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不群

　　我应该老老实实地承认，我的写作老师是卡夫卡。写下这句话，意在表明我对以其为代表的这一伟大文学传统的尊崇和追随。然而，细细品味，我不安地发现这句话透露出的却是无知和狂妄。于是我将它修改为：我的写作老师是卡夫卡，但我不是他的学生。我只能暗地里把自己当作他的弟子，这样我的写作似乎有了源头和无数次失败的理由。齐奥朗说：“一个雪莱、一个波德莱尔、一个里尔克，却是在我们身体最深刻的地方起作用，我们会像吸纳一种恶习一样，把我们吸纳进我们自己。”卡夫卡正属于这样一类作家，他不是简单地改变我们的审美、我们的观念，他改变的是我们的血液和身体。我也正是如此这般将卡夫卡吸纳进我的身体，虽然也许只有万分之一，但却像一块镭，放出巨大的能量，足以使我大胆地拿起笔写下自己的文字。

　　卡夫卡曾说过：“文学力图使事物显得令人愉快，讨人喜欢，而诗人则被迫要把事物高举起来进入事实、纯洁和永恒的领域。”作为一位把小说当做诗来写的作家，卡夫卡从不妥协，他总是以直接面对绝对之物的精神姿态来对待写作，他的作品带给我们的是内在的破碎，精神的震惊，无畏的探索，这也是我学习写作所追求的目标。在《歌唱与其他》这篇小说中，我想要表达的是对自我的追寻与自我的迷失是同步展开的，一个为另一个提供了契机，而爱情是其中根本性的力量，更广大的力量，它甚至超越这两者。不，也许我概括得并不准确，也许我在提起网的时候而把鱼儿全都给漏光了，它们正在读者的手中活蹦乱跳。即使如此，这无疑也是美好的，也是我的荣光。因为将一篇有着特定生理结构、特殊体温的小说，抽象为一句话，这根本就是一种虚妄。

　　随着历史总体性的结束和神性的远去，现代人面临着日常生活的一地鸡毛和精神性空虚的双重夹击，文学作为一种创造，它的任务不仅仅在于将一种生活范型或人格样式带到大家面前，更重要的是作者的写作行为本身所透露出的那种自由本真的气息。当我写作这篇小说时，我像对待一个年幼的生命一样，力图减少对它的限定和预设，任其自由生长。当我拿起笔，我几乎只有一个最终的目的地，而中间要怎么走、经过哪些车站，我几乎完全没有预想。写作过程中，思绪如流水泻地，自由奔流，新的想法、新的意念不断闪现，从一条水系上长出了新的支流、新的水泽，从而哺育出一片广阔幽深的地域。这就像国画上的一棵树，从树身上长出了枝桠，枝桠上又分出新的枝桠，不断向着纸面上的空白延伸。这些小小的枝桠如同感觉的触突，将即时新鲜的直觉、突然的顿悟与历史之感、心灵之叹结合在一起。在这样一种向着未知不断生长、不断嗅探、触摸的过程当中，主体的自由精神如动脉之中的氧气，它既是被运输之物，又使生命机体顺畅呼吸，显得神采奕奕。俄国作家维克多·什克洛夫斯基说：“词使受挤迫的心灵自由。”这正是我从写作中所感受到的最美妙之处，而写作本身带给我的这美妙礼物，我很乐意将它转赠给其他人，使它增殖，在所有有幸相遇的心灵上串联起一个共同的精神性空间。

　　在我生活的城市，有着众多纵横交错、曲折蜿蜒的小巷子。它们从一条主干道上长出来，就无限地生发开去，几乎没有尽头。当人们顺着它走进去，一条巷子的结束，是另一条巷子的开始。你越往前走，就会打开无限多的未知，无限多样的风景，你不知道与你迎面相遇的是一段精致的园林花窗，还是一处爬满墙头的锦绣蔷薇，又或者是一座沉默的老桥，正等着你把脚踩在它身上，用新鲜的震动把它唤醒。我常常漫无目的地游荡在这些小巷子中，随行随止，自由散漫，我所希望的是读者也会像这样来穿越这一篇小说。

　　在我看来，文学与世界的关系应该是一种审美、修辞的关系，而不是认识、审视的关系。如此一来，世界和现实可以继续葆有它的丰富与坚硬，而文学也不失它的超越与自由，它们相互平行，相互映照，如同天空与河流的对视。我愿呼唤读者与小说中的人物一起生活，不是去认识，而是去体验。无可置疑的是当下的生活已经越来越内在化了，人们一边在表露自己，一边却又藏得更深。在这种情况下，用一块平面镜已经无法反映出它的真实面貌，必须用一根内窥镜，深入到机体的内部，查看器官的蠕动、血液的流向、隐秘的生长，才能探知些许真相。我执拗地将小说的故事性降低到了最低限度，力图将人们对表象的注意力转移到对人物内心的变动和纠缠上来。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叙述、记录也许是远远不够的，它们仍然是表象性的，不能突破现实的包装膜，所以我引入了隐喻与象征，突转与惊异，混沌与危险，利用这些文学杠杆性的手段，牢牢守住一个精神的支点，如隔山打牛一般，勇敢地、无情地实现更深的进入，将现代工业时代包装膜封存下的心灵现实呈现出来。

　　我写下了一个小小的现代精神图像的寓言，它无疑是幼稚的，但也許是新鲜的，它还在生长，只有当它走到读者那里时，它的生长才告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