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军

　　二0二0年下半年，Netflix 推出一部以国际象棋为主题的热播剧《后翼弃兵》（The Queens Gambit ），该剧塑造了一个过关斩将，打破以男性为主导的国际象棋局势，夺得世界冠军的天才少女形象。这部剧在中国拥趸甚多，当然也有人批评这不过是一部大女主的爽剧，充满女权主义者的意淫。无论如何，这部剧的女性视角至少说明了一个事实：国际象棋长期由男性主宰，甚至存在一种共识，即女性不适合国际象棋。据二0一五年五月统计，世界排名前一百的国际象棋选手中，只有两名女性;一千四百七十九位国际大师中，仅有三十一位女性〔参见哈娜·莎克（Hana Schank）《为什么顶尖女棋手数量这么少？》〕。在二0二一年一月的最新排名中，世界排名前一百的棋手中仅一名是女性。

　　然而，回到国际象棋的棋盘上，战斗力最强的却是“王后”这枚女性棋子，它可以横冲直撞、自由行走。何以一个为男性创造的军事游戏，拥有最大战力的却是一位女性棋子？何以女性棋子最具战斗力的国际象棋，却缺少女性棋手？美国斯坦福大学克莱曼研究所（ClaymanInstitute）的资深学者玛里琳·亚洛姆（Marilyn Yalom）《国际象棋“王后”诞生记》一书，即探讨“王后”这个女性棋子如何在中世纪欧洲产生，以及如何从一个懦弱无能的棋子变成最强大的棋子。这本书不仅有助于了解中世纪女性与权力的关系，同时也将有助于了解女性在国际象棋里消失与复归的历史过程。

　　一般认为，国际象棋起源于公元五世纪印度的古象棋恰图兰卡（Catura ga），是一种双人或四人对弈的游戏。它有六种不同的棋子和六十四个棋盘方格，棋子包括一“王”（King）、一“士”（Counselor）、两“象”（Elephant）、两“马”（Knight）、两“车”（Rook）、八“兵”（Pawn），象征古印度象兵、骑兵、车兵和步兵四个兵种。其中，人物棋子皆为男性。可以说，从一开始，古印度象棋就是男人的游戏。公元六世纪，古印度象棋传到波斯，仅做了细微的调整，“士”这个棋子被换成伊斯兰王国的顾问大臣“维齐尔”（Vizire），走法不变。八世纪，随着伊斯兰世界的扩张，国际象棋被阿拉伯人带到欧洲。约在公元一千年左右，“王后”（Queen）开始出现并逐渐取代“维齐尔”，直至十三世纪完全取而代之。起初，“王后”的走法与“维齐尔”一致，每次只能斜走一格，棋力与“兵”一样弱;到一四九七年，“王后”被正式认为是国际象棋里最强大的棋子，可以横直斜走，且格数不限。简言之，国际象棋传到欧洲三百多年后，“王后”这枚女性棋子登场;又过了将近五百年的时间，“王后”才成为棋力最强的棋子。将这两个节点及其原因讲清楚，是《国际象棋“王后”诞生记》一书的目标。

　　玛里琳认为“王后”这枚棋子之所以在公元一千年左右出现，与欧洲中世纪的新型政治有关，即国王、王后与教会的权力越来越大。尤其是在“王后”棋子出现的公元十世纪八十年代，摄政皇后的统治一度成为西欧政治的主流。玛里琳以神圣罗马帝国作为例证。在历史上，德国的王后很少参与政事，但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奥托一世（九一二至九七三）的王后阿德尔海德一开始便参与政事。奥托一世在世时，阿德尔海德就被称为“Consors Regni”（摄政王后），意味着和丈夫分享帝国权力。其子奥托二世（九五五至九八三）登位后，阿德尔海德继续执政，直到奥托二世的皇后狄奥法诺将其驱逐，自己成为摄政王后。九八三年，年仅二十八岁的奥托二世去世，狄奥法诺击退对手掌握权力，并自称“威严的皇帝”，将摄政王后的权力推向顶峰。九九一年，狄奥法诺去世，阿德尔海德再次卷土重来，以摄政王太后的名义辅佐奥托三世（九八0至一00二），直至其成年。无独有偶，同一时期洛林公国女公爵比阿特丽斯为其儿子摄政，英国的埃尔特雷德二世在母亲监护下执政。

　　十世纪的最后二十年，摄政王后不但搅动了男性统治传统，同时她们在政治与文化上的功绩足以媲美甚至超过很多欧洲君主。因此，玛里琳认为如果要为国际象棋的“王后”找到原型，最有可能的便是阿德尔海德与狄奥法诺。如果要在两者之间选一个，狄奥法诺的可能性更大，因为其来自国际象棋盛行的拜占庭皇室，并在德国大力推广国际象棋。更重要的推测在于，她们统治的时间与国际象棋的“王后”出现并定型的时间一致，她们的权势与功绩足以推动“王后”这枚棋子取代国王的顾问“维齐尔”，出现在国际象棋的棋盘上，成为“国王”的辅佐。我们在惊叹这种推测的同时，也能迅速抓住这本书最大的难处，即并无任何史料能够正面支撑相关观点，只能通过女性与权力的变化来勾勒出一种可能性。玛里琳在史料的收集上，可谓穷尽可能，她花了五年时间在法国、英国、西班牙、俄國、意大利、瑞士、瑞典、丹麦、挪威和美国各大图书馆、博物馆及教堂，去搜集图书和国际象棋实物藏品，然而依然无法找到直接证据。因此，这一切结论需要研究者具有极高的想象力与历史积淀。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这本书的弱处也是其贡献之处。

　　此后，玛里琳探讨国际象棋在西班牙、意大利、法国、英国、斯堪的纳维亚和俄罗斯的发展，先后分析了将近二十位欧洲女王，如挪威的英格堡王后、丹麦的玛格丽特王后等，继续以女性与权力的关系来揭示“王后”这枚棋子在欧洲的发展。西班牙的特殊性最能说明这点，玛里琳认为由于伊斯兰对西班牙的长期统治（七一一至一四九二），国际象棋传入西班牙较欧洲其他国家要早，同时受阿拉伯人的国际象棋影响更深，因此“王后”这枚棋子的出现要晚于西欧其他国家。它出现的十二世纪则恰好与西班牙历史上最具权威的女王乌拉卡（一0七九至一一二六）在位的时间一致。乌拉卡在马上指挥战役，周旋在王公大臣、神职人员之间，要求教廷同意她离婚，公然承认私生子。无疑，乌拉卡的政绩为西班牙人接受国际象棋上的“王后”铺平了道路，也使得西班牙的国际象棋开始分野，并形成两种国际象棋，即基督教世界的“王后”国际象棋与伊斯兰世界的“维齐尔”国际象棋。至今，伊斯兰世界的国际象棋仍在使用“维齐尔”，保持全男性棋子。实际上，当我们说到“王后”的国际象棋的时候，指的仅是欧洲的国际象棋。

　　直到十五世纪末，“王后”才最终变成威力最强的棋子，玛里琳认为这与西班牙的伊莎贝拉一世在位（一四五一至一五0四）相合。她依靠自身的谋略，在诡谲的王位之争中成为卡斯蒂利亚王国的女王，其后与丈夫费迪南德共治，以武力结束了阿拉伯人在西班牙七百多年的统治，并统一了西班牙。她建立宗教法庭，排除异端，在信仰和思想上统一西班牙。她支持哥伦布进行远航探险，西班牙世界霸权之路正式开启。伊莎贝拉王后在位的几十年时间里，战争从未间断，她向世人展现了“王后”令人望而生畏的战斗力，被人视为“战斗的圣母马利亚”。同时，伊莎贝拉王后是一位国际象棋迷，在棋盘上出现一位像她一样的“王后”似乎水到渠成。这一推测极为漂亮，不可否认的是并未有任何直接史料说明这一点。

　　玛里琳只能采用更多的例证，来说明自己的推测言之成理。她以俄罗斯为例，她认为俄罗斯是欧洲另一个特殊的国家，国际象棋是直接从印度、波斯和阿拉伯传入的，但是到十八世纪中期，俄罗斯国际象棋的人物棋子仍然都是男性。玛里琳认为这与俄罗斯女性获得权力的进程比较缓慢有关，因此直到叶卡捷琳娜二世统治期间（一七六二至一七九二），俄罗斯国际象棋的“王后”才明确地替代“维齐尔”。叶卡捷琳娜二世可以被列入一切时代、不分性别、最有权势的统治者，是俄国历史上唯一被称为“大帝”的女沙皇，与彼得大帝并驾齐驱。这一例证有力证明国际象棋“王后”的出现与现实政治中女王的权力挂钩，并非历史的偶然。

　　可以看到，玛里琳在史料不足的情况下，通过建构女性、权力与国际象棋之间的历史逻辑，来论证其观点的合理性。她对这一局限了然于心，但是其目的不在于国际象棋，而是借助它来揭示女性在历史中的地位。二十多位中世纪女王的故事、国际象棋最具战斗力的女性棋子在中世纪出现，似乎都印证了很多妇女史家的一个观点，即中世纪是妇女的黄金时代。然而，也存在一个截然相反的观点，即中世纪是一个厌女（misogyny）主义的时代，尤其是十三至十五世纪，因着教皇格里高利七世教会改革，女性的地位在不断下降（参见李桂芝《中世纪欧洲厌女主义的发展及其影响》）。这似乎构成一种矛盾，这个时代无疑是“王后的国际象棋”形成的黄金时代，摄政王后的权势与其互为表里，它似乎论证了前一个观点。然而，以上层女性地位来反映一般女性的社会地位，以女王的权威来想象女性地位的提高，在逻辑上是有问题的。

　　在这里，玛里琳提出一个更有价值的问题。她认为这一时期不仅是中世纪的尾声，更是文艺复兴的时代。我们更应该追问的是，女性是否在文艺复兴当中受益。她继续以国际象棋来考察。她指出国际象棋一经传入欧洲，便是上层女性社交生活的一部分。然而，随着“王后”棋力的增強，下国际象棋的女性却开始减少。到十七世纪末十八世纪初，国际象棋已然退出上层妇女的消遣活动。经过八百多年的努力，在文艺复兴的高峰，变成“王后的国际象棋”却再次成为彻头彻尾的男性游戏。它以一种讽刺的姿态提醒，王后虽是棋力最强大的棋子，但是决定胜负的却是国王（只有将死国王，才能获胜）。玛里琳进而对文艺复兴进行了批判，她认为所谓“文艺复兴精神”不过是一个男权概念，女性不但未获得更多的自由，反而因着人文主义的兴起，女性被进一步驱赶出公众活动，回归家庭，而男性属于咖啡馆、俱乐部、国际象棋比赛。可以看出，玛里琳实际上支持了第二种观点，即文艺复兴这个发现“人”的时代，女性的地位不升反降。

　　玛里琳进一步探讨国际象棋背后对女性“人性”的部分否定。玛里琳客观上承认，女性退出国际象棋与“王后”的战斗力增强有关。此前，国际象棋的棋子活动范围有限，一盘棋可以持续一天，甚至更长时间。它适合上层女性进行社交，边下棋边闲谈、调情、饮酒唱歌或处理家务。然而，“王后的国际象棋”随着棋力的变化，下棋节奏加快，激烈程度加剧。它对下棋者的专注力与智力有更高要求，这便削弱了国际象棋的社交性，也使得国际象棋从闲暇游戏转变成竞技比赛。在十六世纪，就开始出现国际象棋男性专职棋手与国际象棋公开赛。女性退出国际象棋的背后有一种预设，即女性只适合嬉戏，不适合繁复的脑力计算与公众生活。换句话说，女性是被国际象棋自然淘汰的，这一思维不断地塑造着人们对国际象棋与女性的理解，以至于到当代仍然有男性国际象棋大师认为：一个女性获得世界国际象棋冠军是“违背人性的”。

　　至此，玛里琳完成了国际象棋的女性批判研究。我们可以通过国际象棋，既看到中世纪女性与权力的关系，也能看到女性在文艺复兴当中地位不升反降的悖论。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个切片，可以看到女性的天性被贬低的历史过程。不可否认，自十九世纪末第一次女性解放运动以来，女性的地位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不同程度的提高。然而，它并未达到令人满意的程度。回到国际象棋，女棋手仍然在天性上被歧视，人数也少得可怜。即使是拍出《后翼弃兵》的美国，其女棋手在美国也仅占到百分之七。剧集里一位美国年轻女棋手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战胜苏联男性棋王，不可能在现实中发生，它更多是一种女权的象征性表达。

　　在现实中，获得最好成绩的女棋手是匈牙利的朱迪特·波尔加。她长达二十五年保持女子世界第一，而她最好（不分男女）的排名是世界第八，也是目前为止，女棋手达到的最好成绩。在她辉煌的国际象棋生涯里，还是经常遭到嘲讽。其中便包括棋王、《后翼弃兵》的顾问加里·卡斯帕罗夫，后者一度认为波尔加不可能战胜自己，其后认为波尔加“只有在神话中才能找到”。虽是赞誉，但只是将其视为特例，而非改变对一般女棋手的看法。

　　玛里琳再次提醒，当女性的人性与天赋没有得到尊重，她们便不能真正地回归国际象棋。当然，这并不是说女棋手的数目与男棋手旗鼓相当，男女平等就实现了。这里更多是一种愿景，当人们想到国际象棋的时候，不再以女人是否有天赋下国际象棋来予以论断，女性的回归才真正可能。

　　与之相对，有一个极为有趣的现象，就是在曾经的社会主义国家当中，女棋手的数量明显高于其他国家。可以推断，这与社会主义国家“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的性别革命有很大关系。在二0二一年一月国际象棋世界女子前一百名里，来自（前）社会主义阵营的女棋手有七十一名，苏联女棋手有四十名，中国女棋手有十三名。其中，中国女棋手侯逸凡排名世界第一，居文君排名世界第四。在中国，女棋手数量占到百分之五十，真正实现“妇女能顶半边天”;而在世界国际象棋的赛事中，中国产生过四位“棋后”，女棋手的总体表现优于男棋手。这表明社会主义国家更早突破女性不适合国际象棋的窠臼，不得不说，这是社会主义革命留下的又一份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