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一十周年。百多年前的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一次根本性的大转折。其“大”的程度，当事人的认知显有不足，后世亦然。

　　在辛亥革命前后十多年的时间里，中国至少出现了五六种要用“千年”来做计量单位的重大变化。第一就是废除科举制，改变了施行一千多年的考试制度，被严复视为“吾国数千年中莫大之举动”，其重要性等同于古代的“废封建、开阡陌”。稍后的立宪尝试，也被梁启超认为是“开数千年未有之创局”。再以后的共和取代帝制，更是至少三四千年的转折。与这三项显著的根本性巨变相伴随的，是一些相对隐性的变化，如经典的淡出、四民社会的解体，以及迄今仍在影响我们的以白话为书写方式，皆是以千年计的划时代大转变。

　　这些根本性转变发生在大约二十年的时间里，应当不是偶然的。辛亥鼎革虽仅是其中之一，却也可以说是最具代表性的一个。或不妨适当扩大研究视野，把辛亥前十年和后十年，即从戊戌维新到新文化运动的二十来年，作为观察对象，而将发生在辛亥年的政权鼎革视作一个象征性的转折点—相关的转变此前已发生，此后仍在延续。通过这样的考察，可以更充分地认识辛亥革命本身及其历史意义。

　　如果把观察的时段稍再往前延伸，可以说外力入侵造成的权势结构巨变或是辛亥鼎革的远因。这里所说的“权势结构”不仅是政治的和军事的，也包括社会的、经济的、心理的和文化的，是众多因素合力所结之构。其间最关键的变化，就是王国维后来概括的“道出于二”。传统中国政教体系本互相依存，当政不尽如人意时，士人多尝试在教的一面做出调整。近代士人虽也借助西来的思想资源，但大体仍是在传统中求变。戊戌维新时康有为欲借西法以重构经学，不啻在拆毁自己的大本营。而对立的一面在卫教的同时，其实也改变了道。重要的是，由于教的调整溢出传统轨道，政的评判标准也与此前大相径庭。

　　李大钊曾说：“平心论之，清室非有凶暴之君。”若按中国传统的标准，清廷在最后一段时间的作为，似尚未达到历代亡国之君所表现的荒谬程度。但在指导性的“道”大变的语境下，“失道”不一定明显地落实在横征暴敛等具体的政治行为之上。近代中外竞争常以中国一方的失利结束，依据以战争“胜负决文野”为代表的西式“新道”标准，每一次军事的和非军事的挫败，都是体制已出问题的象征。这样一次次的失败，因“证据”的不断重复而达到不证自明的“失道”效果，任何政权都很难承受。所以在连续受挫后，朝廷特别需要“证明”自己可以在近期改善局面，故试图推动更有力更有效的变革，以“说服”世人仍对其寄予希望。

　　然而清季主政者需要面对的大多是名副其实的“新问题”—新政处处要求一个大政府的作为，实非既存小政府治理模式所能应对，朝廷的确是心有余而力所不能及。由于不善因应这类新问题而致事倍功半，难孚民间期望的朝廷又不得不接受新的“失败”，意味着进一步的“失道”。可以说，小政府的无能为力和执政者被构建出的“失道”作为，共同刺激了士人和民众的不满，最终促成了革命，并让革命相对容易地获得成功。

　　当然，朝廷也确有突破性的“倒行逆施”表现，如与“怪力乱神”的正式合谋而致八国联军入侵的大败，就是其合道性的一个重要转折。梁启超曾论辛亥革命之因缘说：“国人种族观念之郁积、晚清政治之腐恶及威信之失坠、新思潮之输入等等，皆使革命有可能性，所谓因也;铁路国有政策之高压、瑞澂之逃遁、袁世凯之起用，能使此可能性爆发或扩大，所谓缘也。”其中更直接的，则是义和团的“直接业报”及其“间接产种种之果”。他列举了八条触发革命可能性之缘，从东南互保开始的“第三项至第八项，皆为义和团业报所演，同时即为辛亥革命之亲缘或间缘”。

　　清廷引入异端的行为，让其“异族”的属性重新进入读书人的视野，“种族观念”逐渐郁积，并与西来的民族主义思潮合流。在我们的史学言说之中，辛亥革命前民族主义与反满的密切关联，是一个因后人讳言而未曾予以足够关注和思考的重要因素。此后中国思想和政治的很多变化，其实都与此相关。

　　朝廷并非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所以在新政中“平满汉畛域”被反复强调，且多有实际的举措，以修复朝廷自庚子起已逐渐丧失的统治合道性。但这种种努力因辛亥当年“亲贵内阁”的出现而落空。清廷此举或也受到外来的民族主义观念影响，却大大增强了“驱逐鞑虏”这一口号的动员力量。革命党方面之所以特别强调明末的历史记忆，部分也由于现实中满汉对立并不十分严重，但因得到朝廷的“鼎助”，原本颇具悬想意味的动员口号遂有了切实的证据。

　　梁启超稍后指出，政府就是“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场”，并从“以消极的手段间接而制造”发展到“以积极的手段直接而制造”，可谓画龙点睛之笔。“种族问题”就是这样被朝廷制造出来，并成为革命的导火索。梁启超虽视种族问题为制造革命的“从因”（“主因”是政治腐败），却承认“其力之所披靡，视主因犹或过之”。盖种族有感情成分，“政治上之利害，非尽人所易明。故就政治而言革命者，其受动之人也少;一旦因联想以及于种族，则于脑识简单之人，不烦理解，小煽即动”（需要注意的是，当时说“政府”往往是指实际管事的军机处等，不必是今日意义的政府）。

　　不过，即使没有朝廷的帮忙，非我的“鞑虏”本身也为一个充满失败和屈辱的时代提供了非常合适的替罪羊。它卸载了很多原本加在中国文化之上的责任，也提示了毕其功于一役的现实可能。正如以“专制”名的帝制承载了众多失败的责任一样。然而，当此“一举”所造成的改变不那么明显时，很多人在追问缘由的过程中转而重新思考“鞑虏”背后那更长远的体制，回归—复辟和称帝皆是某种回归—是追问的一种结果，进而质询体制背后的文化是追问的另一种结果。

　　德里克（Arif Dirlik）认为，辛亥年“君主政体的崩溃，使得儒学丧失了一千年以来的制度基础”，同时也“赤裸裸地将儒学意识形态暴露为中国问题的根源”。其实革命前“儒学所支撑的官僚君主制已经无法应对欧美资本主义带来的前所未有的挑战，以及这些挑战所引起的内部社会巨变”。但那时责任尚可由帝制承担，而在后帝制的“五四”时期，没有了替罪的制度，新一代知識人就认为儒学“应对中国社会最基本的政治与社会问题负责”，于是开始全面反传统。

　　然而“欧美资本主义带来的前所未有的挑战”，亦即通常所说的西潮冲击，恐怕才是造成问题的根源。自带正当性的西潮很快改变了很多中国人对政治的认知，朝廷失道的构建也获得了新的思想资源。如梁启超所说，“同一政治也，有在昔不以为腐败，而在今以为腐败者”，就是根据新来的“近世学说”而渐知政府“当负若何若何之责任，其不尽此责任者，即腐败”;又与他国政治比较，知我之政府不如人之政府，遂进一步确认了腐败的存在。中国人“既已习闻先圣昔贤诛民贼、仇独夫之大义，又熟睹欧美近世史奋斗决胜之成效，故革命思想不期而隐涌于多数人之脑际”，一旦“有导之者，则横决而出焉”。

　　这是革命前的预言，却也成为革命后的认知。蓝公武后来就说：“专制君主的害毒，在中国行了几千年，并没有人觉他不合理，拿来成一问题。及至最近数十年，西方的思想输入，人民有了比较，起了反省，即便成了极大的问题，产生出这辛亥革命的大事件。”

　　正因西潮冲击造成中外竞争的新局面，清季朝野面临着政治方向、政治结构和政治伦理的根本变革。革命的突然发生，及其顺利到几乎轻而易举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这种需要根本改变的愿望和不能不有实际改变的必要。梁漱溟就曾慨叹，“这么一个大的国家，几百年的统治，一转移间即被推翻”了。然而革命的迅速成功或也部分掩盖了需要实际变革的幅度，特别是政治结构背后那政治伦理的根本转变。

　　从长远看，在西方主导的所谓世界体系里，中外竞争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在庚子后，“门户开放”的主张得到各国普遍承认，在华帝国主义的均势观念大致形成。中国其实有着相对和缓的发展机会和时间。然而不少时人却更多看到了干涉和瓜分的当下威胁，让远虑成了近忧。或可以说，富强要求的紧迫性部分是人为形成的，而这类认知上的紧迫感又影响了朝野的行为。尽管新来的世界一体化使得朝廷的统治正当性越来越具有外向性，得民心即得天下的传统政治伦理却并未退隐，两者间有着明显的紧张。然而在戊戌以后，外向的统治正当性也渐成相当一部分人的诉求，使两者的紧张反倒成为“民心”之内的紧张。

　　假如没有西方的影响，清朝或不会那么快灭亡，即使灭亡也不过是易姓而产生一个新的朝代，但这一次却是“家天下”体制的结束和一种全新政治体制的开始。对接受了西方观念的后之研究者而言，这可能是一个并不意外的逻辑结果。但对当时多数中国人来说，鼎革造成的“民国”这一共和政治体制恐怕比其所推翻的政权更具异质性，也带来更广泛的挑战—这个当时多数人并不了解的新体制的确是前所未闻的。若返回时人之旧心，我们或不宜像有些论著那样把共和取代帝制视为一个顺理成章的“正常”结果。

　　需要探索的是，为什么时人并不因其对共和的不了解而疏远它，反而以一种面向未来的乐观心态迅速接受了这个众所不知或所知甚少的新体制。当《清帝逊位诏书》被迫确认“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时，起草者和批准者恐怕和被代为表述的“全国人民”一样，都不太了解什么是共和。但这并不能否认那些愿意或能够代人民立言的人确实相信共和优于帝制，而中国会有一个更好的未来。在某种程度上，这就是个以憧憬否决现状的抉择。其背后当然有西潮的影子，但那时全世界并无几个共和国，真正显得成功的似仅有美国一家，而欧洲的富强典范其实仍皆帝制。以寻求富强为目标的中国人何以愿意选择一个尚在历史证明之中的体制，需要更有说服力的解释。

　　以憧憬为基础的抉择，其后果颇具诡论意味：革命是以反满为号召的，但鼎革之后，不再是革命目标的满人立刻得到了宽宥，倒是华夏正宗的经典等中国传统的基石被正式逐出教育体系。就连清季与革命党关联密切的国粹论述，在民初也可见明显的中断。学术，特别是国人真正熟悉的传统中国学术，在相当一段时间基本淡出思想言说的中心，而“国粹”反倒成为趋新者进攻的目标。反满终止了，反传统则变本加厉。最值得反思的是，不论是那时的当事人还是后世的学者，皆视此为正常现象！

　　如果反滿更多是工具性的，反传统显然不是，而是直抵中国文化的根本。梁启超曾说近代中国士人对西方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器物到政制再到文化的过程，也就是逐步认识到中国在这些方面都不如西方。他把这称作“学然后知不足”的“觉悟”，却也是一个可能走向全盘西化的思路。更实在的状况可能是，因为憧憬并未迅速变为国人期望的美好现实，于是何者“应对中国社会最基本的政治与社会问题负责”的追索，就不能不寻找新的答案。武力的辛亥革命被认为名实不符，而新文化运动则开始被相当一些人寄望为“真正的革命”。戴季陶说得很明白，如果不想亡国，就“只有猛力做新文化运动的工夫”。

　　从成为亚洲第一个共和国的自豪到重新思考“亡国”的可能性，不过七八年间而已。帝制到共和的转变或能解决上述政治方向、政治结构和政治伦理的全方位问题，但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不会完成于标志性的制度转变之当时。尤其这样一种根本性的制度转变，其影响涉及从政治到生活的方方面面。故民初政权的执掌者和广大被统治者，都是这一大变革的当局者。时人对鼎革的充满希望和疾速失望，多少都因为没有充分认识到真正需要的改变有多大。总统袁世凯及其后的所谓北洋政府，固未曾认识到转变的全面性，当时很多政治家、思想家亦然。甚至我们这些后来的研究者，也带有相似的倾向。

　　胡适后来认识到，要“在一二十年的短时间里建立一个民主体制”，是不可能的。然而进一步的问题是，“建立一个民主体制”真是辛亥革命的目标吗？有些人认为是的，稍早梁启超就曾提问：“辛亥革命本悬拟一‘德谟克拉西的政治以为鹄，曷为十年以来适得其反？”但身与革命的戴季陶指出，革命时“标榜民族革命的人最多”，甚至“在三民主义旗下的人，大都是一民主义”，即“以排满复仇主义作材料制造出来的”。而民权、民生二主义，都被民族主义遮蔽了。高一涵也明言，辛亥革命“是以种族思想争来的，不是以共和思想争来的”。他们的意思很明白，“‘德谟克拉西的政治”，至少不是革命参与者的当下目标。

　　在中国的传统中，“革命”本是一个正面的名词。革命者不利用传统的思想资源而借助外来的主义以强化革命的正当性，表现出辛亥革命有一定的输入特色。如梁启超所说，辛亥革命这一“史迹集团，其空间自当以中国为制限，然非知欧、美、日本近数十年学说制度变迁之概略及其所予中国人以刺激，则兹役之全相，终不可得见”。

　　晚清的数次改革，直到最后几年的立宪，可以说都是以摹仿为主的外向型改革，都是想要改善中国在世界的地位。此后的辛亥革命，仍基于类似的目的，即很多人认为这个朝廷不能让国家富强，以在世界上取得一个更好的地位，所以必须革命。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那众所少知的共和，在有些人眼里也是实现这个主要目标的一个手段。从这样的民族主义视角来反观辛亥时的“一民主义”，或更能理解“排满复仇主义”在制造革命方面的工具性意味。

　　不仅革命本身不全是为了解决内在的问题，在清季最后几年形成的泛革命思潮中，革命渐从不得不行的解除痛苦的被迫手段转变为主动寻求美好未来的正面努力。正是这样一种面向未来的广义大革命观念，推动了一些人走向革命，让更多的人接受了革命，后来又导致很多读书人对辛亥革命之后的变化不满。

　　进而言之，上述从改革到革命一以贯之的接续，在古今中外实不多见。这也提示我们，像辛亥革命这样的重大历史事件，不必局限于其本身的始终，而需要从稍长的时段来看待观察和理解，至少涵括辛亥前后各十年的演变，或可更广义地认识共和取代帝制这样一个以千年计且处于持续发展中的大变化。

　　革命前的因缘略如上述，就革命后言，不赞成革命的梁济一度以为“革命更新，机会难得”，可借机舒缓社会矛盾。他甚至提出，“辛亥革命如果真换得人民安泰，开千古未有之奇，则抛弃其固有之纲常，而应世界之潮流，亦可谓变通之举”，是可以接受的。但民初几年的实践表明制度转换并未换得人民安泰，使他不能接受。杜亚泉也把辛亥革命视为立宪的延续，却在民国二年（一九一三）发现“立宪之前途尚远”，于是充满悲观。丁佛言的观察提供了一种解释，他认为革命的当下影响是“立宪之事，消于无形;共和之声，震人耳鼓”。似乎鼎革是以一个较为虚悬的共和遮蔽了相对实在的立宪—两者虽有共性，却也并不一致，在操作层面甚或存在紧张。

　　尽管革命后的失望是共通的，却反映出革命前的诉求是多元的—梁济向往的“人民安泰”是较传统的，而杜亚泉想要的“立宪”则是偏西方的，这些不同的诉求构成了共同的失望。这类迹象既展现出民初政局的脆弱，也表明一些人本以试验的眼光看待共和，而不视当时的政治状态为定局。这样的眼光不可忽视。我们或可借鉴他们的思路，从发展中的“正在进行时态”来认识革命本身，并反观革命前的改革。

　　我写作这本《革命的形成：清季十年的转折》，即为了说明：清季在二十世纪初的十年间，朝廷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广度推行全面改革，并无太多特别明显的暴戾苛政和“失道”作为，却爆发了革命，且能较为轻易地速成。对于从帝制到共和的“五千年之大变”，应有更深层的梳理、分析和诠释。帝国主义的全面入侵，造成中国权势结构前所未有的巨变。中外竞争的新局面使朝野面临着政治方向、政治结构和政治伦理的根本变革。一个推行了数千年的小政府政治模式，被迫走向必须展现政府作为的“富强”新路;而制度的困境，则使新政带有自毁的意味。更因政治伦理的转换远不如条文制度那样可以速成，政治体制的转型便遇到进一步难以逆转的困境，终不得不让位于被认为更迅捷更有效的革命。

　　全书大体写到以立宪为表征的革政已被“证明”为无效，遂不复能与革命竞争，反而逐渐转化成革命的助推器。其后革政与革命的竞争，以及革命本身的构建，都有并不简单的发展进程，需要专文探讨。然也因为后面这些重要内容都还没有表出，反成就本书的一个特色，就是展现清季自上而下的改革怎样走向自下而上的革命——

　　當民间和疆臣不约而同地呼吁开国会时，已提示着包括士和大夫在内的读书人群体对自上而下改革模式的质疑。这不是一个小的转变，如果“得君行道”式的改革之路走不通，就只能转向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即自下而上：或走向地方，侧重自治;或走向国民，选代表、组政党、开国会。两者当时皆有所表现，后者远更显著。简言之，改革成败的重心，从朝廷转向了人民。那时所谓地方自治，本是一条缓不济急之路;若国会开不成或开而不能解决问题，革命这一选项便逐渐成立。则革命不仅呈现出正当性，其可行性也与日俱增。而实际革命的爆发，也就可以计日而待了。

　　（《革命的形成：清季十年的转折》，罗志田著，商务印书馆二0二一年即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