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扬

　　在传统地缘政治家眼中，中亚是“心脏地带”，被布热津斯基称为“地缘政治支轴”。苏联解体后，各自独立后的中亚五国又因其特殊的地理“心脏”位置，再次进入世界视野，中亚区域一体化建设备受瞩目。尽管中亚地区存在相似的历史记忆、共同的苏联遗产、类似的地理禀赋、熟络的经济联系渠道和构建中亚身份的一致期望，但中亚国家的区域一体化建设却困难重重，同时经历着“ 去一体化” 和“ 一体化”的双重历练。

　　当前，不同地区主义理论与实践共存于中亚地区，导致中亚呈现“重叠地区主义”（OverlappingRegionalism）现象。其中，较为成功的两个区域一体化组织，一个是欧亚经济联盟，另一个是上海合作组织。区域一体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那么，欧亚经济联盟和上海合作组织在推进区域一体化中，各自逻辑是什么？效果怎样？如何才能克服中亚区域一体化障碍，更好地推动中亚国家合作，提升区域治理水平？王志的《制度与规范：比较视野下中亚区域一体化研究》一书对上述问题做了较为系统的探索。他从比较地区主义视角出发，以地区主义理论为基础，以欧亚经济联盟和上海合作组织的实践为样本，对比分析了欧洲一体化理论与实践和中国一体化理论与实践的异同，探讨了推动中亚区域一体化的不同逻辑，并为未来中亚区域一体化发展、实现中亚区域“ 善治”提出了一些思路。

逻辑之一：依靠国际制度的刚性约束

　　国际关系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认为，国际社会中每个国家都是以自利为导向的理性个体，国家主权将世界界分，致使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欺骗和机会主义无处不在。因此，为了消除集体行动困境， 促进国家间合作，就需要建构出强大的国际制度对各个主权国家进行约束。国际制度能力越强，越有助于促进国家间合作。由此，可以得出推进区域一体化进程的第一个逻辑， 即依靠国际制度的刚性约束。在这种逻辑下，区域一体化的目的是建立一个超国家的组织，一体化过程是个体国家把国家权力让渡给代表国际制度的超国家的组织从而实现权力集中的过程，这是欧洲一体化的典型经验与实践。

　　欧亚经济联盟沿袭了新自由主义地区一体化逻辑，模仿了欧盟模式，建立了超国家的组织—欧亚经济委员会最高理事会。然而，问题也随之而来：欧盟成员国和欧亚国家在政治经济制度、经济发展阶段和社会文化传统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为什么欧亚经济联盟要采用欧盟模式推动区域一体化？欧亚经济联盟又在何种程度上实现了“欧盟式”区域一体化呢？

　　王志从国际关系建构主义视角出发，将国际制度视为一种规范，以国际规范扩散理论为依据，分析了欧盟一体化规范在欧亚地区的出现与扩散。王志指出，作为区域一体化最成功的实践，欧盟的一体化规范具备了“规范性权力”（normative power），强调让渡国家主权建立超国家的组织，构建封闭性与一致性身份认同，为世界各地区域一体化建设提供“主导性规范”，并使之扩散到世界其他区域。对欧亚国家来讲，由于缺少与欧盟模式相竞争的一体化知识，欧亚国家只能出于“恰当逻辑”承认欧盟一体化规范的合法性，被动模仿欧盟的一体化模式。

　　然而，被动模仿欧盟模式会带来欧盟主导性规范与欧亚国家本地规范能否相容的问题，进而影响欧亚经济联盟的建设。王志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进行了解释。理论层面，如果主导性规范与本地规范一致性高，主导性规范将成为区域规范的一部分，实现主导性规范“本地化”;如果主导性规范与本地规范一致性低且缺乏与之相抗的竞争性规范，本区域的行为体要么表面接受而不采取实际行动，使主导性规范“空洞化”， 要么以本地规范与其对抗，使其成为可有可无的“辅助性”规范。在欧亚经济联盟的建设实践中，一方面，欧亚区域规范存在复杂关系，增加了欧盟主导性规范扩散至欧亚地区的难度;另一方面，欧盟主导性规范旨在建立超國家的组织，要求让渡部分国家主权，而欧亚国家正处于民族国家建构的关键期，各国都非常重视维护主权。所以，当俄罗斯逐渐在欧亚经济联盟中获得主导权后，中亚国家对进一步让渡国家主权更加警惕和审慎，欧盟的“主导性规范”在欧亚区域的扩散不可能一帆风顺。现实中，欧亚经济联盟虽发展迅速，却面临一体化深化的困难，其原定的一体化目标均因没有完成而纷纷延迟，达成的协议多，却较少落实， 存在陷入“ 纸面上一体化”的困境。

　　综上，区域一体化的第一种逻辑，其初衷是依靠超国家制度的刚性约束推动中亚地区合作，提升区域治理水平，却又由于超国家制度对区域内国家主权的过度侵蚀或约束而在中亚国家中失去了吸引力。

逻辑之二：依靠国际规范的柔性约束

　　上海合作组织是中亚地区另一个重要区域合作机制。与欧亚经济联盟相比，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之间存在较大的身份差异，既无意打造经济联盟，也无意建立超国家的组织。现有的西方一体化理论均无法解释在无外部制度约束、无内部身份认同的情况下，上海合作组织为何得以存在，为何能够解决地区性问题。上海合作组织的建立体现了中国推动区域一体化的逻辑，这就是第二种逻辑。

　　王志基于中国传统文化，从儒家思想和中国式关系出发，在阐述信任、规范和合作的辩证关系的基础上，解释了第二种逻辑。首先，中国在推动区域一体化实践中为什么重视国际规范而不是国际制度？王志认为，中国社会信任程度较高，原因之一是，受中国式关系的影响，这种关系建立在相互之间固定熟悉的基础之上，容易建立相互信任;原因之二是，儒家思想对个体行为有普遍的约束，增进了中国社会信任的程度。进一步说，由于社会中信任程度较高，中国人注重通过柔性社会规范而不是刚性制度来约束彼此行为，反映在国家间关系中，便是偏好用通行的国际规范而不是强制性国际制度来约束国家行为。

　　那么， 在上海合作组织的实践中，为什么柔性的国际规范可以对成员国的互动行为形成约束力，并推动合作呢？这与中国在周边外交和区域一体化建设中，长期秉承互信外交、构建区域国家间信任关系的努力密切相关。一方面，信任具有条件性和情境性的特征，文化越相近、地缘越相邻，越容易建立信任关系;另一方面，信任具有动态性的特征，国家间的信任关系可以在合作和良性互动中塑造和促进。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已全面推进互信外交。九十年代以来，中国与俄罗斯、中亚五国都建立了体现互信的战略伙伴关系。同时，依靠国际规范对成员国进行柔性约束，能够充分体现对国家主权的尊重，因而更容易被成员国接受。上海合作组织不寻求削弱国家主权，不谋求建立超国家组织，主张基于协商的跨政府合作，能够满足中亚国家既想参与地区合作又不愿让渡主权的诉求，有利于调动成员国的积极性。

　　作为一种依靠国际规范柔性约束的新型区域一体化模式，上海合作组织是否增进了中亚地区的一体化水平呢？王志认为，如果以西方地区主义理论为标准，上海合作组织算不上达标。但在提升区域治理能力方面，上海合作组织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一是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中国同中亚国家在政治精英层面建立了良好的国家信任关系，在反恐、反分裂、禁毒等区域安全合作方面成就显著，有利于维护地区稳定。二是中国与中亚国家在务实经贸合作领域关系发展迅速，而且取得较为丰硕的成果，有助于推动地区经济发展。不过，在推动中亚区域一体化深入发展方面， 上海合作组织却力有未逮。一方面， 由于结构松散、约束力弱， 中国先后提出的旨在加深一体化程度的倡议， 如建立上合组织框架内自贸区、区域开发银行等倡议，均没有结果;另一方面， 基于信任的国际规范只影响国家层面行为体， 仅形成了中国与中亚各国政治精英层面的信任， 但成员国之间的社会信任明显不足， 不利于提升区域一体化的水平。

　　综上，中亚区域一体化的第二种逻辑，其初衷希望借助基于信任的国际规范的柔性约束，吸引成员国积极参与区域合作和区域一体化建设，却又因为国际规范的约束力过低，而导致深化区域一体化的进展缓慢。

超越制度的刚性与规范的柔性

　　从比较地区主义角度来看，无论是基于国际制度刚性约束的欧亚经济联盟，还是基于国际规范柔性约束的上海合作组织，在推动中亚区域一体化深化发展方面的表现都有局限性。那么，应该采取何种地区主义理念和实践，才能超越现有区域一体化模式的困境呢？王志从更加务实的角度提出了建议，他认为通过制度对接、规范对接等方式，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在中亚地区的高质量实施，便有可能将两种区域一体化逻辑在中亚地区进行融合，取长补短，实现区域一体化模式的创新。作者的这个建议具有启发性。

　　超越该书提供的理论视角、研究方法、案例和结论，读者也许能够从现实的区域一体化模式和样本中，延伸出对区域一体化理论的更多辩证思考，通过更加深入地考察中亚地区各国主体内外情形的一般性与特殊性，拓展对区域一体化理论和实践新空间的探索与认知。

　　没有最好的模式，只有最合适的模式。欧盟是区域一体化的一种成功实践，长期以来，很多学者均有意或无意地将欧盟模式作为区域一体化的模板，并以此来衡量不同地区一体化的发展程度，这种做法不利于区域一体化理论的发展。在比较地区主义视角下，欧盟模式在不少地区出现水土不服，欧亚经济联盟就是一个代表。与此同时，一些地区的一体化模式创新大放异彩，如东盟基于身份认同构建的“安全共同体”有效地维护了东盟地区的安全和稳定。因此，应该避免简单地将欧盟模式作为衡量区域一析，不断丰富地区主义理论，为创新区域一体化实践、推动区域合作活力和实现地区“善治”提供有益的思路。因此，区域一体化的理论和实践研究要超越模式之争。体化发展程度的标尺。此外，不同地区的一体化实践根植于其特殊的地区背景，不能只对西方和非西方区域一体化模式进行简单对比，而应关注不同一体化模式在解决地区公共性问题中的能力差异，通过系统多元地比较分析，不断丰富地区主义理论，为创新区域一体化实践、推动区域合作活力和实现地区“善治”提供有益的思路。因此，区域一体化的理论和实践研究要超越模式之争。

　　模式之外，地区发展、区域治理等也应有所探讨。中亚地区是进行比较地区主义研究的重要试验场所。中亚地区是大國利益交汇之地，域外大国在各自战略及理念指导下进行区域一体化建设，使得中亚地区存在各类区域一体化实践形式，出现一体化制度碎片化和相互杂合的“意大利面条碗”（spaghetti bowl）现象。该书提到的欧亚经济联盟和上海合作组织便均是由域外大国主导或引领，除了对这两种模式的讨论，还有一些更值得深思的问题：这些由不同域外大国主导且相互交叉、嵌套的区域一体化制度是什么关系？不同制度之间的博弈又会如何影响中亚区域治理？“意大利面条碗”式的制度是否为中亚地区带来“善治”？其实，中亚内部国家才是中亚区域治理的核心力量，但中亚内部国家一直缺乏推动一体化的动力。二0一八年中亚元首峰会召开，这是中亚五国元首时隔十三年后的首次集体会晤，标志着中断已久的中亚地区内部一体化再现发展生机。那么，随后由中亚内部国家为主的区域一体化建设会采取什么样的模式？又将如何影响中亚区域治理格局？虽然一切都在变化之中，但可以预见的是，在全球化时代，中亚地区内部一体化只有纳入到更大范围的地区合作，才能为地区发展带来生机。

　　（《制度与规范：比较视野下中亚区域一体化研究》，王志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二0二一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