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鸿

　　辛弃疾称颂余伯熙曰：“道德文章传几世，到君合上三台位。”从道德和文章两个方面褒扬其朋友，显然颇为得力。

　　不过我写的关于陈忠实的道德文章，别有意思，这便是：陈忠实的道德要求及其道德体验有益于他的文学创作。不管是小说还是散文，之所以产生强劲的吸引力和浓郁的感染力，惊心催泪，多是因为他的句子充盈着道德的润泽。实际上我也曾经再三赞叹，推崇陈忠实的道德好，文章好。然而陈忠实的道德要求和道德体验如何使他的文章更具欣赏性，属于另外一个问题。尽管我也是偶然得之，不过这个问题显然还是有价值的，且不失其现实性和普遍性的意义。

　　文学创作毕竟是一种精神活动，作家自己的道德操守无论如何也会反映在作品之中，这仿佛日月投射下的树影，树高影长，树低影短，谁也没有办法。一个人初搞文学创作，且具才情，之后混迹官场或商场，满足其欲之后再进行文学创作，已经不能，往往是因为他的道德破碎，或道德感丧失了，尽管他的才情仍在。反之，一个作家若有道德要求且有道德体验，便必然能进行文学创作，而且作品的格调不会浊，不会俗，更不会恶劣。当我这样想的时候，蓦地觉得孔子正是这样告诫其弟子的。

　　我和陈忠实交游几十年，有过出版之合作，有过文化之争论。虽然他长我近二十岁，不过我与他目光平等，从来不违心，不曲意。我肯定，他是一个道德性很强的人。社会广泛认为陈忠实诚恳、厚道，洋溢着儒家气息。这是对的，也颇为难得，不过如此优点并非一般人不能具备。如果陈忠实还有其上的道德表现，似乎才呈卓越之姿。他有吗？当然有。作家，是一个跟灵魂打交道的人，他的意识、思维和心理必须处于活跃状态，他的道德操守当然會有努力向正、向洁和向雅的表现，否则何以有言！

　　仔细分析，陈忠实的诚恳与厚道应该属于性格的方面。性格使然，还比较轻松，但道德却涉及选择，是非常艰难的。我相信陈忠实是一个道德性很强的人，是因为他能自觉遵循道德律，并坚持让自己的生活不逾道德要求。孔子告诉其弟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道德。耶稣教训信徒说：“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这是道德。道德是存在的，而且是人所固有的。所谓道德律就是一种规范人的行为的命令，可以执行，也可以违抗，违抗使道德玷污，而执行则使道德坚挺。圣托玛斯·阿奎那认为，道德律最原始和最基本的准则是行善避恶。我认为陈忠实执行了这个命令，他有这个道德要求，并积累了丰富的道德体验，虽然他未必读过某些哲学家的书。

　　那么道德律是如何作用于陈忠实的呢？他的道德要求和道德体验又是如何有益于他的创作的呢？

　　陈忠实年轻时候当民办教师，有一天，他的后脑勺出了一个痤疮，遂自己给自己涂抹四环素软膏。一位年轻的女教师从窗口看见了，就说：“忠实，我帮你擦药吧！”便进来，半掩了门，给陈忠实擦药。陈忽然感到对方胸部的触碰，初以为无意，少挪开了一点，又再次发生，遂知道是有意的。多年以后，有朋友问他：“难道你不冲动？”陈忠实说：“咋不冲动？”不过想到自己是教师，就规矩了，而且他一直都规矩着。朋友问：“没有遗憾过吗？”陈忠实说：“不遗憾是假的，然而没有发生什么事才是正确的。”以理性抑制自己的冲动，这便是道德上的节制。

　　大约是二00七年，陈忠实接受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的聘请担任写作中心主任，然而不想拿报酬。他向我透露，因为文学创作方面的工作报酬，西安石油大学给了一份，西安工业大学给了一份，西安思源学院给了一份，这就够了。他说：“这种事我不敢过分！”这也是道德上的节制。

　　陈忠实在一九九一年很是烦恼，先是小道消息，再是正式音讯，称要提拔他至陕西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任党组书记。虽然是他的高升，不过这并非他之所欲。当时陈忠实已经任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为副厅级，一旦任党组书记便是正厅级了。官大一级，谁不高兴？然而陈忠实早就决定以文学创作为业，如此，在省作家协会当然更加合适。提拔并调动他，是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和省作家协会换届工作的组成部分。盛传路遥会当省作家协会主席，若是这样，路遥管一摊，陈忠实管一摊，贾平凹在西安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管一摊，将成三足鼎立之势。可惜陈忠实不愿意离开省作家协会，遂向宣传部部长王巨才一投书，二投书，郑重声明，只要不开除党籍，他不会接受调动。他就是要在省作家协会搞创作，只要能有这个阵地，他不当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也行。只要能保留专业创作之位，他可以放弃副主席之职。这是道德上的勇气，有此勇气的人并不多。

　　在二十世纪与二十一世纪之交，小寨西北一带开了一家杂粮食府，生意兴旺，也引来衮衮乞丐。中国人不吃杂粮才几十年，便又想吃杂粮了，乞丐也未必是由于穷，才会讨钱，思之皆有趣味。一个夏日的晚上，陈忠实和几位朋友在此用餐结束，愉快出门。他为长者，当然是排头。不料刚下台阶，一群乞丐就围住他，向他要钱。骤然之间，他的胸前尽是手。他知道有假学者，也有假乞丐，遂勃然作色，突围而去。在众目睽睽之下，拒绝讨钱致富的人，这也是道德上的勇气，有此勇气的人也并不多。

　　凡作家都是陈忠实的同类，也都是同道，或在艺术上互相切磋，或在生活上互相帮助，合乎情理。他任省作家协会主席和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以后，虽然权力有限，不过腾声云霄，遂能把信誉转化为权力，以解决一些作家朋友的困难。陈忠实介绍张敏加入省作家协会，随之以作家职称的途径设法使他进入体制，张敏便可以得到一份工资了。陈忠实携冯积岐见省人事厅厅长，恳请为冯转户口，调动冯进入省作家协会，以使其能专心创作。王宝成染疾住院，陈忠实便去看望，半年没有聚首，王宝成已经形销骨立。“你咋瘦成这样了！”陈忠实一声叹惋，抓住王宝成的手，泪水就流了出来。接着，他便为王宝成小说的出版找编辑，找经费。这是道德上的仁和义！此乃孔子教导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王××想挂职副县长，以了解农村生活，事不成，抱怨陈忠实对他用力不足。两个人在办公室你一言，我一语，声音越来越高，便吵起来，骂起来，拿起椅子和热水瓶，差一点打起来。王××恼怒至极，竟卸下省作家协会的门牌摔到地上。是可忍，孰不可忍！然而陈忠实并未针锋相对，反之，他尽量理解王××，过去怎么对待他，以后还怎么对待他，终于和解。陈忠实对朋友说：“认识几十年了，不容易，我跟这货计较个啥呢？”推己及人，这是道德上的恕！

　　陈忠实有为其作枕的小说，这是人人都知道的。他写了数年，一直在西蒋村的祖屋进行创作，其妻每隔几天会从城里来，给他送一些面条和馍。一日，其妻照旧送了食物，并简单安排了他的生活，准备返城。陈忠实知道自己的作品已经进入尾声，送其妻走出院门的时候，他说：“不用再送了，这些面条和馍吃完，就写完了。”其妻突然住脚问：“要是发表不了咋办？”陈忠实脱口而出：“我就去养鸡。”其妻转身便向城里走了。陈忠实当专业作家足有十年，人也就五十岁了，当此之际，这部长篇若不能成功出版，他便决定不再当专业作家，尤其是不担虚名，不能混世。他打算彻底调整，以养鸡为专业，并以此为家庭尽力，改变经济拮据的局面。若有余力，就以文学创作为乐。这蕴含着一个人的自尊、本分和责任，如此，不正是一种君子之风吗？

　　我不可能穷尽陈忠实的日常行为，不过我所知道的这些点滴确实表现了他的道德操守。他是一个道德性很强的人，这些点滴便是见证。规范自己行为的命令时时发出，处处发出，他听见了，也执行了。他频频对自己发出命令，并能执行自己的命令。这个过程产生了丰富的道德体验，这必然影响他的文学创作，影响他的小说和散文。

　　从生活体验到生命体验，是陈忠实文学创作的一个飞跃。他的道德体验，使其作品荡漾着一种可贵的道德力量。实际上道德体验也属于生命体验的范畴，虽然陈忠实并没有明确地意识到这一点。他的作品多不失复杂和深刻，也不失积极和温暖。以小说论，不具其名，一般文士都知道他的垫棺之作是什么。白嘉轩是一位族长，他的竞争者和对头子是鹿子霖。白鹿原立有一个民约，其本质是儒家文化，来自孔子，来自张载，来自蓝田吕氏兄弟，来自朱先生。它就是一些道德律，白嘉轩服从，鹿子霖违背。白嘉轩奉行仁义礼智信，尽管这不能保证他一切顺利和圆满，然而可以保证投向他的目光是敬畏的、欽佩的。鹿子霖践踏仁义礼智信，甚至无所不用其极地满足私欲，其下场是死在污秽之中。这是一个象征，一个隐喻，表达了陈忠实的道德倾向：人啊，你当行善避恶！以散文论，陈忠实的作品是朴素的，质直的，不过它也更能折射陈忠实的道德要求和道德体验。他的散文多能触及灵魂，令人喟叹、动容、唏嘘，形成吸引力和感染力，就是因为这些作品多涉及道德的公平、正义、诚实、忠信、同情，自强不息，内省不疚，耻躬之不逮。散文难以作伪，所以陈忠实固有的积极和温暖之色，尽在他的句子之中。

　　偶尔我会想，也许是受到了翻译小说的熏染，陈忠实的语言显得长了。主要是反复修饰，叠加词汇。他的散文语言，也许应该更精致，更简省。不过即使瑕疵存焉，我以为陈忠实的散文也比汪曾祺的散文富于道德力量。汪曾祺的语言妙，遗憾他的作品总体上缺乏风骨，境界比较平，也许这是他的散文缺乏道德力量的原因吧！陈忠实的散文仿佛馒头或面包，汪曾祺的散文像甜点，彼此还是不同的。若论审美，精神之壮是胜于精神之弱的，这仿佛馒头和面包比甜点有用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