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素敏送来诸葛殷同老师的文集《逻辑学若干问题研究》,家龙师作序,我写的几句话竟也忝列其后。小夏编辑文集初期,请我写一封推荐信到社科院申请出版资助。我依据对诸葛老师的了解,中规中矩完成了任务。所以,这实在不是一个序,只是一封推荐信而已。手边没有任何材料,凭着记忆和想象,我在推荐信中对诸葛老师的论文做了四个方面的简要说明和评价,现在读来,居然像模像样,与文集内容也吻合。这说明我对诸葛老师是比较了解的,毕竟四十多年的师生情谊。
第一次见诸葛老师是一九七八年秋在社科院一号楼逻辑室,我们几个学生进办公室,诸葛老师穿一件蓝色涤卡上衣,背对门坐着看書,没有理我们。我的印象是他非常年轻。此前在工会干校宿舍我们见过周(礼全)先生、沈(有鼎)先生、倪(鼎夫)老师、张(尚水)老师,觉得进了“翰林院”,以后会跟着老先生们读书。所以看到诸葛老师我也没有在意。听说他要给我们上课,我才多看了他一眼,只是觉得他好年轻啊。后来才知道,他和张老师是同学,张老师头发花白,我误以为是位老先生。
我进社科院读研究生时,甚至不知道逻辑是什么。诸葛老师是我的逻辑启蒙老师。他讲了两门课,一门是形式逻辑,一门是命题演算。形式逻辑用的教材是金岳霖先生主编的《形式逻辑》。命题演算用的是王宪钧先生的《数理逻辑导引》油印本,有几件事情印象极深,难以忘怀。
一件是形式逻辑课第一讲,其他内容已经忘记,只还记得一开始他关于形式逻辑这个概念定义的讲解。他讲了很多种定义,有这么说的,有那么说的,这种说法有什么缺点,那种说法有什么缺点,他认为所有说法都是有问题的。最后他讲到金先生这本书,他认为这本书的定义比其他几个都好,好像是关于思维形态的一个什么说法,说完以后他说,这个说法也有缺点,是什么什么。我当时以为他指出其他说法不好,是为了说这本书的说法好,没想到他又说这个定义也是有缺陷的。当时留下深刻印象,就是因为这样一种教课方式,使你从一开始就建立起一种全新的学习概念。就是说,在学习中不能有先入为主的东西,不能把某一种观点当作一种教条式的东西来接受。对任何一个观点其实都要问是什么、为什么、对不对,这其实是一种思维方式,一种形而上学研究的思维方式。只不过诸葛当时没有这么说。这样一种思考问题的方式,我认为是非常有意思的。
另一个比较深刻的印象是他给我们讲命题演算的证明。诸葛讲课有一个特点,很多年以后我发现这也是他正式讲话时的一个特点:他发言从来不脱稿,总是事先写好,他的发言就是念稿子。念的时候他会把眼镜摘掉,眼睛凑到稿纸很近的地方看,在个别地方,他会脱稿抬起头来讲几句,然后又低头读稿子。他讲证明的时候也是这样:面向黑板,背朝我们,在黑板前照着稿子在黑板上写证明,稿纸是哲学所提供的那种四百字格的。我当时觉得他非常认真,非常严谨。有一次在讲命题演算证明的时候,他讲到没有给出蕴含定义的时候,证明中就不能使用相关规则,比如说不能从“¬p ∨ q”一步直接得到“p → q”。王人雨学兄认为应该允许这样做。他特别有意思,还跑到黑板前面,用手比划着说,这两步是等价的,当然可以这么做;如果一个学生能做出这样的证明来,老师应该对这个学生能够举一反三给予鼓励,应该说好。说完之后他走回座位,有些得意的样子。他是我师兄,很聪明,岁数比我大,经多见广。当时大伙儿也觉得他说得有道理,还笑了。我记得很清楚,诸葛当时在黑板前愣了一下,然后突然说了一句:这样的学生在我这儿就是零分。嗓门儿也一下子高上去了。全场立即鸦雀无声。
我这一辈子经历过两次如此安静的场面,这是第一次。很明显,诸葛发火了。我们这一代人都经过“文化大革命”,师道尊严的观念都有些淡薄了。我当时还觉得人雨兄说的是对的,诸葛老师有点吹毛求疵。很多年以后我才明白诸葛是对的。证明是有要求的,因此是有程式化的东西,这就是科学和科学性的体现。人雨兄的做法,相当于弗雷格所说的在证明中省略了中间步骤,诸葛的批评实际上是在告诉我们,不仅要学习逻辑的证明方法,而且要学习逻辑的科学意识和精神,而所有这些,都是需要从一步一步按照推理规则的证明步骤来学会并培养和建立起来。
诸葛老师讲课时比较严肃。时间长了,慢慢熟了,他也会给我们讲一些他的经历。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当年在山西监狱里生活的一些事情。一件是喝水:夏天很热,每天就发一次水,他必须把它分三次,早中晚三次喝,若一次喝完,到晚上就没水喝了。还有一件事情是读《新华字典》。他当时手里没有书,只有一本《新华字典》:每天只能看《新华字典》,结果把里边的字差不多都背下来了。诸葛老师在讲逻辑时有时候会讲循环证明,他说字典中的文字解释就是循环的。这大概是他读《新华字典》产生的想法。还有一些故事,虽然有趣,但是不如这两个印象深刻。
一九八一年研究生毕业后我留在逻辑室工作,与诸葛有了非常多的密切接触和交往。诸葛非常关心我的学习和进步,一九八六年我刚从德国回来,诸葛让我参加承德会议,还安排我做一个大会报告,讲一下国外逻辑教学情况。这是全国形式逻辑学术研讨会,室里那么多老师,却让我去发言,我有些诚惶诚恐。诸葛对我说:你来发言,别老是我们这些人讲来讲去的,没有意思,你们年轻人要出来说话。我当时对这件事没有什么认识,只觉得这是老师对我的提携。结果那次会上我一下子就出名了:我说了几句很得罪人的话。我听说金先生的《形式逻辑》出来以后,模仿这本书写的逻辑教材大概出了一百三十多种,于是我说,《形式逻辑》教材出版“像雨后春笋一样”,这句话立即成为人们的笑谈。还有,我在介绍完国外的逻辑教学情况以后说,如果不学现代逻辑,混饭吃可以,搞好逻辑的教学与研究是不可能的。这句话我说得比较随意,结果得罪了不少人。很多人说,逻辑室从哪里冒出来这么一个愣小伙子,说话比诸葛还冲。后来我才明白,诸葛是会议组织者,安排我发言是希望我从国外的角度宣传一下现代逻辑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从一九八六年承德会议起,我开始在中国逻辑界出名了,说好听一些叫崭露头角吧。那一年我才三十一岁,其实还在学习阶段,无论名声好坏,逻辑界的同仁开始认识我了。这虽然与我研究生毕业留在逻辑室工作的经历有关,其实完全是仰仗诸葛的安排。很多年以后说起这件事,诸葛说:我们就是要把你推出来,逻辑队伍需要新陈代谢。
诸葛懂现代逻辑,但是不研究现代逻辑,是研究传统逻辑。我跟他有很多交流,讨论过传统逻辑中的许多问题。我看过传统逻辑高峰时期的几本教科书,包括约瑟芬(J o s e p h,H .W. B)的《逻辑导论》和威尔顿(Welton, J)的《逻辑手册》,我向诸葛请教里边的问题,他的解答清晰而明确,我认为他对传统逻辑的认识是比较清楚的。由于他有研究水准,知道问题在什么地方,所以他知道国内形式逻辑著作中问题会出在什么地方,在别人向他请教时,他都能说到点上。文集中一些文章讨论了传统逻辑中的问题,显示出他这方面的认识。他被称为形式逻辑专家,绝非浪得虚名。人们在出版教材之后都会寄给他,也显示了对他的尊重。后来我才明白,他拿到教材一般不都看,只翻几个地方,这几个地方没错,他会认为这个教材基本上还可以。但是国内逻辑教师一般不懂现代逻辑,认识不到传统逻辑中的问题,写的教材一般都有错。比如周延问题,传统逻辑谈论起来比较麻烦,出错也比较容易,诸葛几乎一抓一个准。我听有人说过,诸葛就知道谈周延。这话流露出对诸葛的不满。其实周延是与量词相关的问题,重要性不言而喻。诸葛谈周延比较多,恰恰是抓住了关键。
文集收录了诸葛讨论辩证逻辑的文章,其中一篇《寻觅了半个世纪的辩证逻辑》与我有关。我曾讨论过辩证逻辑,遭到马佩老师撰文批评。杂志的编辑来函,邀请我写回应文章,我谢绝了,转而推荐诸葛和宋文坚老师写文章,这样就有了文集中的这篇文章。我的观点已经说过,再无新观点可说,我也知道诸葛和宋老师的观点,知道他们不赞成马老师的观点,一定会写文章讨论这个问题,所以促成老先生们之间笔谈的一段美事。
诸葛眼光犀利,在逻辑界有口皆碑。这里可以讲一个故事。当年张斌峰写博士论文,是关于中国逻辑史的研究。论文送给诸葛评审,诸葛大概提了一个关于文獻的意见:你的论文里边没有提到沈有鼎先生的《〈墨经〉研究》,有缺陷。斌峰当时非常紧张,跑来找我,生怕自己博士论文答辩过不去。我认为他的论文不错,安慰他说,你放心,诸葛提意见归提意见,他一定会让你论文过的。事后我听说,答辩时斌峰的爱人也到场助阵,论文通过的时候,斌峰眼泪都下来了。我猜想,这里边一个主要原因可能是诸葛老师的严格和尖锐名声在外,斌峰从一开始就忐忑不安,生怕诸葛老师不让他过。诸葛秉承逻辑室的传统:学术讨论是一回事,对人是另外一回事。
还有一件事情很能反映诸葛的秉性。一九九二年中国逻辑学会换届,周先生连任会长,同时选出方华老师做会长,结果出了两个会长。诸葛对这件事意见很大,对我说搞出两会长不像话。诸葛与周先生关系很好,非常尊重周先生。他对周先生有意见却和我说,我一听就明白了,我跑去对周先生说,怎么能这么做呢,怎么能出两个会长呢?周先生对我说,会前他就明确提出不做会长了,换届的事情根本没有参与,而且当时他的全部心思都在他那本书(《逻辑—正确思维和成功交际的理论》)上,他在会上就想着和李先焜老师等人谈论书稿写作的事情,他也没有想到会是那样一个结果。我把周先生的话转述给诸葛,他仍然不肯甘休。这件事过去很久以后,他还会说起,他真的是有些耿耿于怀。
诸葛和张尚水、叶秀山老师是大学同学。人家毕业之后直接来哲学所报到工作了,他留在北大又念了研究生,当时学苏联,叫副博士。结果,他的学历比人家高,到哲学所的时间反而晚,“文革”中被关了七年,后来评职称时他就吃亏了,晚了好几年。记得他往崇文门搬家的时候,我们都去帮忙了。东西搬完以后,他请我们吃饭。那是我们在他家吃的唯一一顿饭。他做了一锅红菜汤,请我们吃面包,抹的是猪肝酱,还有酸黄瓜。在当时这是比较高级的东西,而且是洋式的。大伙儿兴高采烈,聊得也很热烈。杨英锐一高兴就说了一句有些犯规的话,与职称有关。诸葛有些生气,他说,我告诉你,就我这样(意思是副博士的学历),到哪里都是副教授。一看老师有些激动,调门也高了一些,我们立刻收敛了,不敢信口开河了。诸葛也感觉到了,就把口气缓和下来,过了一会儿他说,我们就这样了,杨英锐,看你小子将来有没有出息吧(当然杨英锐后来也不错,在美国当了教授)。对于职称问题,诸葛嘴上不说,其实还是很在意的。诸葛在我们面前从不摆老师的架子,我们在他面前没大没小,有时候忘乎所以,难免会失去一些分寸。
诸葛是一个非常好玩的人。我第一次发现这一点是在承德避暑山庄。除了开会,大家还一起游玩,我发现他兴趣广泛,特别是对美食,谈起来滔滔不绝。室里人称他是美食家。我觉得能和他谈论逻辑问题,还能听他讲好玩的事情,很有趣,从那以后我和他走得很近。有一次他说到,最近一段罐焖牛肉做得比较好了。这是一道西餐,他显然是用心下功夫了。还有一次我从日坛公园散步出来,在西门外马路对面碰到他,他指着旁边一个小菜市场对我说,我来这里买柠檬。我说,你家对面那么大的崇文门菜市场没有柠檬吗?!他说,那里的柠檬不新鲜,只有这里能买到新鲜柠檬。柠檬是做西餐的必备食材,秀水街是老外经常光顾的地方,看来他是熟门熟路啊。
金先生经常是室里聊天的话题,老先生们多和金先生有过密切接触,谈论的话题也不同。诸葛讲过金先生许多故事,特别是金先生的生活习惯爱好品味,吃面包,喝洋酒什么的。诸葛是美食家,对这些事情比较关注,和金先生也有交流,讲起来栩栩如生。不过,我最感兴趣的是另外几件事。一件是《形式逻辑》的写作。“文革”前成立了一个写作组,有五六个人,金先生是组长,周先生参加了,诸葛年轻,也参加做了一些辅助性的工作。那本书的内容基本上是传统逻辑,涉及一些关于逻辑的提法,一些具体逻辑理论的写法,争论很多。诸葛说,争论时周先生最活跃,金先生从不说话,从不参与争论,但是争执不下时,都是金先生拍板。他还说,周先生承担的写作量最多,后来还把自己写的一部分东西放到了别人头上。我相信诸葛说的。概念部分的写法是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写的,我当年读的时候就有感觉。金先生主编《形式逻辑》一书,周先生最后统稿,也是正常吧。另一件事情是金先生背诵《双城记》。一九七六年地震时金先生住在社科院内的抗震棚里,张尚水陪住,诸葛负责采买等生活事宜,和金先生天天在一起。诸葛说,有一天金先生突然用英文背诵起《双城记》开始部分,金先生“倒背如流”,他对金先生的英文“佩服得不得了”。我常听说金先生英文好,对诸葛的这个故事印象最深。后来编辑金先生文集时我抄写过金先生一份英文讲稿,编辑过金先生的博士论文,印证了诸葛说的故事。我对金先生的英文真的是由衷的钦佩。还有一件事是关于苏联人的逻辑教材。诸葛说,金先生晚年有一次突然对他说:“我当初就打心眼里瞧不起那些书。”这句话没头没尾,诸葛理解是指五十年代在我国占统治地位的苏联的《逻辑》教科书。梁存秀先生说:“这是金老对他的徒子徒孙的遗嘱。”我相信诸葛的理解是对的。今天依然会有一些所谓统编教材,我也是非常地不以为然。
诸葛说起金先生活灵活现,我能够想象当年他跟金先生走得比较近,可能金先生也觉得诸葛是一个非常好玩的人。诸葛是我的老师,但是毕业以后我和室里人一样,都叫他诸葛,亦师亦友,非常亲切。如今我也步入老年,我再看他就更像一个老小孩一样,天真,阳光。
诸葛家我去过好几次,和他夫人唐老师也认识,不太熟,她在的时候,打个招呼就到另一个房间去了。有几年我住在南小街文改会院里,是个筒子楼,一间十五平方米的屋子,诸葛却来过两三次。有一次是专门去的,好像是说室里的什么事情,另外几次是去朝内大街办事顺路到我的屋里坐一会儿和我聊天。他对我一直很好,什么都和我說。所里的、室里的,逻辑学界的许多事情,我都是从他那里听说的。后来我搬到天坛,再后来离开哲学所到清华,和他来往就少了,但见面总有话说,总觉得亲切。唐老师晚年身体不太好,照顾起来有困难,他们住到老年公寓,小夏经常带着女儿去看他,还把照片发给我,我跟小夏经常联系,通过她知道诸葛的一些情况。我曾约了刘新文一起去看他,见面时他竟然不认识我了,说了一会儿才想起来。那次我去看他,买了一些上好的鲜橙,用机器打成汁,装满几瓶带给他。见面后我说你放冰箱里,赶紧喝完,不要放时间太长,他很高兴。他曾和我说过,他从监狱出来,第一件事情就是到商店里买了一瓶橙汁,一口气喝了下去,“补充维生素”。我想,现在不缺维生素了,鲜橙汁大概他还是很喜欢的吧。
诸葛是我的逻辑启蒙老师,我的第一堂逻辑课就是他教的。诸葛不做现代逻辑研究,而是基于现代逻辑来研究传统逻辑,这其实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看看今天国内逻辑教学,大多数高校依然是在教授传统逻辑,一些教材中,诸葛老师指出的问题依然存在。其实只要认真看一看诸葛的文章,那些错误本来是可以避免的,至少是可以改进的。所以,诸葛老师的工作即使在今天依然是有意义的。我希望,人们尊敬诸葛老师,称他为形式逻辑专家,不应该只停留口头上,而是应该认真读一读他的文章,思考他提出的问题和意见。诸葛老师之所以能够看到传统逻辑当中的这些问题,是因为他站在现代逻辑的基础之上。所以诸葛老师谈的是传统逻辑中的问题,其实是现代逻辑的鼓吹者。我认为,他的这一工作是有意义的。我做过的一些工作,我今天依然在做的一部分工作,其实就是他想做的事情,这就是提倡在高校哲学系教授现代逻辑。我的这一工作其实是按照诸葛老师的意思去做的,区别仅仅在于,当初是凭直觉,今天有了理论上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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