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 坚

白话，那就是写作！？

白话文来自身体、日常生活、口语、大地的原始力量，随意、瞬息即逝、无意义、粗俗、野蛮、平庸、非道德、辞不达意、下流、无拘无束、不讲道理、当下、现场、说过即忘、一次性、生动、具体、细节化、方言、野怪黑乱、泥沙俱下……白话是无数个人的语流的汇集，它有一种整体力量，它还没有通过天才个人的杰出的写作建立起一系列的文本坐标，对整体形成某种个人话语的经典范例和标准。《红楼梦》当然是白话写作的典范，但太有限了。在白话世界中要建立起雅的规范尚需要时日。白话文对突破古代雅驯导致的语言暴力非常关键，但也容易将这种整体性力量意识形态化，成为新的暴力。写作是自由的，白话，那就是写作！这使得雅在漫长的古典写作上建立起来的写作上的专业性、权威性被取消了，白话如滚滚洪流，越过汉语的大雅之堂，只要是白话的，那里就是好的。好的标准不是写得如何，而是它是否投奔了自由。阅读中国“现代文学史”，我发现，主要是“立场正确”、“题材有力”的历史。
　　但客观化的后果也很严重，过度的客观化使诗词完全脱离了神话，取消了天才，成为被彻底雅驯的知识分子庸人的修辞游戏活动，就是胡适所痛斥的“今之学者，胸中记得几个文学的套语，便称诗人。其所为诗文处处是陈言烂调”，甚至被士大夫阶层作为博取功名的工具。诗在唐代达到高峰，这个伟大的高峰的奥秘在于，它对神话和雅驯都不即不离。李白被称为仙人，其写作的动机却是“大雅久不作”。宋是雅驯完成得最完美的时代，之后就永远式微了。卡西尔的《语言与神话》从对西方逻辑语言的理性暴力的怀疑出发，他肯定“神话”对理性语言的拯救性力量，但中国的情况是，我们不仅知道神话在保持精神自由和想象力上的原始优势，我们也知道，如果隐喻、象征玩得过头，客观化的结果是使它们的成为工具。福柯先生说，理性就是暴力。我可以说一点，非理性的象征、诗意一旦理性化，它也是窒息生命的暴力。八股诗歌就是最好的例子，它复活的就是神话的整体性力量，模式化的作诗取消了个人创造性和天才的存在。形式完全死亡了，僵化了，仅仅为了表达一个意义。这个意义是集体意志，政治正确，比如对皇帝的歌功颂德。

在集体抒情中，存在的是集体而不是诗

中国过去的诗歌史我记忆犹新，集体抒情最后往往成为超越并摧毁诗歌的绝对正确、绝对道德的力量，而诗歌本身不存在了，在集体抒情中，存在的是集体而不是诗。所幸的是，“文革”时代的那种集体抒情，最近三十年越来越少见，使习惯于将那种集体抒情视为诗歌的读者们很失望。其实某些人呼吁的所谓“诗歌复兴”，就是集体抒情的复兴。对于我个人来说，如果1966年以来的集体抒情重新复活，那是比地震更可怕的灾难。
　　“艺术似乎是个别人的才能，而不像语言那样是普遍的才能。”“每一个成功地表现了自己的思想或情感的人都是一种诗人。我们本来都是抒情诗人，然而字词的表达，通过语言符号的表现并不同于抒情的表现。”“表达感情的能力并不是一个特殊的而是一个一般的人类禀赋。一个人可以写出一封激情洋溢的情书，可以诚实诚恳地表达出他的感情。但他并不单单就因为这个事实就成了一个艺术家。即使他采用诗体，他也并不因此就成了一个诗人。”（卡西尔）

召唤隐匿在语言中的无

一个诗人仅仅会言志抒情是完全不够的，利用汉语来抒发激情，表达决心、志气、态度简直不需要什么语言天才或特别的学习训练。语言的普遍功能（“表现本身并不是审美过程，而是一般的生物学过程”[卡西尔]）对个人写作毫无意义，诗歌天才恰恰是那些对汉语的普遍诗性、隐喻习惯感到厌倦的人。
　　汉语原始的隐喻、抒情功能其实已经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模式，一个工具，个人不需要个人的天才创造，只需要日常性的运用。
　　对专业诗人来说，语言不是工具，语言就是存在本身。在专业诗人那里，语词就是颜料、石头、沙，是土壤、种子、树林、河流,语词就是世界，是构筑诗的基本物质。语言不是一把收割了稻子就闲置抛弃的镰刀。“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在选用其媒介的时候，并不是把它看成外在的、无足轻重的质料。文字、色彩、线条、空间形式和图案、音响等等对他来说都不仅仅是再造的技术手段，而是必要条件，是进行创造艺术过程本身的本质要素”。（卡西尔）
　　诗的创造是语言的一种“无”化过程，诗人就像一个通灵者、一个巫师，通过对语言的神秘组合，创造出一种语言无迹可求的“无中生有”。现代诗人与原始部落的巫师不同在于，巫师将“无”记录在甲骨上，无呈现于文（纹）中，而现代诗人则要从语言中召唤无。召唤隐匿在语言中的无。神话是无的第一个召唤者，诗是无的第二个召唤者。神话的时代已经结束，我们继续着诗的时代，今天的危险是，好像诗的时代就要结束了，但召唤无的那个继任者并没有出现。有无相生，如果无不再出场，这就是中国世界的末日。
　　诗把语言从它的“有用”中解放出来。只有在无用中，语言才获得真正的自由。这个无用，就是在最高的无上被普遍地用于世界，引领世界的精神活动，保持世界对“无”的敬畏。
　　四川汶川的大地震，无又一次呈现了它的原始力量。我们又一次意识到无的存在，心痛，流泪，是由于无出场了。
　　无就是诗意，大规模的集体抒情是因为诗意的出场。
　　无被世界的无休止的“有”遮蔽着，只有诗保管着它，诗提醒我们无的存在。
　　有是变化，无是不变。
　　汉语的“无”，在我看来，是比印度教的湿婆、梵天，佛教的佛陀，基督教的耶和华，伊斯兰教的安拉以及各式各样的萨满教的神灵更具神性的东西，它绝对地不诉诸于任何偶像，它就是无，当我们有，我们就感觉到它的存在。诗也许是这个“无”的唯一化身。

“有意义”的写作在20世纪一直甚嚣尘上

“雅”的建立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是无数个人写作的积累，雅作为抽象标准的另一面，是千手观音的无数只具体的手，联系着一个个诗人的文本。在20世纪白话文的“雅驯”尚需时日，如何写是次要的，写什么是当务之急。如何写，在高蹈的、追求真理、主义的20世纪往往被视为庸俗的写作。写什么会将你领到“比你较为神圣的”上帝般的光环下。当代汉语诗人写作中普遍流行的“生活在别处”，也是一个很有题材优势的“写什么”。如果不在乎写的是什么，只是如何写本身的创造，那么写作常常是“毫无意义”的。如果不在乎意义的高低贵贱，此是彼非，无意义的写作往往是随流赋形，什么有感写什么，所以写不“重大”，总是陈芝麻烂谷子，被批评家视为“世俗”“市民”。“有意义”的写作在 20世纪一直甚嚣尘上，“文革”创造了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最有意义的写作，白话文这个潘多拉盒子里的原始力量得到了充分的解放。在进步的意义上，“文革”确实使白话文合法化了，而文言文成为非法。这一语言革命的推动力量，就是通过普通语言的抒情言志功能发动的集体抒情。
　　集体抒情充分发挥了神话的优势，个人瞬息之间的感受，被整体化，最后成为权力意志。整体的权力来自它一旦形成就总是绝对正确的，错误永远来自局部、个别。我们从不会质疑一个大海整体的正确，我们指责的只是某些岛、某些浪头。卡西尔指出：“这样一个神，就其根源而言，就是瞬息之间的创造物；如果说它的存在依赖于某种完全是具体而个别的、并且不断重复的情形，然而，它却获得了某种实体性，从而把它高抬到远离产生它的偶然条件上。”“一个知道神的名称的人，甚至会被赋予该神的存在和意志的力量。”“上帝是一种精神的‘存在’，他先思想世界而后创造世界，而语词是他用来表达思想的手段和创造世界的工具。”（卡西尔）“文革”中神话思维的复活和汉语在20世纪反复出现的集体抒情并非偶然的，其实他有着语言上的深刻原因。集体抒情使白话文全面合法，因为集体运用的是语言的普遍功能，这是个人写作永远做不到的。但另一方面，集体抒情也往往被道德化，成为消灭个人写作的暴力机器。胡适先知，他的语言革命宣言没有引导“写什么”的大方向，而是“如何写”的具体，甚至“不用典”。他也许预感到潘多拉的魔力。

诗是自在的，它不是一个工具

其实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所谓“第三代诗人”已经意识到这些，韩东提出“诗到语言为止”，我提出“拒绝隐喻”，杨黎的废话，无不来自对汉语尤其是20世纪的汉语环境的深刻感受。
　　我提出拒绝隐喻，就是对汉语的原始隐喻、神话思维这个惯性的反思，只有拒绝这种手到擒来的、已经成为陈词滥调、适合集体抒情的、生物学过程般的“普遍隐喻”，个人创造的、具体的隐喻才会在汉语中复活，也就是卡西尔说的“唯有当它（语言）不再被认作神话——魔法形式而被认作是一种特殊类型的表述时，才能获得纯再现的，特别是‘审美的’功能”。
　　我们在80年代就意识到，诗是自在的，它不是一个工具。而工具化的写作在那时是汉语写作的主流，写作成为宣传活动的一部分顺理成章。斯大林的这个理论——“语言是工具和武器”，一度被视为圣经。诗人被视为掌握着武器和工具的人。“诗到语言为止”真是石破天惊！说出了一个古老的常识，却是我们时代的可怕真理。诗人放弃了武器、工具，也就放弃了权力，他们由于不再“有用”而被冷落。当代对诗歌的冷落其实是从对第三代诗歌的冷落开始的，读者们不喜欢“诗到语言为止”。
　　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孔子难道不知道鲤是会说话的吗？他的意思其实是，诗是一种更自觉主动的语言。写作是从世界中出来。
　　仲尼曰：“言之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之不远。晋为伯，郑入陈，非文辞不为功，慎为辞。”（《左传·襄二十五年）在这里，孔子强调的是“言之无文，行之不远”。显然，孔子意识到可以“足志”的言与“文”的区别。也就是一般性的抒情言志与更为持久的“文”的区别。文就是专业写作。“慎为辞”，就是对如何写，说法的重视。
　　20世纪后期复活的中国现代诗歌的现代性和先锋性在于，拒绝这种工具性，诗就是诗。
　　在 20世纪以来的中国写作中，“作家——艺匠”的意义更在于，它是对集体抒情这种“玩票”的根本拒绝，这种拒绝不仅仅只是写作技艺，而是对一种历史的拒绝。

诗歌被冷落，是因为它坚持了“无用”

三十年，新诗是否已经与汉语普遍的抒情功能拉开了距离，建立了一个独立的以个人手艺、语言独创为基础的庙堂。“一切伟大的诗人都是伟大的创造者……他不仅有运用而且有重铸和更新语言使之成为新的样式和力量。意大利语、英语和德语在但丁、莎士比亚和歌德生时和死时是不同的。”（卡西尔）传统的雅被摧毁了，但雅依然是汉语的最高标准，我们要做的只是在我们时代的现实语言中复活它，重建雅的庙堂。
　　与人们欢呼的诗歌正在复兴不同，我很担忧，我在80年代就感觉到，“诗人”因为要么无病呻吟、要么豪言壮语、要么浅酌低唱的抒情活动而在越来越务实的现代社会中成为轻浮一族、不务正业的代名词，今天看来，这个趋势恐怕将更为严重。
　　在我们时代，诗确实面临着巨大的危机。这种危机不是来自诗由于“无用”而被读者冷淡，恰恰相反，而是来自诗人自己对“无用”的怀疑和动摇。这个时代衡量一切的尺度都是“有用”。诗歌被冷落，是因为它坚持了“无用”。今天诗的危机是汉语五千年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古老的、建立在诗性上的汉语今天正面临着毫无诗意的、取消地方性、抹平生活细节的的全球化商业平台的巨大威胁。诗的边缘化，其实是中国作为地方这个文化传统本身被边缘化的前兆。汉语诗性、非工具性正在经受最严峻的考验。我们是1840年以后的诗人，必须牢记这一点，这其实是一个使命。先知王国维投湖自沉，已经暗示了这一使命之艰巨。

雅驯必须不断突破，但雅不能抛弃

我曾经一度也自命是先锋派诗人。但最近几年，我越来越对“先锋”持怀疑态度。在20世纪，先锋其实就是一种暴力。据说，法国诗人波德莱尔在1862年到1864年的一本个人的笔记《我赤裸的心》中提到了“先锋派文学”这个词。在法语中，先锋是一个军事术语。然而，波德莱尔的诗歌却是通过对工业化带来的沉闷世界的厌恶而产生的《恶之花》，复活了法语诗歌的抒情性。先锋只是一个意识形态的工具，而不是诗的形式。诗起源于善而不是恶。我把《易经》视为中国最早的诗歌记录之一，《易经》的主题是趋利避害。更早些，那些甲骨文，没有一个字是赞美恶的。诗来自原始人对大地的恐惧而寻求保护。天地无德，因此通过语言来建立德（秩序），寻求某种有限的确定性和庇护。诗不是人类与大地斗争的产物，而是人类与大地妥协的产物。通过诗，人意识到该在何处有所自我限制，德是一种限制。先锋派对限制的突破在特定的历史中当然有积极意义，如果诗已经成为雅驯，成为“存天理、灭人欲”的准宗教，成为理性披着审美外衣的生命枷锁，那么革命是必要的。先锋激发了语言的活力，但先锋不是诗的目的。李白说，大雅久不作。杜甫说“再使风俗淳”。诗要向善而不是向恶，诗要向雅，而不是雅驯，要利生而不是害生。面对天地无德，诗要给世界一个德，德就是为天地立心。德是心的一种表现。心是一种善，立心，就是给人生一个存在的意义。世界已经如此，但我们要诗意地栖居，我们要安下心来，而不是将存在视为地狱，通过宗教来升华。这是诗和宗教的不同，它们都是要使人安心，但诗是承认大地人间的，而宗教则脱离大地人间。诗是道法自然的，顺天承命的，宗教却是反自然、改天换地的。
　　从不朽的《诗经》开始，诗就是雅。写诗其实是一代代诗人对雅的充实、创造。雅驯必须不断突破，但雅不能抛弃，雅是中国文明的永恒标准。“文革”对雅的摧毁在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但新诗最近三十年来的历史表明，即使如此的浩劫也是失败的，汉字的本质中蕴藏着雅，雅就是汉语的一个本质。
　　作为用白话文写作的作者，我赞成胡适之提倡的“言文合一”。这是中国文明现代性的一个关键。非此别无他途。我的矛盾是，当汉语的魔鬼和天使同时在白话的自由荒野上被解放出来的时代，我经常很难判断谁是魔鬼谁是天使，在80年代，作为“五四”以来的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崇拜者，我曾经相信口语是一个引领新诗飞翔的天使，而在今天，对此我已经没有那么迷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