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曼

　　

　　

　　

　　在科学幻想小说《石笋行》中，童恩正通过杜甫诗中的成都古迹石笋讲述天籁与人世间的羁绊：“宁静的夜空如同一面黑色的天鹅绒的天幕，覆盖着我们这个孤独的地球，覆盖着我们这些在占有的时间和空间两方面都十分渺小的人类。闪烁的星星，就像嵌在天幕上的一颗颗晶莹的钻石;若隐若现的银河，仿佛是被从天幕背后射来的神秘的光芒所照亮的微微波动的飘带。”古人通过静穆的观察，在星空中寻找上天的意志。当脱离原有运行轨道的天体为地球重力所擒获，倏忽陨落的流星便带来“王者失势，诸侯起伯”的讯息。

　　大部分流星在穿越大气层时燃尽，坠入人世的陨石使宇宙可以触摸——其独特的矿物特征、丰富的口述传奇、神圣的宗教意义，以及在考古学遗存中广泛的分布，令我们得以探究天人之际的连接。有的陨石静卧荒野千万年才为人寻获，有的则在落地之初就成为圣物，以其巨大的引力场改变历史运行的轨迹。一小部分陨石是来自星体的镍铁内核，大多来自火星与木星之间的小行星带。陨铁以其坚硬的质地、银亮的光泽，以及逐渐冷却过程中形成的纵横交错的纹理为古人所珍爱。从埃及图坦卡蒙法老的金柄铁剑到北美印第安人的铁珠，陨铁制品的出现不但早于在世界冶金史中冶铁技术的开端，而且分布范围也远远超过掌握冶铁技术的古代文明。

　　中国漫长的新石器时代始终没有使用陨铁的迹象。而在欧亚草原之上，流动性很强的牧民与猎户在五千年前就开始用陨铁制作工具、兵器、珠饰、护符等物品，并将陨铁嵌入红铜中制作双金属工具，与铜制工具和武器一同使用。在乌拉尔山脉南麓的竖穴墓文化（公元前三千三百至前二千六百年）遗址中，这些铁制品多在随葬品丰富的大墓中出现，显示当地社会对陨铁的珍视。从阿尔泰山脉北麓的阿凡纳谢沃文化（公元前三千五百至前二千五百年）到东欧平原的洞室墓文化（公元前二千八百至前一千七百年），陨铁制品的考古发现分布广泛，直到公元前二千纪后半来自高加索的炉炼技术传人欧亚草原之后才发生改变。这个发展轨迹意味着铁在青铜时代早期就是欧亚冶金技术传统中多金属知识体系中的一部分，炼炉带来的只是矿冶技术和价值观念的改变。

　　陨铁如何进入早期中国物质文化和历史进程？流星的坠落如何成为王权受命于天的表现？坠落地点如何成为早期政权与文明传统中神圣空间中的節点？虽然陨铁制品的使用在早期中国如流星一样短暂，它们却以其独特的文化特征，出现在商周社会历次变革中。中原最初的两件陨铁兵器分别来自殷商北土两个贵族墓葬，其制作工艺都是通过浇铸将冷锻而成的铁刃包嵌在青铜钺身中。燕山南麓的平谷刘家河贵族墓葬中随葬品呈现出杂糅的文化特征——既有来自中商文化传统的青铜礼器和玉器，也有出自草原传统的金臂钏、喇叭形金耳环、金笄、铜泡等饰物。刘家河已经在中商陶器传统分布范围之外，以具有高地传统的围坊三期文化为主，墓主人可能是与商王朝关系密切的方伯，邹衡认为其地或为燕亳。刘家河以南约三百七十公里，发现陨铁刃铜钺的台西遗址位于刘家河与中商都城安阳洹北之间。台西墓地出土的铜器和陶器组合都表现出典型的中商文化特征。这里向南约一百二十公里就是“祖乙迁邢”的邢台，因此台西可能曾是扼守太行井陉和南下商都的重镇。

　　文献中“河亶甲居相”“祖乙迁邢”“盘庚迁殷”的记述，以及考古学商文化遗迹的分布特征，都能看到中商时代开始王朝重心从黄河以南向黄河以北转移的趋势。埋葬在刘家河和台西等重镇的军事贵族可能是负责保卫燕山与太行通道的甸侯或方伯。陨铁兵器在公元前十四世纪出现在中原之时，正是殷墟早期马车、俯身葬、兽首刀等来自蒙古草原和戈壁的北方因素大量进入安阳的前夜。这些铁刃铜钺出现的时间、地理位置、简洁平素的造型，以及铜铁双金属嵌铸技术，共同显示它们很可能出自北方匠作传统，并通过高地社会的交流网络进入商王朝的北方重镇。虽然妇好墓中没有发现陨铁兵器，但是陪葬品中出现的北方器物群显现了当时南北交流的繁盛。与此同时，中国最早的块炼渗碳钢制品也随着西北高地与欧亚草原社会的交流出现在洮河流域的临潭磨沟墓地。

　　发现于阿尔泰南麓的阿勒泰陨铁群来自世上最壮观的流星雨之一。陨落区域东南一西北走向，与阿尔泰山脉基本平行。发生爆炸后散落在长达四百二十五公里的坠落区，至今已经发现多块重达二三十吨、矿物岩石学和微量元素相同的大型陨铁块。自龙山时代以来，阿尔泰山脉是“史前中国互动圈”与欧亚草原交汇的重要枢纽，北麓的塞伊玛一图尔宾诺冶金传统是早期中国青铜冶金技术的主要源头，而丰富的金、银、锡矿藏使这里始终是欧亚草原社会重要的矿冶中心。从北麓的奥库涅夫文化到南麓的切木尔切克文化，阿尔泰山中分布广泛的岩画、墓地和石人祭祀遗迹显示这里是草原世界中的神圣山川。中商铁刃铜兵出现的时代背景和技术特征共同指向阿尔泰山脉为陨铁的潜在来源——当时，陨铁可能与矿产、裘皮、牲畜等北方物产一起在欧亚草原交换网络中流动。

　　铁刃铜兵器再次出现是在西周早期卫、曾两个重要封国的诸侯墓中。淇水之畔的辛村卫国都城遗址，北距殷墟约四十五公里，南距淇县——传说中商末辅都朝歌的所在——仅二十公里。一九三一年浚县辛村墓地流失铜器上“康侯”“卫”“侯”铭文显示这是历代卫侯墓地。一九三三年郭宝钧在辛村发掘的双墓道大墓M21可能是始封卫侯之墓。美国弗里尔美术馆藏辛村铜器中包括铁刃铜钺和铁援铜戈各一件，可能与其他“康侯”铭文铜器一起出自此墓。与前述素面铁刃铜钺不同的是，两件兵器都饰有精致的兽面和龙纹，与台西墓地出土的青铜兵器一致，说明它们曾是殷商中期高级贵族所拥有的名贵兵器。

　　这是一个史诗般的时刻。周公东征平定武庚三监叛乱后，成王封康叔为卫侯，在殷商腹地统治殷民。同时，王朝把大量殷遗民外迁至西周都邑和封国。当时世界最大的都邑安阳（约三十六平方公里）就此终结。《尚书》中《康诰》《酒诰》《梓材》三篇诰命记述着周公对康叔以殷为鉴、敬天保民的训诫。《左传》中卫国太祝追述了赐予康叔的重器与人民：“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綪茷、旃旌、大吕，殷民七族。”辛村铜器铭文涉及伯懋父率殷八师征伐东夷叛乱、卫侯到宗周朝见周王等事件，显示康叔父子承担镇守殷墟、拱卫洛邑的使命。

　　卫国墓地铁刃铜钺

　　

　　卫国墓地铁援铜戈

　　以上发现都来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或更早，出土现场都经历了不同程度的破坏，而二0一三年在随州叶家山墓地发掘的西周早期曾侯犹（M111）大墓则保存了铁刃铜兵的出现场景。墓室深近十米，面积一百四十三平方米，是西周早期最庞大的贵族墓葬。椁上、二层台上、棺椁之间陈列车马器、兵器、青铜礼乐器、原始瓷器、陶器、漆木器、象牙等。其中龙纹半环形铜钺带有“太保虐”铭文，同样造型的铜钺也发现在甘肃灵台白草坡、辛村、张家坡、梁带村等高级贵族墓地，可能属于王朝赐予的仪仗。棺内有一件殷墟二期龙纹铁援铜戈单独放在墓主头侧，造型与纹饰接近妇好墓出土铜戈，或为这位曾侯珍爱之物。

　　历代曾侯墓地出土铜器铭文显示曾国可能是周初名将南宫括的封地，其建国使命是控制随枣走廊，巩固王朝对江汉铜矿的控制。从西周早期的曾侯谏到战国早期的曾侯乙，这支南宫贵族始终生活在随州，并传颂着先祖伯括“左右文武，挞殷之命”的事迹，以及迁“九鼎保玉”的传说。曾侯犹墓中出土的祖辛鼎与周原发现的大盂鼎造型纹饰极为相似，可能出自同一个作坊或工匠群体。周原出土的大盂铭文中周王对将领南宫盂的训诫接近《酒诰》内容和风格，并授予其祖父南公生前所用旌旗，以为勉励，学界以为盂的祖父就是南宫括。卫侯与曾侯墓中发现的商代陨铁刃铜钺可能来自克商之后“分殷之器”的战利品。武王伐商所持“玄钺”可能也是这种兵器。早期中国的历史，至此已如张光直所述，出现“有明确界定的演员、事件、动机和故事情节”。这些周初将领的传奇曾经如繁星般照亮古典世界的夜空。

　　从燕山脚下的平谷刘家河到随枣走廊的叶家山，发现中商陨铁刃铜钺的四个贵族墓地在一个跨度一千多公里的南北轴线上分布，体现出商周变革带来的政治格局变化。西周陷落前后，陨石第三次出现在三代文明中的东西轴线上，呈现出周秦之间的权力消长。南下关中的戎人部落来自泾渭上游的寺洼文化分布区，活动范围在阿尔泰社会和周秦之间。公元前九至前七世纪间，位于阿尔泰山巅谷地小青格里河河源的三道海子遗址群，围绕三群湖泊建有三座规模宏大的石堆祭祀遗迹，大小十座带鹿石的十字轮辐式石围石堆遗址，以及沿河谷分布的大量岩画、鹿石、墓地。郭物指出，这种十字轮辐的遗址与太阳、星宿、银河等天体运动有密切关系。三道海子与阿尔泰北麓随葬大量金器的阿尔然墓地共同成为草原早期铁器时代国家的仪式中心，通过宗教仪式沟通上天与诸神。这种遗址集中分布区与阿勒泰坠落区的范围基本重合，而且山下新疆陨铁（二十八吨）所在的银牛沟与山上的三道海子为青格里河所连接，相距只有一百多公里。

　　虽然我们不知道这个圣域的形成是否与陨石相关，但是阿尔泰社会是春秋早期周秦社会金器和铁器的重要来源。在关中东端，踞守关中东北角韩城與澄城的芮国、三门峡的虢国以及晋南的晋国成为抵挡戎人东进的重要势力。这些与戎为邻的周人贵族墓中频繁出现金器，以及金柄和玉柄铁剑。虢国扼守崤函古道和黄河茅津渡口。上村岭墓地春秋早期虢国墓地出土国君、夫人与太子等高级贵族墓葬。其中，虢季墓M2001出土的玉柄铜芯绿松石镶嵌铁剑是中原最早的人工冶铁制品，虢仲墓M2009发现的三件铁刃铜兵器和工具则都是陨铁做刃。其中两墓分别出土的两件绿松石镶嵌兽口吐刃铁援铜戈，造型完全相同，然而一件使用陨铁，一件使用人工铁，说明当时两种来历不同的铁器可以互相替代。虢国墓地中陨铁与人工冶铁制品并存，要求我们用一种来自陨铁应用传统的视角来观察中国铁器时代的发端。虢国墓地出土金饰与仿金铜马甲的造型特征，都与戎族和阿尔泰社会密切相关。

　　在关中西端，历代秦公设立雍之四畴与陈宝祠以营建一个由秦人主宰的神圣空间。公元前四世纪书就的《系年》竹简追溯秦人祖先为参与武庚叛乱的商奄贵族武士，被流放到甘肃，为周王朝防御西戎。商奄传说在周公之子伯禽的封地曲阜一带。《史记》的记载更为复杂，虽然成书晚却可能来源更全面。秦公大墓保存了殷商王墓的壮观规格和大规模使用殉人的传统，与周人诸侯迥异，普通人民则杂糅西戎。以甘肃西垂宫为基地的秦襄公因为将兵救周，助平王东迁洛邑，获封为诸侯和西周故地。襄公在伐戎东扩的同时，改变三代“天子祭天地，诸侯祭其域内名山大川”的礼制传统，身为藩臣，却与天子一样郊祭上天。在关中西部设立西畴来祭祀上帝，“僭端见矣”。

　　秦文公东越陇山，在汧渭之会营建新邑，击败戎人并收纳周难民。秦人将岐山以东土地献给周王室，自己则在关中西部“营岐雍之间”。文公一边设史官记事，确立国家行政制度，一边建鄜畤、陈宝祠，营造神圣空间。《史记·封禅书》的描述，显示陈宝的流星特征：“其神或岁不至，或岁数来，来也常以夜，光辉若流星，从东南来集于祠城，则若雄鸡，其声殷云，野鸡夜雊。”陈宝现身时“光色赤黄，长四五丈”（《汉书》）并有声音：“流星之类，有音如炬火下地，野雉鸣，天保也，所坠国安，有喜。”（《晋书》）在《羽猎赋》中，扬雄也说：“追天宝，出一方，应肝声，击流光，野尽山穷，囊括其雌雄。”李零据此指出，陈宝是一种颜色像肺肝的陨石。

　　文公所获陈宝，并非首次出现。《尚书·顾命》篇中罗列康王登基仪式中陈列的王室重宝、文物、仪仗中已经提及陈宝：“越玉五重，陈宝、赤刀、大训、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图在东序。”从《顾命》中与众宝玉一起陈列在周宫室中，到文公在“汧渭之会”建祠祭祀，陈宝祠之兴成为关中易手、周秦之间“王者失势，诸侯起伯”的象征。作为沟通天人之际的神祠，每年定期祭祀之外，每次现身雍城太祝都额外以太牢祭祀，并遣人骑报陈宝现身之处，以为祥瑞。

　　秦人通过构建一系列神祠圣域，昭示其“受命于天”的主张。综合文献与考古线索来看，陈宝祠所在宝鸡存在多重历史遗产。文公选择汧渭之会建新邑，因为这是“昔周邑我先秦赢于此”的祖先之地。作为周秦考古发端之处，陈宝祠周围戴家湾、茹家庄、竹园沟、白纸坊、石鼓山等墓地的发掘显示，西周早期这里居住着一批身份显赫的高地贵族。随葬品中来自克商之后殷墟作坊制作的青铜礼器、族徽混杂的殷商铜器、来自汉中和四川的铜器、来自西部寺洼文化的陶器，以及来自黄土高原的壁龛葬俗，共同显示他们是周人西土联盟中的高地盟友，在参加过克商战争之后，被周人安置在周原以西的宝鸡一带。这些高地贵族或许曾有飞星坠落陈仓的传说，被秦人“杂戎翟之俗”纳入其山川祭祀的传统。因此，围绕流星发生的陈宝信仰代表的不仅是偶然的天文事件，而是背后神化這种事件的宗教与政治传统。

　　秦人“唯雍四畴上帝为尊，其光景动人民唯陈宝”的说法可能涉及在关中对天下不同信仰传统的整合——陈宝祠旧址在宝鸡市陈仓区，怒特祠在宝鸡南山（秦岭）秦故道（陈仓道）上。西汉继承了陈宝祠的祭祀，并详细记录流星出现的次数。同时，将其从中原礼制大传统中淘汰的看法日渐流行。匡衡认为汉代礼制已定，建议废除陈宝祠和北畴。虽有反复，在华夏正统中，陈宝信仰逐渐脱离了原有的文化脉络，失去官方神祠的地位。

　　然而在民间，陈宝信仰依然绵延不绝。李零指出，陕北汉画像石有牛头、鸡首怪兽，牛头兽或题“丰怒特”，鸡首者即陈宝。魏晋之后的文献中，陈宝的流星特征也在志怪故事中逐渐淡化。乾元二年（七五九），唐肃宗“以昔有陈宝鸣鸡之瑞”将陈仓改名宝鸡，使陈宝传统嵌入历史山川之中。陈宝信仰最终成为葛兰言所谓祈祝丰饶的民间仪式，用于求雨和求子。吕敏对宝鸡陈宝信仰的民族学研究显示，陈宝以其“其声殷云”为雷、“光辉若流星”为电的特征，成为天地交合的象征，出现在当地求雨仪式中。

　　虽然万里只在倏忽之间，古人的天幕中没有随机划过的流星——所坠之处，山川、宇宙、历史之间发生独特而复杂的关联，打破天文与地矿之间的界限。中商到周初遗址中发现的陨铁兵器如此之少，铸造时间如此之集中，它们可能来自中商到殷墟早期南北交流中输入的一批或几批陨铁原料。《尚书·禹贡》描述的梁州贡物也曾指向一个铁制品曾经稀少的时代：“华阳、黑水惟梁州。厥贡缪、铁、银、镂、砮、磬，熊、罴、狐、狸、织皮。”韩城梁带村芮国墓地铁刃铜器、灵台景家庄铜柄铁剑、宝鸡益门村二号墓绿松石镶嵌金柄铁剑、陕县后川金镡金首铁剑共同显示，春秋时代早期人工铁器的发现集中在关中周边。从陨铁到块炼铁的转折过程中，黄金与铁的紧密结合反复指向阿尔泰山脉冶金工业。随着中原人工冶铁技术的成熟，战国、秦汉社会广泛地用铁制作工具与武器，陨铁渐渐失去了其流星的光泽。然而，战国晚期马家原戎人墓地出土的错金银铁兵器，依然保存着来自黄金与陨铁时代的美学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