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纯洁

　　遗嘱是一个人留在世间最重要的文字之一，其中必定交代一个人认为最重要的事情，无论是对后人的期许，还是财产的分配，都是后人所关注的。尤其是名人或伟人的遗嘱，芸芸众生希望从名人遗嘱中获取精神力量。尽管这些名人或伟人的遗嘱有的让人振奋，有的平淡无奇，但遗嘱肯定会将一个人最真实的一面体现出来。

　　一五一七年，德国奥古斯丁修会修士马丁·路德发动宗教改革以来，便一直处于褒贬不一的争议中。赞之者称之为“追求思想自由的先驱”“德意志的民族英雄”“现代德语的奠基者”等;贬之者称其为“教会的分裂者”“淫棍”“反犹分子”“纳粹思想的先驱”“革命的叛徒”等。十六世纪以来，路德不断被神话，被咒骂，而他作为一个普通人的一面却被忽略了。一个更为真实的路德掩藏在历史的迷雾之中。要拨开这层迷雾，我们主要依据的仍然只能是当年的文献，尤其是路德的遗嘱，见证他晚年的心境变化和家庭生活。

　　路德长期伏案工作，缺乏运动，又酷爱喝酒，逐步患上便秘、痔疮、心脏病、肾结石、眩晕、耳鸣和痛风等病，长年忍受着疾病痛楚。路德经常在桌边谈话和书信中提及他的病痛。进入晚年后，路德身体越来越不好，为了对身后事进行安排，路德一共留下了三份遗嘱。

一五三七年遗嘱

　　一五三七年二月，路德前往施马卡尔登参加新教诸侯和神学家的会议。会议期间，路德肾结石发作，较为严重，没有参与关于自己起草的《施马卡尔登信条》的讨论。由于《施马卡尔登信条》言辞较为激烈，加上路德未能与会施加影响，没有被会议正式采纳。作为在世的宗教领袖，起草的神学信条没有被采纳，路德心里的失落可想而知。会议结束后，路德启程返回维滕堡。二月二十八日，在经过哥达时，结石病又发作了，十分严重。路德感觉自己临近死亡，于是向同行的好友布根哈根口授了遗嘱，这份遗嘱也被称为《哥達遗嘱》。

　　路德首先肯定了自己的事业：“感谢上帝，我知道，我做得很对。我用上帝的道对教皇的统治进行了猛烈攻击。因为这是上帝、基督和福音的重任。”接着向梅兰希顿等朋友问好，并请他们照顾自己的妻子：“请安慰我的凯蒂，她一直为我承担家庭重任，她与我快乐地生活了十二年。她不只是作为我的妻子，而且也是我的仆人。上帝应给她报答！请你们帮忙照顾她和孩子，度过他们的有生之年。”

　　问候之后，遗嘱的主要篇幅是路德为新教诸侯占据教会财产的事情进行辩护，背景是：宗教改革爆发后，新教诸侯开始没收教会和修道院的财产，引发了天主教会的极大不满。路德在遗嘱中说：“以我的名义向我们的选侯和伯爵问好，他们不应被敌人类似的叫嚣所烦扰—‘他们正在抢夺教会的财产等，因为他们肯定没有抢夺其他人的财产。因为我看到，他们正在用这些财产去做与信仰相关的事情。除了向他们移交这些财产，谁有权利去领取呢？侯爵们适合去做这些事情，而不是教皇派的无用之徒。”

　　路德这份遗嘱不是写给家人的，本身没有涉及家庭财产处置，更多的是路德宗教改革思想的表达，涉及家庭的部分主要是路德希望朋友们照顾他的妻儿。路德的妻子凯特琳·冯·波拉一四九九年出生于一个萨克森的破败贵族家庭，大概五岁时，母亲去世，父亲再婚，她被送进修道院，并接受了教育，在一五一五年正式成为修女，修道院长是她的姨妈。在中世纪的贵族家庭，为了避免支付昂贵的嫁妆，将女儿送进修道院是经常发生的事情。波拉后来受到路德反对修道思想的影响，一五二三年四月，她和同伴逃离了修道院。修女出修道院后，都会急着结婚，融入社会生活。波拉两次恋爱都不顺利，后来经人介绍，在一五二五年六月与早已脱下修士服的路德结婚了。由于他们的特殊身份，这桩婚姻在当时引起了轰动。六月十九日，路德在给一名友人的信中解释了结婚的原因：顺从父亲延续后代的愿望和实践自己教授的内容。可见，路德也是被催婚的一族。

　　前修士路德和前修女波拉结婚后的住所就是之前的奥古斯丁修道院，这简直就是对罗马教会的莫大嘲讽。路德夫妇的婚姻一开始并不完全出于爱情，但两人后来生活美满，一共生育了六个孩子，其中四个长大成人。路德亲切地称呼他的妻子为“凯蒂”。路德后来曾回忆结婚前的日子：“未婚时，床铺整年都没人收拾， 而且因汗水而发臭。但我那样辛勤工作， 疲累至极， 倒在床上便睡而从未加注意。”结婚后，路德有时“一觉醒来，还躺在床上时，看到一对辫子在旁边，这是以前没见过的”。他的生活被波拉安排得井井有条，生活质量有了很大的提高。路德夫妇相互扶持，后来成为新教牧师家庭的典范。波拉精心照顾路德和子女，给晚年多病的路德带来了很大的温暖。路德非常爱妻子，一五三一年，路德曾在桌边谈话时说道：“就是拿法国和威尼斯，也不能换我的凯蒂，因为上帝将她赐予我，将我赐予她。”

　　尽管路德非常爱他的妻子，但当他在一五三七年二月二十八日突然面临生命垂危的处境时，关注的仍是他奋斗终生的宗教改革事业，无法或来不及对如何保障妻儿未来的生活做出具体安排，只能托付朋友照顾。所幸的是，后来经过治疗，路德身体逐渐恢复，顺利地回到家中，这份临时性遗嘱就被搁置了。四月九日，应萨克森选侯约翰·腓特烈（一五三二至一五四七年在位）要求，布根哈根将路德遗嘱为选侯誊写了一份。路德为新教贵族的辩护传达到了贵族手中。

一五四二年遗嘱

　　路德晚年身体越来越差，自觉来日无多，尤其担心自己去世后，小自己十六岁的妻子的生计问题。因为按照《萨克森明镜》等法律规定，当时的妇女在配偶去世后，没有继承夫家房产等不动产的权利，财产主要由子女继承。寡妇能够拥有的财产只有嫁妆、结婚第二天丈夫送的礼物和一些私人物品。即使是丈夫生前赠送的房产，寡妇也只有使用权，而无所有权。而波拉是从修道院逃离出来后与路德结婚的，路德作为前修士也没有什么财产可以赠送，所以波拉名下既没有嫁妆，也没有礼物，几乎没有什么财产。

　　一五四0年五六月间，路德与好友梅兰希顿在家中谈到了遗嘱的问题。他说：“我不知道如何立遗嘱。我把书都留给孩子们;他们也许会看，只是没有他们的父亲聪明。而你凯蒂，我要把你立为全部遗产的继承人。你生下了孩子们，并养育了他们，不会做对他们不利的事情。”可见，路德已经大致想好了遗产分配方案：书留给子女，财产留给妻子。只是由于这不符合当时的法律和习俗，所以路德一开始又说不知道如何立遗嘱。

　　路德非常担心自己死后家人的居住问题。一五二五年路德与波拉结婚后所居住的奥古斯丁修道院归萨克森选侯所有。一五三二年二月四日，萨克森选侯约翰（一五二五至一五三二年在位）签署文件确定路德及其后代是奥古斯丁修道院的合法使用人。路德并没有获得修道院的所有权，于是开始在维滕堡及周边地区购买房产。一五四0年五月中旬，路德从波拉的兄弟汉斯·冯·波拉手中购买了位于莱比锡南部的楚尔斯多夫的一处小庄园，花费六百一十古尔登。一五四一年六月二十九日，路德又委托仆人在维滕堡埃斯特城门附近买了一处房产，花费四百三十古尔登。

　　路德购置房产的费用来自路德夫妇多年来的积累。尽管路德主要作为一名宗教改革家，从事大量的讲课、布道、论辩、写信等工作，但他在结婚后，就必须操心家庭的生计问题。当时，萨克森选侯每年给他发放一百古尔登和一定实物作为工资，但这远远满足不了路德家庭的开支。随着小孩依次出生，这个家庭人丁日益兴旺，开销也越来越大。除了自己的小孩，路德家里当时还收留了很多亲戚。而路德花费时间最多的写作工作，都着力于宗教改革，却无益于家庭。尽管路德早已成名，著作等身，而且非常畅销，但这在当时却无酬劳，并不能改善经济状况。为了维持一大家子的开销，路德将修道院租给学生居住，一般有十到二十名学生。路德还在家中种植果蔬，并与仆人一起做木工。此外，路德还在一五三二年四月十九日花九百古尔登在维滕堡买了一个带有鱼塘和果树的园子，位于猪肉市场旁边，交给妻子经营，补贴家用。因此，路德有时将妻子笑称为“猪市场的女士”。

　　路德在妻子家乡和维滕堡各购置了一套房产后，在一五四二年一月六日撰写了一份遗嘱，将财产全部交由妻子处置。路德在遗嘱中详细列举了他的财产—“这些财产包括：我购买并装修的位于楚尔斯多夫的小房子，迄今为止一直是我所有。第二，以我的仆人沃尔夫·西贝格为代理从布鲁诺那里购买的房子。第三，杯子和有价值的东西如戒指、项链、赠礼、金子和银子，大约值一千古尔登。”

　　路德在遗嘱中解释了他将全部财产交由妻子处置的三个原因：“首先，作为一个虔诚的和忠实的配偶，她一直都爱着我，支持我，通过上帝的恩典，养育了五个孩子……第二，她会承担并偿还我目前所欠的债务（我没有付钱的东西），据我所知，大约有四百五十古尔登，也许可能更多。第三，最重要的原因：我不希望她丧失对孩子的监护权，孩子们应该对她履行义务，尊敬她，服从她，如上帝所命令的。”路德还在遗嘱中写道：“我确实看到，了解到，魔鬼煽動、挑拨曾经虔诚的孩子们，违背诫命，产生罪恶和嫉妒的闲话。这特别真实，尤其是当母亲是寡妇，儿子娶妻，女儿嫁人后，就反过来了，婆婆与媳妇相争，媳妇与婆婆相吵等。”当时他们的长子约翰内斯十六岁，路德已经开始担心子女结婚后产生的婆媳矛盾，会损害波拉的权威。路德这一条遗嘱是给子女们立的，希望他们服从母亲的权威。可见，路德对人情世故也有着深刻的了解，并预先做了准备。

　　路德允许波拉在自己死后再嫁，他在遗嘱中说：“即使在我死之后，出于必要或其他原因（我不能限制上帝的做工和意志），她再婚，我也有信心，如同此文表达的信心，期待她也会真心地对待我们的孩子们，与他们公正地分享任何事物，财产或其他东西。”路德决定将全部财产留给妻子，相信妻子即使再婚也会照顾好他们的孩子。

　　由于路德将遗产全部交由妻子的做法不符合当时的法律和习俗，为了确保遗嘱的实施，路德请求萨克森选侯约翰·腓特烈能够监管这件事情。路德接着在遗嘱中写道：“我因此谦卑地向我最仁慈的主人，约翰·腓特烈公爵、选侯，以他选侯的恩典仁慈地保护和管理这份礼物或财产。”路德在写这份遗嘱时，并没有履行当时法律规定的公证手续，而是请了梅兰希顿、克鲁西格和布根哈根三名好友担任遗嘱的见证人。

　　在遗嘱的前大半部分，路德并没有提及宗教改革的神学和事业，只有在最后，路德希望自己“作为一个在天上、地上和地狱中都知名的公众人物，拥有足够的声望或权威，使人们能够信任我，超过对公证人的信任”。路德希望“人们在重要得多的事情上如此相信我，更别说遗嘱这件小事，尤其这是我非常有名的书写”。路德希望以自己作为宗教改革家的声誉担保遗嘱的真实性。

一五四四年遗嘱

　　一五四二年九月，路德心爱的女儿玛格达勒娜因病去世。老年丧女对路德打击非常大。他在一五四三年给友人的信中说：“好几次我都是在死亡的边缘徘徊，那时我感觉自己被尘世的重负压得喘不过气来。”到了一五四四年，路德六十一岁，身体更加虚弱了。一五四四年二月一日，路德委托律师将一份遗嘱提交到维滕堡市法庭。这份遗嘱是对一五四二年遗嘱的补充，详细列举了路德之前和最近购置的房产和地产：

　　首先，一所小房子或小木屋及其附属设施，位于埃斯特城门附近的布鲁诺·布劳尔的啤酒工场，已从布鲁诺那里购买。其次，一处园子及附近地带，从雕刻师克劳斯·赫弗勒处购得，靠近埃斯特城门。第三，还有一处园子，从雅各布·戈曼宁处购得，已完成支付，位于史派克树林地带。第四和第五，一块在维滕堡附近名为卡贝尔胡符的土地，以及位于艾格普弗的一个园子，均属于这块地，从安德里森·梅贝瑟处购得，已完成支付。

　　以上提及的地产，都在尊敬的市议会的管辖之下，经过慎重考虑后，授予凯特琳女士，供她使用，增进她的福利和快乐，孩子们不能存有异议和反对。

　　一五四四年遗嘱较一五四二年遗嘱对房产和地产的地点描述得更为准确。第一条提及的房子是路德一五四一年六月从布鲁诺处购买的。第二条提及的园子是一五三二年四月买的。这两处均位于维滕堡埃斯特城门附近。埃斯特城门是维滕堡的东门，与路德所居住的奥古斯丁修道院相距不远。第三条提到的史派克园子位于埃斯特城门的东北部，是路德在一五四四年一月买的，就在立遗嘱前夕。第四条和第五条提及的地产和园子位于埃斯特城门的东部，花费九十古尔登，购买时间不详。可见，路德将位于维滕堡的房产、地产全部交由妻子波拉继承，包括第二条提到的未列入一五四二年遗嘱的带鱼塘和果树的园子。路德在考虑清楚立遗嘱的事情后，就一直在有计划地购置房产和地产，为妻子未来的生活提供保障。这份遗嘱没有列入一五四二年遗嘱中提及的楚尔斯多夫的房产，应与它位于莱比锡，不归维滕堡管辖有关。

尾声

　　一五四六年一月二十三日，路德在三个儿子和几名朋友的陪同下，冒着严寒，前往他的出生地艾斯莱本，调解当地贵族间的纠纷。因天气寒冷，路德染病，日益沉重。二月中旬，纠纷调解成功，路德身体却垮了。二月十八日凌晨，路德在艾斯莱本去世，享年六十三岁，后葬于维滕堡城堡教堂。尽管路德一五四二年的遗嘱在法律程序上有所欠缺，一五四六年四月十一日，萨克森选侯约翰·腓特烈仍然确认了路德遗嘱的有效性。

　　从路德所立遗嘱和晚年经历来看，路德将主要的家庭财富投资到了房产和地产，这在和平年代是较为稳妥的投资方式，这也从一个侧面体现了路德对和平的坚信。路德从其宗教改革的理念出发，长期反对宗教战争，但在路德去世后不久，新教与天主教阵营之间的施马卡尔登战争便爆发了。这场战争使得路德一家和当时很多家庭一样陷入了困境，战乱时期的房产可能是最无用的。战争爆发后不久，波拉带着小孩逃到德绍、马格德堡等地。一五四七年四月，路德寄予希望保护自己妻小的萨克森选侯约翰·腓特烈战败被俘，身陷囹圄，自身难保，路德一家失去了最大的靠山。一五四七年，波拉返回维滕堡，发现家已被战火所毁，不得不重立家业。波拉努力修复奥古斯丁修道院，继续将之作为寄宿宿舍出租，以补贴家用。一五五二年，由于瘟疫，她被迫再次离开维滕堡，前往托尔高。不幸的是，波拉在途中摔下马车，身负重伤，在托尔高卧床三个月后，于一五五二年十二月二十日在当地去世，葬于当地教堂。

　　路德夫妇的命运大抵如此，既与时代的命运紧密相连，又有普通家庭的悲欢离合。透过路德的三封遗嘱，可以看出路德晚年心境的变化轨迹。一五三七年遗嘱显示出路德是一名宗教改革的斗士。一五四二和一五四四年遗嘱中则充满路德对妻子的爱，没有提及宗教改革的事业，显示出路德作为普通人的一面。

　　中世纪的女性基本上附属于男性，但还可进入修道院，有一定的自主权。路德取消修道院后，新教地区的女性失去了这一通道。而且，路德加强了父权和夫权的权威，这就使得女性的地位进一步受到限制。宗教改革之后的女性较之中世纪时期进一步丧失了自主权。路德在草拟遗嘱扩大自己妻子的财产权时，是否曾想到女性作为一个整体的命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