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杨

　　在中国古代的应用性散文中，题跋是较晚形成的文体。宋、元、明时题跋创作呈现高峰。明人徐师曾在《文体明辨序说》中概括说：“按题跋者，简编之后语也。凡经传子史诗文图书（字也）之类，前有序引，后有后序，可谓尽矣。其后览者，或因人之请求，或因感而有得，则复撰词以缀于末简，而总谓之题跋。”由于题跋创作乃围绕“经传子史诗文图书”等而展开说明或评述，其中多包含作家的文艺品鉴。可以说，想要了解中国古代文人的阅读经验与得失优劣，通过关注其题跋文的叙述内容及写作策略来人手是颇为有效的方式。比如明代王世贞的题跋文，无论在作品数量还是选本批评中，都表现出蔚为大观的风貌。尤其是王世贞的《读书后》，集中地展现了他本人的读书特点与阅读效果。通过《读书后》我们不仅可以发现明代中期唐宋派与复古派的复杂关系等文学史丰富内涵，更能够将其作为典型个案总结出古人读书经验的得失优劣，这对于今人之如何阅读与评判古代典籍当不无启发。

一

　　王世贞现存题跋文一千余篇，其中书画题跋是其主要内容。《读书后》保存题跋一百五十篇，主要由评诗论文的内容所构成，体现了王世贞的读书范围与阅读方式，在明代有较大影响。《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指出：“此书本止四卷，为世贞《四部稿》及《续稿》所未载，遂至散佚。其侄士骐得残本于卖饧者，乃录而刊之，名之曰《附集》。后吴江许恭又采《四部稿》中书后之文为一卷，《续稿》中读佛经之文为一卷、读道经之文为二卷，并为八卷，重刻之。”如此集中地展现一位文坛领袖的读书状况与阅读感受，不仅在明代文坛无出其右，即使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也颇为罕见。

　　通观《读书后》，令人印象最深的依然是王世贞的诗学修养与论文功夫。王世贞尽管以通才著称，但与佛学、道家修养以及史学造诣相比，其真正的优长之处是在诗文领域。《读书后》的重要价值也在于有關文学的评论与鉴赏。《读书后》中多数篇章写成于作者晚年，与其他著作如《艺苑卮言》和《明诗评》相比，所表现出的眼界更为开阔，看法更为融通，集中体现了王世贞晚年“济”的文学思想。为了坚持其复古的理论主张，他在诗文创作上曾坚持汉文唐诗的格调而不认可唐以后诗文，那显然是受到其理论体系的限制。但其在真正谈及自己的阅读感受时，却明显超越了自我的理论局限，即在《读书后》中留下了《书韩文后》《书柳文后》《书欧阳文后》《书王介甫文后》《书曾子固文后》《书三苏文后》《书老苏文后》《书苏诗后》《书陈白沙集后》《书归熙甫文集后》等。根据这些文章来判断，王世贞对于唐宋诗文的阅读，甚至可能与公安派不相上下。

　　《书陈白沙集后》中说：“陈公甫先生诗不入法，文不入体，又皆不入题。而其妙处有超乎法与体与题之外者。予少年学为古文辞，殊不能相契，晚节始自会心。偶然读之，或倦而跃然以醒，不饮而陶然以甘，不自知其所以然也。”连宋诗都很难认可的王世贞，居然对陈献章的诗作如此别有会心，实在是令人吃惊。而王世贞在《明诗评》中却这样评价陈诗：“献章襟度潇洒，神情充预，发为诗歌，毋论工拙，颇自风云。间作度语，殊异本色。如禅家呵骂击杖，非达磨正法。又类优人出诨，便极借扣，终乖大雅。”二者相比较，便呈现出明显的文体差异。尽管《明诗评》也肯定了陈献章“襟度潇洒，神情充预”，也承认其诗作的“颇自风云”，却从诗歌体制格调上否定了陈诗。在此没有涉及王世贞本人的感受，因为这是评诗，必须讲究诗歌之“本色”。而在《读书后》中，王世贞同样批评了陈诗的“诗不入法，文不入体，又皆不入题”的缺陷，这与《明诗评》的立场是完全一致的。但接下来便与自身的阅读感受结合起来，他不仅承认了早年的“不能相契”，和自我“跃然以醒”“陶然以甘”的体验，甚至承认了“不自知其所以然”的非理性感受。这也是题跋文体的特点使然，它无须全面或理性，也不必刻意照顾他人的情绪，而是围绕题写对象来真实谈出自我的具体阅读感受。

　　《读书后》中的《书归熙甫文集后》体现了王世贞题跋文更为重要的文学价值，反映出明代唐宋派与复古派的复杂关系。即在诗歌创作领域往往泾渭分明的两种立场，在谈及自我阅读感受时则存在着许多重叠甚或共同的意识。这篇题跋文也为后人重新审视二者之间的“壁垒”提供了有效视角。该文虽是对于归有光文章的分析评价，但着墨更多的是对作者与归氏之间的交往经过，以及对于归有光古文创作的认识过程。王世贞说自己中进士时，归有光也在士子中很有名气，但由于运气不好，几次参加科举考试都以失败而归。每次考罢，主考官都因为归有光没有考中而感觉非常遗憾，认为如果连归有光这样的名士都没有录取，岂不影响作为主考官的公正性。可见当时归有光在文坛上的显赫名气。后来，有一位姓朱的官员多次向王世贞讨要归有光的古文作品，但王世贞当时手中也没有。朱氏于偶然间得到归有光的古文集子，便拿来向王世贞炫耀。王世贞看后觉得此集子并非归有光的最好作品，只不过是“杜德机”的卖弄之作，如果以此评价归氏文章，那只能说小有成就而已，与其在文坛上的名气颇不相符。可知王世贞还是了解归有光的。但当时这却招致友人的不满，认为王世贞作为文坛领袖，不肯对其援之以手，实在难称公道。归有光在晚年终于中了进士，古文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但很快便逝世了。面对如此情景，王世贞充满了遗憾与悔恨。王世贞与归有光的关系，往往被文学史研究者描述成唐宋派与复古派之间的纷争对立。尤其是钱谦益在《列朝诗集小传》里引用王世贞《弁州山人续稿》中的《吴中往哲像赞》对归有光的赞语：“风行水上，涣为文章。当其风止，与水相忘。剪缀帖括，藻粉铺张。江左以还，极于陈梁。千载有公，继韩欧阳。余岂异趋，久而始伤。”钱谦益将“久而始伤”改为“久而自伤”，并说这是王世贞晚年的悔过，说明了复古派的衰落。可是读罢此篇题跋文后，可以清晰地发现，王世贞与归有光很早就有交往，也逐渐了解了归有光的文章特点与成就，而且曾给予其较高的评价。历史上文人之间的来往分合，恩恩怨怨，往往比文学史上写的更为生动复杂。

　　而且，王世贞所遗憾伤感的，并非二人不能在文章观念上进行沟通，而是多种有意无意的误解造成了二人之间的隔阂。他在文中承认归有光所作的序记文章“亦甚快”，但并非完美，认为“所不足者起伏与结构也。起伏须婉而劲，结构须味而裁，要必有千钧之力而后可。至于照应点缀绝不可少，又贵琢之无痕”。只有认真阅读过归有光的古文，才能进行如此深入细致的讨论与评价。不过王世贞也一直抱有深深的遗憾，“熙甫集中有一篇盛推宋人，而目我辈为蜉蝣之撼不容口”。因为对于古文风格的理解不同，导致了他们之间的一些隔阂。全文文笔生动，情感复杂，既有未能读到归氏优秀作品所造成的偏见，也有自己年轻气盛时的口齿伤人，是这些使得归有光愤而反击。作者如今想来，真是感慨万端。王世贞题跋文所叙述的是否全为实情，其中是否有修饰与遮蔽，已经难以理清。但由此引出的两点认识非常重要：一是在文学史上文学流派之间大都不是泾渭分明的，所谓对立的文学观念大多是后来的文学研究者虚拟构造的。从王世贞题跋文的阅读经验里，看到的不仅是流派间的矛盾，还有许多相通之处。王世贞不仅倡言文必秦汉，而且对唐宋古文也有深入的了解，在此方面他完全有资格与归有光对话交流，而这往往是前人所未曾加以关注的。二是文学流派之间并非都是理论观念与创作主张之间的对立与争论，还存在着种种复杂的人际关系，也存在着与理论观念相纠缠的意气之争。此类读书感受中所提供的生动细节展现，成为了解当时文坛真实状态的重要史料。而这些纠结复杂的心态，以及细腻丰富的文思，都通过观读《归熙甫文集》而娓娓道来。这也正是《读书后》题跋文的价值所在。

　　

二

　　王世贞自认为是大才、通才，也就常常目空一切地在经史子集中放言高论。其实他的佛学、道家修养都很有限，史学造诣也难称高超，更不要说明人大都不擅长的经学领域了。所以他在文章中谈论起这些内容来虽不能说毫无建树，但常常捉襟见肘是在所难免的。从此一角度来看，王世贞在题跋创作上取得的成就也相当有限，尤其从文章学的角度来衡量就更是如此。明人徐师曾概括题跋的文体特征为“专以简劲为主，故与序引不同”，吴讷也认为题跋文的写作“须明白简严”，并强调“跋比题与书，尤贵乎简峭”。而王世贞的题跋作品，如其“书道经后”的《书真仙通鉴后》，对书中四十余条所涉人物事迹逐一进行补充辩证，既不像宋濂题跋之补史，又并非认真的考证文字，显得颇为杂乱，无章法可言。

　　《读书后》被四库馆臣认作奇特的著作，但若究其实，则无论在体例还是内容上该书都没有太多的贡献。从体例上说，早在唐代就已经出现了韩愈的《读仪礼》《读墨子》《读鹃冠子》《读荀》以及柳宗元的《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等读书类题跋。尽管王世贞的《读书后》在规模上远远超过前人，且结为专书，在体例上却并无太多创造。韩、柳二人的题跋作品，大都属于辩说类内容，意在纠正他人之偏见。因此其表达方式主要在议论，其价值主要在于眼光独特而超越常人。比如韩愈的《读墨子》，主要论证儒墨之关系，纠正战国以来尚辩的风气。他认为，儒生讥讽墨家的尚同、兼爱、尚贤和明鬼，但他举出儒家圣人孔子的种种言行，来证明儒家也同样尚同、兼爱、尚贤和明鬼，最后得出结论说：“儒墨同是尧舜，同非桀纣，同修身正心以治天下國家，奚不相悦如是哉！”历史上之所以儒墨相互攻讦，原因就是“辩生于末学，各务售其师之说”而已，其实这并非孔子和墨子本来的看法。最后表明自我的立场：“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为孔墨。”韩愈的论辩思路是在孔、墨之问寻找出相同之处，然后得出儒墨必相用的结论来。文章用排比的句式，用学人皆知的孔子言行。一路比较而来，气势盛而论据足，显示出善辩与气盛的特征。王世贞《读书后》卷一也有一篇《读墨子》，他开篇说：“墨子战国一贤士大夫也。孟子辟之，以为惑世诬民，若不可一日容于尧舜之世者。而后世如韩昌黎辈尚尊之以与孔子并称，而上媲于神。愚以为皆过也。今读其书，大抵皆平治天下国家之道，不甚悖于理。”随后便在如何合乎理方面进行了反复的申说论证。也许王世贞的论述较之韩愈更为详细，但从题跋文创作的角度来看，依然是韩愈的更为简劲有力。因为孔子乃是儒家的圣人，只要说明墨子之道与之相同，自然会获得有力的论证结果。尽管王世贞认为韩愈将墨子与孔子并称颇为过分，但他从道理上来证明墨子之道的“合理”，不仅迂远，而且拖沓，缺乏韩愈的气势与力度。从论述类型上看，王世贞所采取的似乎是和韩愈相近的思辨方式，或者说都是文人身份的论述。但王世贞这种思辨方式既缺乏汉学家的考证功夫，也没有理学家的理论深度，依靠的是逻辑的严密与行文的气势，说到底还是以文章创作为目的。从此一角度来看，王世贞的《读书后》既在学术上没有多大贡献，在文章创作上也缺乏特色。即使这些感受是作者的真实体验，但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殊无可观。

　　陈继儒在《读书后序》中夸赞本书说：“试取少年、晚年《读书后》互味之，觉往时跌宕纵横、标新领异，如织锦而问天孙，食肉而问禁脔，虽眩目爽口，或出于偏师取胜者有之。至是霜降水落，鉴空衡平，奏刀必中觚，发矢必中的，抓搔必中痛痒。断案一新，精彩万变，非笔随人老，盖识随人老也。”就其实质而言，陈继儒的话是太过夸张了。《读书后》中的许多议论都空泛不实，而且气势凌人、大言欺世的毛病并没有比年轻时改变多少。比如其《书苏子瞻诸葛亮论后》一文，就显现出此种缺陷。苏轼《诸葛亮论》认为：“仁义诈力杂用以取天下者，此孔明之所以失也。”该文的立论主要是建立在诸葛亮以诈术取刘璋之地和曹操死后没有用智谋离间曹植与曹丕这两件事上，认为从本质上说三国是一个崇尚实力与智谋的时代。而孔明一方面使用智谋，另一方面又自称仁义之师，这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文章最后说：“此书生之论，可言而不可用也。”苏轼的论断是否正确当然可以讨论，因立场的不同而可以存有各自的评价。王世贞的文章针对苏轼所持有的两个证据进行反驳，认为刘璋乃叛臣故可取其地，曹氏兄弟则不可离间，从而否定了苏轼的看法。王世贞的看法是否比苏轼高明暂且不论，关键是盛气凌人的态度很成问题。苏轼只用了一句“此书生之论，可言而不可用也”来评价诸葛亮的做法。而王世贞却一再讥讽苏轼：“凡苏子之持论甚至而事甚美。虽然，吾以为苏子书生也，不识理势，且又不读书不考其时事。”用语虽然尖刻，尚在可接受的范围。但最后居然反复斥责说：“愚以为苏子盖不特书生而已，一妄庸人呓语也。”这便已经近于破口大骂了。故而王世贞在《读书后》中所持论断是否公允，所作评述是否客观，则尚须后世读者详加审辨。从读书态度上看，不同类型的人可能读法、效果及感受区别很大，也很难说哪个更好。可是王世贞在这里所表现出的颇有点反讽意味：明明自己也是一位以诗文见长的文人，连撰写读书感受都和韩愈、苏轼大致相近，但他却目空一切，对同类大肆诋毁攻讦，失去了读书人应有的宽厚风度。

　　由此可见，《读书后》中有关文学的评论与鉴赏反映出王世贞晚年复杂的文学思想，同时更是其作为当时文坛领袖的读书方式与阅读经验的集中体现。一方面，通过阅读可知，明代中期文人的文学创作及观念，并非仅囿于复古与性灵相对立的单一模式。关注古人著述，不仅要理清不同文学流派之间相异的要素，更应该关注他们之间有何交叉与融通，尽可能理清当时文坛的真实状况及其复杂内涵。通过此类读书经验，后人可以意外发现文学史的诸多史实面相，从而纠正以前简单抽象的历史认知。研究王世贞，其《艺苑卮言》《明诗评》之类的体系性诗文理论著作固然是主要依据，但同时以轻松随意的题跋文为内容之《读书后》一类边际文献，也是不可或缺的补充，否则便不可能完整地认识王世贞的真实面貌。另一方面，王世贞的阅读感受也并非全都可取。尽管他著述等身，号称通才，但依然是一位以诗文创作与鉴赏为主的文人。当其品味诗文作品时，能够充分彰显其独到的眼光与审美的味觉，而一旦涉入历史评判与思想史的领域，则其缺乏深度与意气偏颇亦时时流溢而出。学者的读书心得在不同领域会呈现出差异化的样貌，如王世贞既有在《书陈白沙集后》中所展现出的别有会心，也有在《读墨子》中所显露出的迂远拖沓。这些读书体会虽出自一家之言、一人之手，但其成就却有高下之分，价值亦有大小之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