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我准备写这篇《前言》时，山西北岳文艺出版社寄来了由李怡和宫立编选的《王富仁学术文集》，其中最有分量的自然是富仁的《论鲁迅》（上、下编）：这样，得后、富仁和我，三位从事鲁迅研究的老友的论著，居然得以同时再现于读者面前，真的别有一番意味。特别是我打开书，读到富仁在《〈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初版后记》里的一段肺腑之言—“我”之所以能够走向鲁迅研究之路，除了导师李何林先生的指引外，主要仰赖“我的博士生副导师杨占升先生”“文学研究所的樊骏先生”“《文学评论》编辑部的王信先生”，以及鲁迅博物馆的“王得后先生”，“他们四人对我一生的影响，是怎么估计也不为过的”后，我的心为之一动：它唤起了我同样的历史记忆。我不也正是在王瑶先生的引领，李何林先生的影响（我曾专门写有《高举“鲁迅‘五四”旗帜的学者—李何林先生的学术贡献》一文），以及严家炎、樊骏、王信和得后的扶植、启发下，才步入鲁迅研究界的大门的吗？这里，实际上有三代鲁迅研究者的历史性相遇：李何林、王瑶为代表的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老一代鲁迅研究者;樊骏、严家炎、杨占升为代表的五六十年代的中年一代的鲁迅研究者，以及王信这样的资深编辑;王富仁和我这样的八十年代的相对年轻的一代鲁迅研究者。而得后则有些特别：就进入鲁迅研究界的时间而言，得后和富仁与我都属于改革开放一代的研究者，但他的年龄与资历、修养，都属于樊骏、严家炎中年一代;我就多次谈道，“当代鲁迅研究者中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得后。他所提出的‘中国人及中国社会的改造的立人思想是鲁迅思想的核心的命题，他对‘左翼鲁迅的思考，都成为我的鲁迅研究的重要出发点”，我们是“相互影响与呼应”的。而富仁特别提到的“樊骏、王信、杨占升、王得后”这样的中年一代，对富仁（也包括我）“一生的影响”，就不只是学术道路，更是人生道路的精神影响。今年王信远行以后，我写过一篇文章，就谈到鲁迅研究界和现代文学研究界当年曾经有过的“纯粹的学术精神”：“没有半点讲究人事关系的世俗气，不存丝毫私心，没有任何个人学术地位、利益的考虑，一心追求学术的独立、自由、创新与平等”，同时“律己极严，达到了苛刻的程度”。在我心目中，具备这样的“学术的公心和正气”的代表，就是樊骏、王信、杨占升和得后他们四位。现在，杨占升、樊骏、王信都已先后离世，得后也退出了学术界：“这样的‘纯粹的人不会再有了。”
因此，我在编选、评点得后的《鲁迅研究笔记》时，最为动心的，还是得后“这个人”。这些年，我一直在做现代文学研究、鲁迅研究领域的“学人”研究;这里谈到的李何林、王瑶、樊骏、王信、王富仁诸位，我都写有专文，现在又写了得后，就没有什么遗憾了。在我看来，“学术研究”的讨论和总结，最后就要归结到“学人”身上。
富仁曾经谈道，“我们这些搞鲁迅研究的人”，都免不了有些“古板和梗顽”（《我和鲁迅研究》）。在我的心目中，得后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代表。“古板和梗顽”已经渗透于他的鲁迅研究之中，成为一个鲜明特色：他“认定”鲁迅的四大特点，由此决定了他的四大选择，而且“古板”到毫不变通，“梗顽”到底的程度。
其一，他认定：鲁迅是一位独立的思想家，具有“以立人为出发点、归宿与中心”的自己独有的思想体系;鲁迅更是一位在现当代中国少见的具有原创性的思想家。当下中国思想、学术界的问题不在于对鲁迅的“神化”，而是对鲁迅思想的原创性、前瞻性，其对中国与世界的现实与未来的作用与影响，远远估计不足;而一个“养育了鲁迅的中国”，迟早会“愈来愈承认鲁迅，信服鲁迅，接受鲁迅”。由此决定了“王得后式的选择”：“以鲁迅思想作为基本信念，以研究和传播鲁迅思想为自己的历史使命”，而且如果再有“来世”，也还要研究和传播鲁迅思想。
其二，他认定：作为一个“看透了大众灵魂”的思想家、文学家，鲁迅自己的灵魂、内心世界也是极其“复杂，丰富”，极具“个性”，而且具有某种“隐蔽性”和“矛盾性”。这也就决定了研究鲁迅，不能只停留在鲁迅外在思想的简单概括，而要通过鲁迅的各种文本（不仅是公开发表的论著，也包括私人通信和日记）探索鲁迅的内心，他的情感世界，心理世界，他的独特个性，内在矛盾，最隐蔽的方面，并且和鲁迅进行情感、心理交流，灵魂的对话：这对于鲁迅研究，学术研究，是更为根本的。
正是出于对鲁迅的思想的超前性，思想和内心的丰富性、复杂性、隐蔽性、矛盾性的充分体认，也是对自己和自己这一代知识准备、修养的严重不足的清醒认识，得后把自己定位为“讲述鲁迅的人”：“以如实全面梳理鲁迅的原文原意为追求”，并且选择自己的鲁迅研究的基本方法，就是“从鲁迅著作中搜索、汇集鲁迅对某个问题的看法;尽可能读懂鲁迅的原意;注意揭示其多层面、多层次的結构与系统”。而且“不懂就是不懂，自我存疑;绝不断章取义，用摘句来构建所谓‘一家之言”。得后因此对自己的鲁迅研究的局限，有高度自觉意识，反复强调自己并不真正、全面懂鲁迅，只是在某些方面有所体认而已。他拒绝过度宣扬所谓“学术成就”，把相关论著命名为《鲁迅研究笔记》，并非一般的谦虚，而是一种十分难能可贵的学术清醒。
其三，他认定：批判性和独立性是鲁迅最基本的精神。鲁迅对一切文明形态，对现实社会的现存形态，对他自己，都坚持肯定中的否定，进行无情批判。这就决定了他在中国与世界的思想、文化领域里， 都是独异的存在，是另一种可能：他的不可替代的意义与价值就在于此。
得后也因此选择了要以鲁迅的批判精神进行独立的鲁迅研究。他反复强调，并且追求鲁迅研究者应有的“特操”：“不唯上，不阿世，不讲情面，不为流行时尚观点所左右。”他最感欣慰的是，尽管自己前半生曾屈服于各种外在和内在的压力，但在进入鲁迅研究领域以后，就再也没有成为鲁迅所深恶痛绝的“理想奴才”;尽管自己的学术成果有限，但也从未人云亦云，始终坚持独立思考，说自己的话，“并不平庸”。
其四，他认定：鲁迅是一位“以其独特思想认识人生，并从事改良这人生的实践型的思想家”，鲁迅选择杂文作为主要文体，就是为了使自己与现实人生，与中国人的精神发展建立起更紧密的联系。得后因此要求自己的鲁迅研究也要“具有某种实践性的品格，以改造中国人和社会为指归”。他给自己定的研究目标是：“讲鲁迅，接着鲁迅往下讲，往下做”，而且主动创作“鲁迅式的杂文”，作为“往下讲，往下做”的具体实践方式。
面对得后的这四大认定与选择，我有一种说不出的亲切感;也可以说，这就是我和得后，或许还有富仁，共同的或相接近的认识与选择。但得后更有自己的特点：他的九十年代的杂文家的身份，是我和富仁所不具备的;更重要的是，我的研究逐渐转移到当代知识分子思想史、精神史的研究，富仁也开拓了“新国学”的新领域，而得后始终心无旁骛地坚守在鲁迅研究岗位上。尽管九十年代和二十一世纪以来，不断有人回避、远离鲁迅，甚至以批判鲁迅为时髦，得后依然毫不动摇地以自己的新研究回应一切对鲁迅的诋毁与攻击。这样，得后就成了“新时代”少有的鲁迅的“守望者”。
但得后也没有把自己的选择绝对化。正像富仁所说的那样，“我喜欢鲁迅，我不能要求别人都喜欢鲁迅”，知道自己对鲁迅的看法不可能为许多人所接受，但也要维护自己研究、言说鲁迅的权利，“我们都是在中国谋求生存与发展的知识分子，我们不会相同，但我们之间得有更多的理解与同情”（《我和鲁迅研究》）。用我习惯的说法，就是—
“我（我们）存在着，我（我們）努力着，我们又相互搀扶着——这就够了。”
（《鲁迅研究笔记》，王得后著，钱理群编选、评点，商务印书馆即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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