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宗子

　　社科院文研所的《唐诗选》，选诗六百三十首，在当代选本中，算是最好的一种。参与其事的学者都是一时之选，其中包括钱锺书先生。由于不署名，事隔多年之后，还有人在分析和猜测，哪一部分是钱先生选的，哪些小传出自钱先生之手。余冠英和王水照在《唐诗选》的前言里说：“本书初稿完成于一九六六年，一九七五年进行修订。”“钱锺书同志参加了初稿的选注、审订工作，后因另有任务，没有继续参加。”钱锺书退出《唐诗选》的编选工作之后，在杨绛鼓励下，开始自选唐诗，以《全唐诗》为底本，日选一首或两三首，由杨绛抄出，自“一九八五年一月一日起，一九九一年六月十九日止”，共选出唐和五代诗一千九百多首，包括少量的词和残句。杨绛抄写稿的第一页写着：“全唐诗录，杨绛日课”，大概钱先生选这些诗，是供杨绛阅读品赏的。书稿整理出版，就是我们现在读到的《钱锺书选唐诗》。人民文学出版社负责整理工作的周绚隆在出版后记里说，钱先生工作开始的日期，可能比八五年更早，因为杨绛在孟浩然《晚泊浔阳望庐山》诗旁注明，是八三年十一月中旬抄录的。

　　文学作品的选本，和史学一样，带着强烈的时代色彩，既受制于大的形势，也不可能摆脱社会风气和文学思潮的影响，选本还“可以借古人的文章，寓自己的意见”。“采其合于自己意见的为一集”，是一个方法，“删其不合于自己意见的为一新书”，是又一个方法（鲁迅语）。这些都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编选的客观公正。鲁迅说，读选本的危险，在于读者“自以为是由此得了古人文笔的精华的，殊不知却被选者缩小了眼界”。但选本又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各个时代、各个门类的存世作品总量浩如烟海，通读既不现实，也无必要。不同读者的需求不一，譬如古文，有人读《古文观止》，有人读《古文辞类纂》或《经史百家杂钞》，宋词，有人读《唐宋名家词选》，有人读《全宋词简编》。唐诗的选本尤其多，从童蒙读物的《唐诗三百首》，到明人高棅的《唐诗品汇》（选诗六千七百余首），各种分量、各种分类的选本应有尽有。但对于那些酷爱唐诗的人，自编一本唐诗选，总是难以压制的冲动。

　　钱先生这部书，既是忍不住手痒的献技，也是夫妻间的自娱，按照周绚隆理解的杨绛的意思，又是为了排解在编注《唐诗选》过程中“遭遇的不快”的自我遣兴，再加上书稿在严格意义上并未完成，没有“对选目做更严谨的推敲”，也没有加以注释和评说，那么，作为一部唐诗选本，坦率地说，意思不大，但作为“钱锺书选唐诗”，那就很有意思了。假如你想找一部“有代表性的，相对较好的”唐诗选本，同样在两千首诗左右，沈德潜的《唐诗别裁集》可能更合适。而钱选的意义，在于供我们进一步了解和理解钱锺书本人，而不在于通过这样一部选本，以期对唐诗有较深入的总体把握，或如学界评价其《宋诗选注》时所说的，因为他的选，一个朝代的文学史多少要改写了。《钱锺书选唐诗》不是这样一部书，它是一部由个人兴趣主导的选本，我们不妨将其视为钱先生的一部特异的作品，就像那些有个性的作家的作品一样，读其书，如见其人。

　　个性一定有不讲道理的地方，不完美，不严密，破绽百出，处处矛盾。个性不是八宝锦盒里的真理，它如幽花暗吐，实实在在而千姿百态，出人意表，也是那些所谓完美和严密之事物无从想象、无缘攀附的。很多诗，也只有在钱先生这里才能读得到，假如你没从头到尾读过《全唐诗》的话。钱先生选诗如此随性，置一切条条框框于不顾，包括他自己在《宋诗选注》里制定的条条框框。喜欢是选择的标准，当然这喜欢虽由性情所决定，却是以学问和见识为后盾的，见贤而急欲思齐的人，可能一不小心就成了效颦。

　　两千首的容量，给了选家极大自由，因此钱先生才能痛快淋漓地将杜甫和白居易诗选入三百多首，杜牧和李商隐各选了五十多首，孟郊选了三十七首，王建选了三十三首，像施肩吾、姚合、徐凝、刘驾、曹邺、裴说，算是钱先生常说的小名家吧，他们作品的入选数量，在常见选本里不过一首两首，相当于在三百年的唐诗大戏里跑了个集体龙套，而在钱先生这里，各自选入二十到三十几首，地位就和刘长卿和韦应物那样的名家并驾齐驱了。晚唐和唐末的几位大家，往往评价过低，比如韩偓，他的七律上承杜甫和李商隐，下启北宋各家，不仅西昆体得其好处，江西派也从他那儿受到启发。钱先生选韩偓，选了二十二首。类似的还有兼学温李的唐彦谦，也选了二十二首，尽管唐彦谦入选的二十二首实在佳作不多。

　　钱先生还选了一般选本不选以至于千百年来几乎被遗忘的很多小诗人的作品，像马异、长孙佐辅、苏郁、蔡京、李廓、杨发、裴夷直等，除了蔡京在李商隐的诗集里出现过，又和宋徽宗时的奸相同名，容易给人留下印象，其他諸人，即使是专门研究唐诗的学者，也未必记得住他们的名字。这里特别要提到晚唐的汪遵，他留下的诗作不多，但有一首《饮酒》：“万事销沉向一杯，柴门哑轧为风开。秋宵睡足芭蕉雨，又是江湖入梦来。”很有杜牧的风采，混在杜牧集中，选小杜诗的人一定不忍错过。这么好的绝句，又清新又明快，蘅塘退士都该选它的，可是没人选。等了多年，终于等到钱先生选了。

　　名家作品存世多，内容丰富，艺术风格多样，想通过有限的选诗来了解他们的面貌，容易陷入盲人摸象、各执一端的偏见，选者如果为了贯彻一己之文艺主张而有意误导读者，结果会更荒谬。韩愈的诗是以险怪出名的，典型的例子如《南山》《陆浑山火》《月蚀诗效玉川子作》，以及非常不足为训的《元和圣德诗》，甚至他一些赠人的长篇五言诗，读起来也不容易。但韩愈集中，这样的怪诗并不多，就连描写古碑石的《石鼓歌》，也比苏轼的同题之作写得清通流畅。如果只选他的五言近体诗和五七言绝句，你会觉得他的五言近体诗和杜甫颇有几分神似，比如这些对句：“水文浮枕簟，瓦影荫龟鱼。”“柳花闲度竹，菱叶故穿萍。”“林乌鸣讶客，岸竹长遮邻。”“雨多添柳耳，水长减蒲芽。”“露排四岸草，风约半池萍。”“远岫重叠出，寒花散乱开。”“暖风抽宿麦，清雨卷归旗。”“寒日夕始照，风江远渐平。”不仅与老杜难分，也接近谢朓和杜甫推崇的阴铿与何逊。那么我们有理由猜想，险怪并非韩愈的本色，他那么写，像小孩子玩游戏，图个开心罢了。当然你也可以说是有意识的艺术探索。

　　过去几十年的选本，形成了大家习以为常的窠臼，李杜白韩，王孟韦柳，每个人来选都是那十几或几十首，名头小的诗人更可怜，仿佛他们一辈子就只写了几首诗，也只会写那样的诗。钱选对于名诗人，就像杨绛说他选文天祥却不选《正气歌》，是“很大胆的不选”，就有相当多的“大胆的不选”，同样，也有相当多的“大胆的选”。初唐的“四杰”，本以文章著称，王勃和骆宾王，诗也写得好，其次是卢照邻，至于杨炯，诗实在是没有什么特色的。历来的选本，对于“四杰”，不敢漏掉一个，只得从杨炯的三十几首诗中，选出那首《从军行》。到钱先生这里，毫不客气，径直把卢杨两位刷下去了。

　　孟浩然以散淡的山水田园诗著名，可是他的《春情》完全是我们想不到的格调：“青楼晓日珠帘映，红粉春妆宝镜催。已厌交欢怜枕席，相将游戏绕池台。坐时衣带萦纤草，行即裙裾扫落梅。更道明朝不当作，相期共斗管弦来。”钱先生没选《春情》，选了类似的《闺情》。刘长卿，选了《戏赠干越尼子歌》。权德舆诗选六首，其中四首是游戏诗：《安语》《危语》《大言》《小言》。刘商的《胡笳十八拍》，他一口气选了十二首。相比之下，岑参诗仅选三首，写得最多的五律和有名的七绝，一首不选。最让读者疑惑的是，李白诗只选了二十二首，不仅比王维、韦应物、许浑和陆龟蒙少，甚至不及施肩吾。如果不计诗的长短，只论篇数，李白入选的诗只比五代的花蕊夫人多一首，连《送孟浩然之广陵》这样家喻户晓的名篇都被割舍，这就不是一般的大胆出格了。周绚隆注意到这个现象，解释说，钱先生在取舍标准上“有明显的个性”，所以，选李白诗少，不见得是“完全没有顾及李白在唐代诗坛的所谓地位和影响力，他关注的只是作品本身”。照我们一般的看法，李白的佳作，即使抛开他的七言歌行和五古，只选最为后人称赏的绝句，也不止二三十首。钱先生似乎偏爱宫词，王建的、王涯的，都选了很多。花蕊夫人所作，相对弱些，也选了二十首。庄子说的“嘉孺子而哀妇人”，钱先生像知堂老人一样拳拳服膺，故不仅多选宫词和闺情闺怨诗，写到小孩子的作品，如李商隐的《娇儿》和白居易的几首，也都录入。但对李白，他的思路不同，《宫中行乐词八首》不选，连感人至深的《寄东鲁二稚子》也没有选（李白《送萧三十一之鲁中，兼问稚子伯禽》中写到久别的儿子：“君行既识伯禽子，应驾小车骑白羊”，想象儿子成长的情形，爱怜之情，溢于言表，真非做父亲者不能说出）。钱先生那样沉静和细致的人，也许不会喜欢李白那样全然不计后果的天真和直抒胸臆，更不会欣赏他经常自相矛盾的吹牛。他爱杜牧的清秀，李商隐的委婉，白居易的平易晓畅，也能接受韩孟诗派的奇崛瘦硬，还喜欢那些奇奇怪怪好玩的作品，比如卢仝的《月蚀诗》，比如任华写李白、杜甫和怀素草书的三首长篇歌行。要说以文为诗，放纵自由，前有李白，后有韩愈，任华却比李白还大胆，简直就是唐人的沃尔特·惠特曼。钱先生选一首不过瘾，三首全部选入。

　　钱先生身上是有些孩子气的，这部唐诗选，处处可见他的“顽皮”，选李白，可能是他顶顶顽皮的一例，这是我最觉得好玩的地方。在这些地方，钱锺书的个性和眼力以富有魅力的方式展现无遗。

　　徐凝本是中唐著名诗人，他咏庐山瀑布的绝句：“虚空落泉千仞直，雷奔入江不暂息。今古长如白练飞，一条界破青山色。”虽然逊于李白的《望庐山瀑布二首》，在唐人此一题材的作品中，也算出色之作。然而不知何故，这首诗很为苏东坡看不上眼，作诗嘲讽：“帝遣银河一派垂，古来唯有谪仙词。飞流溅沫知多少，不与徐凝洗恶诗。”话说得很过头，有点刻薄了，以至于后人一想起徐凝，就想到他这首“恶诗”。钱先生对苏东坡的不公显然不满，特地选了徐凝的十多首七绝，其中也包括咏庐山瀑布的这一首，而苏轼推崇的李白那两首，反而一首不选，似乎有意为徐凝出口恶气。

　　周绚隆的出版后记讲到一件有趣的事：钱先生选王初诗八首，杨绛批注：“锺书识：大似义山。已开玉溪而无人拈出。”读到这段话，周绚隆说：“可以想象，他几乎是按捺不住地跳出来强调了一下。”所选王诗，四首七律，四首七绝，一看就是简化版的李商隐，两者之间的关系一目了然。王初是元和末年人，早于李，故钱先生有此说。但人文社增补的诗人小传里说，据陈尚君考订，《全唐诗》所收王初诗，均为北宋人王初所作。假如陈尚君的考证可靠，王李的影响关系就颠倒过来了。但不管怎么说，钱先生对历代诗人间的互相学习和互相承袭特别关注，由于博览群书，向来目光如炬。对这方面的发现，他总是特别得意，仿佛窥见了一个大秘密。《宋诗选注》和《管锥编》等书里，谈一句好诗、一个妙喻的首创、发展、变化和翻空出奇之处甚多。这种发现的快乐我特别能理解，也有切身体验，读到钱先生的考据成果，仿佛听到他老先生笑眯眯地说：“我知道你们这句诗是从哪儿来的，小心皎然和尚骂你们偷哦。”

　　中唐殷尧藩的诗，钱先生选了一首《喜雨》：“临歧终日自裴回，干我茅斋半亩苔。 山上乱云随手变，浙东飞雨过江来。 一元和气归中正，百怪苍渊起蛰雷。千里稻花应秀色，酒樽风月醉亭台。”这首七律有什么好呢？似乎谈不上特别好。可是其中有两句，我们感觉很熟悉。“浙东飞雨过江来”，被苏轼写到了他的《有美堂暴雨》里：“天外黑风吹海立，浙东飞雨过江来。”成为名作里的名句。“千里稻花应秀色”，被曾几写到了他的《苏秀道中，自七月二十五日夜大雨三日，秋苗以苏，喜而有作》，成为著名的一联：“千里稻花应秀色，五更桐叶最佳音。”苏曾的两首诗，都远比殷尧藩的原作出名，谁知道竟然是直接搬用的呢。

　　晚唐诗人曹唐以游仙诗著名，钱先生对他的游仙诗不屑一顾，却选了一首《升平词》。曹唐的《升平词》共有五首，这种歌功颂德、粉饰现实的浮夸之作，钱先生应该是很讨厌的，何况这五首又都写得平平，为什么还要选？选入的第三首有何特异之处吗？“处处是欢心，时康岁已深。不同三尺剑，应似五弦琴。寿笑山犹尽，明嫌日有阴。何当怜一物，亦遣断愁吟。”细读几遍，成见在心，唯恐索解不深，难免杯弓蛇影，结果还真读出了另外的味道。首联感觉像是说反话，处处是欢心，也许偏偏自己不欢心。颔联应该颠倒过来读：不同五弦琴，应似三尺剑。颈联的意思是：通常说寿比南山，但现在看，南山怕还不够永久呢;尽管阳光灿烂，还嫌它灿烂得不彻底，偶尔会有片云之阴。这一联恭维过头，像是戏弄了。我不知道钱先生读后的感觉是否如此。其实要是讨厌曹唐虚无缥缈的游仙诗，自可不选，可以选其他的诗，比如这首《洛东兰若归》：“一衲老禅床，吾生半异乡。管弦愁里老，书剑梦中忙。鸟急山初暝，蝉稀树正凉。又归何处去，尘路月苍苍。”比《升平词》强多了。

　　杜甫这样的大诗人， 别说选一百七十四首， 就是选三百首、四百首，也能保证每一首在诗选中都在平均水平之上。钱先生选杜诗，没有给人意外的惊喜，但他选老杜最著名的三组七律组诗，却很独特。《秋兴八首》选一首（“闻道长安似弈棋”），《诸将五首》选两首（“汉朝陵墓对南山”，“韩公本意筑三城”），只有《咏怀古迹》五首全选。对比一下社科院文研所的《唐诗选》，《秋兴八首》选了两首，《诸将五首》一首未选，《咏怀古迹》只选了关于宋玉的一首。钱先生可能是这样考虑的，《秋兴》名气虽大，八首是整体，分开来看，单独的每一首，并不十分突出，《咏怀古迹》则每一首各自追怀一个历史人物（分别为庾信、宋玉、王昭君、刘备、诸葛亮），每一首都诗意圆满，至于《诸将五首》，是老杜的时论、政论诗，不仅语言精警，也显示了卓越的史识。

　　钱先生取舍如此，换了他人，这三组诗，是一首也舍不得丢下的。

　　虽然已经说过，选诗是自家事，喜好尤其不由他人置喙，我还是忍不住遗憾：李白诗真的选得太少了，白居易诗虽然入选最多，多至一百八十余首，但因为白诗太多，钱先生又太喜欢，身在山阴道上，应接不暇，结果是“取次花丛懒回顾”，不免选得凌乱无目的。如果为了好玩，韩愈的《双鸟》和《落齿》都可以选，如果展示诗人的悲悯情怀，柳宗元的《掩役夫张进骸》无论如何不能舍弃。

　　在书店翻书的时候就很自然地想到，钱先生的著作中，论及唐诗之处不少，若能将相关议论摘录出来，附于所选的诗下，就太精彩了。回家读周绚隆的出版后記，才知道他们也想到这一点了。周先生说，虽然《钱锺书手稿集中文笔记》和《容安馆札记》已经影印出版，但由于手稿不易辨识，在整理钱选唐诗书稿时，限于时间和精力，未能充分利用。但我觉得，已经出版了排印本的《谈艺录》和《管锥编》，以及单篇的论文里，有些内容还是方便利用的，比方说，《谈艺录》着重讨论过李贺和韩愈，第十四则论李贺的《梦天》和《天上谣》：“皆深有感于日月逾迈，沧桑改换，而人事之代谢不与焉。他人或以吊古兴怀，遂尔及时行乐，长吉独纯从天运着眼，亦其出世法，远人情之一端也。”论《高轩过》：“‘笔补造化天无功一语，此不特长吉精神心眼之所在，而于道术之大原，艺事之根本，亦一言道著矣。”都可以摘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