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磊

　　作为一种体现岭南华人传统的移植文化，粤剧在新加坡的发展经历了多次大起与大落。对于操粤语的华人来说，无论是相比四音普通话更显古色古香的九音粤调，还是粤剧舞台表演的四功，都在不断唤起独有的族裔认同感，形塑、强化一种超越所在特定地域空间的、精神上的家园意识。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大批岭南华人再下南洋，成为建设英属新加坡的重要力量。尚未被西化的这些新华人，心中最能接受的便是故乡的粤文化。粤剧成为他们在异国他乡最为重要的娱乐种类之一。而在一起聆听粤剧、点评粤剧名伶的唱功与扮相也是聚合华人、形塑族群共同体的重要方式。因此，粤剧曾一度繁盛。

　　然而，随着新加坡成为一个多民族的独立国家，为了更好地实现国家治理，也为了更好地维护社会与民族和谐，实施了民族融合的政策，鼓励国民不分种族、宗教，互相借鉴。表面来看，这似乎提供了一种多元文化主义的典范。然而，事实上，是更为强势，也被认为更具有国际性的英美文化一统了既有的三种文化—华人文化、马来文化、印度文化。在人口上占据绝对优势的华人，其文化反而被有意地、逐步地、策略性地弱化。虽然英语、华语、马来语和泰米尔语都是新加坡的官方语言，但即使在华人群体内部，华语使用的范围、频率也仍然远远不如英语。不仅如此，华语本身也往往限于普通话这一种，包括粤语在内的各种汉语方言被重视的程度就更低。水落船低，代表粤语文化的粤剧也在六十年代中开始没落，生存空间大为收缩，甚至一度处于濒危状态。粤剧虽然在七十年代进入短暂的复苏期，到了八十年代后又进入到本土化时期，但始终都未全面复兴。

　　直至二十一世纪，随着粤剧被列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随着中国在世界范围的崛起，随着汉语（不仅包括普通话，也包括各种方言）热、中华文化热的浪潮席卷全球，再加上新加坡本地华人对自身文化长期的坚守，粤剧也随之水涨船高，在新加坡获得勃兴的契机。

　　这一切种种都在新加坡当代知名华文作家及文化奖得主英培安的小说《戏服》所描写的梁家三代人的命运沉浮中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

一

　　西人理查德·莱帕德在《音乐与图像：十八世纪英国的家庭生活、意识形态与社会文化形态》《可见之声：音乐、再现与身体史》等一系列著作中特别强调通过其他媒介（如绘画、图像）固定下来的声音形象。在《戏服》中，正如小说标题适时提醒我们的那样，小说中反复被提及的戏服意象（无论是服装本身，还是服装的照片），也成为除留声机和粤曲本子之外、流动的、无形的粤剧文化最重要，亦是最有形的载体。它不仅是可见之物，更是可用心耳聆听之物。无论是祖父梁炳宏，还是他的长孙梁剑秋，都对这戏服有一种强烈的、不可遏制的痴迷，沉浸其中，难以自拔。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粤剧曾有的辉煌、五十年代粤剧的最后余晖，在这里得到真实、感人的体现。

　　不仅如此，这件戏服在梁家三代人之间的传递与接力更是将几代人的心与情感联结起来，成为小说叙事的重要线索。一起从家乡辗转到新加坡落脚的兄弟德仔留给梁炳宏的这件戏服，后来被他传给在他极力影响下、同样爱粤剧的长孙梁剑秋。虽然作为服装的戏服一直不知所终，但梁剑秋身着戏服、英姿飒爽的照片，却一直都在，并成为祖父梁炳宏和梁剑秋的小妹梁如秀心中挥之不去的完美形象与记忆。梁炳宏当年虽然自己放不下在茶室稳定的工作，无缘穿上这件戏服，但有长孙替他穿上这件戏服，也算是他意志与心愿的替代式满足了。而比剑秋小十二岁、长大后的梁如秀，同样也在一次次凝视剑秋戏服照的过程中感受到一种触动心灵的力量。

　　尤其有趣的是，到了小说接近尾声之处，戏服的失而复得又成了家庭、族裔希望的隐喻。全家人都一直以为遭梁炳宏儿媳遗弃的戏服，竟然在最后一刻被梁剑秋及时捡回，并交给林孟雄代为保管。当林孟雄的妻子张荔丽辗转找到梁如秀，并要将戏服交回时，如秀情不自禁地说出了一句话：“爷爷说的果然没错，那戏服还在。”“还在”一词颇有深意，它不仅印证了祖父的预言，更让人感受到，由戏服所承载的家/ 民族精神，即使遭受各种打压，即使被持续边缘化，却仍然坚强而又坚毅地存在。而梁剑秋在小说结尾处一次次轻抚戏服，并始终对它保持着温情凝视的行为，更是让读者强烈感受到戏服的象征性意义。

二

　　相比戏服来说，小说中反复出现的各种粤剧曲调（如《再折长亭柳》《红烛泪》）则成为表达人物内心复杂、微妙情感与认同的另一个重要手段。粤曲本身便颇为优美的曲调，配以朗朗上口的唱词，往往会产生一种词乐的合力，在表意上同时具有抽象性与具体性， 既掩饰又显示许多与歌者、听者相关的重要信息。

　　譬如，祖父梁炳宏的一生几乎都与粤曲产生着某种联系。在年轻时，粤曲一度成为在新加坡刚刚立足的他借以肯定自我、确认自己身份的重要文化资本。他始终坚信，与同乡德仔相比，自己在粤剧的天分上更胜一筹，只是机缘巧合，让更幸运的德仔占了先机，早一步被罗少佳师傅发现。事实上，德仔唱粤曲，其实也是受到他的影响。而德仔曾唱给罗师傅听的那段长句二流，他也会唱，而且唱得更加出色，只是罗师傅没问他而已。梁炳宏内心的种种不服气，看似只是一种同辈竞争的常见形式，背后卻体现的是梁炳宏在故土文化理想与南洋的物质现实之间不断拉锯而产生的巨大焦虑。他无法做到将二者同时兼顾，必须要在二者之间做出一个选择。最终，他选择了安稳的生活，却一生都要为这一选择而耿耿于怀。

　　梁炳宏曾试图在两个儿子身上寄托自己未竟的理想，但都没有实现。是孙子梁剑秋让他看到了这一希望复燃的可能性。剑秋对这一乐种真心的喜爱、忘我的练习，都让他萌生出一定要将他培养成才的冲动。剑秋也确实不负所望，后来成为丽剑声戏班的文武生。不过，即使在三十年代粤剧黄金时期，这一职业都无法做到保障伶人体面地生存。到了五十年代，这一局面变得更加脆弱与不确定。而剑秋也即将为这一并不错误的选择付出惨重的代价，一生都要颠沛流离。随着丽剑声的当家花旦与老板丈夫离开新加坡，戏班失去了财源，很快便解散了。对于剑秋来说，虽然他功底深厚，也有慧根，却突然失去了生存的土壤，因为土壤本来就少且贫瘠，几乎没有太多选择。他尝试加入其他的戏班，不论是会馆里的戏剧组或一两个业余的戏剧团体，他都没有嫌弃的资本。然而，这些团体不仅不专业，赚不到钱，还要交会费，而且党同伐异、任人唯亲，劣币驱逐良币。剑秋再也没有机会当文武生，后来干脆连戏都不演了。为了生存，从戏台上下来的他曾经在酒楼唱下午歌台，也在酒廊里驻过唱。到了六十年代中，新加坡的粤剧环境每况愈下，剑秋连本地都无法待下去了，只能远赴粤剧文化土壤相对较好的香港寻找机会。然而，到了那里，他还是受到各种排挤与嘲弄，无法在戏台上立足，沦为长洲岛夜店的低薪歌手。彻底绝望的他在多年之后，悄无声息地回到新加坡，改姓更名为来发，做起了咖啡店收拾碗碟的杂工。从文武生到碗碟工，梁剑秋的悲剧命运几乎是对祖父梁炳宏的一记重重的耳光—祖父没有追求这一理想，怨念一生;而追求这一理想，仍然是怨念一生。

　　

三

　　然而，英培安在《戏服》中并不仅仅是要为那些未竟或者失败的粤曲理想发出一声叹息，他要让这千年的粤曲中蕴藏的可以改变人心、拯救灵魂的力量得以慢慢重现。

　　梁炳宏在晚年与丽的呼声电台的前粤语广播员陈劭华命定般的邂逅，是让这位耄耋老人文化精神复苏的一个重要事件。当时，他腿脚已经多有不便，需拄拐或坐轮椅方能出行。他的脑筋也经常犯糊涂。白天，他在客厅里长久地呆坐，过分地安静，极为反常地沉默不语。然而，到了夜里，他却又变得异常活跃，在客厅里拄着拐杖走来走去，一边走一边还要大声讲话，一直要持续到午夜。他会与去世的妻子说话，更经常的， 是与德仔和剑秋说话。这些萦绕于梁炳宏脑际、借他之口发出的人声，在外人（比如菲佣）听来，简直是可怕的噪音、刺耳的嘈杂声。外人不能理解，亦无法容忍的，却恰恰是梁炳宏内心最真实的表达，也是他最强烈的需要—他无法遗忘，也不想遗忘。即使他已经头脑混乱、近乎痴呆，但是这种拒绝遗忘的冲动还在。对梁炳宏来说，粤曲起到了返老还童的功效，让看惯晚景的他再次呈现出久违的童心与童趣。本已经有些痴呆的他竟然可以如数家珍地同陈劭华谈起各种各样的粤剧曲目，并对各路伶人的演技与唱功热情洋溢地做一番评点。那一个个蒙尘已久的曲目，那一个个粤剧伶人鲜活的形象，都是梁炳宏与他同代人的集体记忆。两代人本应不同的记忆，却因为这粤曲而变得极为相似。而二人发自心底的共鳴，更是在在显示着民族文化曲折但又绝不曾断裂的传承轨迹。

　　梁炳宏对“洋派”孙女梁如秀在欣赏粤剧上潜移默化的影响同样是小说中的一抹亮色。正如许多新加坡年轻一辈人一样，如秀接受的是英语教育，喜欢听的是英文歌，偶尔也会听华语流行歌，但对于跟岭南文化有关的一切，她就非常陌生了。然而，梁炳宏去世之后，他留下的众多粤剧本子却对梁如秀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这里面当然有睹物思人的因素，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一个人真正从心底里愿意发现、理解自己文化的根，是需要时间积累的。在年轻时，对这一点很难有很深的体会。然而，随着年龄增长，尤其是传承这些文化的前辈亲人逐渐逝去，一种文化寻根、文化补课的自觉意识便会自然崛起。在这种文化自觉的逆袭之下，本来对人起到重要作用的主流社会导向便会逐渐让位。祖父生前没有达成的夙愿，死后倒是由他这个本来并不爱粤剧的孙女完成，既成为一种对逝者的告慰，更可见传统文化强大的复原力。

　　粤曲不止最后，也是最深刻的证明， 则来自梁剑秋的救赎。回到新加坡的这位失意的梁家长孙，白天在咖啡店打工果腹，夜晚或休息日便在租住的祖屋单位里静静地自生自灭。后来，他与梁如秀在咖啡店意外邂逅，互相看去，都有种似曾相识之感，但并未贸然相认。最终，已经成为如秀丈夫的陈劭华专程再访此处，并有意轻唱了一段《红烛泪》唱词—“身如柳絮随风摆，历劫沧桑了无赖”， 才让梁剑秋最终表明了自己的真实身份，也让梁家兄妹在时隔多年之后得以相认。通过乐曲，梁剑秋奇迹般地实现了亚里士多德式的宣泄和净化，也完成了自我的疗伤。而曾经与他搭档的当家花旦张荔丽在小说结尾处的意外到访，尤其是他与梁剑秋长久的互相对视，分明有一种二重唱的意味在其中。原来，最响亮的粤曲不是以声音的方式，而是以无声的方式演唱的。

　　无论是粤剧戏服还是粤曲，它们与几代新加坡华人命运之间持续的纠缠都让人惊叹于二者的互塑能力。戏服与粤曲既见证了华人未竟或者失败的理想，也成为他们重新发现希望与力量的源泉所在。华人文化与民族基因顽强而又坚毅的存在，坚持文化守成的华人与异质之地之间反复、持续的博弈，都在不断地言说着一个亘古不变的真理——传统精神不灭，传统文化不止。

　　（《戏服》，英培安著，台北唐山出版社二0一五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