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炳月

　　编定这本《撄心者说》， 整理好目录，和各篇文档一起用电子邮件发出，如释重负。端起一杯茶，抬眼看窗外，蓝天白云也高远了许多。受惠于清晨的一场雷阵雨和雨后的大风，天空湛蓝。那种透明的蓝，本是秋季北方的天空常见的。置身初夏，遥望蓝天，恍若隔季。

　　相隔五年，完成又一本鲁迅论，有成就感。说“又一本鲁迅论”，是相对于二0一五年出版的那本《鲁迅形影》而言的。编《鲁迅形影》的时候，想书名费了许多心思。最后确定的“鲁迅形影”，自己很满意。这次也一样。想书名，依然费了许多心思。对于“撄心者说”这个书名，自己依然满意—满意于其符号性与歧义性。

　　一九0六年三月，青年鲁迅弃医从文，立志用文艺改变国民精神，从仙台回到东京。此时至一九0九年八月回国，他在东京生活了三年半，写了几篇大文章，编译了两册《域外小说集》。其所作文章中，真正的文艺论文只有一篇《摩罗诗力说》。一九二六年十月，鲁迅编杂文集《坟》，所选留日时期的文章共四篇，依次是《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四篇文章的排序，并非按照写作、发表的时间先后。否则，一九0八年二三月发表（两次连载）的《摩罗诗力说》应当排在当年八月发表的《文化偏至论》之前。鲁迅的排序显然是根据文章的内容。综合性的在前，专业性的在后。于是有了现在的这种人类史、科学史、文化、文艺的顺序。《摩罗诗力说》对文艺问题的论述，是围绕“摩罗诗力”展开的。所谓“诗力”，即文艺作品的“撄人心”之力。是否“撄人心”，也是鲁迅认识中西差异的重要视角。文章说：“中国之治，理想在不撄，而意异于前说。有人撄人，或有人得撄者，为帝大禁，其意在保位，使子孙王千万世，无有底止，故性解（Genius）之出，必竭全力死之;有人撄我，或有能撄人者，为民大禁，其意在安生，宁蜷伏堕落而恶进取，故性解之出，亦必竭全力死之。”从帝到民，皆以“不撄”为理想，皆扼杀“性解”（天才），故中国只能长期处于“蜷伏堕落”的状态。为了改变这种状态，鲁迅呼唤摩罗诗人出现，主张“撄”，声称“盖诗人者，撄人心者也”。鲁迅本人就是一位“撄人心者”，写《摩罗诗力说》就是在“撄人心”。

　　对于鲁迅来说，一九0七年在《摩罗诗力说》中倡导的“撄人心”，是个符号性、象征性的表述。“撄人心”上承仙台弃医从文时期的“改变精神”，下接“五四”时期的“呐喊”。“改变”即“撄”，“精神”即“人心”。为了“撄人心”，所以“呐喊”，以唤醒在“铁屋子”中沉睡的人们。鲁迅是“撄人心者”，鲁迅是执着的“撄人心者”，鲁迅始终是执着的“撄人心者”。尽管他也要休息，也有失望甚至绝望的时候。因为是“撄人心者”，所以他反对瞒和骗、针砭麻木与遗忘，所以他主张“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所以他始终保持清醒的现实主义态度。在此意义上。文学不过是他“撄人心”的工具。“撄人心”的立场与态度，决定了鲁迅对小说、杂文、木刻等文艺形式的选择。这些文艺形式富于大众性、媒体性、实践性，易于发挥“撄人心”的功能。

　　鲁迅是“撄人心者”，因此鲁迅的作品都是“撄心者说”。这位“撄心者”，“说”出了《呐喊》《彷徨》《野草》，“说”出了《坟》《热风》《华盖集》，“说”出了《朝花夕拾》《故事新编》……

　　撄心者说，撄心者亦被说。“说撄心者”，即谈论鲁迅、研究鲁迅。此乃另一种“撄心者说”。近百年来，许许多多阅读鲁迅、谈论鲁迅、研究鲁迅的人，就是这种“撄心者说”的主体。己心为撄心者所撄， 亦欲以撄心者之心撄人。伟大领袖毛泽东，是这类主体中甚为突出的一个。他不仅是主体，而且催生了无数主体，促成了一个“撄心者说”的时代。鲁迅写《摩罗诗力说》的时候，作为“撄心者”，对于“诗心普遍性”是充满期待的。故文中有言：“盖诗人者，撄人心者也。凡人之心，无不有诗，如诗人作诗，诗不为诗人独有，凡一读其诗，心即会解者，即无不自有诗人之诗。无之何以能解？”在众多的阅读鲁迅、谈论鲁迅、研究鲁迅的人这里，在新中国，鲁迅的期待没有落空。

　　近百年来，两种“撄心者说”互动，形成了一部思想史，一部心灵史，一部学术史。

　　与《鲁迅形影》相比，这本《撄心者说》的整体性强一些，更像一本鲁迅研究专著。这是因为，本书所收论文的写作时间相对集中，选择论述对象的时候，我已经考虑到一本书的框架。本书所收十四篇文章中，最早的《浮世绘之于鲁迅》写于二0一六年六月，最晚的《一九二六年：鲁迅国民性话语的展開》于二0二一年五月底完稿，十四篇文章是四年之内写成的。我从二0一六年底开始主持中国鲁迅研究会秘书处的工作，年年参与组织各种类型的鲁学会议。鲁学界的同道们参会踊跃，撰文积极。年老的老当益壮，年轻的青春焕发。那对我是莫大的鞭策。大家都在努力，自己身为组织者之一，不可偷懒，不可三心二意。于是缩小研究范围，暂时放下手里的西域学、日本文学题目，把更多的时间用于研读鲁迅、撰写论文。论述的问题，有与南京求学生活相关的鲁迅的“自我”意识，有《狂人日记》的发表及鲁迅本人对《狂人日记》的持续阐释，有鲁迅二十年代前期的生活状态、中期的国民性思想、末期的美术活动，有鲁迅晚年的杂文写作与杂文观念，等等。这样，论文写完，编成一本书，就能够历时性地呈现不同时期鲁迅思想、文艺活动的不同侧面。几篇长论文的撰写，似乎是花了写几部专著的力气。书中讨论浮世绘与新兴版画的两篇文章，处于《鲁迅形影》中那篇《“文章为美术之一”—鲁迅早年的美术观与相关问题》的延长线上。研究鲁迅杂文的论文有两篇，都很长。这不仅与杂文在鲁迅创作中、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有关，而且与我的阅读兴趣有关。大概是因为年龄的关系，近年越来越喜爱鲁迅杂文。那种尖锐性、现实感与修辞智慧的融合，魅力无穷。

　　鲁迅研究，难度很大。而且，难度越来越大。鲁迅博大、复杂，有独特的思维与修辞，本来就难于把握。百余年来，一代又一代杰出的学者投身鲁迅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留下的研究空间已经不大。另一方面，鲁迅研究也曾被工具化，鲁迅身上被附加了某些并不属于鲁迅的东西。诡异的是，即使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某些以“回到鲁迅”为指归的鲁迅研究，现在看来，也有回到特定语境中的研究者自身之嫌。这种情况下，要想在研究方面有所突破，要想把握鲁迅的真实，方法论的自觉是必要的。我的基本方法，是以具体作品为对象，细读文本，索隐发微，以点带面，小题大做。这里所谓的“作品”，并非仅仅是指小说、诗歌、散文之类的文学创作，而是指一切出自作家之手、形诸文字的文本。这种方法的选择是基于我的一个基本观念： 作品至高无上。作家因作品获得“作家”的身份，无数的作品构成了文艺思潮、文学运动与文学史。没有一部作品的诞生是偶然的，没有一部作品的存在是孤立的。作品是语言，是情感， 是思想， 是美的形式。只有把一个一个具体的作品读懂、说透，才能最大限度地贴近作家的真实，才能进入作家的心灵深处与思想深处，才能真正把握普遍性与整体性。

　　恰好是五年前的今天，写《鲁迅形影》后记的时候，五十五岁，感叹自己已经接近鲁迅先生享年的五十六岁。现在，五年居然已经过去，自己六十岁了！《撄心者说》这本书，是我花甲之年的最好纪念，也是一个转折点。

　　生活会继续，学术研究会继续。但是，六十岁之后的生活与学术，应当是另一种状态。必须是。一定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