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是现实生活的反映，也是时代忠实的记录者，《草木不言》的主要人物都生活在社会底层，人活一世可能都会遇到苦难与不幸，但对于底层人而言，当遇到苦难和不幸的暴击时，更多的是让苦难和不幸的重轭悄无声息地压在肩头，默默地忍受，但是难以言说的人生苦痛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相反会逐渐化为内心的伤疤，和着悲伤和无助的泪水在心里流淌。但尽管现实人生已然不堪，在忍受苦难之时，他们依然用自己的微薄之力来安慰、解救另一些生活不幸的人们。《草木不言》里的底层人就是如此，车老板于喜祥会故意将玉米落在地里让以捡粮为生的“山东婆”（赵绣凤母亲）能多拾些；段柳绵竭尽全力帮助赵绣凤一家，甚至不惜性命。而在这个底层的群体中，赵绣凤的特别在于苦难和不幸降临后她是无声的反抗，进而将一切委屈转化为生活的动力，在苦难中坚强地生活。赵绣凤有着卑微的出身，她是家里的第三个女孩，因为不是男丁，出生后便被抛弃在碾磨坊里，幸好姑姑和姑父收留得以幸存。不幸的是十二岁那年姑父得重病，因为苏北太过贫穷，姑父死后，十三岁随姑母来到黑龙江方正县三门于家村。十八岁经罗老二介绍嫁给比她大近二十岁的且有哮喘病的罗全，婚礼潦草完事后才发现所嫁之人非嫁前所见之人，虽然自己心有不甘，但她还是认了命，并且还是努力和罗全过上了简单的生活。她和段柳绵的一段感情是赵绣凤一生的意难平，大概也是读者的意难平。段柳绵对赵绣凤是一见钟情，无奈那天他只是替忽然哮喘发作的罗全相亲，此后他对赵绣凤一半是爱情一半是愧疚，经历了赵绣凤采蘑菇麻达山一事后，两人的感情突破防线，但这段感情随着段柳绵的牺牲而结束，徒留“绵绣河山”成为赵绣凤心底永远的烙画。
“女性与自然”作為一种修辞或表意系统，已经成为中国文学常见的象征符码，生态女性主义者认为，“女人是更契合大地、更为植物性的生物，一切体验都更为统一，比男人更受本能、感觉、爱情左右，天性上保守，是传统、习俗和所有古旧思维形式和意志形式的保护者，是阻止文明和文化大车朝单纯理性的和单纯‘进步的目标奔驰的永恒制动力。”[1]赵绣凤是无声的不言者，小说中除了关于自己身世的讲述，来到野鹊岭的人生经历几乎都是我从马小伟处的道听途说，最多在大家和她开玩笑时，她只是极不自然地说句“去你奶奶孙子的”，而印象最深刻的话还是那句，“山里的东西都这样，在山里的才是最原始的，新鲜的，一出山，就变味了。”廉世广致力于对底层人物困境人生的书写，在生存的各种磨难中凸现复杂的人性，以及她们对自然更为虔诚的态度，比如“赵绣凤春季里上山，在路上一个车辙沟里，发现一摊蛤蟆甩的籽（产的卵），那是成千上万条生命啊……她摘下头巾，铺在地上，用手把黏糊糊的蛤蟆籽捧到头巾上，然后兜起来，走几里路，把它们放到河泡里。那一刻，她仿佛看到成千上万颗蝌蚪在自由地舞动”。女性在大自然面前，表达出一种本真的天然的情感，伤痛和仇恨会在自然中获得平息和抚慰，自然成为女性的心灵避难所。廉世广是一位有社会责任感和生态良知的作家，在他的很多小说中，在对底层叙述中，穿插了对生态问题的反思。他善于将个体在现实社会中的生存困境与对世界上所有生命的终极关怀联系起来在作品中加以表现，这体现了作家对社会精神危机和生态危机的思虑之深，忧怀之广。
赵绣凤是被时代列车抛在社会边缘的底层群体中的一个，艰难困厄是其生活的常态，窘迫的生活中也曾哀怨忧伤，但最终还是选择坚强乐观面对，只是曾经的伤痛难以忘却但不愿再提起。分享不到时代快速发展带来的便利或者也是不愿意投入时代发展的激流，但对善良正义的坚守从不妥协，赵绣凤选择一个人主动留在野鹊岭林场，孤苦而又充满暖意的生活着。《草木不言》书写了底层人生存的艰难和他们在苦难中的吁求以及对良知与正义的坚守，同时也表达了作家对发展中带来的一些问题的忧虑。“真正有思想、有血性的作者，写作不只是一种姿态，还是作者守护和忠于自己内心和灵魂的方式，面对每一种生命发出的声音，哪怕是最卑微、最无助、最弱小的存在，作家也会用心去倾听。除了自身的道义和良知，还由于在他们的写作背后有着巨大的支持，这种支持来自人类生存的共同需要，来自人性的呼唤，来自人类在自身历史发展中无法遗忘的生命感和归属感。”[2]
注释：
[1][德]马克斯·舍勒.资本主义的未来[M].上海：三联书店，1997：89
[2]薛桂梅.生态文学与文化[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8：52
作者简介：孙胜杰，女，汉族，黑龙江哈尔滨人，文学博士，哈尔滨学院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访问学者，主要研究方向为地域文化与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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