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鹤年

　　美国总统大选虽然分了胜负，但更值得关注的是双方的支持人数旗鼓相当。双方都不听对方的声音——不是听不到，是听不进去，好像各自活在一个密封的气泡里，对气泡外的东西没有认识，也不想去认识。久而久之，就会认为只有气泡内的东西才是正常的，而且是理所当然的;气泡之外的都是不正常的、不可思议的。这就是“两极分化”的真义：不是指有两个极端，而是指所有人都走上极端，不是这边就是那边，没有“中间”，永远处于对立状态。这就是美式文化的社会现象：两边没有缓冲，不能包容。实在可惜。《麻省理工学院科技评论》（MIT Technology ReWew，Nov/Dec，2020，以下简称《科技评论》）有两篇对比很强的文章，跟这个主题相关，想跟大家谈谈。

　　第一篇叫《真相如何被谋杀了？》（“How the truth was murdered？”），是典型的“阴谋论”。作者艾比·奥尔海塞尔（Abby Ohlheiser）是《科技评论》数码文化部的高级编辑，政治立场鲜明，属左派。在当下美国的学术和文化精英群里，这是“主流”，甚至可以说是“差不多全无对手的主流”。文章的主要论点是：民权分子、妇权分子、性取向维权分子为“受害者”（victims）发声，但声音被右派打压。作者认为最难容忍的是主流社交媒体不站在他们那边。她不是说社交媒体站在“敌方”，而是打压“敌方”的力度不够。

　　这是典型的将意识形态掩饰为社会科学的文章，作者说的“阴谋”是指右派在网上制造有关左派种种罪行或不可告人之事的谣言，借此去打击左派或团结右派，以下是几个典型的“证据”：“右翼武装分子巡逻西部城镇”，因为他们相信网上有关“极端左派入侵美国”（这是右派制造谣言去团结右派）;“特朗普在争取连任中”放大各种“假故事”（这是右派指责左派造谣，借此团结右派）;特朗普向“崇拜魔鬼和性侵犯儿童的左派秘密组织宣战”（这是右派制造谣言打击左派）。作者反复阐说左派维权分子早已清楚右派的谎言，而传媒大亨们也多次答允阻挡右派利用媒体散播谣言，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且媒体因商业利益纵容右派不断在网上散扩、煽动仇恨。作者认为要多让“受害者”发声，而最有效的做法就是多让受害者群体的“代言人”（也就是典型左派精英）坐上现今仍是“白种男人”天下的最高决策层。结论是：“这是人的问题，但这个问题因科技（主要是社交媒体）而得到指数级的扩大。但最后，这是有关‘人和信念（people andbelief）的问题。”

　　刚好，杂志上有另一篇文章《什么是我们真正知道的？》（“What do we really know？”），也是谈“人和信念”。作者马修·休森（Matthew Hutson）是个科学评论员，文章的题目是他从验证“引力波”（gravitational wave）的实验中受到的启发。爱因斯坦在一个世纪前提出了时空延续扭曲产生引力的理论，并指出动态的物体会散发出光速的涟漪。但探测这些引力波难度极高，因为它们太微小了。麻省理工学院的物理学家雷纳·魏斯（Rainer Weiss）在一九七二年提出激光干涉仪（interferometer）的设计。经过几十年的工程，用了十多亿美元，终建成LIGO（激光干涉仪引力波观察台，Laser Interferometer Gravitational-wave Observatory）。自二0一五年以来，正式探测出十多次这类情况。休森指出，要在一个狭窄的领域之外有所成就，需要科学家们分享彼此的技能。新科技——例如互联网——提升了科学家之间的合作。从一九九0到二0一0年，科学论文的作者由平均2.3人增至5.6人。在二0一五年，一篇有关“希格斯玻色子”（Higgs boson，粒子物理标准模型中的基本粒子，由希格斯场的量子激发产生，有“神的粒子”之称，用来解释为何粒子都有质量;彼得·希格斯因此获颁二0一三年诺贝尔物理奖）的论文就有超过五千名作者。二0一六年宣布LIGO第一次测到引力波的文章有超过一千位作者。大家可能要问，是不是每位作者都能明白文章写的是什么？LIGO控制室主任、加州理工学院和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的物理学教授约瑟夫·贾伊姆（Joseph Giaime）估计，只有一少半的作者曾经到过观察站内部，因为他们不需要如此。要证实观察站得出的结论，需要物理、天文、电子和机械工程各个领域的知识。“有人通晓全部这些领域吗？由于微生物腐蚀，我们的激光管几乎出现了漏隙。天啊，这是生物学。让一个脑袋去跟踪所有这些东西是有点要求过高了！”

　　有一件事可以凸显团队的相互合作与倚赖。在开头的八年，LIGO一直测不到引力波。二0一0至二0一五年，观察站停止运作并进行了维修和提升，复工的第二天就收到一个信号。会不会是假的信号？经过调研后，大家的结论是没有一个人对整体系统有足够的知识去做这样的事。LIGO的国际合作协调人彼得·索尔森（Peter Saulson）指出，如果要入侵系统，就需要一群有组织的破坏者，“构想有这样一群邪恶的天才简直是可笑的”，最后，大家都相信信号是真的——是两个黑洞的碰撞。索尔森认为：“最后发现，这是个社会学的论据（sociological argument）。”

　　马修·休森指出，我们经常高估自己解释事物的能力，这叫“解释力的幻觉”（illusion of explanatory depth）。曾有一个研究，让参试者评估自己对某些工具或自然现象的了解度，然后让他们就此做讲解。研究发现，当人面对自己的无知时，对自己的评估会急跌。认知学家史蒂文·斯洛曼[Steven Sloman，《知识的幻象》（The Knowledge of Illusion）的作者]用“傳染性的知识”（contagious understanding）解释这种幻觉。他做了一个实验：先虚构一个自然现象，例如“发光石”，然后让参试者去读一些相关文章。一组人读的文章称专家们对这个现象有高度的了解;另一组人读的文章称这个现象神秘莫测;第三组人读的文章则称这个现象虽可解释但属机密。之后，参试者评价自己对现象的了解，第一组的评价高于其他组。这显示参试者认为，专家的了解可视同自己已经了解了。作者更指出，把别人的知识当作自己的知识并不可笑，他引用哈佛大学心理学家丹尼尔·伟格纳（Daniel Wigner）一九八七年提出的，在“集体认知”（collective cognition）中的“传递性记忆”（transitive memory）理念：我们会认为自己知道某些东西，并同时会认为别人知道某些别的东西。他做了个实验，发现若需两人一组去记住一大堆东西，每个人都会很自然地去记忆那些他认为自己擅长而伙伴不擅长的东西，两人会在不言之中分工，互相做对方的记忆补充者。

　　另外一个实验是让不同的“三人组”去组合一台收音机。他们事先都会受训：一些“三人组”的训练是三个人一起去组合一台收音机;另外的“三人组”是每个人分开训练，每个人单独组合一臺收音机。结果显示一起训练的“三人组”表现出更高的“传递性记忆”，包括分工、合作和信赖，他们犯的错误比分开训练的组少一半还多。在一起训练的“三人组”里，单独的个人对整合收音机的知识可能差一些，但作为一组（也是人类活动的常态），他们之间的“依赖”带来了成功。作者的结论是：当你明白自己的知识需要依靠别人的知识时，你得到的最大启发是在任何一个领域中，你真正懂的肯定比你以为的要少。

　　一九八五年，田纳西州立大学哲学教授约翰·哈德维格（John Hardwig）在《哲学杂志》（Journal of Philosophy）发表了一篇极具影响力的文章叫《认知依赖》（“epistemic dependence”）。他指出，一个有关“知识”的常用定义是“证实了的真确信念”（Justified true belief）——你能够以数据和逻辑支撑的信念。但是，作为一个个人，我们绝少有足够的时间和技能去证实我们自己的信念。那么，当我们说我们知道某些东西时，是什么意思？他认为，很多时候我们只是指“知道”（know），而不是“明白”（understand）。

　　斯洛曼用这个理念去测试政治上的两极分化。他先要被测试者估计他们对某些政策，如保健、税收和其他具争议性的事情的了解和支持，然后要他们尝试去解释这些政策。在解释过程中，他们越是发觉自己理解得不够，便越会远离极端立场。斯洛曼的解释是，站在不稳的立足点就很难采取坚定的立场。他还说，没有人明白奥巴马的保健政策，就算奥巴马自己也不能。“政策太长，太复杂。他们用一两句口号去表达，99.9%的内容不见了。”

　　哈德维格说：“那个似乎显而易见的理念——理性要求我们为自己设想——是个浪漫但完全不实际的理想。”如果我们跟随这个理想，我们只能拥有一些由我们自己发现的、相对粗陋和没有理据的信念。他建议与其依靠自己去思考，应更多地信赖专家。当作者去问斯洛曼（他本身当然是专家）这是不是个好主意，斯洛曼的回答简单利落：“看佛罗里达州，还需要多说？”（佛罗里达州的居民不理会专家有关保护措施的建议，结果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飙升）事实是，理性要求我们在听别人忠告和为自己思考之间找到平衡。

　　怎样平衡？马修·休森认为人类极度地高估了个人收集知识的能力，低估了社会的影响力。他说：“你可能知道植物通过光合作用生长，但你能够解释光合作用吗？更不要说证明光合作用实在发生。知识……依靠信赖和人际关系，不下于依靠书本和观察。”

　　“认知依赖”提醒我们在工作中分享信息的重要性。贾伊姆指出，当初不同的引力波研究团队都保护它们的原数据，只公布它们测量的结果。慢慢才开始互相依赖和开展合作。假若LIGO和其他的测量团队仍是按老的一套方式做事，就不会有另一个“世纪性的发现”。贾伊姆指的不是二0一五年的黑洞碰撞，而是在两年后的中子星碰撞。当时，不少科学研究团队都在利用无线电、伽马射线、X光和可见光望远镜等去观察太空。正因为LIGO与它们分享数据，大家才可以迅速地把焦点放到发生碰撞之处。

　　科学合作在变，对科学家的奖励也在变。对LIGO功不可没的魏斯在二0一七年领取诺贝尔物理奖[与加州理工学院的巴里·巴里什（Barry Barish）和基普·索恩（Kip Thorne）分享]时说：“诺贝尔奖是早期奖励个人或一小部分人成就的过时东西……领奖使我感到很不自然。我只能用我是代表团队众人领奖来为自己解释。”在二0一六年，LIGO的科学合作拿到了基础物理特别突出奖。魏斯、索恩和另外一个创立人罗纳德·德沃（Ronald Drever）拿到一百万美元，另外两百万美元由一千名其他研究员分享。

　　LIGO科学合作牵涉数以百计的人，很多人从未谋面。他们利用数以千计的其他人提供的工具和知识，而这些数以千计的人又依赖着数以百万计的其他人。这些组织不是偶然的，而是需要很精密的技术和社会系统，才能够携手合作。信赖滋养求证，求证滋养信赖，循环不断。整个社会也是一样，如果我们破坏求证与信赖的循环，我们认知和行动的能力就会崩溃。作者还指出，也许还有一个更大的甚至是哲学上的启发：“你知道的比你以为你知道的要少很多，同时又多得多。知识不能在人与人之间的连接处分开。你可能不能解释光合作用，但你是知识生态系统里不可分割的一员;这个系统非但可以极其精确地解释光合作用，并且可以利用光合作用去造福所有人。最终，你知道什么？全体知道的你都知道。”

　　《真相如何被谋杀了？》的作者认为她完全掌握了真相，所以她指控右派隐瞒真相，扭曲真相。可以想象，右派也会用同一语调（尖锐的）、同一逻辑（选择性的观察和推理）去批判左派误导、误传。因为在右派的气泡里，他们也会认为自己是“受害人”——被左派的“政治正确”打压的受害人。

　　《什么是我们真正知道的？》的作者强调谦虚与信赖是寻知识、求真相的不二法门。但这些只可以在打开气泡后才会出现。如果双方都绝对相信自己言之成理，双方各自生活在密不通风的气泡内，那就既没有谦虚（因为都自以为掌握了“真相”），更遑论信赖（因为“对方也可能掌握真相”是个完全不可思议的想法）。

　　我身在加拿大，每天听加拿大国家电台的广播，是“权威”的声音。但这个声音时刻提点我，这个世界有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随便举几个最近的例子：日本首相安倍请辞，自民党内选人顶上。电台的评论焦点不是日本政局，而是“为什么三个角逐者都是男人，没有女人”。白俄罗斯国内动乱，抗议总统连任。电台的看法是乱得有理，“总统做了二十多年，而且是以超过80%票数连任，肯定是独裁兼舞弊”。在加拿大的气泡里，单是男人角逐首相是“不可思议”的;人民高度支持一个做了二十多年的领导人连任也是“不可思议”的。在加拿大气泡外，加拿大主流媒体把这些事情视为“不可思议”也许才是真正的不可思议。

　　长期生活在气泡内会使你不知道世界上不只有你。个人如是，国家如是。如果人家跟你不同就是不可思议，你怎会认同别人、接受别人？那么，若是你强人弱，你定要把人家变成自己，这是狂妄症;若是你弱人强，你定害怕人家要把你变成人家，这是神经质。

　　希望中国不会为自己打造气泡。这需要有自信，但更重要的是，这需要对人类有信心，有善意，不然怎会有人类命运共同体？其实，拒绝被气泡密封的人，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都有此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