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雪涛

　　

一

　　在德文中，Naturkunde 的一个含义是英文的natural history，其实就是对动植物、矿物、天体等的研究，也就是所谓的博物学。博物学是十八、十九世纪的一个概念，是有关自然科学不同知识领域的一个整体表述，它包括对今天我们称之为生物学（包括植物学和动物学）、矿物学、古生物学、生态学以及部分考古学、地质学与岩石学、天文学、物理学和气象学的研究。这些知识领域的研究人员称为博物学家。一七二八年英国百科全书的编纂者钱伯斯（E p h r a i m C h a m b e r s， c . 1680–1740） 在《百科全书， 或艺术与科学通用辞典》（Cyclopaedia， oran Universal Dictionary of Arts andSciences ）一书中附有“博物学表”（T a b . N a t u r a l H i s t o r y），这在当时是非常典型的博物学内容。尽管从普遍意义上来讲，有关自然的研究早在古代和中世纪就已经存在了，但真正的“博物学”却是在近代出现的，只是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人仅仅出于兴趣爱好而已，并非將之看作一种职业。德国文学家歌德就曾是一位博物学家，他用经验主义的方法，研究过地质学和植物学。在十八、十九世纪之前，自然史—博物学的另外一种说法—一词是相对于政治史和教会史而言的，用以表示所有科学的研究。传统上，自然史主要以描述性为主，而自然哲学则更具解释性。

　　近代以来的博物学之所以能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存在，原因在于著名思想史学者洛夫乔伊（Arthur Schauffler Oncken Lovejoy，1873-1962）认为世间存在一个所谓的“众生链”（the Great Chain ofBeing）：神创造了尽可能多的不同事物。它们形成一个连续的序列，特别是在形态学方面，因此人们可以在所有这些不同的生物之间找到联系。柏林自由大学的社会学教授勒佩尼斯（Wo l f L e p e n i e s，1941- ）认为：“博物学并不拥有迎合潮流的发展观念。”德文的“发展”（E n t w i c k l u n g）一词，是从拉丁文的evolvere 而来的，它的字面意思是指已经存在的结构的继续发展，或者实现预定的各种可能性，但绝对不是近代达尔文生物进化论意义上的新物种的突然出现。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欧洲开始出现博物学博物馆，其中最早的是一七九三年在巴黎建立的博物学博物馆（Muséum nationaldhistoire naturelle）;在德国，普鲁士于一八一0年创建柏林大学之时，也开始筹备“博物学博物馆”（Museum für Naturkunde）了;伦敦的博物学博物馆（N a t u r a lH i s t o r y M u s e u m） 建于一八六○ 年; 维也纳的博物学博物馆（N a t u r h i s t o r i s c h e s M u s e u m）建于一八六五年。这些博物馆除了为大学的研究人员提供当时和历史的标本之外，也开始向一般的公众开放，以增进人们对博物学知识的了解。

二

　　尽管中国早在西晋就有张华（二三二至三00）十卷本的《博物志》印行，但其内容所涉及的多是异境奇物、琐闻杂事、神仙方术、地理知识、人物传说等，更多的是文学方面的“志怪”题材作品。其后出现的北魏时期郦道元（四六六至五二七）著《水经注》、贾思勰著《齐民要术》（成书于五三三至五四四年间），北宋时期沈括（一0三一至一0九五）著《梦溪笔谈》等，所记述的内容虽然与西方博物学著作有很多近似的地方，但更倾向于文学上的描述，与近代以后传入中国的“博物学”系统知识依然不同。其实，真正给中国带来了博物学的科学知识，并且在中国民众中起到了科学启蒙和普及作用的是自十九世纪后期开始从西文和日文翻译的博物学书籍。

　　尽管“博物”一词是汉语古典词，但“博物馆”“博物学”等作为“和制汉语”的日本造词却产生于近代， 即便是“ 博物志”一词，其对应上natural history 也是在近代日本完成的。如果我们检索《日本国语大辞典》的话，就会知道，“博物学”在当时是动物学、植物学、矿物学以及地质学的总称。据《公议所日志》载，明治二年（一八六九）开设的科目就有：和学、汉学、医学和博物学。而近代以来在中文的语境下最早使用“博物学”一词是一八七八年傅兰雅《格致汇编》第二册《江南制造总局翻译系书事略》：“博物学等书六部， 计十四本。” 将natural history 翻译成“博物志”“博物学”，是在颜惠庆（W. W. Y e n，1877-1950）于一九○八年出版的《英华大辞典》中。这部辞典是以当时日本著名的《英和辞典》为蓝本编纂的。据日本关西大学沈国威教授的研究，有关植物学的系统知识，实际上在十九世纪中叶已经介绍到使用汉字的日本和中国。沈教授特别研究了《植物启原》（宇田川榕庵著，一八三四年）与《植物学》（韦廉臣、李善兰译，一八五八年）中的植物学用语的形成与交流。也就是说，早在“博物学”在中国、日本被使用之前，有关博物学的专科知识已经开始传播了。

三

　　“启蛰·新博物学译丛”德文版系由德国柏林的Matthes & Seitz出版社策划出版的。丛书的内容是传统的博物学—对人们来说既熟悉又陌生的自然。这些精美的小册子， 以图文并茂的方式，不仅讲述有关动植物的自然知识，并且告诉我们那些曾经对世界充满激情的探索活动。这套丛书中每一本的类型都不尽相同，但都会让读者从中得到可信的知识。其中的插图，既有专门的博物学图像，也有艺术作品（铜版画、油画、照片、文学作品的插图）。不论是动物还是植物，书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前一部分是对这一植物或动物的文化史描述，后一部分是对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动植物肖像之描述。可谓是有关每一种动植物的文化史百科全书。

　　这套丛书是由德国学者编纂，用德语撰写，并且在德国出版的，因此其中运用了很多“德国资源”：作者会讲述相关的德国故事〔在讲到猪的时候，会介绍德文中S c h w e i n h a b e n（字面意思是：有猪，引申义是：幸运）的俗语，它是新年祝福语，通常印在贺年卡上〕;在插图中也会选择德国的艺术作品（如在讲述荨麻的时候，采用了文艺复兴时期德国著名艺术家丢勒的木版画）;除了传统的艺术之外，也有德国摄影家哈特菲尔德（J o h nHeartfield，1891-1968）的作品《来自沼泽的声音：三千多年的持续近亲繁殖证明了我的种族的优越性！》—艺术家运用超现实主义的蟾蜍照片，来讽刺一九三五年纳粹颁布的《纽伦堡法案》，等等。除了德国文化经典之外，这套丛书的作者们同样也使用了对于欧洲人来讲极为重要的古埃及和古希腊的例子，例如在有关猪的文化史中就选择了埃及的壁画以及希腊陶罐上的猪的形象，来阐述在人类历史上，猪的驯化以及与人类的关系。至于东亚的艺术史，丛书仅仅涉及了日本。举例来讲，在《蟾蜍》一书中，作者就提到了日本的葛饰北斋创作于一八00年左右的浮世绘《北斋漫画》，特别指出其中的“河童”（Kappa）也是从蟾蜍演化而来的。

　　从装帧上来看，每一本的制作都非常精心：从铜版彩印，到粗线锁边精装，无不透露着出版人之匠心独运。因此，用这样的一种图书文化来展示的博物学知识，可以给读者带来独特而多样的阅读感受。从审美的角度来看，这套书可谓臻于完善，书中的彩印，几乎可以触摸到其中的纹理。中文版的翻译和制作，同样秉持着这样的一种理念。

四

　　博物学的知识可以增加我们对于环境以及生物多样性的关注。自二十世纪后半叶以来，中国的教育其实比较缺少“博物学”的内容，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几代人与人类的环境以及动物之间的疏离。

　　我们这一代人所处的时代，决定了我们对动植物的认识，以及与它们之间的关系。其实一直到今天，如果我们翻开最新版的《现代汉语词典》，在“猪”的词条下，还可以看到一种“实用主义”的表述：“哺乳动物，头大，鼻子和口吻都长，眼睛小，耳朵大，四肢短，身体肥，生长快，适应性强。肉可以吃，皮可制革，鬃可制刷子和做其他工业原料。”这是典型的人类中心主义的认知方式。这套“博物学丛书”的出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人们的动物观，从而让读者看到“猪”后，不再只是想到“猪的全身都是宝”了。

　　以前我在做国际汉学研究的时候，知道国际汉学研究者—特别是那些欧美汉学家—是作为我们的他者而存在的，因此他们对中国文化的看法就显得格外重要。而动物是我们人类共同的他者，研究人类文化史上的动物观，不仅仅对某一个民族，而是对全人类都十分重要的。其实人和动植物之间有着更为复杂的关系。从文化史的角度，对动植物进行描述，这就好像是在人和自然之间建起了一座桥梁。

　　拿动物来讲，它们不仅仅具有与人一样的生物性，同时也是人的一面镜子。动物寓言其实是一种特别重要的具有启示性的文学体裁，常常具有深刻的哲学内涵。古典时期有《伊索寓言》，近代以来比较著名的作品有《拉封丹寓言》《莱辛寓言》《克雷洛夫寓言》等。法国哲学家马吉欧里（Robert Maggiori，1947- ）在他的《哲学家与动物》（Un animal， unphilosophe ）一书中指出：“在开始‘思考动物之前，我们其实就和动物（也许除了那些最具野性的几种动物之外）有着简单、共同的相处经验，并与它们架构了许许多多不同的关系，从猎食关系到最亲密的伙伴关系。……哲学家只有在他们就动物所发的言论中，才能显现出其动机的‘纯粹。”他进而认为，对于动物行为的研究，可以帮助人类“看到隐藏在人类行径之下以及在他们灵魂深处的一切”。马吉欧里在本书中，还选取了“庄子的蝴蝶”一则，来说明欧洲以外的哲学家与动物的故事。

五

　　很遗憾的是，这套博物学译丛的作者，大都对东亚，特别是中国有关动植物丰富的历史了解甚少。其实，中国古代蕴藏着极其丰富的动植物资源，对此在德语世界也有很多的介绍和研究。十九世纪的德国人对中国博物学知识怀有好奇心， 比如， 汉学家普拉特（Johann Heinrich Plath，1802-1874）在一八六九年发表的皇家巴伐利亚科学院论文中，就曾系统地研究了“古代中国人的活动”，论文的前半部分内容都是关于中国的农业、畜牧业、狩猎和渔业。一九三五年《通报》上发表了劳费尔（B e r t h o l d L a u f e r，1874-1934）有关黑麦的遗著，这种作物在中国并不常见。有关古代中国的家畜研究，叶乃度（EduardE r k e s，1891-1958）写有一系列的专题论文，涉及马、鸟、犬、猪、蜂。这些论文所依据的材料主要是先秦的经典，同时又补充以考古发现以及后世的民俗材料，从中考察了动物在祭礼和神话中的用途。著名汉学家霍夫民（A l f r e dH o f f m a n n，1911-1997） 曾编写过一部《中国鸟名词汇表》，对中国古籍中所记载的各种鸟类名称做了科学的分类和翻译。有关中国矿藏的研究，劳费尔的英文名著《钻石》（Diamond ）依然是这方面最重要的专著。由于这部著作出版于1915 年，黑尔芬（O t t o J o h nMa e n c h e n - H e l f e n，1894-1969）对有关钻石的情况做了补充，他认为也许在《淮南子》第二章中就已经暗示了中国人知道了钻石。

　　前一段时间，中国国家博物馆希望收藏德国生物学家和鸟类学家卫格德（M a x H u g o We i g o l d，1886-1973）教授的藏品，他们向我征求意见，我给予了积极的反馈。早在一九0九年，卫格德就成为德国鸟类学家协会（D e u t s c h eO r n i t h o l o g e n - G e s e l l s c h a f t） 的会员，他被认为是德国自然保护的先驱之一，正是他将自然保护的思想带给了普通的民众。作为动物学家，卫格德单独命名了五个亚种，与他人合作命名了七个亚种。这些在中国首次由卫格德发现的物种，在他的日记中都有详细的发现过程的记录，弥足珍贵。一九一三年，卫格德来中国内地和西藏进行探险旅行，一九一四年他在映秀（Wa s s u l a n d， 毗邻现卧龙自然保护区）的猎户那里购得“竹子熊”（B a m b u s - b?r e n）的皮，一九一六年成为第一个在中国看到大熊猫的西方博物学家。卫格德记录了购买大熊猫皮的经过，以及饲养幼崽熊猫失败的过程，上述内容均附有极为珍贵的照片资料。

　　東亚在丰富博物学的内容方面曾经做出过巨大的贡献。我期待中国的博物学家，能够将东西方有关博物学的知识融会贯通，写出真正的“全球”博物学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