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升远

　　一九四四年九月十八日，镰仓是一个难得的晴天。嗜书如命的作家大佛次郎约上了友人到横滨的旧书店闲逛，并在一家店里发现了不少令他垂涎的好书，其中包括英译的三卷本《堂吉诃德》。询价后，书店老板当即表示这些书只换不卖。当得知心仪之书须以永井荷风的作品相易时，求购者不禁感叹：“荷风也因战争被抬高了身价。”在菲律宾战场战事正酣、日本国内兵荒马乱、市民因疏散而流离转徙的非常时期，荷风文学“洛阳纸贵”之风行让大佛颇为讶异。四十天之后的十月二十八日，他记录下了阅读荷风的心得与发现：

　　读过《好色大鉴》和《独眠》，就明白了荷风成名的道理，这些作品最终都只是证实了我的感受——他的文学乃“背阴处的艺术”。荷风在当代（战时下）读书界独领风骚这一事实，将政治把人逼到背阴处之现状展露无遗。日本孕育不出讓人对未来心怀希望的文学，而又有什么能给人带来力量和光明呢？横行的战争文学也几乎没有带来振奋士气的力量。世上那些所谓的统治者却没察觉到这一怪现状。

　　人们从乏力的荷风那里获得了慰藉。当此之时，作者和读者都是没有意志的。

　　这固然可以理解为大佛对永井文人相轻式的非议，但若再结合十一月二十六日其对信奉“人间本位主义”的“小说之神”志贺直哉之酷评，你会发现事情并不简单。他说：“在二乐庄饭馆，大哥一直在谈志贺。他居然对那么自私的人钦佩得五体投地，我真是服了。……志贺的世界中只有狭隘的洁癖和高贵的精神。可这种人又能创造出什么呢？他就像革命前的贵族一般，自私自利，精于算计。”

　　岁寒见后凋，尽管一九四五年战败后，永井荷风、谷崎润一郎、正宗白鸟和志贺直哉等战时屈指可数的“沉默者”广受推重，但别忘了这些不汲汲于时局、拒绝协力战争的“不合作者”曾被视为异端，处境艰难，其中自然也包括来自文坛同行的猜忌与排挤。当然，大佛的这些恶评并未付之公表，而被其写进了自己的《终战日记》（大佛次郎：《終戦日記》，文艺春秋二00七年）中。按说，文人之间的臧否党伐并不稀奇，何况又是在作家的私人园地中。问题是，遭讥讽者何以是永井与志贺？事实上，对两位文坛同行的责难虽看似“花开两朵”，但其根殊同，因为他们都站在了大佛所激赏的神风特攻队之对立面。

　　太平洋战争时期，神风特攻队发起的首次攻击发生在一九四四年十月二十五日，也就是大佛批判永井荷风的三天前。这一日，在莱特湾，大量的日本战机撞向了美军船舰。大贯惠美子引用了Hattori（《白鸟》）关于特攻队战果的研究，数据显示此次对敌攻击的“撞击成功”“几乎成功”的比例分别为20.8% 和16.7%，两项指标较之于平常“利用飞机攻击”的成功率（11.6% 和5.7%）看似有了大幅跃升。然而，数据虽美、声势虽大，但除了提振士气、抚慰本国民心，特攻行动实效甚微——除了一艘美军油船被“回天”鱼雷击沉外，其他受到攻击的三四百艘敌军舰船大都只是“受伤”（大贯美惠子：《神风特攻队、樱花与民族主义——日本历史上美学的军国主义化》，石峰译，商务印书馆，194页）。而这一切恐怕是守着收音机收听大本营虚假战报的大后方作家们始料未及的。

　　在十月二十八日的日记中，大佛次郎将神风特攻队那些“十九到二十四岁的年轻人”带给自己的巨大震撼当作批判永井的参照系：

　　听着《海行兮》，我内心深受感动。……日本的历史将由这些人书写下去。他们给人一种不可思议的、振奋人心的力量，难以言表。……较之于惯常的意义，他们让我们深深地感受到何谓“行动的世纪”。在惯用的意义上，它指的是缺乏统一性的各种事实之泛滥;而这里却存在着一种贯穿其中并支撑其发展下去的强大意志。

　　昭和时代的著名军歌《海行兮》，歌词原作者乃奈良时期的著名歌人、政治家大伴家持，一九三七年信时洁受NHK（日本广播协会）之托为之谱曲，其后即成为国民精神总动员强化时期的经典曲目。词曰：“将赴于海，沉尸无悔。将赴于山，尸骨生苔。死惟君侧，义无退回。”在太平洋战争时期，大本营播报战果论及“玉碎”或迎接战殁者遗骨时必播此曲。十月三十日的日记中，大佛兴奋地写道：“在收音机中听到，神风特攻队在莱特湾再次出击。真有鞍马天狗出现之感，让人欣喜。”不难看出，在太平洋战场陷入全面被动、国民意气颓丧之际，神风特攻队带给了国民以力量感、光明感、意志力，和震撼人心、甘为天皇效死的全体主义精神，这些都让大佛次郎心潮澎湃。在十一月二十九日的日记中他特地记了一笔：“听说丰田司令长官在致神风特攻队诸君的信中将‘诸子称作‘诸神。”在特攻青年们的神格光辉映照下，“背阴面”中颓靡、乏力、无希望、无意志的永井荷风，以及提倡个人主义、精神贵族式的志贺直哉等文坛耋宿，都显得黯淡无光甚至面目可憎。

　　一九四四至一九四五年间，大佛曾耽读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等作品，并对其教诲——决定战争的不是“兵力和地位”，而是“全体的士气”——深有共鸣（一九四四年九月十二日）。以托翁为标尺，一九四0年曾作为文艺春秋社报道班员来到中国宜昌战线的大佛认为“日本的报道班员写不出， 也不会被允许写这样的作品。因此只能写些寡淡而缺乏震撼人心之力的报道”（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四日）。不过，在他看来，即便是这位世界文学巨匠都难以处理神风特攻队题材：“真想让他来写写神风特攻队的那些青年（他们所做的事——引者注），彼嘉·罗斯托夫是做不到的。”（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五日）大佛次郎的“神风崇拜”背后浮现着一条显见的价值链条：报道班员写不出《战争与和平》那般战争文学巨著，而神风特攻队员的精神气质却远远超越了志贺直哉等白桦派同人的人道主义精神导师托翁之想象。

　　一九四四年十月二十九日，作家伊藤整也同样在日记中盛赞特攻队乃“日本民族最高精神力之象征”，但他接下来的话却有些意气消沉——“若如此都无法取胜的话，那便是对所谓人类精神力的否定，只能认为人类将进入物质生产力的黑暗统治之中。”（伊藤整：《太平洋戦争日記》第三卷，新潮社一九八三年，144页）大贯惠美子借用马克思的说法，将神风特攻队的行动称作“幻影”（phantasmagorical），“法西斯国家鼓吹牺牲的重要性，并创造一种缥缈的幽灵，向青年灌输为君王/ 国家捐躯是多么美丽”（大贯美惠子，190页）。而将特攻精神审美化，实则是在物资极度匮乏、战局全面被动、国力损耗殆尽的背景下，以精神力弥补物质之缺，以作困兽之斗的军国主义意识形态产物。就像军令部在“珍珠港事件”前、一九四一年十月二十四至二十五日的联络会议上所预知的那样——“最终胜利要看国际形势和日本国民的精神力量”（堀田江理著：《日本1941：导向深渊的决策》，马文博译，新华出版社，233页）。

　　事实上，从一九三八年开始，美国相继对日本实施了各种制裁，包括飞机零部件的“道义禁运”（一九三八年七月一日）、禁止出口工业设备（一九三九年六月四日）、严控金属、航空燃油和润滑油的对日出口（一九四0年七月底）、禁止出口钢铁和废铁（一九四0年十月十六日），尤其在一九四一年七月二十八日日本占领法属印度支那之后，美国立刻冻结了日本在美国内的所有财产，包括石油禁运，随后英国和荷兰也加入对日制裁的行列。一九四0年，日本负责统一和监管资源调动的企划院对日、美两国的工业产量进行了全面的调查，结果显示：“美国的石油产量是日本的五百多倍，生铁二十倍，铜块九倍，铝七倍。再加上其他产品，比如，煤炭、汞、锌和铅，美国的平均工业产量是日本的七十四倍以上（而陆军的估计为二十倍）。”然而，在一九四一年十月二十七日的内阁会议上，企划院总裁铃木贞一虽对战时的物资供应表示忧虑，但“却没有公布这些数据。多年以后，当铃木九十三岁时，他解释了原因：‘我当时很沮丧……似乎他们已经决定开战。我的任务只是拿出支持这一决定的数据。但在我内心，我不想开战”（堀田江理，235页）。

　　也就是说，这场国力悬殊的战争，自其开始便可预知结局。不要说铃木贞一，就在这次内阁会议召开两个月前的八月二十七日，聚集在首相官邸的“总力战研究所”研究生们经过为期六周的数据研究和形势推演后，也坚信“如果与美国开战，日本必败无疑。如果爆发战争，日本很可能在初期的几场战役中占据上风，但随后将拖入僵持战，日本将看到自己的资源不断消耗并最终用光”（堀田江理，167页）。战争的后续发展则几乎完美演绎了这群年轻人的判断。油料的短缺使得日军飞行员的训练受到严重影响，直至取消。所谓“神风特攻”实则是石油匮乏背景下为节省返程油料的无奈之举，也是为搏一胜从而与美国进入和平谈判的一种战术安排。

　　一九四五年，战局进一步恶化，“特攻精神”亦随之泛化。《写真周报》当年的新年号便直白地号召全国国民赓续“特攻精神”，“我们的战意已化为一亿神风”，“今年一定要官民一致，集一亿人之力提高松根油（松树根蒸馏后获取的轻质油，可供飞机用——引者注）产量！”（太平洋战争研究会编：《〈写真週報〉に見る戦時下の日本》，世界文化社二0一一年，210页）

　　战争所导致的物资短缺也使得国民生活日益困顿，甚至香烟都已按“支”配给，作家们亦概莫能外。一九四五年三月六日和八日，高见顺就在日记中抱怨物价飞涨而稿费依旧，“家里没钱，想去赚点钱，但靠写作迟早活不下去”，结果不得不四处借贷、求职以维持生计（高见顺：《敗戦日記》，中央公论新社二00五年，121—137页）。在新潮社和光生中学打两份工的伊藤整，在一九四四年十月十二日的日记中坦陈自己通过种植红薯、玉米、南瓜等农作物尚可“自给自足”（伊藤整，129 页），然而十月末盛赞特攻队的伊藤，事实上早在六月十九日的日记中便已清醒地观察到“铁、石油、铝的产量逐渐决定了战争的局势，美国采取的是一手按住日本，一手痛打德国的无耻方式，……总之，是物力致此，物力才是可怕的”（伊藤整，37页）。

　　朝不保夕的生活、节节败退的战局让人们感到家国前途黯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神风特攻队既是败局已定的帝国海军黔驴技穷之作，也是包括作家在内的一个个日本国民对战局扭转的热切期待所倒逼出的“强心剂”。诚如大贯惠美子所指出的那样，“特攻队员或是受上司，或是受基地的环境，或是为整个社会气氛所逼迫”，特攻队员是“不可理喻的日本人极端‘他性的典型画像”（大贯美惠子，217、190页）。所谓“极端‘他性”便是通过非人道的、为国家“自愿”赴死的自杀式袭击呈现给敌人与后来者的。

　　而所谓的“自愿”自然是官方的虚假宣传。大冈升平在《莱特战记》中犀利地指出：“那时所谓的志愿是表面文章，驾驶着性能恶劣的练习机的特攻，都是被迫去干的。”（大冈升平：《レイテ戦記》，中央公论社一九七四年，284页）大贯惠美子也发现：“在这些影像的背面，我们却看到这些特攻队员面对命运的痛苦，并力图掩饰痛苦。在领导了莱特湾攻击的关行男身上看到这一点。”（大贯美惠子，218页）关行男是首次神风特攻队中“敷岛队”的队长，在莱特湾海战中，他率领的战机编队首次击沉了敌方舰艇。但对于身居后方、对战事隔膜的作家大佛而言，神风特攻队只是一种非人化、精神化、符号化、审美化的抽象存在，他们的牺牲只意味着击沉敌舰的数量和战斗的胜败，却无关特攻队员的生命。讽刺的是，对后者存在之关注甚至还是敌军俘虏影响的结果，因为在他们看来“用神风特攻队杀人，不单可惜且难以为继，美军只用机械杀人”（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三天后，大佛“去常设馆看了神风特攻队出发的新闻电影。电影过于简单，甚至来不及感动。关大尉以下各位貌似都不甚勇敢。登机出发之时给人一种强力之感，但那似乎是飞机带来的感觉，不知何故，我竟深深感慨于人的脆弱和不足取”（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在写实性的新闻电影中，大佛终于依稀看到了“诸神”光环下黯淡的“人性”。

　　螳臂当车，神风特攻队的微薄之力自然难挽败局。在国力悬殊的状况下，殒命的特攻队员只是愚蠢军政决策的无谓牺牲品。对于这一切，掌局者们原本就是心知肚明的。或因此故，就在日本投降次日，海军中将，也是神风特攻队的始作俑者大西泷治郎留下了向“神风特攻队员的英魂”致歉的遗言后，切腹自杀。时局中的作家们虽未必了然，但到战争末期，他们至少可以看到官方宣传与战败实情之间的巨大裂痕——时间证明了一切。

　　一九四五年八月五日，大佛次郎在日记中谈道：“在特攻队因连升两级而奏达天听的佐佐木曹长在投掷炸弹后，迫降吕宋岛后依然活着。但情况在奏达天听时却变成了他自爆飞机，生还无望……这真是宣传之下的特攻队之反面悲剧。”意味深长的是，两天之后，他又谈到了一年前曾因“乏力”而被其嘲讽的永井荷风，而这次，他却成了后者的辩护人：

　　前些日子，永井龙男重读了荷风的作品（《较量》等作），并表示难以相信他的文学像人们称赞的那么好。这个时代让永井君这么明理的人，也不自觉地以严厉的眼光审视事物。……多少有些认真的人都在不觉间失去了宽容之心。……在认真的人们那里，文学不容游戏。这一倾向很明显，失去了游戏性质的文学只能成为官样文章，从而失去了动人的力量。写作者也是无力的。

　　大佛对永井龙男之荷风论的评断恰如对一年前的自己之检省。在这里，荷风的游戏文字从乏力而变得有力，国策文学、官样文章始于有力而终于无力，一年之间，大佛次郎实现了文学价值观的逆转，而其醒悟的代价之一却是神风队员们的生命，令人不禁唏嘘。“杀君马者道旁儿”，大佛次郎、伊藤整们便是以鼓噪、喧嚣、期待将年轻人送上绝路的“道旁儿”。而颇值得玩味的是，关于神风特攻队，永井荷风在日记中却未置一词。这也并不奇怪，因为早在一九四一年六月十五日，他就已看破了这场战争的谎言：

　　这一次的日支战争是从日军暗杀张作霖、侵略满洲开始的。日军以“膺惩暴支”之名开始侵略支那领土，但是因穷于应付长期的战争，突然改变名目，祭出了“圣战”这个无意义的词语。……然而，这完全是愚蠢的军人和暴虐的莽夫们之企图，而非一般人民所乐见的。一般国民服从政府的命令，吃着米饭而毫无怨言，那是恐惧的结果……原本日本人就是没有什么理想的，他们最希望能追随强者，安闲度日。（永井壮吉：《断腸亭日乗》第五卷，岩波书店一九八一年，177页）

　　狂潮退却，硝烟落定后人们惊觉，在战时喧嚣的国策文學、战争文学背后，艰难抵住黑暗之门的正是永井荷风、志贺直哉等几位不愿投机趋时、不愿被驯服、冷眼旁观时局的倔强个体。在政治重压之下，他们以冷清的守望、不合作的沉默使得文学之尊严虽气若游丝，却一息尚存，从而为战后文学留下了一支难得的血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