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潇

　　荫护（又称庇护，英文为“patronage”）是一种个体性、不平等、自愿、互惠的社会关系状态，常被视为寄生在政治与社会关系中人际网络的隐性法则，因罕被古代史家直接提及，很少受到国内从事中国史学者的重视，但它却是欧美学者津津乐道的话题。早在罗马时代，庇护制度就已比较完备。当时的庇护人凭借与权力中心的关系，能够在城镇与农村、国家与地方间扮演中间人角色，为受护人提供款待、工作和保护，受护人则回报庇护人自己的政治支持，以及服从。简言之，庇护关系可视为某种形式的利益交换。一直以来，欧美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通过诸多区域个案观察庇护关系的运作模式，其研究范式已经相当成熟。受此启发，美国学者戚安道（Andrew Chittick）尝试借用庇护关系观察早期中国社会历史的变迁。他的《中古中国的荫护与社群：公元400—600年的襄阳城》是英文世界第一部有关南朝区域史的著作。

　　对于南朝襄阳豪族，国内学者其实不乏关注，但一般都是套用陈寅恪的地域集团理论，简单梳理其在东晋南朝的政治发展历程，大体形成襄阳豪族在刘宋孝武帝、梁武帝时期崛起，在其他时期处于低谷，并最终于侯景之乱后逐渐没落的认识。著者戚安道从荫护视角重新审视这一过程，提出了不一样的观点，他认为襄阳荫护体系是将朝廷与襄阳豪族社会桥接在一起的，存在于当地武人和出镇的建康宗王或官员之间的个人荫护关系纽带，这种个人关系纽带是基于情感和自身利益为运作的前提，进而构成了一个非常具有流动性的、无法预测的社会体系。

　　在此体系影响下，南朝时期的襄阳豪族经历了“发展—碎裂—巅峰—升华”四个阶段。在发展阶段（四00至四六五年），刘宋在襄阳实施的一系列安置和整合移民豪族的新政策，为襄阳人发展出与建康之间的托庇荫护纽带提供了重要的机遇，襄阳豪族相信与建康宗王或官员的绑定，是其晋升和上位的关键。于是，襄阳豪族的忠诚被纵向地向上牵引，同时建康宗王的内争也向下转嫁到襄阳豪族的身上，破坏着横向的地域团结和认同。泰始之乱开启了襄阳豪族和社会极度碎裂的阶段（四六五至五00年），其间，那些家世渊远的名族更倾向相互结合，并漠视本土的粗鄙武人和暴发户，同时，从襄阳迁至建康的吸引力也分裂着当地人的地域认同。巅峰阶段（五00至五三0年），萧衍借助与襄阳豪族的荫护关系获得皇位，并使襄阳豪族的地位获得整体提升，但之后出镇襄阳的萧衍子嗣与襄阳本土武人间没有发展出萧衍那种密切的关系，双方因文化气质的差异存在着一些隔阂。升华阶段（五三0至六00年），侯景之乱引发的上游宗王内争中，襄阳荫护体系的流动性、自愿性格外显著，襄阳豪族极力效忠于任何能给他们带来利益的护主，甚至不惜背叛和复仇。随着襄阳归顺长安政权，后者在文化方面的亲近及对东魏、北齐、南陈战争的需求，使更多襄阳武人获得了荫护的机会。

　　由上可见，荫护体系解决的问题是，在南朝极其不稳定的政治背景下，朝廷与襄阳豪族互动的性质及其对后者发展产生的影响。戚安道直言：“本研究的中心观点是，荫护模式是理解南朝综合政治形式的最有效的研究途径。”这显然将荫护体系置于南朝政治运作的核心位置。那么，我们不免产生疑虑，这种荫护体系能否成立？对已成中古政治史分析经典范式的陈寅恪地域集团学说又有何种影响？

　　在中国传统官僚体制中，尽管“任贤”和“绩效”为中心的选举和考课制度已经深入人心，但不能否认，依赖荫护关系而形成的人际网络，构成了官僚个人及群体在体制中展开日常活动或争权夺利的基本形式。尤其是襄阳地区在南朝政治军事上占据重要的战略地位，朝廷为了整合和利用襄阳豪族的力量，必然会通过宗王或朝廷重臣与之结成一定的荫护关系。不过，戚安道似乎不满足于荫护关系在官僚制度中仅作为配合、隐晦甚至“腐败”的角色，他认为荫护也可像在罗马社会那样被视为正当、合法的存在，是作为资源和权力分配的方式。为此，他在书中极力强调个人关系的重要作用，称其是“至高无上的”，进而在考察襄阳豪族与来自建康的宗王和官员的关系运作模式时，常常仅从史料记载的事件片段中抽绎出特定的人物关系，断章取义，直接分析这些人物关系背后的利益交换，却对这些事件的前因后果基本保持“不闻不问”，这就难免对一些史料存在着明显的误读（译者已标明一部分）。

　　襄阳豪族因为晚渡和文化素养较低的缘故，在入仕和升遷方面受到南朝士族社会的抑制，而荫护体系使他们在官僚体制的运作方面获得了更多的利益。在此基础上，虽能在史料中看到许多襄阳豪族为了所谓各自基于自身利益的“忠诚”，与来自建康的官员结为伙伴，或者相互背叛的事例，但仍难以准确把握其作用和量度，戚安道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故而他将该体系阐释为一个“流动性的、无法预测”的模型。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戚安道竭力印证襄阳荫护体系的存在及其复杂性，但他提供的情形仍只是冰山一角，作为大多数情况存在的襄阳基层社会人际关系的情形，基本没有留下史料记载。况且，戚安道提供的那“冰山一角”，只是少数暴发户与名族子弟人际网络与政治关系的一隅，不仅具有片面性，更是即时的，很难想象古人的政治立场不会随着时势发展而改变。上文提到戚安道分析史料时的“断章取义”，往往只是古人在某一时刻的政治倾向，很难用“忠诚”概念来统括。而这些史料也非出自襄阳本地人之手，难免也有扭曲夸大的成分（参见仇鹿鸣：《事件、过程与政治文化：近年来中古政治史研究的评述和思考》，载《史学月刊》二0一九年第十期）。

　　一般而言，政治确实是由各色人等争夺权力的行为构成，但它又超越了权力争夺的总和。戚安道建构的荫护体系虽不能脱离政治环境单独成立，却仍可作为解释当时政治运作过程的一条途径。对于南朝政治和襄阳豪族，以往学者往往运用的是陈寅恪的地域集团分析法，这种经典范式的最大特征在于从复杂的政治脉络中抽绎一条二元对立的主线，并将政治纷争置于社会、文化变迁的大势下加以阐发，形成在政治、社会、文化多个层面相互支撑的框架。同时，作为血缘、乡里及同僚间的支持和援引，也是其包含的基本方面。受此影响，学者根据当时盛行的地域观念，提炼出像关陇、汝颖、谯沛等各式各样的地域政治集团，其中，同乡士人、豪族除了地缘上的乡里关系外，又有行政上的同僚之谊，形成以郡县为地域单位的人际网络。不过，地域内部的社会网络之间也存在着对立和矛盾，其表现之一就是地域观念的分化和重新组合，尤其在当时政治混乱的时代，“士族关心的不是地区，而是家族。他们标榜郡望，并非出自对故土的眷恋，而是为了说明血统”（胡宝国：《汉晋之际的汝颖名士》，《历史研究》，一九九一年第五期）。可这种解释难以适用于地方上没有贵族血统的豪族，可以想象，在豪族纵横的地方乡里基层社会，个人社交网络和对利益的追逐，无疑是豪族人物日常活动的前提，这为荫护关系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空间。

　　地域集團虽经常被学者使用，但其内涵与边界其实相当模糊。戚安道对此比较警惕，他经考察发现襄阳豪族或社会“与一个具备认同共享和集团意识的‘想象社群相差甚远”，反而呈现出“高度碎化”的状态。他给出了两个理由，一是襄阳人对建康纵向的荫护关系支裂着对本土的政治凝聚力，二是襄阳人的认同被狭隘地局限在近亲和私人关系的范围。第一个理由在上文提到的泰始之乱中襄阳豪族的分裂和对立中得到集中的体现。泰始之乱中，襄阳豪族分别加入了不同的宗王政治集团，这些政治集团显然是以带有荫护关系的社交网络为基础，有着明确的政治目标，紧密结合兼具排他性，但在泰始之乱结束后，襄阳地区的豪族和社会归于平静，纵向的荫护关系又在不断积累，至萧衍重新整合襄阳社会网络，再度形成地域政治集团。总之，地域社会虽因远离权力中心，政治集团的形成方面可能有一定的滞后性，且更需要一些由人物或政治目标引发的“事件”作为契机，但这显然不会是地方社会的政治常态，这种政治目标落实到具体的人物关系中，如对某个地方土豪的拉拢，荫护关系就会发挥主导的作用。正所谓政治集团象征着短暂而剧烈的变化，而荫护关系则宛如庸碌而平淡的日常。可见，戚安道强调的荫护关系，可视为对地域集团学说的重要补充，两者是光与影、动与静的交互关系，若置于同等的地位加以观照，或许能反映出南朝地域社会动态演变中的更多面相。

　　戚安道没有仅局限于对襄阳豪族的政治活动的观察，而是通过各种史料、角度挖掘当地荫护关系发展过程中若隐若现的区域文化因素，进而从襄阳地区暴力、复仇、西曲及竞争性演出等现象中归纳出流行的口头和肢体文化，由此揭开了南朝另一种独特的“西土”文化。实际上，无论是荫护关系反映的个人政治行为，还是暴力、复仇等社会行为，相较于以往中古史学者习惯于从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角度梳理区域社会的发展，戚安道借助社会学和人类学理论，将关注重点更多地倾注在对区域社会中人的行为的细致考察，在这个意义上，本书可谓对中古时代的区域社会史的研究提供了良好的示范。

　　在区域社会史研究方面，长期沉浸于历史人类学和田野考察的华南研究学者尤为重视以人为主体观察历史与社会的发展。刘志伟曾三番五次地强调以人的行为作为历史分析的出发点：“在人的行为之上，有或强或弱的国家权力的存在，有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形成不同的文化传统，还有不同形式的法律制度等东西，都要进入我们的视野，从而得以由人的能动性去解释历史活动和历史过程。”（刘志伟、孙歌：《从历史中寻找中国：关于区域史研究认识论的对话》，22页）这种观念在中古史研究领域也颇为流行，如近年来兴起的关于“个体生命史”的研究，又如邓小南一直在提倡的“活”的制度史，都在强调人的能动作用对微观与宏观历史的阐释意义。正如魏斌指出的那样：“人都是生活在特定的社会秩序和文化观念之中，秩序和观念塑造着每个人的行动，这些行动又通过不断延展的关系互动网络，支持和延续着原来的秩序和观念，成为一个不断相互再生产的过程。”（魏斌：《重绘中古史的可能性：走向历史场景》，载《文史哲》二0二0年第六期）这个过程伴随着各种元素的融合与变异，其呈现出的复杂图景都寄存在人与事的互动过程中。可见，对于回归对往昔人群和社会的理解和观察，从中构建新识，已成为中古史研究向前推进的一种趋势。反观中古时代的区域社会，其实包含着那个时代所有重要而复杂的问题，这些问题不管如何变幻莫测，最终仍要落实到人的政治行动和社会行动之上，换言之，从以人为主体的视角出发，或许能为中古区域史研究走出地域集团学说的“阴影”提供一种可行的方案。（《中古中国的荫护与社群：公元400—600年的襄阳城》，戚安道著，毕云译，南京大学出版社二0二一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