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剑 傅紫琼

　　

一、文化殖民占有企图初现

　　一九二0年，日本小说家、诗人佐藤春夫（一八九二至一九六四）启程来中国福建和台湾游历，这次旅行不仅使其了解到现实中国和观念中国的差异，完成了从文本中国到现实中国的转换，也令他对殖民者这一角色具有了明确的定位和认知。由此，这位原来驻足于艺术象牙塔中的文学者产生了靠拢日本主流意识的自觉。佐藤春夫在目睹中国被欺凌、被鄙视，传统文化无以为继的事实后生发出对本国未来的忧患意识，从而使日本狭隘的文化民族主义意识（日本最优意识）开始根植于他的文学观。如吉野耕作所言：“当源于民族文化的自我认同意识缺乏、不稳定，或受到威胁时，文化民族主义者大多会通过文化自我认同意识的创造、维持、强化来争取民族共同体再生的活动。”可以说，这种意识的形成不仅代表着佐藤春夫从此要高擎日本传统文化对抗日本的欧化风潮，更预示着他要高度维护日本传统文化的纯粹性、单一性，以实现世界对日本民族最优的认可。当他以殖民者身份观察近代颓败的中国后，他首先得出的是这样一个结论：“近代中国已不配和优秀的大和民族一起共享其祖先传承下来的文化了，这种犹如珍宝一样的文化只有日本帝国才配拥有。”如他在《大陆与日本人》一文中所说：“支那的文化在自己国家已完全枯死，而在我国正待开花。”也正由于此，首度游历中国之后，佐藤春夫以一种前所未有的熱忱关注起了中国传统文化，至“七七事变”前，他创作的《星》《玉簪花》《女诫扇绮谭》《李鸿章》《支那名媛诗抄》《车尘集》《支那童话集》《平妖传》等与中国古代文学相关作品已达到上百篇/ 部。虽然这些作品在中国古典文化对日本的影响日渐颓落的大正时期，起到了良好的传播作用，但其中也明确透露着佐藤春夫对中国古典文化进行刻意的“文化过滤”。

　　《星》是佐藤春夫一九二一年根据中国闽南传统戏剧《陈三五娘》创作的中篇小说，也是他归国后发表的第一部中国传统文化相关作品。他对原故事情节、结构、任务进行了大量修改，增加了婢女宜春与陈三的恋情，还将原作反对封建礼制、争取个性自由的故事改编为一个由三角恋情引发的殉情悲剧。小说没有注重对故事情节的渲染，而是在强化人物内心世界悲闷、苦情的描述上大下功夫，非常符合日本独特的审美特质。但这部小说最值得关注的是佐藤对洪承畴颠覆式的美化。在他的笔下，洪承畴被塑造成一个为保民众安危而忍辱负重、卧薪尝胆、弃暗投明，拯救黎民于水火的英雄形象。洪承畴是中国家喻户晓的人物，大量史料、小说乃至戏文对他变节一事均有记述。佐藤不可能对其一无所知，但他却苦心孤诣地为洪承畴变节杜撰出冠冕堂皇的理由，那就是投降是为保全国家，是为苍生不受战乱，得到幸福。这样的投降非但不可耻，而且可敬。其实质是在借诠释洪承畴投降合理化为近代中国及其精英指出一条所谓的“明途”，即坦然接受并感恩大日本帝国对近代中国的殖民，只有这样，中国才能保留，其子民才能获得幸福。对此他曾言：“诚然，作为古代文化之国支那确实给我国以莫大感化，但现代支那却是颓败之国，不值得我国民众尊重的苦力与娼妇之国。尽管如此，支那国民性中还存留值得我们敬爱的深厚传统，这应让国民了解。也就是说，这是一个令人绝望的国家，但却还有可怜可爱的国民，这就是我的支那观。”（《文化开发之路》，一九三九）尽管上述言辞发表于中日战争开始后，但毋庸置疑的是，他的这种观点实际上在其亲眼目睹近代中国之时就已形成了雏形。而为了标榜自己仍然是清高的“御道文学者”，他只有借助小说进行半遮半掩的宣述。在他这个热爱中国传统文化的日本知识分子看来，作为东洋的佼佼者，强大的日本对中国进行殖民是必要的，更是正义合理的。正如其在《支那有文化吗？》一文中所说：“……在支那的土地上培育对世界有益的文化这是我国的义务，也是我国的权利。在绝无文化的今日支那播撒新文化的种子，这是战后我辈的艰巨事业。”基于此，由狭隘的日本文化民族主义意识及日本军国主义殖民政策建构而成的“文化模子”就成为彼时他与中国传统文化交往和对话的媒介，并由此形成热爱中国文化—鄙视近代中国—殖民中国—开拓中国—共享中国这样一种文学思维，进而支持他对中国传统经典文本进行抉择和改头换面，最终目的是要让所有读者都认识到日本大和民族及其传统文化的优秀，认同日本殖民中国的正当性、合理性，并接受之、促进之。可以说，此时的佐藤春夫已形成了为日本未来能够顺利统治、殖民中国提供文化支撑的自觉意识，其以文化殖民的形式占有中国传统文化的企图业已开始形成。

二、对文化殖民合作者的抉择

　　佐藤春夫与中国近代许多学者都曾有过较为密切的交往，但结果却大都令人遗憾。一九二一年十月，佐藤春夫与田汉结识。彼时，田汉虽然是以留日学生身份前往拜访，但实际上田汉早已以《平民诗人惠特曼的百年祭》等作品享誉中国近代文坛。然而，佐藤春夫对他的来访表现得十分冷淡。田汉曾在日记《蔷薇之路》中指摘过佐藤春夫的态度，认为他过于傲慢。而佐藤春夫也在小说《人间事》中居高临下地描述自己与田汉的交往：“交往一年。说是交往，其实只是对方登门拜访，我既没有回访过他一次，也没有将这个异邦人带到哪儿去玩过……田归国后依然不时寄来才气横溢的信，而我却一直懒得动笔。自知理亏，但始终没有回过信。”这一记述印证了田汉所说的“傲慢”是存在的。也正是由于此，田汉回国后不久即和佐藤春夫产生隔阂，从此天各一方。

　　一九二二年，郁达夫经田汉引见与佐藤春夫相识，从此开始了二人长达十六年的交往。在此期间，郁达夫将佐藤春夫视为师长，时时登门拜访，写信求教，还为佐藤春夫引见了同为创作社成员的郭沫若、成仿吾、陶晶孙、郑伯奇。他曾在《海上通信》一文中说到对佐藤春夫的认识：“在日本现代小说家中，我最崇拜的是佐藤春夫……我每想学到他的地步，但是终于画虎不成。”而佐藤春夫偕家眷两次游历中国，郁达夫也是从始至终陪伴在侧，还极力促成佐藤春夫与中国近代著名文人胡适之、徐志摩、欧阳予倩等人会面。佐藤春夫也在《致友人村松梢风书简》中将郁达夫称为他最“喜欢”的支那人。但是，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佐藤春夫竟创作《亚细亚之子》诽谤、诬陷郁达夫。郁达夫愤怒至极，撰稿《日本的娼妇与文士》，怒骂佐藤春夫是“比中国的娼妇还不如”的“最下流的娼妇”。二人就此交恶。

　　鲁迅是中国左翼文学领袖，其政见与佐藤春夫可谓南辕北辙，二人也从未谋面。但他却是唯一一位得到佐藤春夫公开肯定的中国作家。值得注意的是，佐藤春夫对鲁迅的认可是比较滞后的。一九二0年，在北京居住的日本著名中国文学研究学者青木正儿首次对鲁迅及其左翼作品进行了高度评价，鲁迅由此受到在京其他日本文化人的关注。之后从一九二一年起，藤原镰兄在其创办的《北京周报》上多次刊登鲁迅的文章。此外，日本文化评论人丸山昏迷、清水安三等也对鲁迅给出了许多积极的评价，称其作品具有极高的艺术魅力，是中国近代伟大的作家。一九二七年，鲁迅的《故乡》首次登陆日本本土刊物《大调和》，并引发日本无产阶级文化人形成两个对立的阵营，进行针锋相对的述评和辩论，从而掀开了日本文坛大规模译介鲁迅作品的风潮。应该说，一个中国作家在日本本土引起如此之大的关注，作为日本文坛活跃分子的佐藤春夫毫不知情是不可能的，但他从未评价过鲁迅及其作品。而且，佐藤春夫当时对鲁迅及其身份也应该有所了解。因为他的好友芥川龙之介曾高度称赞过鲁迅及周作人翻译的《现代日本小说集》，其中收录佐藤春夫的作品最多，高达四篇，而其他作家均为一二篇，但佐藤春夫一直对该译集视若无物，也从未进行过任何表态。但是，从一九三一年九月开始，佐藤春夫突然表现出对鲁迅的兴趣，不仅开始阅读其作品《阿Q 正传》，更购入了各种鲁迅的短篇集。至一九三二年，佐藤春夫又翻译了鲁迅的《故乡》和《孤独者》，还在《中央公论》上公开肯定鲁迅，称其为属于世界的“中国最伟大的小说家”。一九三五年更与增田涉共同编译了《鲁迅全集》并负责书籍发行的繁重工作。

　　梳理这几段比较典型的交往，可以发现以下几个特征：

　　首先，轻蔑的俯视、冷漠的无视是佐藤春夫与中国知识群体交往的基本态度。据笔者对现存资料整理发现，除鲁迅的作品之外，身为日本著名评论家的佐藤春夫从未对田汉、郁达夫、郭沫若等人的作品进行过公开评价和翻译，他的藏书中也未得见这些作家作品的踪迹。由此可见，在佐藤春夫看来，对待近代中国作家不仅可以言辞进行讥讽，他们的作品也是不屑的。诚然，这种态度可以理解为佐藤春夫清高个性的使然，抑或他作为一个成名作家的骄傲和狷狂，但不容忽视的是，在佐藤春夫心中，这种交往是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的交往，双方必须要有高下之分。因此，尽管郁达夫以十六年的时间希图构建双方的情谊，但佐藤春夫或许更愿意将其视为一个他比较愿意俯视的对象而已。否则，佐藤春夫怎会仅以猜测就公开诋毁和诽谤自己的友人呢？

　　其次，佐藤春夫与中国近代文人的交往具有明确的政治功利性。武继平先生曾指出：“佐藤春夫把‘支那这一古老大国新生的希望寄托在这批留学生（田汉、郁达夫）的身上。”综合前述分析以及看他在三十年代所写的《支那有文化吗？》《文化开发之路》《我等非东夷》《平生的夙愿》等一系列文章就不难确定，他所谓的新生的中国实质上就是指中国接受日本殖民后在日本的带领下得到的重生。而这一目标的实现在他看来必须要创造出更多的洪承畴，而那些在日本留学的中国文化精英显然是最佳人选。可是，田汉、郭沫若、郁达夫等人相继学成归国，并在国民政府中担任要职，不仅没成为亲日派为“大东亚共荣圈”群策群力，却大唱反调，走上了为发展近代中国而奋斗的道路。例如田汉就曾在给村松梢风编刊的《骚人》撰写的文章中明确声明：“我不是为《骚人》写稿，因为不愿意写，作为中国青年，我没有理由响应”村松“在‘济南事变问题上那样地支持田中政策”。于是，曾经的希望人选在佐藤春夫的眼中立时就变成了一群只有政治野心，并与娼妇和苦力为伍的无用之人。这或许是佐藤春夫反复毁辱田汉、肆意诋毁郭沫若和郁达夫的真正原因吧。

　　对于佐藤春夫与鲁迅的文学交流，多数研究指出二者是基于中国传统文化达成的一种共识和共鸣，这一结论有比较明确的事实佐证，例如佐藤春夫曾称赞《故乡》：“体现的是一种中国古代特有的诗歌情怀（这是我非常喜欢的情怀）……我感觉到《故乡》中渗透着杜甫诗情般的东西。”在《月光与少年—鲁迅的艺术》中他说道：“他（指鲁迅）的虚无感，绝不是从近代欧洲而来，而是从本国老庄处传来的东西。他之所以绝没有陷入神经质的忧郁，却有着快活的笑，其原因也在于此，快活的虚无感，这乃是成为《阿Q 正传》的基调的文趣，因此他的绝望不属于人而属于天。”但是，应该看到，佐藤春夫重视鲁迅正是中国留日学生大批回国出任官职令其失望之至之时。就这一点而言，佐藤春夫对鲁迅态度的突然转变颇有些耐人寻味。究其原因可能有几点：第一，鲁迅曾留学日本，亦属于佐藤春夫眼中的洪承畴备选之人。第二，鲁迅也曾做官，但他最终选择脱离政府，以文学来鞭挞近代中国的黑暗、腐朽。这显然应和了当时日本知识分子对近代中国的书写特点。第三，鲁迅文学中有着极为浓郁的中国传统文化意蕴，这与佐藤春夫的“支那情趣”产生了共鸣。第四，鲁迅一直与在京日本人保持良好的关系，从未对日本表现出任何反感，即使在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后，鲁迅也未曾对此发表过任何言论。这可能给佐藤春夫造成了鲁迅亲日的印象。因此，在佐藤春夫看来，相较于田汉诸人，鲁迅可能更适合成为日本在殖民中国过程中的文化合作者。从一九三二年起，佐藤春夫一方面多方放言近代中国是娼妇、苦力之国，近代中国无文化的论调，另一方面对鲁迅开始了绝无仅有的、不遗余力的推介，甚至到处呼吁鲁迅应该定居日本，成为一个日本人，为此，他还不辞辛苦，四处奔波希图让此事成真。这种落差极大的表现让人很难想象，他会以纯粹的文学视野去接受近代中国的左翼文坛领袖。在笔者看来，这毋宁说是狭隘的文化民族主义者佐藤春夫希图以鲁迅作为跳板，實现其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殖民式占有的一厢情愿罢了。

　　综上所述，我认可佐藤春夫在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交流过程中的地位，肯定其在推进日本读者了解和接受鲁迅及其作品时发挥的重要作用，也同意其与中国近代文人交往的结果是多种因素所致。但正如王升远所说：“中国学界对于日本的国策作家应具有拒绝遗忘的自觉。”可以看到，首次游历中国后的佐藤春夫对狭隘的文化民族主义意识和日本殖民观是明确接受的，从一九二一年至“七七事变”前，他已开始有步骤地进行皈依日本军国主义的准备。在这一过程中，他对日本传统文化的弘扬以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推崇都成为其狭隘文化民族主义文学观的前置布景，而在这之后则隐藏着他通过文化过滤和抉择文化殖民合作者达成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隐性占有，从而实现大和民族占据东洋之巅的企图。而这也正是其后期自觉自愿为日本军国主义摇旗呐喊的必经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