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迪埃·埃里蓬年少离家，直至成为享誉法国的学者，从未返乡。在电话里得知父亲病危，他没有回家。父亲去世后，三十年来，他第一次踏上故土。在外省小镇的故里，他感到格格不入。作为大学教授，出现在电视上，谈福柯、谈学术，用语书面、衣着得体，他知道自己在老家亲戚眼中是一个怪异的人。而对于大骂移民的家人、做屠夫的兄弟、彻彻底底的工人阶级，作为左翼知识分子的他却颇感疏离，无话可说。为什么？为什么三十年不回家？埃里蓬问自己：为什么在多年的学术生涯中自述来路、自我反思的时候，常常诉诸自己同性恋的身份，却从来不提工人阶级的出身？这个贫困的、长大后不断逃离和回避的家庭，究竟意味着什么？
出生于一九五三年的埃里蓬是法国社会学家和哲学家，《福柯传》《亦近，亦远——列维·斯特劳斯谈话录》是其颇受赞誉的知识分子研究作品。《回归故里》是他的自传性作品。在这本书中，他追溯个人成长的经验——一个底层工人阶级家庭的孩子成为知识分子的历程。他的自述细腻又异常敏锐，一方面以个人生活史贡献了社会学、人类学的阶级研究及工人研究的传统;另一方面，对于近几十年来的法国社会变迁提供了鞭辟入里的观察。
如果不是这趟回归故里之旅，埃里蓬就不会体验面对家人的窘迫之情，进而对此进行社会学的反思。反思社会学是当代法国社会学、人类学的重要传统和方法论。作者自我剖析的勇气和深度也相当惊人：他不是回答生命历程中什么成就了自己——而是反思，他通过“不是什么”而成为自己，即，追索自己前半生回避、否定、想要消除的究竟是什么。结合个人的生活史和社会批判，埃里蓬在书中回答了自己如何与工人阶级产生文化分离，从而得以逃离作为体力劳动者的命运，并闯进知识分子的阵营;而棱镜的另一面是——自己没能成为、拒绝成为的——当代法国工人阶级，作为文化、政治的主体，如何在社会结构和历史情景中被塑造。
面对多年未见的家人，埃里蓬的感觉是“格格不入”。实际上，现代高流动社会版本的“近乡情怯”对于今天的中国读者来说也并不陌生：成年后在大城市取得一席之地，回老家时感到诸多不适，与家人再无共同语言，甚至产生隔阂，发觉自己再难回到记忆中的“家乡”。埃里蓬的洞见不仅在于对这一感受的捕捉，更在于揭示了这种隔阂的根本原因：这并非源自学者与工人的职业差别，也不是大都会和小地方的风格差异，更不是代际问的文化冲突，就只是阶级差异。他发现，自己成长过程中遭遇的各种困难，并不是个人的或家庭的独特问题，而是工人阶级的共同处境。要成为知识分子，就要逃离工人的宿命，就要和家人不一样，要另择其道而行之。这种文化的分离从小就开始了。直到跻身知识阶层，无法再在工人的生活世界中安然自处，不适感便格外显著。
“格格不入”就像是一种社会惩罚，即离开社会结构再生产轨道的阶级僭越者所感受到的文化差异、约束乃至排斥。如果用布尔迪厄的语汇来解读，社会阶层之间存在着“区隔”，“格格不入”就是当区隔被穿越的时候，“惯习”（社会成员持久的身体和情感倾向）与其所处社会位置的不相适所带来的感受。这是一种对阶级爬升或跃迁者的双重文化困扰：贫家子弟初入知识阶层手足无措，知识精英回归故里又无所适从。
回到家乡，昨日重现，记忆翻涌，与社会学思索交相映照，一切都得以重新认识。埃里蓬后来意识到，自己成长的过程是一个阶级攀升的过程，必然会遭遇文化排斥。如此看来，自己曾经的叛逆并非意外。少年时代，有股“不可抗力”让他突然厌学、乖张叛逆。英国工人研究经典，威利斯的《学做工》早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就对工人阶级青少年的叛逆文化有过论述。工人子弟上学到了一定年龄，就会产生“学校不适合自己、继续读书也没有用”的认识，继而开始蔑视学校的规矩，变成叛逆的“坏家伙”，把自己和顺服的好学生区分开来，并建立一套不同于学校的、和工厂车间文化高度近似的行事准则和亚文化。工人子弟就是这样主动脱离教育系统，自然而然地子承父业。
埃里蓬发现，从小，对所属阶级的认知就像是一种本能，知道“我们”和“他们”不一樣。如其所言，阶级主体的建构，是“一个社会召唤的情景……通过使人们发觉自身阶级所处的社会状况，并赋予我们特定的地位和身份，它实现了这种召唤;这是一个自我认知的过程，通过那个我们将要成为的人传递给我们的形象，我们意识到自己是谁，自己将成为什么样的人”。因而，年少叛逆是对“我是谁”的挣扎：既是符号性的反抗，又是对命运的顺从。相对应地，威利斯也揭示了青少年基于阶级自我认知的反叛，一方面像是一种“合谋”，让他们自动放弃通过高等教育获得更好工作的路径，而甘愿忍受低报酬的重体力工作;但另一方面也是一种“洞见”，洞穿了资本主义制度下教育和工作的本质，因而确实是一种具有实质意义的反抗——尽管悖谬的是，这种反抗反而实现了劳工的再生产。
工人子弟自愿早早放弃学业、建立亚文化，也是跨文化的现象。近年来国产纪录片《杀马特，我爱你》唤起社科研究者对“杀马特”文化的再关注。这部不是社会学调查却胜似社会学调查的纪录片道出了“杀马特”的诸多特征。“杀马特”主要由“珠三角”青年农民工组成，他们夸张怪异的服饰和发型，既是为了在极度枯燥的工厂生活之外，追求有限的自由和表达的权利，也是为了满足同辈认可以及社交的需求。尽管纪录片并未就其人口结构做出量化调查，但是，片中所呈现的群体特征是，他们辍学、离家打工时的年龄非常小。受访者不约而同地提到自己很小就决定放弃读书、外出打工。“杀马特”造型，成为一种“警戒色”，帮这些格外年轻的打工者免受侵害和欺凌，毕竟，“坏孩子”看上去会厉害一点。威利斯退休后来到中国做田野调查，很快就注意到了“杀马特”。他发现中国青少年以两种不同的路径来实现现代化的召唤，“遵从者”延迟满足、自我压抑、刻苦学习，通过高考的独木桥，实现现代性和城市梦;而“违逆者”则放弃教育这条路，通过“杀马特”式的外貌改变、玩手机等活动，早早接入其现代化想象，随后成为低薪酬劳工。
要从事学术工作，教育和文凭当然至关重要。埃里蓬回忆，在受教育过程中，自己必须不断抵御中产子弟不会面临的物质和文化双重障碍，才能一次次顽强、幸运又意外地重回正轨。一个颇具意味的事件是他和一位中产家庭背景同学的懵懂初恋。这位同学向他展示了自己闻所未闻的知识和品位，不仅让他确认了自己对知识的渴求，更让他见识到了不同阶级出身在教育体系当中所拥有的不同资本和道路。相对那些因为文化资本而注定成为学者的人，他能成为一名知识分子，其实就是偏离了社会既定轨道的僭越者。
对于法国教育系统的不平等及其作为阶级再生产机制的本质，布尔迪厄曾有深刻揭示。他的经典研究《国家精英》呈现了：高等教育体制实现的不仅是知识的教授和人才的选拔，也是将既有文化资本者源源不断地分派到承袭自父辈的、注定属于他们的社会位置上，同时实现对这一过程的自然化和正当化。“文化资本”这一概念在中国语境中并不陌生，无论是士大夫的“家学渊源”或是平民的“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都阐明了文化作为可继承资本的现象。不过，布尔迪厄认为，仅仅说明教育实现了社会成员的子承父业还不够，通过量化数据呈现个人教育成就与其家庭出身的关联也不够，关键在于对整个过程、机制的分析。他在《国家精英》中建立了场域分析的模型——各个高等教育机构共同构成了一个具有特定结构的立体星系，并以此探讨法国社会中不同精英，如政治精英、“穿袍资产阶级”和各类小资产阶级，是如何在一个动态的、博弈的教育系统中，实现社会地位的代际传承和阶层的再生产，并构造“公平竞争”的幻象的。
更为晚近的教育研究提供了更多跨文化的例子。西莫斯·可汗的《特权》就基于对美国一所精英中学所做的田野调查。这座中学为顶级名校源源不断地培养并输送英才。其中所呈现的美国当代精英教育，较之布尔迪厄论述的法国版本，已经具有一些新的特征。根据这部民族志的描绘，新精英的特长已经不是掌握着高寡的、普通人不可触及的知识和礼仪，而是自信和“淡定”，即可以从阳春白雪到街头嘻哈，在不同文化和知识问任意探索、切换、调配和链接。因为今天的世界（至少看起来）是一个开放平坦的新世界，一个信息自由的世界。要捍卫旧精英的知识不再容易，把大众排除在外也不再正当。今天新精英的特权不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要通过努力学习和持续的经验积累才能获取。特权在英才身上的具身化，是一种通过经验而习得的淡定，即随时随地舒适、自然、举重若轻。在这里，新精英的舒适与埃里蓬所讲述的“不适”恰好构成互文，都表现出阶级文化是如何浸润身心的。精英的选拔和教育就像一种仪式，让原本并不超常的个体脱颖而出，为其赋予光环，再委以重任。从旧世界到新世界，新旧精英在文化、知识、主体等诸多方面已经大相径庭，不变的是围绕教育持续生产的机会均等、公平竞争的叙事，以及教育制度将实际存在的社会不平等自然化的机制。
“天赋+努力”的精英叙事在美国华尔街的民族志《清算》中也有详尽呈现。作者揭示了华尔街建构的金融精英神话：远超常人的聪明卓越（顶级名校出身的顶尖学生）和努力（突破生理极限的超时加班），高度竞争和淘汰率（频繁的大量裁员），并且是公司股东利益的真正代理人。这种通过实践不断强化的叙事，让他们超常的巨额收益愈加合法化。尽管华尔街的逻辑在常人看起来是荒诞的，例如過度短视且毫无长远规划、为了眼下收益对企业进行破坏性操作、在经济上升期间反而大幅裁员，等等，但是华尔街的精英文化却持续为其建构正当性，并不断向外输出，试图统摄、改造其他企业，使得“1%”继续操纵、占有着大量的社会财富，而“99%”的生活每况愈下。
近期，马克龙宣布关闭法国国立行政学院，作为对法国阶层固化堡垒的摧枯拉朽之举。这座《回归故里》有所述及且为《国家精英》重要分析对象的学府，是法国政治精英的孵化器，曾经为法国培养了数位国家领导和企业高管。透过马克龙这一具有象征意味的行动可见，布尔迪厄揭示的法国高校系统作为国家精英继承机器的本质已经不再是秘密。而在今天的中国，与教育相关，特别是“教育焦虑”的诸多现象，也一再被热议甚至诟病。事实上，没有人天然地不想要快乐、健康的教育。大众之所以不愿意放弃痛苦的竞争，正因为对于教育作为阶层流动之途径的认识。这或许也是一种有限意义上的“洞穿”之见。对于抱持着对教育、考试、社会公平之顽固信念的大众而言，教育仍然可能是阶层维系、升迁的为数不多的机会。教育系统是一个兼具双重特质的场域：既包含公平竞争的赛道，又可以是阶层再生产的机器。由于教育与阶层，特别是与阶层流动的合法性密不可分，围绕教育的喧嚣和争夺不会轻易落幕。
其实，《回归故里》中“寒门贵子”的故事不新，也不为法国所独有。梁晨、李中清曾以“无声的革命”形容一九四九年以来中国高等教育发生的巨变——基础教育的推广、统一高考招生制度的建立以及重点中学的设置，使得高等教育不再为上层所垄断，其中工农子女比重不断地增加。（当然，对此研究也有批评，例如，“工农”“干部”等范畴，在我国几十年的历史和文化语境中具有特殊的涵义，不能简单划分。）社会学亦不乏关于“大学里的农家子”的经验研究，或分析高等教育与阶层流动的量化关系，或呈现阶层流动者的质性经验。不过，埃里蓬所作的，并不是对自己寒门贵子之经验的自恋式叙事。他的述说最终都指向了有关工人主体和阶级生成性的探讨：对自己成长的反思，实际上呈现了工人作为文化的主体是如何在社会结构中建构的，而更多对家人的观察，则分析了工人作为政治主体是如何在历史情景中塑造的。
埃里蓬注意到，只要和家人谈到移民，就话不投机。从这一经验出发，《回归故里》追问，法国工人阶级如何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支持极右翼政党，变得越来越种族主义。从小他就会听到家人对移民不友善的称呼和议论。但是这种声音随着诸如“国民阵线”的极右党派的兴起，逐渐演变为愈加成熟的政治表述，并成为工人的显著声音。埃里蓬指出，责任首先在于法国左派政党自身，一九六八年“五月风暴”之后，在他们的话语中，工人的阶级观念、文化、渴求和尊严，乃至“工人”本身都消失了。换句话说，他们没能成为工人的真正代言人。
今昔对比，埃里蓬发现家人不再像以前一样光明正大地、骄傲地投票给工人政党，宁愿遮遮掩掩地投给极右政党。为了解释自己给极右的玛丽娜·勒庞投票的行为，母亲说“给她投票的人不是真的想让她当选。第二轮投票时我们才正常投票”。对此，埃里蓬并未傲慢地加以批评，而是通过回顾母亲多年来的态度和表达来理解她的选择。在工人的认知里，“上等人”和“下等人”的对抗，不再是“富人”和“穷人”、“工人”和“资产阶级”的对立，而加入了新的维度，即种族。上等人被理解为鼓励移民的人，下等人也就是“我们工人”，成为“日常生活中为此受苦的人，移民被看作他们所有痛苦的来源”。种族取代阶级，成为划分“我们”和“他们”的边界，一种“法国人对抗外国人”的“充满敌意的世界观”就此形成。埃里蓬指出，这就是阶级主体化的过程，人们通过政治话语来理解和表述生活中对苦乐、利益的感知，进而建立和修改“人一我”群体的划分界限，从而塑造社会团体的归属和团结感，政治的主体也因之得以建构。正是这样，法国工人的排外感受逐步转化为政治表述和行动。而白人工人“深入骨髓的种族主义”使得极右政党成为可能。
事实上，无论是从《特权》描绘的美国新一代未来精英，还是从《学做工》呈现的英国劳工后备军身上，都可以看到族群、性别等身份成为阶级主体的建构性元素。在《特权》中，女学生不得不付出格外的努力，先克服自己作为性别主体的存在，才能达到精英的淡定以及男同学的那种“自然”的优秀。《学做工》则揭示了工人尊严与男性气概、族群身份间的密切关联，英国劳工对工人身份的认同，正因为他们相信自己做的是一份“属于男人的工作”，而且要比南亚裔工人更加优越。在现实社会情境中，性别、族群要素与塑造工人阶级的身份认同本身密不可分，也正因此，工人关于种族和性别歧视的文化是如此冥顽难化。
就是这样，《回归故里》连缀个人生命的经验与阶级生成的历程，讲述了一个常新的旧故事。故事虽是第一人称的、私人的、敏感的，但绝非自恋的。作者的关怀在于对社会不平等的揭示和批判，以及对工人阶级的深刻理解。一个启示或许在于其反思性。知识分子远离或逃避家乡并慨叹“回不去了”，抑或以“怀旧”的心态来审视自己与家乡或原生阶层的关系，又或者积极行动，在现实的掣肘中努力践行着对家乡的反哺。无论如何，可以带回阶级的视角，反思我们从何而来，再想象自己与家庭、家乡、阶级的关系，然后，重新书写，我们是谁。
（《回归故里》，[法]迪迪埃·埃里蓬著，王献译，上海文化出版社二0二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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