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坤

　　(天津科技大学 法政学院，天津 300222)

　　《乐府指迷》是南宋末沈义父的词学著作，沈义父字伯时，号时斋，江苏震泽(今吴江)人，生卒年不详，南宋理宗嘉熙元年(1237)以赋领乡荐，淳祐二年(1242)在南宋都城临安认识词家翁元龙。次年，经翁元龙介绍认识吴文英，探讨作词方法。后任江西白鹿洞书院山长，讲授程朱理学。致仕归，建义塾，立明教堂讲学，学者称为“时斋先生”。著《时斋集》、《遗世颂》、《乐府指迷》，前两者已佚。《乐府指迷》最早附刻于明陈耀文《花草粹编》卷首。清代的版本主要有四库全书本、咸丰年间翁大年校本、陈去病百尺楼丛书校本、《四印斋所刻词》本、《词话丛编本》、蔡嵩云笺释本等。《乐府指迷》是宋代三部词话中的一部，文献和理论价值都比较大，影响深远。历代对《乐府指迷》的研究按时间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 民国前对沈义父及《乐府指迷》的研究

民国以前对《乐府指迷》的研究散见于词话，诗文别集，书录解题、序跋中。这些资料多是对《乐府指迷》内容的引用，没有太多的评论。最早出现并批评《乐府指迷》的是元代陆辅之的《词旨》，陆辅之说:“沈伯时《乐府指迷》，多有好处，中间一两段，亦非词家语。”这是关于《乐府指迷》最早的记载与评论，陆辅之首先肯定了《乐府指迷》的价值，同时指出有些词条，“亦非词家语”。元人跋《词旨》云:“此本乃在沈伯时《乐府指迷》之后，古雅精妙，较是输他一着也。若新巧精丽，是册亦未可少也。”指出了《乐府指迷》古雅精妙过于《词旨》之特点，斯诚言也。

　　明人较少关注《乐府指迷》，陈耀文将之附刻于《花草粹编》之前，除此之外，没有发现其他材料。

　　清代出现了较多的引述与评论。朱彝尊《曝书亭集》卷第四十序《群雅集序》谈到《群雅集》把《词源》与《乐府指迷》置于卷首，并认为是“学者睹此，何异过渉大水之护舟梁焉。”舟梁指的是用船搭建的桥，喻指作词的准则，指导思想。评价很高。查礼《铜鼓书堂遗稿》认为《乐府指迷》深得词家三昧。他谈到“词不同乎诗而后佳，然词不离乎诗方能雅。昔沈义甫评施梅川词云:梅川音律有源流，故其声无舛误，度唐诗多，故语雅淡。义甫斯言深得乐府之三昧者。”查礼看到《乐府指迷》谈论的诗词之间的关系，并认为词的语言要学唐诗，要雅淡，观点较为深刻。

　　《四库全书》编纂时将其收入词曲部。《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九十九集部五十二说“然篇页寥寥，不能成帙，故世无单行之本。此本附刻陈耀文《花草粹编》中，凡二十八条。其论词以周邦彦为宗，持论多为中理。惟谓两人名不可对使，如庾信愁多、江淹恨极之类，颇失之拘。又谓说桃须用红雨、刘郎等字，说柳须用章台、灞岸等字，说书须用银钩等字，说泪须用玉筯等字，说发须用绿云等字，说簟须用湘竹等字，不可直说破。其意欲避鄙俗，而不知转成涂饰，亦非确论。”评论得颇为详细准确。

　　《续文献通考》卷一百九十八经籍考:“沈义父《乐府指迷》一卷，义父字伯时，爵里无考，理宗时人。臣等谨案，是编只二十八条，寥寥不成卷帙，然其论词以周邦彦为宗，评解颇多中理，元明人之论词者往往祖其说焉。”丁丙《善本书录藏书志》曰:“《乐府指迷》凡二十有八条，论词则宗周美成，颇多中肯。至谓去声字要紧，及入声可替平声，不可替上声，尤入微之解。又谓古曲谱亦有异同，嘌唱家多有添字，亦足以解释纠纷。此书寥寥数页，明陈耀文附列于《花草粹编》之前，以其足为词苑津集也。”这些观点是对《四库全书总目》观点的承继。《词综》《白香词谱笺》《绝妙好词笺》都援引《乐府指迷》的评论来立论，说明《乐府指迷》的理论价值比较大，影响也很深远。

　　词话类的评论也比较多，王又华《古今词论》:“宋人词才若天纵之，诗才若天绌之;宋人作词多绵婉，作诗便粳;作词多蕴藉，作诗便露;作词颇能用虚，作诗便实;作词颇能尽变，作诗便板。沈伯时《乐府指迷》论填词咏物不宜说出题字，余谓此说虽是，然作哑迷亦可憎，须令在神情离即间乃佳，如姜夔《暗香》咏梅云:算几番照我，梅边吹笛。岂害其佳!”江顺诒《词学集成》卷五:“沈伯时《乐府指迷》云:作词难于诗，盖音律欲其协，不协则成长短句之诗，下字欲其雅，不雅则近乎缠令之体，用意不可太露，露则直突而无深长之味，发意不可太高，高则狂怪而失柔婉之意。此其所以为难。诒案宋人论作词已以清空为圭臬矣。”江顺诒认为《乐府指迷》作词四标准即以清空为圭臬，认为清空源于沈义父，而张炎承继的是沈义父的词学观，很具启发性。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七曰:“白石词以清虚为体，而时有阴冷处，格调最高。沈伯时讥其生硬，不知白石者也。黄叔旸叹为:美成所不及，亦漫为可否者也。惟赵子固云:白石词家之申韩也，真刺骨语。”陈廷焯高度赞扬姜夔的词，认为沈义父批评姜夔生硬是“不知白石也”。对姜夔的态度上，二人可谓见仁见智，但姜夔词有生硬处，却是不能回避的。姜夔早年学习江西诗派，渐染江西习气，创作中多用硬语，再加上他性格狷介，所以其词有生硬之处。王国维《人间词话》卷上“词忌用替代字，美成《解语花》之‘桂华流瓦’，境界极妙，惜以‘桂华’二字代‘月’耳，梦窗以下则用代字更多，其所以然者非意不足，则语不妙也。盖意足则不暇代，语妙则不必代，此少游之‘小楼连苑，绣毂雕鞍’所以为东坡所讥也。”“沈伯时《乐府指迷》云:说桃不可直说破桃，须用红雨、刘郎等字，说柳不可直说破柳，须用章台、灞岸等字，若惟恐人不用代字者，果以是为工，则古今类书具在，又安用词为耶，宜其为提要所讥也。”关于用不用代字的问题，王国维反对词用代字，沈义父与王国维持论相反，二者各代表一极，都有偏颇之处。蔡嵩云《乐府指迷笺释》则论得非常准确，他说:“炼句下语，以婉曲蕴藉为贵。作慢曲更需留意及此。说某物，有时直说破，便了无余味，倘用一二典故印证，反觉别增境界。但斟酌题情，揣摩辞气，亦有时以直说为显豁者。谓词必须用替代字，固失之拘，谓词必不可用替代字，亦未免失之迂矣。”刘熙载《艺概·词曲概》、吴衡照《莲子居词话》等词话亦有所评论，但是比较简单，在这里就不进行详细介绍了。

　　清代时期还有《翁大年校本跋》《陈去病校本序》《王鹏运校本跋》中有些介绍沈义父生平情况及有关《乐府指迷》的考述与评价。翁大年亦为震泽人。他考察认为“沈伯时嘉熙元年，以赋领乡荐，为南康军白鹿洞书院山长，举行朱子学规。致仕归，建义塾，立明教堂讲学，学者称为‘时斋先生’。著《时斋集》、《遗世颂》、《乐府指迷》，见《江南通志》及《苏州府志》、《吴江县志》。”这是对《乐府指迷》作者沈义父第一次进行的考辨，惜其论据只是《江南通志》及《苏州府志》、《吴江县志》，而这几种文献中对沈义甫的记载并不明确，甚至没有把沈义甫与《乐府指迷》相联系，《乐府指迷》作者沈义父与这几种地方志所载的沈义甫是否是同一人仍不能确定。翁大年又认为:“是书著录《四库全书》，提要称其论词多为中理，而传本甚少，倚声家率多未见。顷至杭州，得瞻阅《文渊阁全书》，因传写是本，校正付梓，并著其梗概于后。”可知其所据之本乃《四库全书》本，乃不知有附录于《花草粹编》之前的《乐府指迷》。总之，翁本的考述问题比较多。陈去病亦为震泽人，他认为沈义父为宋遗民，“生平笃学好古，以程朱为归。又尝造三贤祠以祀王先生蘋、陈先生长方、杨先生邦弼，为乡后学矜式。故邑志列之儒林，洵无愧焉。”依据仍不出三种地方志，不能使读者信服。他又说:“伯时虽号儒者，而孰知又以词学名家，读《乐府指迷》，可以信矣。自叙谓幼好吟诗，厥后识静翁、梦窗，乃更好为词。而指迷之作，夫故应子侄之求者也。”可见陈去病序仍未超出翁大年之跋。王鹏运《四印斋所刻词》跋考辨:“右宋沈义父《乐府指迷》一卷。按明人刻本乃合玉田生《词源》下卷与陆友仁《词旨》为一书，非沈氏原本也。此卷附刻《花草粹编》，凡二十有八则，明代刻书，往往意为删节，其为足本与否，非所敢知。”王鹏运分辨了沈义父《乐府指迷》与明人合玉田生《词源》下卷与陆友仁《词旨》为《乐府指迷》的本子不同，并认识到明代刻书意为删节，《乐府指迷》亦可能非足本。

　　民国以前的有关《乐府指迷》的评论，除了对其一些具体条目有些微词外，总体评价还是甚高的。由于文献非常不足，对沈义父的生平事迹的考察，止于几种地方志。

二 民国时期对沈义父及《乐府指迷》的研究

民国时期，出现了《乐府指迷》的两个重要版本，一个是唐圭璋收录到1934年版的《词话丛编》的校本，唐圭璋先生校订严谨，他在《乐府指迷》小言谈到:“按乐府指迷凡二十八则，附刻于《花草粹编》卷首。四库全书本，四印斋所刻词本，百尺楼丛书本皆从此出。然误字互见，无一完善之本。……兹以金绳武活字本《花草粹编》为主，而以他本汇校。”这是目前《乐府指迷》最好的校本。

　　另一个是中华书局1948年出版的蔡嵩云笺释本。蔡嵩云笺释本即《乐府指迷笺释》，蔡嵩云还有《词源笺证》。蔡嵩云的笺释非常扎实详细，他不仅对《乐府指迷》中的字、词、句进行了详细的注解，而且与《乐府指迷》、《词源》等著作相发微，得出了许多精微的见解，是目前最好的笺释本。

　　另外此笺释本中有几篇专论和序跋，对沈义父及《乐府指迷》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评论研究。《乐府指迷笺释引言》对《乐府指迷》进行了全面的解读，分析得非常系统。蔡嵩云谈到:“全编皆准此(指四标准)立论，盖音律关乎词之歌唱，律协则词可歌。发意则关乎词之结构，意高则词可诵;惟太高又是一病。下字用字，分别为二:下字欲其雅，就字面之文俗言;用字不可太露，就字面深浅而言。词之工拙，全系乎此。”他认为《乐府指迷》全篇皆以四标准立论，对四标准进行了详细的论述，概括得比较全面。蔡嵩云又认为当时“除稼轩外，可分为两派:寻源白石，而自成一体者，东泽、竹山、中仙、玉田诸家，皆其选也;寻源清真，而各具面目者，梅溪、梦窗、西麓、草窗诸家，皆其选也。”蔡嵩云认识到清空词派中亦有派的观点是相当深刻的。蔡嵩云同时认为沈义父于四声有三原则，一是去声字最紧要，二是平声可用入声字替，三是上声不能用去声字替。并认为万树《词律》祖其一三条。

　　吴梅序曰:“(沈义父)曰凡作词当以清真为主。又云梦窗深得清真之妙。……近半塘、彊村辈，揭橥正鹄，历梦窗以达清真，实胎原于沈氏。嵩云独持巨眼……谓宋末词风，梦窗家法，均与是编窥见一斑，此则大获我心。”并把《乐府指迷》的词条与吴文英的词作相对比印证，如用唐人诗句入词，不可直说破，不直用古贤名字，不能多用虚字、作寿词法等方面进行详细的比较，认为二者具有高度统一性，又从二人作品中所记，知两人关系非同一般，并云:“虽谓此书为阐明吴词家法，亦无不可。”

　　洪□跋曰:“词之为道，声音文字兼焉者也。末流失其家法而忘其本始，为词者但致力文字，不复措意于声音，盖在宋时已然，沈氏是以有指迷之作。其二十八条中言去声入声之用最详，后之言词者，奉以为南针而罔敢失。沈氏之于声音，可谓通其微者矣。”洪□认为沈义父对声音之道非常精通，《乐府指迷》对去声入声论述最详细，深得宋贤家法。但他并没有进行深入对比分析，有些结论并不让人信服。

　　周树年跋认为:“夫沈氏《乐府指迷》与乐笑翁《词源》，同为词学津梁。”他认为守四声是词区别于诗的重要特点，并认为诗词有息息相通之处。这篇跋比较短小，缺少精辟的分析。

　　蔡嵩云于《笺释》后附录两篇专论，一是《沈义父小传》，内容未出翁大年校本跋。二是《乐府指迷版本考略》，他考论之后发现四库著录本、翁氏本、陈氏本、王氏本同出于附刻于《花草粹编》之前的明刻本。同时蔡嵩云引用元代陆辅之的《词旨》:“沈伯时《乐府指迷》，多有好处，中间一两段，亦非词家语。”元人跋《词旨》:“此本乃在沈伯时《乐府指迷》之后，古雅精妙，较是输他一着也。若新巧精丽，是册亦未可少也。”认为《乐府指迷》元明间必有刻本，只是已经散佚，其渊源已不可追溯。

　　刘永济《词论》卷下《作法·体物第四》(上海古籍出版杜1981)则联系宋词发展的历程，对用事、用典的利弊，见解精辟，他认为:“词至南宋，姜、史、张、王，弥极工丽，法度既密，而能运用不滞，是为词学成熟之时。……词至于成熟，能事已尽，后来者无以复加，于是专就组织巧妙，求胜前人，而用典雅切、遣词细丽之作乃多。故沈伯时斤斤于用事、用字，而词亦衰矣。学者当会通此事之终始，求其盛衰之故，然后知古人得失之正，勿庸妄测古人，轻肆讥弹也。”认为沈义父斤斤于用事、用字，已失浑然天成，词至南宋而衰，于此有密切关系。

　　民国学者对《乐府指迷》的研究不甚多，但认识颇为深刻，结论令人信服，故成就颇大。

三 建国以来对沈义父及《乐府指迷》的研究

建国以来到七十年代末，几乎没有研究者关注沈义父及《乐府指迷》，从八十年代以来，研究较多起来，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有关宋代词学或文学理论的著作;二是专门的论文。

　　第一种为最主要的，它又占了很大篇幅，几乎所有的有关宋代词学的论著都对《乐府指迷》有所涉猎，都对《乐府指迷》的词学理论进行了分析。吴熊和《唐宋词通论》(浙江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五章词论第六节对《乐府指迷》的情况进行了简介，认为是宋代一部颇有价值的词话，吴先生同时认为《乐府指迷》虽与《词源》有些不同，但认为他们都源于周清真，这个观点对后来人们把吴文英也归为清雅词派代表人物之一形成了一定的影响。

　　方智范、邓乔彬、周胜伟、高建中的《中国词学批评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三章第二节专门讨论了《乐府指迷》的作法技巧理论，有七页之多，这是建国以来大陆地区第一次对《乐府指迷》的全面而系统的研究，他们认为首则四标准是整书的总纲，认为这四则标准可归为第一条词要协律，二三四条是从文学上强调词的体性，即以雅驯婉约为标准，是词的本体论。并对《乐府指迷》的内容进行了分类，分别分析了周邦彦的正鹄、音律、作词方法、字句、题材、创作途径等方面，分析得较为细致客观。同时他们认为“《乐府指迷》固然说凡作词当以清真为主。”其实直接所传者当为梦窗家法，并以吴梅先生的论点作支撑。

　　顾易生、蒋凡、刘明今的《宋金元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三章宋代词学思想与理论批评中第六节论述到了《乐府指迷》，除了对《乐府指迷》作词四标准的论述外，顾先生等人看到了沈义父对豪放的批评仅限于不协音律，而没有否定豪放派的意气，他们分析是因为吴文英也写一些较为豪放的词，同时顾先生等人也看到“发意不可太高，高则狂怪而失柔婉之意。”豪是可以的，但不能到狂怪的境地，顾先生等人又分析出到了南宋后期，词与音乐分离已成大势，张炎、沈义父虽然还强调词须协律，但已不可扭转大势，只能嗟叹了。他们认为《乐府指迷》虽谈词乐，而又借四声之说来满足合乐的说法其实是词与音乐已经分离，这点却是以前诸家所没有认识到的高度。

　　谢桃坊《中国词学史》(巴蜀书社2002年版)在第三章南宋词论第二节专论了《乐府指迷》的词学思想，他把作词四标准分析为:协律、典雅、含蓄、柔婉。并具体分析了后面的词条是怎样阐述四则的。最后谢先生肯定了《乐府指迷》在文学批评史与词学史上的地位与意义，但同时又认为这部书较为浅薄与缺乏理论价值，认为“沈义父却只纯从具体的写作技巧来讲词法，而且夸大了向前人作品学习的意义，过多的和错误的追求字面效果，以及取径狭窄，这样使其词法存在严重的形式主义倾向。”这样的结论是有失偏颇的。

　　丁放《金元词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认为“论词四标准”是吴文英、翁元龙与沈义父在谈词时共同的看法，而不是所谓的“吴氏家法”，他认为词要求“协律”，否则成“长短之诗”，这与李清照《词论》说东坡诸人之词“皆句读不葺之诗，又往往不协音律”的话完全一致，都是对豪放不谐声律的批评，但沈义父提出此点，主要是批评后学者，并末否定苏、辛之词。丁放的这种认识打破了吴梅等人把四标准归为吴文英家法的观点，有利于对《乐府指迷》的进一步探析。

　　严祥林的《宋代词话的美学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把《乐府指迷》的词学思想提升到美学视角，并分为审美创造论、艺术技巧论、辩证的词学眼光三部分，其中有些观点突破了许多前人对《乐府指迷》的分析评论，比如他认为从词话的发展历程看，《乐府指迷》实际上和张炎《词源》作为宋末的词话的双峰对峙，构筑成宋代词话的一座结构完整的理论大厦。认为沈义父提倡的“雅”不局限在语言传达的意义上，而是包括语言表达在内的整个词作的思想意蕴，还认为“论词以某一家为准绳的思维方式并不十分合理，但确立一个具有代表性或典型性的艺术类型或审美风格，作为创作的借鉴和仿效的标准，从创作实践上看，存在某些合理性。关键在于，不能将某一词家完美化与单一化，作为唯一性的创作模式固定下来，这样就势必使艺术创作走入僵死机械的境地。而沈义父则只是把周词作为参照，但又并非拘泥于此。”严祥林运用西方美学的观点分析了《乐府指迷》的词学思想，肯定了《乐府指迷》的理论价值，认识高度有了进一步提升，但是他的分析与《乐府指迷》的内容有分离倾向，他并没有在《乐府指迷》的内容上进行深刻提升，故其评论有脱节倾向。

　　余传棚《唐宋词流派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分析了论词四标准，并认为是《乐府指迷》评判词人、词作成就高低、得失大小之主要标准。他分析了雅正词派的得失，认为其得是综合多家优势而形成，失在过于恪守“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传统诗教，缺乏自然真切，不脱矫揉造作。并认为雅正派也分派，有二分法与三分法，并举前人词话评论中的资料进行佐证，这是蔡嵩云二分法的承继与发展。

　　朱崇才《词话史》(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六章第四节分析了论词四标准，认为《乐府指迷》举例说桃要用红雨、刘郎的说法遭到后人的批评是不准确的，因为沈义父开篇就谈到《乐府指迷》只是为初学者举例而已，其例虽非确论，其理可进确论之列。朱崇才认识到了沈义父作《乐府指迷》的词学教科书的性质，是颇有见地的，但是，《乐府指迷》除了其为初学者提供范式的直接目的外，还有其非常深刻的词学思想，这是朱崇才分析欠缺的地方。

　　沈检江著《词境论》(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认为沈义父《乐府指迷》和张炎《词源》以格律为框架，以词法为重点，在总结与反思中对词境作了深入的论证与探索。并认为《乐府指迷》与《词源》是宋词成熟期的词学论著。这两部被人称作格律词派的理论著作，从表面看是偏重于词律、格调，但实质上侧重于词法，而通过词法，又对词境作了深入探索。并概括《乐府指迷》和《词源》的共同特点为:一、树立标准，标举高格;二、批判词家，反思词;三、取道词法，探索词境。沈检江从词境的角度认识到沈义父创作《乐府指迷》的良苦用心，并全面比较了《乐府指迷》与《词源》的相同点，认识很深刻。其分析的三条相同点总结了宋代词话的特点，有利于后来者更加深入的分析。但是他没有深入分析二者的不同，对《乐府指迷》的词学思想的特色缺乏深刻考辨。

　　邹然的《文学批评史》概括写词四标准为“协律，典雅，含蓄、柔婉”，这与谢桃坊在《词学史》上的分析一般无二。他同时认为“《乐府指迷》的另一个主要内容就是指示具体的作词方法，书中从章法、修辞、音韵三个方面详细的讨论了词的写作技巧，题材的处理与协律等问题，为初学者指示了较为实用而可行的方法。”作为《文学批评史》著作，其书的性质决定了它的描述性特点，所以论述中基本没有阐发自己独立的思想。

　　牛海蓉著《元初宋金遗民词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主要分析了四条论词标准，认为在具体的做法上，沈义父主张“咏物不可直说。”后人对沈义父此论多有话病，如四库馆臣云:“其论词以周邦彦为宗，持论多为中理。惟谓两人名不可对使，如‘庚信愁多，江淹恨极’之类，颇失之拘。又谓说桃须用‘红雨’、‘刘郎’等字，说柳须用‘章台’、‘霸岸’等字，说书须用‘银钩’等字，说泪须用‘玉莇’等字，说发须用‘绿云’等字，说章须用‘湘竹’等字，不可直说破，其意欲避鄙俗，而不知转成涂饰，亦非确论。”王国维主张词不必用代字，其实，沈义父此说乃针对当时“浅学俗流”学词之弊而发，自有他的道理在。并谈到了“沈义父对创作中应使用的技巧和应注意的问题都有涉及，都是创作的经验之谈，为初学作词者指示门径。”牛海蓉的分析基本上是对先前研究成果的总结，缺乏自己独立的研究结论和深刻的见解。

　　郑苏淮著《宋代美学思想史》(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用美学的观点分析《乐府指迷》的音乐与词章的关系，他把“知音”与“古雅”相统一，具体分析沈义父的词学主张，得出必须把填词与知音协律相结合的观点，分析得较为细致。最后他认为“沈义父的《乐府指迷》虽然只有二十九条，但内涵充盈，言简义丰，涉及的乐律与词章的关系，大有理学家经天纬地般的气概，又有文学家挫万物于笔端的凝练。”其评论过于夸张，而且他并没有进行逐条的分类总结，故其结论有空疏之嫌。

　　杨海明在《插图本苏州文学通史 》(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中认为“沈义父的论词主旨直接受过吴文英兄弟的启示，也可以看做吴文英词风在词学理论上的反应。”并认为《乐府指迷》提出了词须合乐是李清照词学观念的承继，沈义父强调词须协律，具有“正本清源”的意义。杨海明还提到沈义父提出了词的雅俗之辩，认为在协律的同时下字必须高雅与文雅，《乐府指迷》概括了宋代词人们的雅词观，并认为与张炎《词源》主张一致，并影响到万树与陈廷焯重视去声的思想。但其书的编排是由多人写的小文章组合而成，所以深度上大打折扣，见解流于介绍。

　　另外一些文学理论的或文学词典多将《乐府指迷》列入词条，如王水照《南宋文学史》、《中国词学大辞典》、《大学生中国古典文学词典》、《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辞典》等都有一个提要式介绍，内容较为简单，很少有突破之处，在此不再赘言。

　　(另:台湾还有一位学者蔡茂雄的专著《沈氏乐府指迷研究》，据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主编《宋代文学与思想》(台湾学生书局1989版)中所收的王维勇论文《宋人序跋中的词论》提到。)

　　二是专门的论文，《乐府指迷》的词学理论价值八十年代以后逐步得到关注，论述也渐为深入，这些主要表现在专门论文上。

　　嵩尾肇子《词源与乐府指迷》(发表于《日本中国学会报》1985年10月第三十七期。王水照主编《日本学者中国词学论文集》收录于其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认为《乐府指迷》是次于《词源》的一部词话，并从二人背景、排斥对象、尊奉对象等视角分析了二者的异同。但分析的较为简单，缺乏理论深度。

　　曲德来《乐府指迷略说》(丹东师专学报1994年第四期)认为四标准的要求是“协律、雅、含蓄、批评苏辛”，并分析当时的社会文化，大量举例来证明自己的观点，结论较为深刻，他肯定了《乐府指迷》的地位与对元明清词人的影响。但是，以四标准的内容来谈《乐府指迷》的词学理论，不仅会以偏概全，同时缺乏相应的理论高度。

　　曹保合、刘根生《谈沈义文的典雅词论》(河南社会科学1997年第四期)认为:这四条法则，立脚点有两个:一个是词的演唱功用。为了演唱才写词，如果忽略了这一点，写出的词将难以为用。另一个是词的欣赏对象。他们认为南宋末词的欣赏对象已不是下层平民，也不是政治上的志士豪杰，而是文化修养比较高的一些雅士文人。因此文字上才追求谐音、雅正、深隐，运意上才追求柔婉平和，这是词文人化以后的创作倾向。并把以沈义父为代表的这种词学理论称为“典雅词论”。他们谈的第二个立足点颇有道理，但第一条的的结论存在问题，沈义父所谓的协律是不是就是谈的词的演唱功能值得商榷。现在我们认为沈义父所谓的协律只是守四声而已，是词脱离音乐之后格律词的写作要求，与词乐已经没有直接关系了。

　　颜翔林《论乐府指迷的词学思想》(上海大学学报2000年8月)认为《乐府指迷》从审美创造的艺术视界方面，为词的创作设定可供参照的标准和美学概念，并且从理论上相应规定了必须遵守的四个原则，他认为《乐府指迷》标志南宋后期词话的较高水准，显示了词话这一批评样式的渐趋成熟。这是他《宋代词话的美学研究》研究成果的继续，但缺乏创新之处。

　　曹保合《谈沈义父的作词标准》(衡水师专学报2001年9月)认为沈义父主张作词要协音、字雅、字隐、意柔。协音，立足于诗词分疆，强调不可把词写成诗。字雅，是对雅俗的美学取向，是倡推弃俗在用字上的体现。字隐，是对隐显的价值取向，主张词在用字上应该隐而不露。意柔，是讲词在运意时要柔婉而不豪放。协音、字雅、字隐是讲词的用字，意柔是讲运意。他认为沈义父的作词标准是讲下字运意的法则，即作词应以“乐府雅词”为标准，周邦彦的词最符合这一标准。曹保合较为细致的分析了四标准，但缺乏系统的总结，缺乏理论高度，属于简介性质。

　　王雨容《乐府指迷及词源的论词范例之比较》(琼州大学学报2006年6月)通过对论词范例的比较探究指出《乐府指迷》是专尊清真的，同时他认为《词源》承继了《乐府指迷》的许多方面。但他认为《词源》则有更大的包容性，《词源》更有批判地继承。虽然他们都是想建立一套作词的法度，但这种法度在《乐府指迷》中则太单一了，他只要求学清真一人，把其他人都排除在外。而张炎在《词源》中就认识了这个问题，在“自序”中就明白地讲到这点“所可仿效之词，岂一美成而已!”这个观点只是对《乐府指迷》表象的分析，没有思考到沈义父写《乐府指迷》的深意及在词学史上的意义，故得出的结论自然难以让人信服。

　　黄雅莉《从沈义父乐府指迷论词学接受诗学的影响》(台湾成功大学中文学报2007年4月)认为宋人的诗、词之辨在词学史上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它是词体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她认为沈氏立论之初衷乃是将诗学用以为逆向参照，试图建构出一套完全不同于诗学的理论体系，以显示词“别是一家”的独特风采。然而随着词由俗趋雅，他虽把“协音律”的要求强调得斩钉截铁，可是一涉及词的语言，立意，风格与情调等问题，便悄悄地与诗学精神联合为一，从而表述了自己求雅、求正、求含蓄的诗化的词学主张。黄雅莉从诗词合流的角度分析了《乐府指迷》的词学理论。词在南宋末期已经表现出明显的诗词合流倾向，这无疑影响到沈义父写作《乐府指迷》。分析角度新颖且有深度。但她没有深刻分析《乐府指迷》词学思想的核心，诚为缺憾也。

　　台湾有一篇专门研究《乐府指迷》的硕士论文，是台北市立师范学院包根弟教授指导的张于忻的2003年硕士论文《乐府指迷研究》，应该是对《乐府指迷》研究的优秀之作。张于欣认为《乐府指迷》并不是空谈理论之填词参考书目，而是有着丰富词学内涵的一部重要的词学理论著作。张于欣的论文分为作者生平、创作原则、创作方法、作家作品、后世影响等五个方面，这五个方面基本覆盖了《乐府指迷》的相关研究。张于欣考辩了沈义父的生卒年、《乐府指迷》的词学理论，分析深入精微，成就颇大。

　　另外有些研究宋代词学的硕博论文中有所涉猎。如社科院王维家2001年硕士毕业论文《宋代词学批评模式的嬗变》、新疆大学李燕2005年硕士毕业论文《唐宋时期的词学本色论》、南京师大高锋2002博士毕业论文《以词话为中心的宋元词论研究》等有所介绍，多是对《乐府指迷》的词学理论进行描述，缺乏深刻的解读与分析，突破性较差。

　　建国以来对《乐府指迷》的研究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不仅有关词学著作有了深入分析研究，而且出现了十几篇专门的论文，他们或是对《乐府指迷》进行思想的探析，或是与其他词学著作进行比较，或是分析当时诗词关系，还出现了两部专门的论著，成绩颇斐。但是这些研究仍存在不少问题，比如南宋末为何出现了如此多的倡雅主张，《乐府指迷》的时代意义及其词学史意义，都欠深入分析研究。

四 目前关于《乐府指迷》研究存在的分歧及主要问题

目前，学术界对《乐府指迷》的研究已经取得了较为可喜的成绩，但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仍存在分歧，还没有达成共识。下面我就有关《乐府指迷》研究存在的分歧之处及主要问题进行一下分析。

第一、关于《乐府指迷》的作者以及沈义父的生平事迹

关于沈义父的生平事迹，疑问还比较多。

　　最早引录《乐府指迷》的是元代陆辅之的《词旨》，陆辅之说:“沈伯时《乐府指迷》，多有好处，中间一两段，亦非词家语。”这是关于《乐府指迷》最早的记载。明代陈耀文编的《花草粹编》附刻的28条的《乐府指迷》提名沈义父著，直到清代中期很少有著作提到《乐府指迷》作者沈义父的生平事迹，如《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九十九集部五十二“沈氏《乐府指迷》一卷，大理寺卿陆锡熊家藏本，宋沈义父撰，义父字伯时，履贯未详。”《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九十九集部五十二“吴文英词条”谈到:“沈泰嘉《乐府指迷》称其深得清真之妙，但用事下语太晦处，人不易知。”《续文献通考》卷一百九十八经籍考:“沈义父《乐府指迷》一卷，义父字伯时，爵里无考，理宗时人。”这个“沈泰嘉”肯定指的是沈义父。

　　而相对于《乐府指迷》作者沈义父，一些地方志中却有对“沈义甫”的简介。(明)张昶辑《吴中人物志》卷七谈到“沈义甫，字伯时，吴江震泽人，嘉定十六年领乡荐，仕至南康军白鹿洞书院山长，以文鸣于时。”《(乾隆)震泽县志》卷十七“人物五”:“沈义甫，字伯时，少以文名。嘉定十六年领乡荐第五，为南康军白鹿洞书院山长，举行朱子学规，时称良师，久之致仕，归震泽镇。宝祐元年，建义塾，立明教堂讲学，以淑后进。又于堂东为祠，以祀王蘋，配以门人陈长方、杨邦弼，号曰三贤祠。(徐志云建明教堂，以祠三贤，误。此从墓志建之年，则见木香张氏族谱)隐然自任后传之意，学者称为时斋先生，卒年七十八，著《遗世颂》、《时斋集》行世。元初升义塾，为儒学，后教谕陈祐又绘义甫像于学云。(《张氏族谱》云陈祐于学宫旁立义甫祠)《(乾隆)江南通志》卷一百六十三人物志“宝祐初，里人沈义甫建明教堂，祀蘋，以陈长文杨邦弼配，皆其弟子也，义甫亦有名行，尝为白鹿洞书院山长，力行朱子学规。”清代潘檉章撰《嵩陵文献》卷一人物志一“沈义甫”条说:“沈义甫字伯时，嘉定中领乡荐，为南康军白鹿洞书院山长，举行朱子学规，时称良师，久之致仕，归震泽，建义塾讲学，以淑后进，又建明教堂，以祀三贤，隐然自任后传之意，学者称为时斋先生，卒年七十八，著《时斋集》、《遗世颂》行世，今列乡贤祠。”

　　在古代姓名中，“父”与“甫”往往是通用的。但这个也字伯时的沈义甫是不是就是写《乐府指迷》的沈义父呢?答案是肯定的。最早把震泽沈义甫与《乐府指迷》联系在一起的是《(乾隆)震泽县志》卷三十一撰述一中有“《时斋集》《遗世颂》《乐府指迷》沈义甫。”《(同治)苏州府志》卷一百三十八亦载:“沈义甫:《遗世颂》《沈氏乐府指迷一卷》《时斋集》。”清代丁丙辑《善本书室藏书志》“沈氏乐府指迷一卷，明万历刊本，沈义父伯时，义父仕履始末无考，惟据自题当为理宗时人，按苏州府志、吴江县志载义父号时斋，震泽人。嘉熙元年以赋领乡荐，为南康郡白鹿书院山长。著《时斋集》《遗世颂》。”后震泽翁大年于咸丰四年《乐府指迷》校本跋中说道:“沈义甫先生，我邑震泽人。嘉熙元年，以赋领乡荐，为南康军白鹿洞书院山长，举行朱子学规。致仕归，建义塾，立明教堂讲学，学者称为时斋先生。著《时斋集》《遗世颂》《乐府指迷》，见《江南通志》及《苏州府志》《吴江县志》。其《时斋集》、《遗世颂》皆失传。”

　　元代赵时远编孙锐的遗著《孙耕闲集》中有两首诗谈到了沈义父的一些情况，孙锐(1199－1277)，字颖叔，号耕闲，吴江(今属江苏)人。度宗咸淳十年(1274)进士，授庐州佥判。时元兵南侵，愤贾似道误国，挂冠归。端宗景炎二年卒，年七十九。遗著由友人赵时远于元至元十八年(1281)编为《孙耕闲集》。其中一首诗《上元夜送沈伯时赴南康山长》曰:“十载从游吾道南，山斋苜蓿淡子甘。飞鱼想得三台兆，待雪空余九丈函。席冷几番驯白鹿，罗传此夜赋黄柑。太平不日经筵召，好把麟书早晚探。”诗中称沈伯时赴南康山长，应该指的是沈义父赴白鹿洞书院的山长，又与《玄真子吟》后注引沈时斋语“义甫先世讬契耕闲久，且厚茲特晋拜，正坐久事，谒来平湖，得快夙愿，蒙示玄真子吟篇，语工韵险，勉强继和，乞恕不工，进而教之，幸甚!”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沈义甫字伯时，又或字泰嘉，号时斋，江苏震泽人。陈耀文在附刻《乐府指迷》时改“甫”为“父”了。后面的所有的《乐府指迷》的版本都来自陈本，所以都用“父”了。翁大年的说法是正确的。

第二、关于《乐府指迷》的性质

关于《乐府指迷》的性质的观点，研究者的结论可分为三种:一种主张是词创作的指导书。朱崇才《词话史》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六章第四节分析了论词四标准，认为《乐府指迷》举例说桃要用“红雨”、“刘郎”的说法遭到后人的批评是不准确的，“因为沈义父自己说了，《乐府指迷》只是为初学者举例而已，其例虽非确论，其理可进确论之列。”谢桃坊认为此书的重点是指示作词的方法，主要谈论了词的写作技巧、题材的处理和协律的问题。并认为讲的很实际，确能对初学作词者起到指示途径的作用。牛海蓉著《元初宋金遗民词人研究》主要分析了四条论词标准，并谈到了“沈义父对创作中应使用的技巧和应注意的问题都有涉及，都是创作的经验之谈，为初学作词者指示门径。”

　　第二种认为是词学理论著作。嵩尾肇子《词源与乐府指迷》认为《乐府指迷》是次于《词源》的一部词话，“量少的多，且缺乏组织性。”谢桃坊《中国词学史》在第三章南宋词论第二节专论了《乐府指迷》，他把作词四标准分析为:协律、典雅、含蓄、柔婉。并具体分析了后面的词条是怎样阐述四则的。最后谢先生肯定了《乐府指迷》在文学批评史与词学史上的地位与意义，但同时又认为这部书较为浅薄与缺乏理论价值，认为“沈义父却只纯从具体的写作技巧来讲词法，而且夸大了向前人作品学习的意义，过多的和错误的追求字面效果，以及取径狭窄，这样使其词法存在严重的形式主义倾向。”这样的结论虽然有一定道理，但有点过于左了，仍是建国以来的文学工具论的观点，是有失偏颇的。沈检江《词境论》“尽管代表了宋人词论的最高成就，却也暴露了它们存在着粗疏与偏颇，表现为缺乏理论的体系与论析的高度。真正的词论大观，包括对词境的全面深刻的探讨，要越过词学中衰的元代和明代，由清代词坛去实现了。”

　　第三种则认为此著作是理论与方法相结合。邹然的《文学批评史》概括写词四标准为“协律，典雅，含蓄、柔婉”，并认为“《乐府指迷》的另一个主要内容就是指示具体的作词方法，书中从章法、修辞、音韵三个方面详细的讨论了词的写作技巧，题材的处理与协律等问题，为初学者指示了较为实用而可行的方法。”丁放《金元词学研究》认为《指迷》是为“子侄辈”指示作词门径而作的，故书中所谈，主要是词的写作技巧，除“论词四标准”外，他还论及许多词人的得失，如柳永、康与之、姜要、吴文英、施岳、孙惟信等人。台湾张于忻《乐府指迷研究》谈到:“《乐府指迷》并不是空谈理论之填词参考书目，在书中亦以著名词人为例，以作为后人学习填词之范本。就书中所提，主要有周清真、康伯可、柳耆卿、姜白石、吴梦窗、施梅川、孙花翁、苏东坡、辛稼轩及周草窗，共有十人，除了苏东坡、辛稼轩、周草窗仅用于例证之外，对其他词家《乐府指迷》中都有相当中肯的评价。”

　　关于第一种主张，研究者的认识是清楚明白的。因为沈义父在第一条就提到“子侄辈往往求其法于余，姑以得之所闻，条列下方。观于此，则思过半矣。”沈义父在这里非常明确的提出了是为“子侄辈”讲课而作，是讲“作词之法”的，是沈义父指导新学学习填雅词的，所以沈义父遍论写雅词的种种方法和应该注意之处，书中先列写雅词之宗旨，又专论六家词人得失，剩下的22条则具体谈写雅词的步骤与注意事项，非常细致入微。比如沈义父认为:“初赋词，且先将熟腔易唱者填了，却逐一点勘，替去生硬及平侧不顺之字。久久自熟，便觉拗者少，全在推敲吟嚼之功也。”这样的填词步骤，有利于新学者入门，在“作大词与作小词法”条，沈义父认为:“作大词，先须立间架，将事与意分定了。第一要起得好，中间只铺叙，过处要清新。最紧是末句，须是有一好出场方妙。作小词只要些新意，不可太高远，却易得古人句，同一要炼句。”沈义父认为大词须先立框架的观点很重要，这也是为新学者作词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经验。

　　但是，也不能就只因此就说其是非常平常的写词教科书，因为《乐府指迷》里面渗透了沈义父的词学主张与思想，沈义父写《乐府指迷》时已经是五六十岁了，一生的阅历，不可能不融入到《乐府指迷》写作中。所以第三种观点较为客观。但是，就这样的结论来看，第三种观点仍然没有发掘沈义父的良苦用心。沈义父讲的所谓“知音”，所谓“音律甚协”，其实只是在强调词的“格律”，即所谓平上去入，这种对字声的强化其实是强调案头化词的写法，而不是按词乐填词，沈义父反对把词写成诗，也反对把词写成缠令、唱赚之体，都是对词体文学性的强调。所以沈义父是在词学史上第一次标举词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出现，词在这时，已经由音乐体裁过渡到了文学体裁。而这点，却是研究者所没有论述到的。

第三、论词四标准与此书是否是“吴文英家法”的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主要是三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乐府指迷》以周邦彦为宗。《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九十九集部五十二说“其论词以周邦彦为宗，持论多为中理。《续文献通考》卷一百九十八经籍考:“臣等谨案，是编只二十八条，寥寥不成卷帙，然其论词以周邦彦为宗，评解颇多中理，元明人之论词者往往祖其说焉。”丁丙《善本书录藏书志》曰“《乐府指迷》凡二十有八条，论词则宗周美成，颇多中肯。”

　　第二种认为此书是阐明吴文英家法的。如《乐志堂诗集》卷一，清代谭莹论词绝句“吴文英”:“四卷词编更补遗，梦窗词比义山诗。得君乐府迷能指，履贯谁传沈伯时”。蔡嵩云《乐府指迷笺释》前言谈到“宋末词风，梦窗家法，均得于是编窥见一斑。”吴梅《乐府指迷笺释序》把《乐府指迷》的词条与吴文英的词作相对比印证，如用唐人诗句入词，不直用古贤名字，不能多用虚字等四方面进行比较，认为二者具有高度统一性，并云:“虽谓此书为阐明吴词家法，亦无不可。”论证的颇为详细，论据充足，非常可信，吴熊和认为“吴文英同沈义父讲论作词之法，沈义父概括为四条。”方智范、邓乔彬、周胜伟、高建中的《中国词学批评史》认为《乐府指迷》固然说凡作词当以清真为主。其实直接所传者当为梦窗家法，并以吴梅先生的论点作支撑。马兴荣等《中国词学大辞典》《乐府指迷》条:“书中首先引述吴文英所论作词之法:‘音律欲其协’，‘下字欲其雅’，‘用字不可太露’，‘发意不可太高’。其余各则所论，实均以此四条为准则，详细阐明吴词家法，最后仍以清真词为旨归。”

　　第三种观点认为把论词四标准完全归为吴文英家法是不妥的。如丁放《金元词学研究》认为“论词四标准”是吴文英、翁元龙与沈义父在谈词时共同的看法，而不是所谓的“吴氏家法”，丁放《金元词学研究》认为:“论词四标准是吴氏兄弟之言”，似嫌武断。因为沈义父说了是“暇日相与倡酬，率多填词，因讲论作词之法。”是一起唱酬而参订的。

　　沈义父说“暇日相与唱酬，率多填词，因讲论作词之法。”吴文英《梦窗稿》丙稿有一首《声声慢和沈时斋八日登高韵》，可见沈义父也创作词，但因为现在沈义父的词作已佚，我们无从考论沈义父词作的风格特点，也不知道其与吴文英的词作有什么具体的差别。但是沈义父说“余自幼好吟诗。壬寅秋，始识静翁于泽滨。癸卯，识梦窗。”自己年轻时好吟诗，而遇到静翁与梦窗后相互讲论作词之法，可见《乐府指迷》写作时受静翁与梦窗影响颇大，而吴梅先生定是从此点出发而考察《乐府指迷》思想与吴文英词作的契合处，从而得出“虽谓此书为阐明吴词家法，亦无不可”的观点。同时沈义父又谈到“子侄辈往往求其法于余，姑以得之所闻，条列下方。”可见沈义父也肯定受到了当时词坛其他人物的影响。所以应该是沈义父主要借鉴吴氏兄弟的词学主张，而又受当时词坛风尚影响，加上自己的体会，规避词坛弊端而写出《乐府指迷》的。

第四、关于“词要协律”的理解

在这个问题上，有三种观点，一种是“律”指的词的音乐。以蔡嵩云为代表。蔡嵩云在《乐府指迷笺释引言》谈到:“全篇皆准此(指四标准)立论，盖音律关乎词之歌唱，律协则词可歌。”曹保合、刘根生《谈沈义父的典雅词论》(河南社会科学1997年第四期):“这四条法则，立脚点有两个:一个是词的演唱功用。为了演唱才写词，如果忽略了这一点，写出的词将难以为用。”他们认为词要协律就是要歌唱。

　　第二种观点认为律仅指四声，协四声就能歌唱。如洪□跋曰“词之为道，声音文字兼焉者也。末流失其家法而忘其本始，为词者但致力文字，不复措意于声音，盖在宋时已然，沈氏是以有指迷之作。其二十八条中言去声入声之用最详，后之言词者，奉以为金针而罔敢失焉。沈氏之于声音，可谓通其微者矣。”

　　第三种观点则认为沈义父虽然强调了词的四声，但沈氏默认词的可歌性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如顾易生、蒋凡、刘明今的《宋金元文学批评史》，分析到了南宋后期，词与音乐分离已成大势，张炎、沈义父虽然还强调词须协律，但已不可扭转大势，只能嗟叹了。沈检江著《词境论》(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认为沈义父《乐府指迷》和张炎《词源》以格律为框架，以词法为重点，在总结与反思中对词境作了深入的论证与探索。并认为《乐府指迷》与《词源》是宋词成熟期的词学论著。这两部被人称作格律词派的理论著作，从表面看是偏重于词律、格调，但实质上侧重于词法，而通过词法，又对词境作了深入探索。牛海蓉认为“为不知音津或粗识音律者，沈义父又为其依四声协律大开方便之门”。

　　这条比较难以理解，四声与音乐关系到底如何，是不是词辨清了四声就可以合乐歌唱了?我们认为沈义父之所以强调词须协律，只是在强调诗词之间的差别。沈义父以定四声而可歌的设想是不可能实现的，这只是保守者的一种折中。词须协四声，只是效仿周邦彦词的一种格律词的方法，是雅词派的一种要求。词至南宋末期，词的歌唱时代已经是一去不复返了。正如黄雅莉在《从沈义父乐府指迷论词学接受诗学的影响》谈到:“宋人的诗词之辨在词学史上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它是词体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沈氏立论之初衷乃是将诗学用以为逆向参照，试图建构出一套完全不同于诗学的理论体系，以显示词‘别是一家’的独特风采。然而随着词由俗趋雅，他虽把‘协音律’的要求强调得斩钉截铁，可是一涉及词的语言、立意、风格与情调等问题，便悄悄地与诗学精神联合为一，从而表述了自己求雅、求正、求含蓄的诗化的词学主张。”

第五、对苏、辛的态度研究

对苏、辛的态度研究，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是只是否定辛派末流的粗豪叫嚣，而没有否定苏、辛。顾易生、蒋凡、刘明今的《宋金元文学批评史》第三章宋代词学思想与理论批评中第六节看到了沈义父对豪放的批评仅限于不协音律，而没有否定豪放派的意气，认为原因就是吴文英也写一些较为豪放的词。丁放认为词要求“协律”，否则成“长短之诗”，这与李清照《词论》说东坡诸人之词“皆句读不葺之诗，又往往不协音律”的话完全一致，都是对豪放不谐声律的批评，但沈义父提出此点，主要是批评后学者，并末否定苏、辛之词。严祥林《论乐府指迷的词学思想》认为对于音律的恪守是沈义父的论词准则之一，他为以东坡、稼轩为代表的豪放派作辩护，指出豪放派同样遵循着叶律的规则，批评了近世之人不遵从音律的创作方法。李燕的硕士论文《唐宋时期的词学本色论》分析认为沈义父为东坡、稼轩所代表的豪放派词作进行了辩护，肯定了豪放词同样遵循“协律”的规则，批评了近世词人不遵音律的创作态度。

　　第二种观点认为沈义父是通过否定辛派末流的粗豪叫嚣而否定豪放词的。如曲德来《乐府指迷略说》“说苏豪放词不叶律，不豪放的词叶律。表面上谈词的协律问题，实际上他只承认叶律的不豪放的词，而否定不叶律的豪放词，就表明他崇婉约而拗豪放的主张和态度。”曹保合、刘根生《论乐府指迷的典雅词论》谈到:“沈氏认为，豪放词运意豪放不羁，所以往往不守律。而守律的，则往往是不豪放的词，如苏辛的那几首婉约词。这是从运意的是否豪放上寻求守律和失律的根源，从中可以看出他对运意豪放的批评态度。所以，沈氏说的“发意不可太高”，是针对一些豪放词而言的。”

　　沈义父说“近世作词者，不晓音律，乃故为豪放不羁之语，遂借东坡、稼轩诸贤自诿。诸贤之词，固豪放矣，不豪放处，未尝不协律也。如东坡之《哨遍》、杨花《水龙吟》，稼轩之《摸鱼儿》之类，则知诸贤非不能也。”这条沈义父首先说辛派末流不晓音律，故为豪放不羁之语，借东坡稼轩自诿，四标准第一条也强调主张词要协律，沈义父在这里用意是否定不协律的，而不是刻意来否定豪放词的，但同时沈义父又举如东坡之《哨遍》、杨花《水龙吟》、稼轩之《摸鱼儿》这些刚柔相济，寓豪于婉的词作，又可以与“发意不可太高，高则狂怪而失柔婉之意”相发明，所以第一种观点较为合理。

第六、《乐府指迷》与《词源》关系问题

关于二者关系，从明代时书名就开始混乱。沈义父《乐府指迷》的版本情况前面已经介绍清楚。下面努力试图说明张炎《乐府指迷》的版本情况。

　　按张炎《词源》在元明时未见著录。明代祁承爜撰《澹生堂藏书目》载:“《乐府指迷二卷》，张炎。”清代倪灿《宋史艺文志补》载:“张炎，《乐府指迷》二卷。”《四库全书总目》卷二百集部五十三又载:“陈继儒《续祕笈》载此书，题曰:西秦张玉田。《续祕笈》所刻，以此书为上卷，而以陆辅之所续为下卷。”《续文献通考》卷一百九十八经籍考载:“张炎，《山中白云词》八卷、《乐府指迷》一卷。”又载:“《词旨》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元陆辅之撰，辅之有《吴中旧事》已著录，是编陈继儒《续祕笈》中，以为《乐府指迷》之下卷。”可知陈继儒收入《续秘笈》的本子是合《词源》与《词旨》为一书的两卷本《乐府指迷》。《澹生堂藏书目》所著录的本子亦应为《续秘笈》本。据《(雍正)浙江通志》卷二百五十三载:“《乐府指迷》一卷，《说郛》，张炎撰。”这个一卷本只见前面目录，后无原文，故不知其渊源流变。又据《四库全书总目》卷二百集部五十三载:“《乐府指迷》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旧本题宋张炎撰。”此本为四库馆臣发现陈继儒下卷为陆辅之《词旨》后，把《词旨》分离出来，但仍称之为《乐府指迷》，附于《山中白云词》后。清代丁仁撰《八千卷楼书目》卷二十集部《乐府指迷》一卷，宋张炎撰，亦源于四库本。

　　《乐府指迷》混乱的情况，直到阮元发现元人刻本而澄清。据清代丁丙辑《善本书室藏书志》卷四十“《词源二卷》精写本，自明陈继儒改窜炎书，并袭沈义父《乐府指迷》之名，刊入《续祕笈》中，遂失其真。仪徵阮元抚浙时得元人旧本。”阮元发现元人旧本，此本题名为《词源》，后附于揅经室外集，秦恩复于嘉庆庚午年(1810)复刻该书。陈廷焯《白雨斋词話》卷七载:“玉田《词源》二卷。上卷精研声律，探本穷源，绘图立说。审音者执此以求古乐，不难矣。下卷自音谱以至杂论，选词不多，別具只眼，洵可为后学之津梁。陈眉公误以下卷为《乐府指迷》。云间姚培谦、张景星辑为《乐府指迷》一卷，而删其十之二三，盖仍眉公之误也。”清代黄虞稷撰《千顷堂书目》卷二载:“张炎《乐府指迷》二卷。”《词学集成》卷五“诒案:后之论词与作者，皆不能出《词源》所论之范围。秦敦夫恩复刻是书，跋云:词源一书，元明收藏家俱未著录，故见者少。虽陈眉公《秘笈》载半卷，以为《乐府指迷》。又以陆辅词旨为《指迷》之下卷，承讹袭谬，几乎佚逸。万氏红友、朱氏竹垞俱未言及，其未见此书可知。”《皕宋楼藏书志》卷一百二十集部载:“揅经室外集《词源》二卷，宋张炎撰。炎有《山中白云词》，四库全书已著录。是编依元人旧钞影写。上卷详论五音十二律，律吕相生以及宫调、管色诸事。厘析精允，间系以图，与姜白石歌词《九歌琴曲》所记用字、纪声之法大略相同。下卷历论制曲、句法、字面、虚字、清空、意趣、用事、咏物、节序、赋情、离情、令曲、杂论、五要十四篇，并足以考见宋代乐府之制，自明陈仲醇改窜炎书，刊入《续祕笈》中，而又袭用沈伯时《乐府指迷》之名，遂失其真，微此几无以辨其非，盖前明著录之家自陶九成《说郛》广录伪书，自后多踵其弊也。”清代彭兆荪《小谟觞馆诗文集》载:“词源一书，为之总统。考玉田元本，上下分编，世传《乐府指迷》即其下卷。自明陈仲醇《续刊秘笈》妄析全书之半，删改总序一篇，袭用沈伯时《指迷》之称，移甲就乙，由是词源之名伪为子目，疑误后学，重诬古人，真孰甚焉。”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卷十二载:“词盛于宋，宋人论词精湛，莫过乐笑翁《词源》一书，以淡生居士刻本为善，考诸家所刻，《乐府指迷》即此书之下卷，而此书实名《词源》，不宜与沈伯时相混。”

　　张炎的词学理论著作终于被揭开面纱，后之学者不再以《乐府指迷》冠名。而代之以《词源》二卷。清代版本有阮元揅经室外集《词源》二卷本、嘉庆庚午秦恩复刻本，道光戊子词隐老人刻戈载校本，蔡嵩云《词源疏证》本等。

　　二者相混淆的原因，很可能因为二者的相似。二者不仅体例，而且内容都惊人相似。沈义父的《乐府指迷》产生的更早一些，因为:第一、沈义父在第一条中谈到“子侄辈往往求其法于余。”沈义父是写给当时子侄辈学习用的，所以应该是四十、五十多岁时所作，而沈义父南宋理宗嘉熙元年(1237)以赋领乡荐，淳祐二年(1242)在南宋都城临安认识词家翁元龙。次年，经翁元龙介绍认识吴文英，探讨作词方法。所以创作时间应该不晚于宋理宗开庆、景定年间。据夏承焘先生考证，张炎《词源》写定于元延佑年间即1300年以后。第二、从张炎弟子陆辅之《词旨》中引述沈义父《乐府指迷》情况来看，应该是张炎先看到了沈义父的《乐府指迷》自己也就开始著书立说。《词源》下卷体系与内容承袭的是沈义父的体系，但张炎进行了总体的提升，《词源》的词论明显比《乐府指迷》的观点高明。王雨容《乐府指迷及词源的论词范例之比较》一文虽然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比较，但不够深入，仍需进行细致分析，以期得出更为深刻的观点。

第七、《乐府指迷》地位问题

在《乐府指迷》的地位问题上，主要是两种观点，一种否定《乐府指迷》的地位，认为它是一部非常浅显，没有系统理论的词话著作。以谢桃坊为代表，他在《中国词学史》认为这部书较为浅薄与缺乏理论价值，认为“沈义父却只纯从具体的写作技巧来讲词法，而且夸大了向前人作品学习的意义，过多的和错误的追求字面效果，以及取径狭窄，这样使其词法存在严重的形式主义倾向。”刘永济《词论》谈到:“故沈伯时斤斤于用事、用字，而词亦衰矣。”

　　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此书具有相当的价值，以肯定为主。这种观点在《乐府指迷》的研究史中占了主流。如陆辅之认为:“沈伯时《乐府指迷》，多有好处，中间一两段，亦非词家语。”朱彝尊《曝书亭集》卷第四十序《群雅集序》谈到《群雅集》把《词源》与《乐府指迷》置于卷首，并认为是“学者睹此，何异过渉大水之护舟梁焉”，查礼《铜鼓书堂遗稿》认为《乐府指迷》深得词家三昧。他谈到“词不同乎诗而后佳，然词不离乎诗方能雅。昔沈义甫评施梅川词云:梅川音律有源流，故其声无舛误，度唐诗多，故语雅淡。义甫斯言深得乐府之三昧者。”《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九十九集部五十二说“然篇页寥寥，不能成帙，故世无单行之本。此本附刻陈耀文《花草粹编》中，凡二十八条，其论词以周邦彦为宗，持论多为中理。惟谓两人名不可对使，如庾信愁多、江淹恨极之类，颇失之拘。”蔡嵩云认为《乐府指迷》与《词源》是宋代词话的双峰。方智范、邓乔彬、周胜伟、高建中的《中国词学批评史》亦采纳了蔡嵩云的观点。吴梅序曰:“沈义父曰凡作词当以清真为主。又云:梦窗深得清真之妙。近半塘、彊村辈，揭橥正鹄，历梦窗以达清真，实胎原于沈氏。……嵩云独持巨眼，谓宋末词风，梦窗家法，均与是编窥见一斑，此则大获我心。”严祥林的《宋代词话的美学研究》认为从词话的发展历程看，《乐府指迷》实际上和张炎《词源》作为宋末的词话的双峰对峙，构筑成宋代词话的一座结构完整的理论大厦。认为沈义父提倡的雅不局限在语言传达的意义上，而是包括语言表达在内的整个词作的思想意蕴，还认为“论词以某一家为准绳的思维方式并不十分合理，但确立一个具有代表性或典型性的艺术类型或审美风格，作为创作的借鉴和仿效的标准，从创作实践上看，存在某些合理性。”

　　第二种观点无疑较为客观，但仍然不够深入，缺乏理论高度。《乐府指迷》的词学价值及地位直到现在还没有得到深刻的认识。

　　其实沈义父撰写《乐府指迷》具有非常良苦的用心。

　　首先，沈义父第一次标举词为独立文体。《乐府指迷》对词的结构、作法做了规范，对雅词作法的原则、技巧、要求、注意事项进行了大量的探讨。这些关注都是词的文学的一面，正说明当时词体已非常案头化。词已经由音乐体裁而变成了一种文学体裁，词体开始真正作为一种文学形式而独立于诗、文、小说、史传等文体之外。

　　其次，沈义父第一次对北宋雅词进行了理论上系统的总结。他标举周邦彦词，遍论雅词的创作、风格和题材，得出“协律、典雅、含蓄、柔婉”的词体本色理论。周邦彦词恰是北宋词的集大成，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把握了周邦彦，也就把握了北宋词学理论的核心。沈义父敏锐的发现了周词的理论价值，并加以深刻挖掘，对周邦彦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总结，结论客观深刻，《乐府指迷》的词学理论在当时代表了北宋词学理论的最高成就。

　　再次，沈义父在理论上确立了“南北宋之争”中的一极，沈义父推尊周邦彦，张炎确立姜夔为词学新典范，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沈义父《乐府指迷》是对北宋词理论的总结，而张炎《词源》则是对南宋词理论的开掘。到了明清，南北宋之争呈现出词派之间的变化。南北宋词之争持续了数个朝代，沈义父无疑开启了南北宋词理论之争的先端。

　　总之，相对于宋代其他两部词话《词源》与《碧鸡漫志》，《乐府指迷》的研究比较薄弱，其词学价值意义远没有揭示出来。众多的著作或论文的论述多停滞于描述阶段，缺乏较为细致深刻的文本解读与研究，关于沈义父的生平事迹、《乐府指迷》的“雅”词观，《乐府指迷》与《词源》的承接关系，《乐府指迷》的时代意义、词学史意义及《乐府指迷》的词学思想研究的都很不够，对后世的影响亦欠深入挖掘，这些都有待于我们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