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正

　　据鲁迅说，要做学术研究工作，首先要有两个必不可少的物质条件，就是“ 数年粮食，一屋图书”。他在一九三三年六月十八日致曹聚仁的信中说：

　　中国学问，待从新整理者甚多，即如历史，就该另编一部。古人告诉我们唐如何盛，明如何佳，其实唐室大有胡气，明则无赖儿郎，此种物件，都须褫其华衮，示人本相，庶青年不再乌烟瘴气，莫名其妙。其他如社会史，艺术史，赌博史，娼妓史，文祸史……都未有人著手。然而又怎能著手？居今之世，纵使在决堤灌水，飞机掷弹范围之外，也难得数年粮食，一屋图书。我数年前，曾拟编中国字体变迁史及文学史稿各一部，先从作长编入手，但即此长编，已成难事，剪取欤，无此许多书，赴图书馆抄录欤，上海就没有图书馆，即有之，一人无此精力与时光，请书记又有欠薪之惧，所以直到现在，还是空谈。

　　学术工作不能性急，不见得很快能够出成果，很快就能够“创收”，因此，预备数年粮食的条件就是很重要的了。鲁迅在教育部做官，每个月有官俸;后来到厦门大学、中山大学去教书，每个月有薪水。再后来当了职业作家，除开蔡元培每个月送他三百元“特约著作员”薪水的四年一个月以外，收入就只有稿费和版税了，不很稳定，以致请律师向老交情李小峰讨版税。学术方面他虽然做了不少小题目，但是大题目只做成功了一本《中国小说史略》，想做的《中国字体变迁史》和《中国文学史稿》，终于没有动手。

　　那时做学术工作，一屋图书的重要性就不用说了。现在北京鲁迅博物馆、上海鲁迅纪念馆保存的鲁迅藏书为数都很可观，他每年日记后面的“书账”详细记下了这年得到的书，包括自己买的和别人送的，都很不少。不过作为一个文史研究者，至少，他就缺少了一部常见的书：二十四史。他一九三二年八月十五日致台静农的信中说：“早欲翻阅二十四史，曾向商务印书馆豫约一部，而今年遂须延期，大约后年之冬，才能完毕，惟有服鱼肝油，延年却病以待之耳。”

　　缺少了二十四史，就使他吃苦。一九一九年，他给《新青年》杂志写“随感录”。写《五十八 人心很古》一篇，说“后来又在《北史》里看见记周静帝的司马后的话”就从《北史》里引了这段话：

　　后性尤妒忌，后宫莫敢进御。尉迟迥女孙有美色，先在宫中，帝于仁寿宫见而悦之，因得幸。后伺帝听朝，阴杀之。上大怒，单骑从苑中出，不由径路，入山谷间三十余里;高颎杨素等追及，扣马谏，帝太息曰：“吾贵为天子，不得自由。”

　　引文之后鲁迅评论说：“这又不是与现在信口主张自由和反对自由的人，对于自由所下的解释，丝毫无异么？”这就是这一篇的主旨。

　　想必是他翻阅一部借来的《北史》，遇到了这一条可以发一点议论的材料，抄下来，写了文章，就把书还去了。可是，这里有一点小错误：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六出版的《鲁迅全集》（十卷本，第一个注释本）的注释就指出：“1《北史》，共一百卷，唐朝李延寿撰。记载我国南北朝时期北方国家魏、齐、周和隋的历史。这里所引的是隋文帝的独孤后的事，见该书卷M《后妃列传》。——四二一页”（第五七五页）。假如鲁迅当时多翻阅一下，是不难发现这个错误的。公元五七九年，北周二十二岁的皇帝死了，被谥为宣帝。这时北周的政权实际上已经归于他的丈人（杨皇后的父亲）杨坚手中。杨坚完全可以马上接管政权，改朝换代。可是他不性急，却把宣帝年方七岁的太子立为末代皇帝，为的是要他来完成禅让的程序。果然，过了两年，一切准备就绪，禅让盛典举行，五八一年，“二月甲子，帝逊位于隋，居于别宫。隋氏奉帝为介国公，……隋开皇元年五月壬辰，帝崩，时年九岁。隋志也。谥曰静皇帝”（《北史》，中华书局版，第二册，第三八四页），禅让盛典举行以后才三个月，他就死了。怎么死的，《北史》没有写，只用了一个“崩”字，可想而知是非正常死亡。如果知道了周静帝是一个这样的皇帝，就可以知道：“单骑从苑中出，不由径路，入山谷间三十余里”这样的事，他做不出来;“吾贵为天子，不得自由”这样的话，他说不出来。可怜，他死的时候还是个儿童啊。

　　正如一九五六年版《魯迅全集》注释指出的，这段引文见于隋文帝的独孤后的传记里（《北史》卷十四《后妃列传下》，中华书局版，第二册，第五三二至五三三页）。在这篇传记里除了记她因为吃醋杀害尉迟迥女孙这一件恶行以外，还写了她许多美德，如俭约、仁爱等等，这些就不去说了。她还有一个大贡献，就是生的五个儿子里有个鼎鼎大名的宝贝杨广，即隋炀帝。下面就来讲有关隋炀帝的事。

　　日本青年学者增田涉在鲁迅的指导下翻译《中国小说史略》，遇到了这样一段：

　　不知何人作者有《大业拾遗记》二卷， 题唐颜师古撰， 亦名《隋遗录》。跋言会昌年间得于上元瓦棺寺阁上， 本名《南部烟花录》，乃《隋书》遗稿， 惜多缺落， 因补以传; 末无名， 盖与造本文者出一手。记起于炀帝将幸江都， 命麻叔谋开河， 次及途中诸纵恣事， 复造迷楼， 怠荒于内， 时之人望， 乃归唐公， 宇文化及将谋乱， 因请放官奴，分直上下， 诏许之，“是有焚草之变”。其叙述颇陵乱， 多失实， 而文笔明丽， 情致亦时有绰约可观览者。（《鲁迅全集》第九卷，109—110页）

　　他不懂“焚草之变”是怎么一回事，就写信来问。鲁迅手边无书可查，只好请曹聚仁帮他查书。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日他写信给曹聚仁说：

　　我要奉托一件事——

　　《大业拾遗记》云，“宇文化及将谋乱，因请放官奴，分直上下， 诏许之， 是有焚草之变。”炀帝遇弑事何以称“焚草之变”？是否有错字？ 手头无书， 一点法子也没有。先生如有《隋书》之类，希一查见示为感。

　　曹聚仁即从《隋书· 宇文化及传》抄了一段作答。鲁迅即于一九三三年 十一月十三夜据以回答增田涉：

　　宇文化及谋叛之计既行，置兵城外，城内聚兵数万，举火为号通知城外（令其入城），炀帝闻声，问是何事。“司马虔通（宇文化及的党羽）伪称：草坊（储存牧草的仓库）失火，外人（宫外的人=官、兵、民）救火，故喧嚣耳。”帝信之，无防备，遂被杀。（见《隋书·宇文化及传》）

　　这问题就算是解决了。

　　鲁迅买到《二十四史》，是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这天他的日记：“开明书店送来佳纸皮面本《二十五史》（作者注：即原来的《二十四史》加上今人柯绍忞著的《新元史》）一部五本，并《人名索引》一本，价四十七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