛勤耕耘数十年，在词谱、词律、词史、词论等领域都取得了全面的成就，是学术界公认的词学大师”。对于龙榆生来说，除父亲之外，他人生中第一位对他一生有重要影响的老师非黄侃莫属。龙榆生出生时，父亲龙庚言在乡里创办了集义小学。在父亲的影响下，龙榆生从小就开始读古文，对诗词犹有兴趣。他于14岁在集义小学毕业后，欲跳过中学和预科，直接上大学。正是这样的远大抱负，使他与黄侃结缘。时为1915年，黄侃于北大中文系任职，而龙榆生却是一个乡村小学毕业生，看似天壤之别的两人却在龙榆生堂兄的牵线下有了联系。龙榆生在《苜蓿生涯过廿年》中回忆道：“我在高小毕业之后，便抱着一种雄心，想不经过中学和大学预科的阶段，一直跳到北大本科国文系去。那是我的一个堂兄名叫沐光的，在北大国文系肄业。一个胞兄名叫沐棠的，在北大法科肄业。他们两个，都和北大那时最有权威的教授黄季刚先生很要好。每次暑假回家，总把黄先生编的讲义，如《文字学》《音韵学》《文心雕龙札记》之类带给我看。我最初治学的门径间接是从北大国学系得来，这是无庸否认的。我那堂兄还把我的文章带给黄先生看，黄先生加了一些奖诱的好评，寄还给我，并且答应帮忙我，直接往入北大本科。”就这样，黄侃成为龙榆生人生中的第一个伯乐，也使龙榆生倍受鼓舞，对北大充满期待。然后，不幸的是龙榆生于十七岁时遇暴疾，等到大病初愈，黄侃已离开了北大，随之龙榆生也与北大问学失之交臂。即使龙榆生与北大没有缘分，但他与黄侃的师徒情谊却没有就此停滞。

　　在龙榆生20岁那年，他心中的“求学梦”没有随着年龄的增长而熄灭，反而愈演愈烈。因此，他在堂兄的推荐和黄侃的赏识下，毅然决然地前往武昌向黄侃问学。在武昌期间，龙榆生住在黄家，担任黄侃二儿子念田的家庭教师，并旁听黄侃声韵、文字及词章方面的课程。龙榆生后来回忆这段时光：“我在黄先生家里，住了不到半年，一面做学生，一面做先生，也颇觉得称心如意”，“(黄侃)除声韵文字之学致力最深外，对于作诗填词，也是喜欢的，他替我特地评点过一本梦窗四稿。我后来到上海，得着朱彊村先生的鼓励，专从词的一方面去努力，这动机还是由黄先生触发的”。可见，黄侃对于龙氏有着知遇之恩。在黄侃的帮助下，龙榆生走出了家乡那封闭的、落后的小环境，进入了明亮的、宽阔的学术殿堂。在武昌同居的那段时间，黄侃待龙榆生如亲人那般，不仅在生活上给予帮助，而且在学术上也是倾囊相授。黄侃除了将自己专研的音韵训诂知识传授于龙氏，还特地评点《梦窗四稿》供其阅读学习，开启了龙氏毕生词学事业的大门，且黄侃本是声律学家，这对龙榆生后来在词学上极为强调声律格调也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然而，这种安稳的日子没有长久下去，由于时局动乱不安导致武昌战火重燃，龙榆生不得已又回到了老家万载。之后二人虽再难以同住一起，但仍然如同家人那般往来。黄侃牵挂学生，不断为龙榆生的事业和前途牵线搭桥。《龙榆生先生年谱》载：“1923年，先生至武昌。因黄侃之介任教私立中华大学附中，时校长陈时。”而龙榆生也是心系恩师，只要得空便来探望黄侃，在外地也时常为其借书、买书，有时还附上词作以希指正。对此，《黄侃日记》中也有：“1931年11月12日 得榆生书并安公子词一首”，“1933年6月22日 龙榆生寄来沈曾植蒙古源流笺证二册，又云瑶集、词别共一册。词别似太標揭门户也，小道可观，大言则妄矣”，“1934年3月9日 榆生寄来彊村遗书十二册，外红印四校梦窗词一册”，“1934年4月4日 门人万载龙沐勋榆生自上海来，久谈；以手稿日知录校记赠之，嘱其录一清本见还”，“1934年4月11日 榆生寄来沈曾植刊白石词四明本、吴文英词大本、四校吴文英词、郑文焯校清真词，及红本彊村词剩稿”等记载。

　　黄侃于1935年不幸去世，龙榆生在得知这一消息之后，痛心入骨。在悲恸之余，龙榆生第一时间主动承担起为黄侃整理遗著的工作，力求其学问可以长留于世。纵观两人的交往，虽不似亲人胜似亲人，即使分隔两地，也彼此关心牵挂。严格意义来说，黄侃虽算不上龙榆生词学方面的老师，但他以己之力开拓了龙氏的词学视野，并授其学习研究词学之方法。在黄氏的影响下，龙氏治词着重于整理文献、音韵声律等方面，且颇有建树。不仅创办了《词学季刊》《同声季刊》等近代诗词期刊，还倡导新国乐、诗教复兴等词之音乐性理念，不同程度上推动了旧体诗词学向现代之门迈进，实乃民国词坛上的大家。

　　综上，黄氏曾虚心问学于况周颐、郑文焯等前辈词人，力求得到他们指点以精进词艺；又以结社唱和这一传统交游方式，与汪东、吴梅、王易、汪辟疆等同事友人雅集唱酬、切磋词艺；且他更乐于当伯乐，对学生倾囊相授，开启后辈词人的词学研究大门。这种年龄跨度较大的交游范围，与黄侃高校教授这一身份密不可分。

三

以上对黄侃与师长、友辈与弟子的交游作了一些具体的探索，可见黄氏在诗词创作传承上的积极主动。黄氏的交游绝不仅仅限于上述诸人，黄氏交游对其自身研究创作影响深远，对晚清民国词坛影响亦大。晚清民国，不仅是政治上风雨激荡的重要时期，亦是文学史上不可或缺的转型阶段。随着社会阶层的激变性调整，词坛上涌现了一批特殊的群体——学人词家，他们大多在高校任职，且在某一学术领域有成熟的专门著作，并尽全力保守和传承着中国传统诗词。毋庸置疑，黄侃是学人词家群体的重要一员。与大多数学人词家一样，黄侃青年时期曾受新式教育的熏陶，且有多次留学扶桑的经历，看似与中国传统文化渐行渐远，但现实中黄氏却热衷于以词会友、以词订交，捉起词笔记录内心最真实的感受，为晚清民初词坛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黄侃的词学交游推进了词学研究的“讲义化”，使创作与研究并重。“凡20年，弟子四五传”,黄氏在高校任职期间，多次开设词学课程。俞平伯《清真词释序》中回忆到：“民国五年六年间方肄业于北京大学，黄季刚老师在正课之外忽然高兴，讲了一点词，从周济《词辨》选录凡22首，称为‘词辨选’，讲义至今尚存。季刚盛称周氏选录之精，又推荐各书。”据俞氏的回忆，黄侃曾于北大课堂上讲授词学，并将周济《词辨》为蓝本，拈其所好编成“词辨选”作为词学讲义供学生们学习。且还在课下开列了一连串的必读书目，有讲词之源流的，还有讲词的之作法的，亦有选集，也有别集，方方面面，无不俱到。堵述初亦在《黄季刚先生教学轶事》忆到：“1925年，黄季刚先生在我的母校北京民国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尔雅》和诗词两门功课”，“黄先生指定的课本是郝懿行的《尔雅义疏》和张惠言的《词选》，诗的课本他没有指定”，“黄先生讲词的时，是用京剧皮黄腔来朗诵词的，抑扬顿挫，别具一番风味。我记得他在课堂上这样朗读的词有晏几道的《临江仙》、苏轼的《洞仙歌》、周美成的《六丑》等等”。可见，晚清民国时期词的研究走上了高校课堂，走进了教授讲义，并传授给学生们。在这种系统性、互动性的词学交流下，高效率地培养了众多词学人才，使得倚声之道得以有效地传承。

　　

　　观其词学交游，或以潜心钻研、频递词稿精词技，或以结社课词、诗酒唱酬磋词艺，或以三尺讲台、一本讲义授词学，上承“晚清四大词人”，下启“民国四大词人”，属一位传承者。“晚清四大词人”的创作多表现借物抒怀、叹老嗟苦的“遗老之风”，而“民国四大词人”在新文学的压力下力求从词艺、词境、词学理论方面精益求精，处在中间的黄侃在词史地位上的传承与开创作用不可忽略。其词虽难以彻底摆脱“遗老之风”，但力求突破、外拓视野，以推动传统词学向现代词学的转变，成为赓续前贤、启牖后学的重要人物，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民国词学的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