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 稳

　　(南京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3)

　　《文选》首列赋类，而京都赋又列序第一。思其原因，可得二说:一为“赋者古诗之流”，《诗经》缺席，五言未兴，推本溯源，赋当首座;二为学出王官，润色宏业，国之兴废，系于一都，故首列京都。考中华上下五千年，统一之都城不过镐京、雒阳、咸阳、长安、开封、南京、北京数处。其最著者，尤为赋家所批判或歌颂者亦不过四京:西京长安、东京雒阳(包括开封)、南京、北京。论其立都原因，则有权有变，有经有常，除西京长安外，莫不以“居中”相夸耀。然天下之中心不过一处，何为群言鼓噪，皆以“居中”自道?

一 经、权争胜:“居中”千古自标

《易》曰:“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盖取诸‘大壮’。”这句话概述了原始社会后期经过前期的穴居野处，最终走向室居的过程。“大壮”卦是上震下乾，据《说卦》云:“震为雷”、“乾为天，为圆”。而最早的宫室也多为圆形，如西安半坡新石器时代的房屋“多似蒙古包，上可御雷雨，下为圆屋之象。”进入奴隶社会，阶层分化，首领出现，酋长所居之处已逐渐异于一般奴隶的居所。《诗·大雅·公刘》即云:“笃公刘，逝彼百泉，瞻彼溥原;乃陟南冈，乃觏于京。京师之野，于时处处，于时庐旅。”郑玄于此作笺云:“山脊曰冈，绝高为之京。厚乎公刘之相此原地也，往之彼百泉之间，视其广原可居之处，乃升其南山之脊，乃见其可居者于京，谓可营立都邑之处。”杨宽认为:“‘京’就是大块的向阳高地，适宜修建许多宫室的地方。‘师’就是指军队的驻屯地。‘京师’连称，因为此地驻屯有重兵。后来国都称为‘京’或‘京师’，就是起源于此。”公刘所居，虽非统一中国之“京师”，然而随着周文化的定型与传播，这种“京师”文化无疑被广而化之了。《公刘》又云:“笃公刘，既溥既长，既景乃冈。相其阴阳，观其流泉，其军三单。度其隰原，彻田为粮。度其夕阳，豳居允荒。”可见公刘在为“京师”择地时考虑了高地、水源等诸多因素。周民族的迁徙路线遵循从西到东，从高到底的路线，其依高地营建“京师”的特点比较突出。文王在今陕西西安西南沣河中游西岸营建丰邑。武王克商后在今沣河中游东岸营建镐京。犬戎乱华，平王东迁始都雒邑，实为万不得已之举。

　　如以高地作为京都选址的重要标准，则雍地，即今之陕西咸阳、西安当之无愧，正如明代董应举《皇都赋》所云:“伊昔建邦，实重上游，扼险百二，环顾中州”。地理学家吴尚时教授把中国地理概括为“一带三弧”的结构，“一带”即指东西走向的褶皱断块山地，即昆仑山——秦岭山系。“位于中国中部的昆仑山——秦岭——大别山脉是我国最重要的山脉系统。而我国地势的基本特点是西高东低，……整个趋势是西北高，东南低。”秦都咸阳、西汉长安依傍秦岭，居高临下，“秦中形势之国，加兵诸侯如高屋之建瓴水”(周邦彦《汴都赋》)、“城池百尺，阨塞要害。关梁之险，多所襟带。一卒举礧，千夫沉滞。一人奋戟，三军沮败”(杜笃《论都赋》)，且长安“《禹贡》所载，厥田惟上。沃野千里，原隰弥望。保殖五谷，桑麻条畅……号曰陆海，蠢生万类”。然而这些不可质疑的优势，被班固等京都赋家认为是“偏据而规小，岂如宅中而图大”(《东京赋》)、“宅中图大，则有姬公之明训;权宜拓制，则自萧公而经始”(李长民《广汴赋》)。长安地理优势不好反驳、高祖刘邦功德无从否决，故班固等拈出“权宜拓制”来说明当时定都长安只是权宜之计，并非万年之常经。班固在《东都赋》中说:“夫大汉之开元也，奋布衣以登皇位，由数期而创万代。盖六籍所不能谈，前圣靡得而言焉。当此之时，攻有横而当天，讨有逆而顺民。故娄敬度势而献其说，萧公权宜而拓其制。时岂泰而安之哉?计不得以已也。”班固极力推崇汉高祖刘邦的功勋，却是为了突显汉初“日不遐给”之际定都的“权宜”特点。所以其后批驳杜笃等“西土耆老”“曾不是睹，顾曜后嗣之末造，不亦暗乎”!

　　为了证明长安作为权宜之都不可久恃，班固还极力颂扬东汉开国皇帝刘秀“建武之元，天地革命”的壮观局面以与西京相对。“天地革命”主要用刘秀兼具伏羲、轩辕、汤武、殷宗、周成王、汉高祖、文帝、武帝八人在各方面的开创之功来抒写东都洛阳兼具众美。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项是“迁都改邑，有殷宗中兴之则焉;即土之中，有周成隆平之制焉”，“迁都改邑”颂美光武帝刘秀由长安迁都雒阳，“即土之中”也指定都雒阳，这两项实则共同称颂刘秀能居中立国。其后文又反复申述:“且夫僻界西戎，险阻四塞。修其防御，孰与处乎土中，平夷洞达，万方辐凑?”可知班固是持京都居中为宜的观点。

　　纵观历代京都赋，大约以长安、雒阳分为两大类型。但真正颂叹西京的赋家赋作很少，只有杜笃《论都赋》在反复称颂“德衰而复盈，道微而复章，皆莫能迁于雍州而背于咸阳”后以“利器不可久虚，而国家亦不忘乎西都”作结，把立都西京的重要性颂至极致。但杜笃主张立都当“遭时制度，不常厥邑”，正好给班固等赋家批评立都西京乃“权宜”之计提供了把柄。其它写到西京长安的赋作虽然很多，但只是“以极众人之所炫耀”，把西京赋作为恃险奢侈的反面典型，虽夸耀实则贬斥。这类赋作的典型有班固《两都赋》、张衡《二京赋》、杨维桢《镐京赋》，三赋都以“曾不恃乎岩险与襟带……光宅四表，仁深草木”(《镐京赋》)的原则一面批评地险不足恃，一面高张仁德可依的京都观。唐人李庾《两都赋》借上京里人之言贬低秦汉京都，其辞云:“先生不习乎哉?秦址薪矣，汉址芜矣。西去一舍，鞠为墟矣。代远时移，作新都矣。”所以，虽因唐代定都长安，以洛阳为陪都，李庾认为“在西而东均处内而外肥……所都者在东在西可也”，对唐代二都并未作厚此薄彼的评价，但也对汉之西京“设五畴以主淫祀……事亡地存，为天下笑”予以嘲讽、批评。以东都雒阳为颂美对象的京都赋则崇德美“中”。以地理形式的居中，颂美至“奢未及侈，俭而不陋”的“法度”之中。所以经过批判“西土耆老”所崇美之西京长安为“权宜拓制”之都，而形成东汉以后近两千余年京都赋作家以“居中”为京都的重要特性。这也造成雒阳、开封、北京几大都城均以各种形式成为“天下之中”的奇怪现象。

二 万美归一:地理“居中”论考

王城居中，或京都居中，实则包含两个层次:一是京都位于整个国家的疆域中心。中国历代版图相差虽大，但从《尚书·禹贡》划分九州，到《诗经》十五国风，所包括的版图都相当辽阔。特别是《禹贡》所涉疆域笼统言之，几与中国汉、唐、清诸盛世及当今中国疆域相合。在这样辽阔的疆域，称今河南所在地区为“中原”，亦是地理中心论的体现。至于南京、北京自号“居中”则显为政治颂扬。二是皇宫居中。皇宫居中的定型过程相当漫长，但禁苑“居中”的铺陈很早已出现在京都赋中。

　　王城居中最先是一个物理问题，要根据科学的方式来测定，不能随口指认。《周礼·地官司徒》云:“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则景短，多暑;日北则景长，多寒;日东则景夕，多风;日西则景朝，多阴。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谓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时之所交也，风雨之所会也，阴阳之所和也。然则百物阜安，乃建王国焉，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树之。”日景偏向东南西北任何一方都会造成多风、多阴，或多暑、多寒的坏天气，所以促生了求天下中央的土圭测量方法。这种方法在《周礼》中出现过多次:《春官·宗伯》云:“土圭，以致四时日月，封国则以土地。”《夏官·司马》云:“土方氏掌土圭之法，以致日景。以土地相宅，而建邦国都鄙。以辨土宜土化之法，而授任地者。”《考工记》为后人补录，亦云:“土圭尺有五寸，以致日，以土地。”可见土圭长一尺五寸是当时固定的标准。郑众对用土圭之法所求地中有明确记录，其辞云:“土圭之长，尺有五寸，以夏至日，立八尺之表，其景适与土圭等，谓之地中，今颖川阳城地为然。”阳城乃夏国所都之地，其纬度比雒阳略低一点点，但与西京长安、另一东都开封相比，更接近雒阳，所以一般学者及公卿大臣都以雒阳为地中。实际上，用土圭测影之法获得的地中并不是一个点，“而是一条东西向的线，地中点的确定还要通盘考虑”。以纬度来看，颖川阳城(今登封县告成镇)的纬度要比西安、雒阳、开封都要低些，北京、南京则相差甚远。此五都在京都赋里的“居中”描述是怎样的呢?姑且作个整理比较。

　　杜笃主张“遭时制都，不常厥邑”，不以居中处常自标。但到唐代李庾《西都赋》却称长安“土厚地中，温寒以宜”。观其《东都赋》云:“五马南奔，左衽之裘乃来中原。”既以西晋京都洛阳为中心，而《西都赋》又云长安为“地中”。这种矛盾的产生源于唐代虽定都长安，但以洛阳为陪都，两者之间并无争都的必要，所以李庾在赋尾也说“所都在东在西可也”。

　　

　　北宋京都在今之开封，古称汴京。其纬度与西京长安、东京雒阳接近，但其地理位置明显偏向东边，故也称“东京”。宋代周邦彦《汴都赋》洋洋大观，被李长民评为“尝草《汴都赋》，奏御神考。遂托国势之重，传播土林”。其赋云:“发微子客游四方，无所适从。既倦游乃崎岖邅迴，造于中都。”此处“中都”即指汴京。其后又云汴京“是日月所会，阴阳之中。……位仰营域而体极，立上圭而测晷。蜀险汉坌，荆惑闽鄙。惟此中峙，不首不尾。”周邦彦用土圭的方式证明汴京位于天下正中，阴阳协和，完全承袭周公营雒的说辞。宋代李长民《广汴赋》有感周邦彦《汴都赋》“其所纪述大率略而未备”，遂“因改前赋而推广焉”。由于即土之中而作雒都不可推翻，故李长民一面借赋中的博古先生之言称述雒阳“此成周所都，适当天地之正中”，一面又树起新的建中标准，即“孰若我目睹汴都之伟观乎!顾其所以设险则道德之藩、仁义之垣，岂独依于山川?所以建中则皇极在上，九畴咸若，岂必宅于河洛”。李长民欲以“皇极在上”作为“建中”的新的更高标准来废除地理居中的传统标准，当然是要证明汴京作为京都的合法性。实际上“皇极在上”的“建中”也必须依傍地理居中加以物质化。所以李长民在后文又云:“语雉堞之固，则伟拔金塘，缭以汤池，仰宪太微之象，屹临赤县之畿。语郊闉之壮，则密拱中宸，高映四野”，用太微星之中高、郊邑之中拱来突显汴京地理上的中心地位。其后更明言“一殿以居上，总诸天而位中”，用宫殿的居中弥补京都在地理上未能居中的缺陷。这和周邦彦以汴京为天下地理之中略有差异，但考诸整个京都赋，可知这样勇于承认京都地理非如雒阳居于天地正中而以其它方式证明汴京的中心位置的京都赋作家非常少见。如宋祁《王畿千里赋》云:“王有一统，人无异归。中四方而正位，画千里以为畿”，是以汴京乃天下之中;“维周有制，览庶绩以图大，廓多方而为卫，作我上国，垂诸永世。以谓地非中夏无以示天子之常尊，土不一圻无以待诸侯之入计”，显是以周之“作大邑成周于土中”为立都之准则;“尔乃测圭于地，考极于天。风雨之所交者，道里之必均焉”，又显是主张用土圭之法测地中而建都。由此可见宋祁主张遵循周制且以为汴京一如雒阳，本就居天下之中，而完全忽略汴京与雒阳在经度上的差异。宋代杨侃《皇畿赋》云:“皇畿之内，易俗移风。以至正南面，居域中”，也是以汴京为天下地理之中央予以歌颂。

　　北京作为统一国家的京都历元、明、清，至今已近千年。观元代杨维桢《镐京赋》叙宗周之镐京建都时“辨方位，建国鄙”未言居天下之中，“成王五迁，卜惟洛食。土中是据，土圭攸测。风雨交会，贡赋均适”明言东都洛阳居天下之中，至若京都北京，言及“拊上谷为脊膂，控中夏为腹胸”，可理解成以中夏为胸腹以京城为头脑。可知，在杨维桢的思维里洛阳为中，北京并未居天下之中央地位。杨维桢《镐京赋》篇幅较其它京都赋为小，且论元之大都北京篇幅远不及宗周之镐京多，只占全篇四分之一不足，显得头重脚轻。即使草率为之，也不应如此疏漏，颇为怀疑是作为汉人委身于夷庭的杨维桢并不想违心赞颂而作。元代黄文仲《大都赋序》与杨氏《镐京赋》迥异，开篇即言“窃惟大元之盛，两汉万不及也”。该赋对北京东西南北予以勾勒作为京都的陪衬后，言北京城内“闢门十一，四达憧憧。盖体之而立象，允合乎五六天地之中”，是以京城为天地之中。后文又云:“饥者帝食之，寒者帝衣之……中统之深恩，至元之厚惠。民之思之，庸有既乎”，也以帝王为中心，与“都者，天地之会也”共同构成京都居中的帝王形象。明代曾为南京、北京孰为京都长期徘徊，但毕竟成祖以后皆都北京，南京为都时间较短，故明人未暇单独为南京作颂。明代金幼孜《皇都大一统赋序》云:“于是效古制，肇建两京。以为北京实当天下之中，阴阳所和，寒暑弗爽。四方贡赋，道里适均。”赋中不再遮掩，弃洛阳为天下之中的定论不顾，坦言“北京实当天下之中”，这是政治中心决定地理中心的显证。此后以北京为颂歌对象的京都赋乐以“居中”为颂而不疲。明代杨荣《皇都大一统赋》云:“其为都也，四方道里之适均，万国朝觐之所同。梯航玉帛为都邑之会，阴阳风雨当天地之中。”明代莫旦《大明一统赋》云京师北京:“国家兴王，实钟王气。如周岐幽，类汉丰沛。是谓中都，根本攸系。”明代陈敬中《北京赋》云:“拱北辰佤帝居，陋巩固于金汤。均万国兮会同，而适居天下之中央也。”明人李时勉《北京赋》亦云:“视万国之环拱，适居中而建极。”明代董应举《皇都赋序》云:“成祖改卜，取象北极，盖示星拱之义，兼以迫压异类。”是以天象之中与地理之中相合。

　　南京虽号为六朝、十朝古都，但作为天下一统之京都为时短暂，且明初两帝困于战争，灭裂功臣，日不暇给，尚未及文。清人程传甲曾作《金陵赋》，偏于记述市井风俗，时人推崇甚高，但此时金陵早已不是旧日京都，非为本文讨论的京都赋范围，故缺而不论。

　　上文论述了京都赋以京都为天下之中的称颂模式，至于宫殿皇室居中更是赋家颂扬京都的重要策略之一。因为几乎每篇京都赋都有如此论述，姑且撮其精要而述之。班固《西都赋》虽不承认长安居中，但在宫室描写时却要承认西汉帝王的皇统，这种批评与褒扬的分寸拿捏在一朝两都的京都赋中颇堪玩味。其论西京宫室云:“其宫室也，体象乎天地，经纬乎阴阳。据坤灵之正位，放太紫之圆方。树中天之华阙，丰冠山之朱堂。”李善注引《七略》云:“王者师天地，体天而行。是以明堂之制，内有太室，象紫微宫。南出明堂，象太微。”而紫微宫亦有特殊含义，李善引《春秋元命苞》云:“紫之言此也，宫之言中也。言天神图法，阴阳开闭，皆在此中也。”这种以星象(主要是紫微、北极二星)与京都地理、宫室比附来称颂京都的中心地位为后世京都赋所承袭。张衡《西京赋》云:“正紫宫于未央，表峣阙于阊阖。”左思《魏都赋》云:“揆日晷，考星曜。建社稷，作宗庙。”李庾《西都赋》:“其制度也，拥乾休，正坤仪。平两曜，据北辰。”元代李洧孙《大都赋》更明言:“昔《周髀》有言，天如盖倚而笠欹，帝车运乎中央;北辰居而不移，临制四方。下直幽都，仰观天文，则北乃天之中也。……俯察地理，燕乃地之盛也。”李善注引《列子》云:“周穆王筑中天之台。”后又引《汉书》云:“萧何立东阙、北阙。”可见“中天”一词本用于王者，是王者居中观念在建筑上的体现。周邦彦《汴都赋》云:“其陛则崇止陵践也，其极则隆帝居中也。”是以宫殿中间最高的屋栋与皇帝居天下之中央相映衬。李长民《广汴赋》亦云:“一殿以居上，总诸天而位中。”李时勉《北京赋》云:“华盖穹崇以造天，俨特处乎中央。”明代黄佐《北京赋》云:“龙德之殿，栱桭正中。崇仁广智，左右相雄。”皆以象征帝王之宫殿的居中来渲染帝王位高居中。皇宫居京城之中的模式从京都赋一出现便在赋中进行了强烈的渲染，但皇宫的实际居中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定型过程。据考古和文献可知，商代宫殿区在都城东北角。东周京都雒邑是后代京都建设的理想典范，其布局却是王城在西，一般士民住的城郭在东。“周公制定的东都成周布局，采用西面的小‘城’和东面的大‘郭’相结合的方式，对于春秋战国时代中原各诸侯国的都城……都发生很大的影响，甚至还一直影响到西汉都城长安的布局”。实际上西汉长安皇宫在城南，东都洛阳逐渐移至城北，魏晋因之。唐都长安宫城也居于城北之中，并非处于京城的中心。北宋东京开封有三重城圈，分为外城、里城、皇城。皇城亦称“大内”，正居于京都的正中，这样皇帝所居才为真正的“天下之中”。南宋偏安，皇宫在城的南方一角，似有“返祖”现象。元、明、清三朝基本沿袭北宋外城、里城、皇城的三重布局形式，现在保存的故宫(紫禁城)亦即皇城，大体居于京城的中心。如元大都在设计规划中首要环节便是确定京城的中心，《析津志》云:“中心台，在中心阁四十五步，其台方幅一亩，以墙缭绕，正南有石碑，刻曰中心之台，实都中东南西北四方之中也。”由此形成京都居天下地理之中，皇城居京都之中，皇帝居皇宫之中，皇帝又与天上太微、北极星相辉映的平面、立体相交叉的帝王中心体系。以史的线索来考察，大致可得出这样的结论:一面是京都赋家依京都、皇宫的形式做出部分客观的居中描述并加以理想化;另一方面京都大赋所传递的京都、皇宫中心观念与其它帝王中心观念相混合促成了京都特别是皇宫居中的实际建造。

三 查漏补缺:“居中”余论探讨

前文述及周公营建雒都、东汉东都雒阳、西晋京师洛阳、唐代西都长安(包括东都洛阳)、北宋东都汴京、元明清之北京在同时代人所做、所献的京都赋里皆从京都、宫室等多个角度赞颂各自的京都居天下之中。在上文论述之外，还有几点需要补充。

　　(一)本文探讨的京都赋与一般文章定义的京都赋范围略有差异。陈复兴《〈文选〉京都赋与汉代空间意识》从萧统之编目，把张衡《南都赋》纳入京都赋的范围。王柳芳《从皇都到民居——论唐前京都赋的变迁》把北朝梁祚《代都赋》、高允《代都赋》、游雅《太华殿赋》、裴景融《邺都赋》等纳入京都赋。冯莉《东汉京都大赋论略》甚至认为“现存可考的第一篇以京都为名的大赋，就是扬雄创作的《蜀都赋》”。这些划分标准可能皆有各自的根据，但从京都赋的出现及历代的写作来看，有一类京都赋应该单独做为研究的对象。杜笃《论都赋》、班固《两都赋》、张衡《二京赋》、左思《三都赋》皆写作于“中国”一统时期，萧统编撰《文选》亦把魏国徐幹《齐都赋》、刘桢《鲁都赋》及北朝都城赋拒于京都赋之外。这是因为首先只有国都才被称为京师，考张衡《南都赋》称南阳为“陪京之南”，是“光武起焉”之地，所以在赋中极力颂扬王权。萧统也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把《南都赋》列入京都赋范围。扬雄作《蜀都赋》时蜀都只是一般都城，和京城没有任何关系，与天下一统之王权亦无关联，所以萧统将其置之另卷，可见萧氏定义京都赋也颇为谨严。而中国版图在《尚书·禹贡》中已经轮廓清晰，因此分裂之南北朝无一人敢称其国都为天下之中，有良知之士人无不悲痛于社稷丘墟、神州陆沉。这些偏安一隅的朝廷也罕有京都大赋的创作。京都赋从其出现就有褒有贬，多贬古美今。这和京都赋写作的中心是同时代人上呈皇帝审阅有不可分割的关系。杜笃《论都赋序》云:“伏作书一篇，名曰《论都》，谨并封奏如左。”可见其把《论都赋》当成上呈皇帝的奏书看待，故其写作态度以及对词语、情感的把握特别注意分寸。班固、张衡、左思亦复如是。宋代周邦彦《汴都赋序》云:“拜首稽首献赋。”元代黄文仲《大都赋序》亦云:“撰《大都赋》上翰林院国史，请以备采择之万一。”因此清人程传甲所作《金陵赋》只能当作都城赋，不能以一般京都赋看待。京都赋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苞括宇宙”，不仅要写京都地理位置、宫室、文化风俗，还得“赋西京而述以游海若，假称珍怪以为润色”(《三都赋序》)，即要写四夷甚至全世界入朝京都的盛况。许结先生据京都赋撰写《论汉代京都赋与亚欧文化交流》一文正说明京都赋必须得有“天下”意识。这是《齐都赋》、《鲁都赋》等小国体现不了的。因此，统一国家下的时人所颂的现时京师赋成为一种独立的京都赋。在这种京都赋里王城居中、帝王中心的观念异常突出，几乎每篇都会以各种形式来突显、渲染王城居中的观念。

　　(二)虽然周公营雒邑“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特别强调王城居天下之中，但也不能忽略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限四方之贡职，平道里之远迩”(周邦彦《汴都赋》)。所以当我们目眩于京都赋家对京都居中的高歌时，也应注意从京都实际的交通来考察居中问题。西京长安有八水，其“东郊则有通沟大漕，溃渭洞河，汎舟山东，控引淮湖，与海通波”(班固《西都赋》)，可见庞大、便利的交通网络使其成为全国的交通中心。东京开封也有四条河流流经城内，城南蔡河、东北五丈河、西北金水河、东西横贯的汴河组成完美的交通体系，使天下物质皆可畅通无阻地到达汴京。元大都以“金代建有离宫(大宁宫)的湖泊地带作为全城的中心，选定宫城位置在太液池以东地区，选定中心台在太液池上游称为积水潭(今什刹海)的太湖的东北地方”。明清亦常用惠河等河流及其它陆路交通把京杭大运河与北京紧密联系起来。这种以交通网络构建的中心与地理中心有异曲同工之处，所以京都赋里常反复颂歌“天命有德，主此四方。如辐之拱毂，如桷之会极”(周邦彦《汴都赋》)、“道里之所必均”(宋祁《王畿千里赋》)、“其为都也，四方道里之适均”(杨荣《皇都大一统赋》)可见在“居中”满天飞的“七宝楼台”下也藏有京都为交通要塞的部分事实。

　　(三)王城居中也包括各种制度，特别是建筑规模的得体适中。汉高祖七年，丞相萧何营建未央宫，立东阙、北阙、前殿、武库、太仓。高祖平叛韩王信回长安见宫殿壮丽异常，勃然怒曰:“天下匈匈苦战数岁，成败未可知，是何治宫室过度也?”此后，西京长安常以奢侈过度的形象出现在赋中。张衡《东京赋》批评西京建制奢华，其辞云:“作洛之制，我则未暇。是以西匠营宫，目玩阿房。规摹逾溢，不度不臧，损之又损，尚过于周堂。观者狭而谓之陋，帝已讥其泰而弗康。”《西京赋》赞美东都雒阳云:“奢未及侈，俭而不陋。规遵王度，动中得趣。”建制得中即“奢未及侈，俭而不陋”。历代京都赋也都以此种“中庸”为颂美王城居中的一大策略。周邦彦《汴都赋》云:“限而不迫，华而不侈。”甚至也指皇帝的德性中正，如明莫旦《大明一统赋》颂皇帝云:“我圣祖刚健中正，宽大英明。”或指其它法度的适中，如李长民《广汴赋》云:“陋灵台铜浑之规，斥周髀宣夜之说。于以观星则进退伏见，不失于正;于以观云则分至启闭，各得其应;以候钟律，则清浊之均协;以候晷景，则长短之度称。遂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

　　总之，由于京都赋写作与王权的特殊关系，使帝王中心论影响下的王城居中观念在赋中得以全面系统地体现。王城居中的观念不仅在地理形式上体现为京城居中、皇城居中、主要宫殿居中，还在星象学的佐证下与天空的北极星、太微星遥相呼应，在帝王仁德、王朝法度上也需要用居中得常、万寿无疆来加以美化。这些丰富的居中文化也只有在洋洋大观、苞括宇宙的京都大赋中才能以审美的形象完美出场，为后世留下一个丰富的文化宝库。

　　[1](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M].北京:中华书局，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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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何清谷.三辅黄图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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