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少雄

　　

一

　　“那位老人是一位地质学家，想必在海洋的表面感到孤独。”这种描写心理活动、忧伤而充满隐喻的句子想必不会出现在中国人类学家的民族志里，但在前人类学者所写的小说中，可能比比皆是。

　　作家淡豹的第一部小说集《美满》出版近一年，同时收获了赞誉和批评。批评的声音认为《美满》缺少成熟的故事和立得起来的人物，语言冗长、拗口、翻译腔，各种主人公都在说作者风格的大段独白。这些批评有其道理。在写小说之前，作者是一名记者及社评人;更早前她是一名从业近十年的人类学者。一方面，熟悉其风格的读者都知道，她在公共媒介上的发言常常是密不透风的，她总是试图达到令人无可辩驳、法兰克福学派式的沟通效果，思维进展得又太快了，以至于听者常常跟不上她的思路—写小说时也是这样。但另一方面，公平地说，就算不大懂小说语言的人，其实也能觉察到许多地方的叙述相当生动、紧凑、爽利。描述女主人公对丈夫出轨从愤怒到和解的心路历程，她写道：“像参加了十四天的欧洲旅行团之后终于吃到中国菜，早餐有热白粥和切成四瓣的咸蛋，一切都不僅得到了安慰，还得到了荡涤的感觉。也像给孩子换下太久没有更换的尿布，洗一洗，涂上红屁股膏。一切简单、干净、香、甜蜜，嘎嘎地欢笑，重新启动了。”写一个男人对女人的倦怠，看见她在手机上点餐，“与其说是在挑餐厅，不如说是在检查餐厅”。雕塑（语言）让大理石（作品）闪光，这样的例子在书中并不稀见。

　　赞誉多来自专业评论者，除了聚焦其富有洞见的女性主义写作立场外，还认为作者能够驾驭多样的题材、视角和风格，思想犀利深邃，是一部“知识分子小说”。一旦被标识为知识分子小说，无疑就表明了可以从历史与社会的角度，也就是小说的外部来讨论小说。这里我们不如更精准地说这是一部人类学者小说。作者从人类学者向专业作家的转型，曾被外界误解为对人类学的失望以及在写作中表现出反人类学倾向。因为人类学向来对伦理及主体性高度敏感，讲求让被研究的人群自己说话，她却公开宣称“写小说能让人物说出我要求他说的话，我不愿意放弃这种特权”。那为什么还可以称为人类学者小说呢？

　　在话语权力和修辞政治被放到后现代的显微镜下之前，现代人类学固然一直强调所谓本地人观点，但不可否认的是，人类学家书写民族志时，其实都是按照既有理论和观念的指导先构建了一个关于自然及社会的整体主义描述，首先土著的观点是在这个整体主义背景中被读者理解的，其次人类学家只是选择性地展示土著的部分说法，最后关于土著社会的分析和结论又是由人类学家做出的。所以，尽管我们看似听见了土著的声音，但是得到的印象和观点其实是人类学家决定的。作者宣称让人物说出她的话，与现代人类学的做派其实并没有抵牾。人类学者想必都心知肚明自己在借别人的嘴巴说话。

　　著名印度作家阿米塔夫·高希是牛津大学人类学博士，最后也转行成为职业小说家。他说：“如果说历史学家和小说家都在观察一条河流的走向，那么前者是站在河岸的观察者，后者则是水中的游泳者或一条鱼—每一刻都有一百万种选择。”可见为高希所珍惜的是作为小说家的两个特征，一是参与感与代入感，而这本身就是人类学的特征;另一是因为虚构的特权而带来的丰盛可能。高希的话一定程度上能够解释人类学者小说的特质，如果将前一个特征归结为“把自己作为方法”—一种社会科学的进路，毕竟“游泳者或鱼”的目标是为了“观察河流的走向”，即对整体性社会生活的揭示和阐释，那么后一个特征则可以表述为“将自己作为目的”—一种文学的进路，毕竟“一百万种选择”所指向的是差异化的故事讲述，也即整体性社会浪潮中的独特个人体验或命运。人类学者小说的高明之处必定在于真正有意识且深刻地结合了这两个特质。

二

　　虽然早已有所谓自我民族志的说法，但“把自己作为方法”是由人类学家项飙新近提出并使其风靡中国学界：“把个人经验问题化是一个重要方法。我们关心的是世界，不是自己……要看自己和这个世界的关系……它的指向肯定是外在的，是把自己对象化，把自己的经验对象化。”《美满》的九个篇章固然涉及完全不同阶层、地域和人生阶段的人物，但是通过对普通个体及家庭生命经验的对象化和问题化，可以看出它们共同指向风险社会议题，也即对吉登斯和贝克所强调的“人为的不确定性”和“不可控”的忧患意识。《美满》描述了风险社会的三种状况：

　　首先是生育困境。家庭是个体之上最小、最自然、最坚实的社会单位，在这一组织内进行探索，最能发现风险之深重。《过火》是关于乡村儿子与父母关系极度疏离的故事。从常规父母的角度看，这样的孩子似乎生了还不如不生;但站在闽南人的立场来说，再糟糕的儿子也是家族延续的担纲者。《山河》是关于私生女想象和等待不负责任的父亲的故事。从儿女的角度看，出生在这样的家庭里似乎还不如不生;但是困局中的母亲，扯上女儿，加上偷偷摸摸的父亲合力上演了一场伪装家庭完整的把戏。《父母》是关于无端遭遇丧子之痛的故事。从家庭的外部看，美满是如此随机且脆弱;但是父母仍在通过尝试新生育来努力寻求美满的新可能。《女儿》是关于男女（更多是男性）恐惧生育的故事。从家庭的内部看，算是直接否定了家庭美满的可欲性;但是社会及国家都在歌颂家庭及人口延续的神圣性，却全然没有顾及，不同家庭对生育的偏好可能大相径庭。

　　小说绝对不是有意识地对生育带来的不美满进行分门别类的书写，但是通过仔细梳理还是会发现生育困境的多样性及逐步加深：令人失望的子女，令人绝望的父母，家庭美满的极度脆弱，家庭美满的彻底放弃。这些故事展示了相当程度的残酷面貌，它们等于告诉读者，生育困境绝不仅仅表现为生殖技术难题，生育的文化缘由和社会后果才是繁多且不可理喻的。

　　其次是离散遭遇。各个篇章下详细罗列的写作地点表明了作者是个世界旅行者，但这不是炫耀，每一个写作地点都隐含着一种特别的离散际遇和人生状态。作者当年在芝加哥大学的博导的研究领域之一是海外华人移民，因此她对全球离散遭遇不但有切身的生命体验，更有学术性认知，她能够冷峻地打量因离散而来的跨文化遭遇，探究因跨文化敏感引发的对风险社会的全新认知。

　　《养生》的主人公是一名比较文学博士，在一家养老机构当业务员，在公司营销方案中她认识到“从青春到衰老都要寻找快乐是美国的任务”，而国内的生活经验告诉她“从青春到衰老都要寻找依赖是中国的任务”。在美国她不快乐，这几乎是背负中国文化和历史负担的知识分子离散者的宿命;在国内她又不依赖，因为她选择独自去新大陆当离散者，这也几乎是百多年来有追求的知识分子的宿愿，因此她“在海洋的两侧都失败了”。如果说人类学最喜欢强调跨文化人物的中介能力，小说则更敏锐地发现了他们的双重无力感。

　　失败者可以选择回归，《你还记得在上州给我变魔术吗？》的女主就回到北京。异乡生活是“天天忙碌，过一种营造出来的像是有意义的生活：政治就是争论的意思，文化就是尊重多样性的意思，把气候变化和身份认同顺利说出口，关心气候变化意味着去旅行但是按要求分类垃圾，关心身份认同意味着有同性恋朋友，每个国家的菜都夸赞味美可口”，这种没有根、浮于表面政治正确的生活固然令人厌恶，但是娜拉回来了又能怎样呢？一下子就进入了另一个极端。她表面上“到北京来是为了虚无缥缈的可以称为理想或价值的东西，实际为了钱四处做事”，她在为打工者组织的文艺团体中当志愿者，但打工者们有自己的主见和需求，并不买志愿者和捐助者的账，而且她最后连自己的住处都被拆迁了。这几乎是人类学者才会敏感地抽象出来的生活本质，也是一种带着痛感的左派生活，现实中却没有自己的位置，也没有同道试图像她一样展开对本土生活的批评，“出国去就好了呀”成为集体无意识。在她面前展开的仍然是变魔术与配合变魔术的生活：一种彻底的表演性。换言之，离散者即使回归本土，依旧是回到一种没有深刻意义的悬浮生活，与离散状态无异。通过书写离散—回归的过程，消解了离散带来的反思性。

　　《旅行家》的主人公和他身边的人不算标准离散者，而是在不同社会之间跳跃往返的人：在中国遇到危险了，紧急避险到欧美;等到风平浪静了，又回来享受岁月静好。精致、能耐、空洞。但正是这些跳跃者，一方面发现了文化差异的虚无，“以往靠敏锐的眼光和判断，而今借助光纤和算法，总能保证人及时掌握时势，从中得利。因此生活在哪个国家哪个时代实际上并不重要”;另一方面发现了社会断裂的虚幻，主人公说“我们都会活下去的”，“生活在‘九一一事件后很快就恢复原状”，进而推论出“我真心相信我们生活在一个防范多于意外，保险早于危险的年代”。可以说，比《变魔术》更进一步，不但离散本身—空间变化—的意义被消解了，而且历史—时间变化—也是无意义的，风险在这里被处理成人类社会的固有之物，也变成了一种空洞之物。

　　最后是风险社会之风险。在信息时代，由于幸存者偏差，传播载体变化，以及无孔不入的推荐算法，我们似乎感觉到生活中充斥了更多的风险，就像小说中写的，“妈妈的同事从担心会意外怀孕到担心自己彻底不孕，只隔两三年的时间”，这两三年时间指的当然不全是年岁增长，而是关于生育问题舆论环境的急速变化。一方面，对于社会的真实风险程度，作者有基本理性的判断，她借男主人公的口吻说，“上网搜索上门维修工，肯定安全，百分之百，不用害怕，在那些公司下单经过线上登记和线下背景调查，比旧时候在街巷里小区边找熟悉的师傅其实还安全些……信任科技就注定会获得安全”;另一方面，她又充满反思性地揭露了我们面临的“风险社会之风险”：对风险社会的扭曲解释。出现变态杀人案件的社会“越来越像日本和美国了”，“当然每个人都有某种精神症状、恋物癖、千姿百态的性向，这里是美国”，这是在暗讽当下的集体潜意识，一种把自身社会存在的问题轻巧地推卸给外部世界，尤其是假想敌的思维方式。她关注精神疾病的社会环境，曾特别提及抑郁症成为当代高亮词的独特缘由，她清楚地意识到并非抑郁症比例突然加大，而是作为治理危机的替身而雀屏中选。人类学训练让她能够敏锐地从权力机制中发现风险社会某些特殊的延伸危机，社会的敌人并不是自然，而是在内部互动过程中发生的自我扭曲。

　　通过生育困境，她描述了风险社会;通过离散遭遇，她提示风险社会从观念中被消解的可能，避免丧失对风险的防范，同时揭示了人类学跨文化比较的潜在问题;通过风险社会之风险，她又反过来提醒读者注意风险社会被权力扭曲、滥用的危机，避免反应过激杞人忧天，同时也揭示了社会本体和社会概念对于个体生活世界的压迫。我们既可以说它是辩证周全的，也可以说是冲突拧巴的，而这正是我们所处的当代世界的真实写照。

三

　　文学不是学术写作，文学的最终目标是发现具体的人，真正的小说必须观照个体经验，把自己作为目的。如果说个人的选择必定来自社会影响，或者个人的行为必定产生社会后果，这是全然站在社会的角度来看的，是多么机械、简单化、决定论啊！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不是单向度的，如站在个人的角度来看，就会发现在社会内化到人的内心的同时，人摆脱社会阴影的愿望也如此强烈。作者非常关注个人的复杂情感实践，她对群体关系，尤其是亲密关系怀有深刻的怀疑，着意从中发现无法沟通、拒绝信任、放弃集体的个人。

　　脱离群体关系。按照人类学先贤们的定义，人类总是在关键性的仪式场合感知到社会的呈现，就像我们能切身体会到的白衣战士集体出征、将士在边疆许国、使团和翻译在外交席上壮怀等等。但是作者抱有必要的警惕，她仍然希望在群体中寻找个体性。比如《父母》中的校园杀人案件导致六个孩子无辜去世，既然六对家长肩负着同样极端的身份标签，毫无疑问，我们都预期他们将抱团取暖、共同进退，但是小说引导我们走向另一个方向，这一对父母始终游离于“痛失会”之外，“不想和他们一起生活于另册中。除了生命中都曾发生过这件事外，爸爸妈妈与他们没有共同点。犯人出狱后还要定期聚餐吗？”这句话简直振聋发聩，它直指虚假的集体性，试图在极端的社会范畴中郑重地发现个体的独特选择。

　　脫离横向亲密关系。夫妻是一个基于交付、横向结合的最小共同体，在作者笔下，它的基础是如此不可靠和不稳定，或者说在极端状态下会变得不可靠不稳定。在《父母》中父母一起经历了诸多的自救之道而不得，比如新的生育、心理治疗、宗教、搬家、整容，最后的结果是夫妻俩“日子过不下去了，至少与对方不能，但因为同样的原因，必须要与这一个对方，把日子过下去”。多么绝望啊，如果孩子还在，他们还可以通过离婚来拯救自己，而现在孩子消失了，他们之间从道义到现实，都只能永久地捆绑下去。这对形式上没有分裂的夫妻之间是完全隔阂的，妻子觉得“在黑暗中，他的肉体成为家具，是这个家的一部分。她是唯一的活人”。看看，家庭灾难不但无法加强夫妻团结，甚至让救赎的选项永远消失。而且，最相爱的人也是最算计的。在《乱世佳人》中，女主人公生活的唯一中心几乎都是丈夫，为了得到他的怜爱甚至疏远了自己的父母兄弟。经历了丈夫出轨后，丈夫病逝，女主人公拿到保险赔偿金，她拿笔计算赔偿金与丈夫在世收入的比例：最初她假设丈夫还应当再活二十年，使用了乘法算式，转头又觉得自己给丈夫规定了年龄，显得心眼过恶，又反过来用拿到的赔偿金做除法。这个细节像是一把手术刀，剖开了心底彻骨的私、假和冷。

　　脱离纵向亲密关系。父母和子女，是基于血缘、纵向结合的最小共同体。按照普通中国人的伦理观念，我们甚至期待它应当深于夫妻关系，但在小说中也呈现出令人绝望的面向。生育困境之一是拒绝生育，在《女儿》中男主人公清楚地知道，婴儿是“难以摆脱的累赘，需要终身为之负责的非理性的麻烦，无法控制的东西”，他“想象中的孩子必定是个小女孩，必定会是她的拷贝而不是他的，和她一样令人疲累”。在这里，对子女的拒绝，实际上还包含了对夫妻关系的进一步厌弃。《山河》中，父亲有一次来看望被自己抛弃的女儿，留了一张署名为爸爸的字条，作者借女儿的口吻指出：“署名为爸爸，也许是由于相对来说他更不愿意留下让他的真名实姓与我们有关的证据，类似于他与我们没有合影。”这是多么触目惊心而尖刻的心理活动。书中关于离婚夫妻应该如何分配儿女的讨论，也充满了精心的算计。这两者都是关于父母对子女的。反过来，子女对父母的关系更是理性到不近人性，《乱世佳人》中说“子女对于父母中谁应该先死，是有偏好的”，于是丧偶的母亲在内心设计了与女儿共同生活的各种得体的活法，只为了证明自己是值得后死的那一个。《旅行家》的结尾处，主人公在机场遇到一位在网上看房的美国年轻人，他看中了一套街区萧条、毫无特色、价格便宜的小房子，主人公想象他是一个终身不婚、像尘埃一样平凡的建筑工人，“他不需要家庭……我想象他的哥哥或弟弟或姐妹的孩子起了他的名字，他成为教父，并且一生舒适地独自一人”，这个想象的场景其实就是在反思、批判并且试图摆脱自己的婚姻家庭生活，横竖两轴的家庭和爱被彻底否定，全书在这一刻戛然而止。

　　人从群体关系、亲密关系中一再退出，剩下的是荒芜和悲凉。人还能往何处去呢？从根本上本书是寻找意义而不得，比如孩子在学校被杀，凶手本人也自杀了，而且凶手没有清楚的动机，于是“孩子的死没有意义，没有抹平什么不公，甚至没有慰藉坏人”。不管是大人、孩子，男人、女人，还是好人、坏人，这个追问，都直指生活本身的荒谬和个体在社会中的孤独感。

四

　　因为经常在媒体上代表女性发声，写作以恋爱婚姻家庭为主，因此淡豹往往被放在女性主义文学脉络中讨论。这个做法带来了一个吊诡后果，那就是女性议题天然地被限定了，女性似乎并不关心星辰大海。还有一些重要的评论指出，女性主义写作最终都会摆脱自身的狭隘，“逐步通向他者和社会”，这同样带来一个矮化的效果，似乎女性作家是被启蒙、被感召而逐渐走向进步的。

　　而事实是，像她这样的作家，在女性主义标签之下隐藏着真正关于人的困境的写作。她熟悉结构主义人类学，深刻理解只有在与男性的对立和联结中展开女性才是可靠的，她写女性的同时，花了同等精力描写男性，甚至以男性的口吻写作：“我站在内侧。新走进来的年轻男人走到中间的小便池前，解开裤子。当有三个空位时，大家通常都会下意识选择两侧的，无论为卫生、为隐私，还是为了避免某种有共识的不适，不是吗？”她愿为路人甲花一些精巧的笔墨，说明她对男性小世界的批判性关注无所不在。她不是为了摆脱女性的狭隘才逐步“通向他者”，他者始终在场;因为他者的在场，社会当然也就始终在场。甚至可以说，本书的内核是无涉性别的，它揭示的是人的普遍困境。当下的文学评论或许从未意识到这一点。

　　作者是个矛盾体。从她的小说中既可以梳理出一层层的逻辑推进，其实也能够抽取出许多前后抵牾。她既理性又感性，聪明又鲁莽，凡尔赛又小自卑，尖酸刻薄又悲天悯人，尤其是既注重社群主义的守望又强调新自由主义的自强，既爱世界又反社会。昆德拉说：“人跟世界的关系……甚至都不像一个演员跟舞台背景的关系。人与世界连在一起，就像蜗牛与它的壳;世界是人的一部分，世界是人的状态。随着世界的变化，存在也在变化。”这个说法可以部分解释作者的内在矛盾：当把社会视为人的本质属性时，那么描写每一个人事实上都意味着“把自己作为方法”;当把社会视为外在于个体时，人几乎本能地抵抗社会的制约，于是寻找独特个体自然就成为目的。女性作家不是简单地“通向社会”，而是对人及社会的本质构成，以及各自和相互的内在矛盾性有着清醒的认知和批判。

　　对淡豹及《美满》的讨论，至少在两层意义上会激起文学人类学界的浓厚兴趣：一方面，文学文本是人类学研究的来源，尤其是现实主义小说本身就可以视作民族志素材来使用，人类学家可以凭借其理论和方法从中挖掘出关于社会的洞见。另一方面，通过虚构的特权，小说带给我们在非虚构和人类学写作中经常丢失的敏感性和想象力，以及民族志无法提供的具体人物的内心想法和身体感受。虽然作者的初心未必是为了人类学界写作，但是学界却应当密切关注这位从人类學中出走、有着非凡勇气的作家，并继续引她为同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