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

　　

一

　　元明之际，也就是十四世纪下半叶，是中国、东亚乃至世界历史上的一个大转折。不要说一三六八年明朝建立，蒙古时代横跨欧亚的大帝国渐次崩溃，一四0五年跛子帖木儿去世，世界又回到东是东、西是西的状态;就说传统中国这块地方，统治者从蒙古人转为汉族人，毫无疑问会带来政治、思想、文化史的大变迁。不妨凭直觉想象一下，至少在华北这一原本属于汉唐帝国的核心区域，从契丹、女真到元朝，居然有两个多世纪一直是非汉族统治，按照某些偏激的说法是，这里“但知有夷狄，不复知有华夏”。可是，到了一三六八年之后，这样一大片地区又要重回汉族政治制度与文化传统中，这一变迁将会是何等深刻和广泛！不过，也许你会说，我凭直觉也会知道元明之际有巨大震荡，但有关历史变迁的这种震荡，要怎样通过具体而微的例证，让读者身历其境地知道它的深刻和广泛，从而体会到那真是一个历史大关节呢？这恐怕就是专业历史学者的责任了。

　　说到专业历史学者的作用，我以为就是发掘各种文献，打捞历史细节，恢复过去的图景。几年前，我曾去参观日本古老寺院修复壁画的过程，我总在想，历史学者就得像这些高明的修复技师一样，面对久已剥落得看不清原貌的残缺壁画，不能添油加醋，也不能自说白话，首先必须修旧如旧，对每一个细节都要耐心，然后把壁画还原。我以为，张佳的《图像、观念与仪俗》，就是把元明之际族群文化变迁的真实图景，从漶漫不明重新修复到清晰生动，重新展示给读者的一本好书。

二

　　关注历史研究领域的人会察觉，近些年来，族群（民族）、信仰（宗教）、疆域（领土）、国家（帝国）以及文化（认同）这些关键词都很受关注。那么，十四世纪下半叶的东部亚洲，横跨欧亚的元代大帝国的崩溃，以及明王朝为中心的朝贡圈重新建立，在族群、信仰、疆域、国家与文化认同上的影响是什么？特别是当蒙古统治的元朝，变成汉族统治的明朝，在族群、文化和认同方面究竟发生什么变化？这个问题过去并不是没有人讨论，其实，宫崎市定、钱穆等著名学者就已经有所论及。不过有意思的是，他们似乎都认定，元明之际并没有什么“民族革命”，明朝推翻元朝时那些严分华夷、厘清胡汉的各种宣言，不过是朱元璋起事之后，为了争取政治合法性，事后所做的宣传。宫崎市定就觉得，元明之际的动乱中，没有什么“攘夷”色彩，钱穆甚至觉得在元朝，就连汉族士人也没有太多的夷夏观念，所以，明朝推翻了元朝，并没有“华夏重光”的喜悦。

　　可是，如果真是这样，元代之前的宋代，那种曾经深入骨髓的胡汉华夷观念究竟到哪儿去了呢？元代之后的明朝，干吗要大张旗鼓地以夏变夷，在礼俗制度上大动干戈重回儒家传统呢？元代的蒙古、色目、汉人、南人的等级区分，难道会轻易淡化族群之间的认同问题？宫崎市定、钱穆的这一判断影响相当大，以致后来很多学者（如已故的川大蒙思明教授和北大刘浦江教授）都这么接着说，好像明朝取代元朝，不过就是“朝代轮回”或者“换个皇帝”。当然，如果按照这一看法倒也省事，一方面我们仍然可以顺口说唐宋元明清，汉唐之后的中国文化确实绵绵不绝地连续，而没有实质性的断裂;一方面则容易相信元帝国就像习惯说的那样，他们进入中原就汉化了，因而他们也就是中国的一个王朝。

　　可是张佳很细心。他并没有简单地反驳这种宏大判断，而是从细微处出发，重新在云遮雾绕的文献中，发掘历史的蛛丝马迹，修复这个政治、思想和文化史的大关节。在第二章《胡元考》中，他注意到明初朱元璋著名的《谕中原檄》里，那种强烈的夷夏观念，表面上看很突兀，实际上却渊源有自，绝不是无源之水。在元代其实它是有“根”的，“只不过沦为被遮掩与压抑的思想潜流”。他指出，元代的思想言论环境并不因为蒙古人少统治宽松，而像蓝文徵所说：“八九十年间，汉人之衣冠礼乐，悉仍旧贯，未曾剃发易服，思想言论著作亦自由。”其实，元代在某种程度上恐怕也如后来的清代，对有关胡汉华夷的言论都很忌讳和压抑。当然空口无凭，张佳在书中发掘了很多过去人忽略的史料，证明元时期对汉人故国之思的压抑，使得文化环境严密而敏感，人们常常只能“神销意在而不敢出声哭也”。由于这些真情实感并不能直接宣于书册，而常常是以“典故”“度词”“隐喻”写出来，加上在清代再一次遭到删削和涂改，粗心的研究者如果一闪而过，似乎就会觉得元帝国内部各个族群真的是其乐融融，胡汉一家。

　　其实，这就像清代由于文字狱而导致记录多有缺失。前些年，我曾在各种燕行录即朝鲜人的点滴漏网记载中，看到不少清代这样的现象：有关满汉之间，他们在口谈之后紧张掩饰，笔谈之后焚毁灭迹。要知道，元代资料不仅比清代少，而且可能同样经过避讳胡汉华夷的清代人删改，因此这类记录更需要仔细发掘。在张佳的周密考察下，我们才渐渐看到，元代的汉族士人也一样，提到“文信公”（文天祥）就改说“颜鲁公”（颜真卿），说到“季宋”就改称“季汉”，传统文学修辞中的用典比喻，成了遮掩政治意图的方便技巧，刻印出版时的改字、挖字，成了逃避灾祸的不二法门，他们心知肚明“当代公卿，不免嫌疑避忌”，所以，这种民族主义情感和观念就被文献重重遮蔽。

　　在张佳的考证下，我们看到了元朝汉族士人的夷夏观念，仍然不断通过比喻和典故顽强地表现。正是因为有了这一潜流，才会在元代末年鼓荡出“汉儿皇帝出世也”这种胡汉对立的民族革命声响，而《谕中原檄》的出世，也就不再是思想史上孤立或突兀的一环。

三

　　在歷史上，族群之间的差异，会带来文化上严酷的压抑和自我压抑，而统治族群的位置反转，也总是带来文化取向上的变化，我们不必因为追求现代国家的民族和睦，为历史上族群文化的彼此压抑现象隐讳。已故范文澜先生就说过这个意思，一九八0年，《历史研究》刊登了他写于一九六二年却始终没有发表的遗稿，文中就说到，古代帝国统治下的民族与国家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完全依靠力量对比，大小强弱之间，根本不存在和平共处、平等联合这一类的概念”。元代压抑汉族人的故国之思和文化认同，而明代一旦恢复汉族统治，也同样迅速采取去蒙古化政策。在这个时候，重新确立汉人传统礼仪衣冠，重新强调传统儒家的社会秩序，贬低蒙古时代的各种文化，便从“潜流”变成了“显流”。

　　这一文化变迁虽然容易想象，但也需要实证。张佳此书从文献、图像和考古资料几方面寻找到非常有说服力的具体资料。他从宋元明三代的“番族题画诗”中，看到族群关系变迁史中，北宋的胡汉妥协、南宋的夷夏紧张、元代的“无远弗届，天下大同”和明代的“用夏变夷”（第一章）;从“深檐胡帽”的流行与衰落中，看到北方异族风格的金代幔笠，如何在汉人的南宋和受到汉风影响的高丽受到抵制，如何在元代随着夷夏意识的淡化而在亚洲各地流行，又如何在明朝日益激烈的夷夏情结影响下淡出民众的日常生活（第四章）;他也从宋金元華北墓室壁画的兴盛和明代墓室壁画传统的突然衰退中，发现明朝为了改变元朝“贵贱无等，僭礼败度”而重修礼制、整齐风俗，甚至采取唐宋所没有的法律手段，对墓室房合的建筑规格、色彩、装饰都加以严厉规定，以国家权力干预社会生活，从而使得传统中国艺术史上特别让人感兴趣的墓室壁画，在明代初期之后骤然消失，从这里也看到了明代中国重回汉族传统，并建立起等级森严的社会秩序（第七章）。

　　“番族题画诗”“深檐胡帽”、墓室壁画，这些过去关注并不充分的史料，看上去不起眼，但被发掘出来后，便有力地呈现了元明之际文化的巨大变化。需要补充的是，收集这些史料需要细心和耐心，需要阅读大量的文献，如果读者看到那么多番族题画诗、那么多有关胡帽的图像与文献，以及第七章附录《陕晋冀豫鲁五省宋金元明壁画墓统计表》中列举的有详细出处的一百一十四座宋代壁画墓、一百一十座金代壁画墓、八十六座元代壁画墓，以及征引的各种文集文献（很多文献往往并没有电子文本），也许你会知道，这细微处的发现其实并不容易。

四

　　元明之际真是历史大动荡的时代。这个时代的文化变迁，并不只涉及传统中国，也波及周边区域。近来，超越国境的区域史或者全球史，口号喊得很响，热心者也不少，但真正要把历史中超越王朝疆域的文化互动发掘出来，还是要通过具体的资料，比如对战争和移民、外交往来、物质流动和商品贸易、疾病和环境的变化，以及观念、风俗和文化等领域的考察，看它们如何超越了政治、军事和制度的王朝/帝国边界，构成了另一个交错的历史世界。

　　礼仪衣冠就是一个涉及东部亚洲的文化现象。在原本只是欧洲的地方文明，还没有在所谓“近代”变成全球普遍文明之前，传统汉族中国人总是认为，华夏礼制其实就是行之天下皆准的普遍文明，汉唐衣冠就是普遍文明的象征。元代“剃辫发，袭胡服”，在明朝看来就是野蛮，而“复衣冠，如唐制”，在明朝看来就成了文明。在传统中国还在充当东部亚洲文明代表的时候，似乎这种来自古代中国的普遍文明，规定了汉文化圈中国家、社会与人的等级、标准和秩序。按照所谓“不知礼，无以立”的传统说法，所谓文明就是适当的礼仪衣冠，知礼仪衣冠的是文明人，不知礼仪衣冠是禽兽。这种文明观不只在中国，对东部亚洲区域影响也相当深刻。张佳在此书中的论述，超越了元明中国，他着意讨论了朝鲜半岛从深受蒙古风俗影响，到转为崇拜大明衣冠的过程。正如他第五章的题目《衣冠与认同》所说，衣冠只是“符号”，但涉及重要的“认同”;而第六章中则讨论了明清时期朝鲜通信使与日本的外交往来中，所发生的拜谒、赠礼、国书等方面的礼仪之争。其实想一想，这应当和欧洲传教士、英国使节来华发生的叩拜、文书等礼仪之争一样，同样涉及对“文明”的认同和“文明”的竞赛。对于中国与欧洲之问的礼仪之争，很多人都意识到这是两种文明的冲突，然而对于东亚内部的这些礼仪之争，我们能否同样注意到它的意义呢？本来，无论是拜见之礼、赠送礼物还是外交文书的格式，都只是些不涉及实质的象征，但是这些象征一旦和国家尊严、实际利益、政治权力等发生关联，它的意义就非同小可，就好像张佳所说，也是“小物件与大历史”。

　　明代从元代那里夺回东部亚洲的文化指导权，明初太祖、成祖两朝，通过怀柔和威吓交替的外交策略，重建了明朝为中心的朝贡体系（无论是否真的成为体系），通过下西洋宣示了天朝的威仪（无论是否真的威震了南海诸国），也重新推广了华夏的制度与仪俗（无论在异国是否真正落到实处）。那个时代，东部亚洲尤其是通用汉字深受儒家影响的区域，确实曾经形成了某种共同文化。其中，从受蒙古影响很深的高丽蜕壳而出的朝鲜，似乎变得比明朝还明朝，比中华还中华。可是，由于朝鲜“事大交邻”，左边是宗主国明朝，右边是交邻国日本，在东北亚它成为以小博大，四两拨千斤的轴心，所以，它在东北亚洲的政治操作和文化表现，就格外有意义。这一点从张佳的有关论述中就能看到，因为通过具体而形象的大明衣冠在朝鲜，日韩官员的互相拜见，使节们接受敌国馈赠，以及邦交文书的书写格式等等，他已经把这个时代东北亚洲各国的文化动向与微妙差异，叙述得非常清楚了。

五

　　多年来，我们都说做学问最好的方法就是“小口子进大口子出”，用简约的方式说是“从小看大”，或者用理论方式说是“微观切入，宏观论出”。问题是，这种进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这样做学问，需要学者广泛收集资料，仔细阅读文献，费尽心力把文字典册下面藏着的弯弯曲曲都钩出来。因此，传统的“细读”就很必要，包括对文字进行校勘，对记载进行比对，对亡逸的史事进行钩辑，对传世文献之外的碑志、图像甚至实物进行收罗。但是，这些方式在习惯于搜索引擎和依赖数据库做学问的当下，也许是太传统了。不过我仍觉得，传统有传统的意义，有些历史问题恐怕并不是只靠网络资源，甚至只靠E考据能解决的。

　　如果你看张佳这部著作的论述，也许你会特别感觉到，他看书非常仔细，而且他总是要再三回头查阅原始文献，以此作为研究的基础。在北京大学古典文献专业接受的文献校勘、注释和考证的训练，在他的研究中，也许起了很大作用。他不仅常常要对史料中那些表现汉人华夷观念的“虏”“胡”“寇”之类词语，是否经过清代人删改进行核查（比如第二章“附录：元刊史书讳阙举例”），也要对过去文献中本来就用典故和隐语表达的观念，加以考证和诠释。我们不妨看有关胡帽的那一章，其实，这个涉及胡汉文化变迁的个案，就是从《明太祖实录》有关诏令中“深檐胡帽”这一句的校勘开始的，这一句的“檐”当作“簷”，而“深檐”为古代冕服中的蔽膝，而“深簷胡帽”则是女真与蒙古的胡帽，由此才开始引出了下面的问题（第四章）。

　　也许，最典型的例子是第三章有关元代济宁路一个也里可温家族的考证。张佳从《巨野县志》《阙里志》《邹县志》《山左金石志》等文献中，发现了济宁路留存有十通按檀不花家族碑刻，在这些碑志文献中，他发现了按檀不花这个家族来自阿里马里（Almaliq），即今新疆霍城县，蒙古时代察合台国都。从至元十年（一二七三），也就是南宋灭亡前几年，按檀不花就担任元代显赫的后族弘吉刺氏封地济宁府的达鲁花赤，后来长达三十七年，他都是这个地区的行政长官。可是，就是这样一个元代的非汉家族，却世代奉行景教。张佳从他们家族五代十九人中，考定六人有景教教名，从他们看似佛教的信仰中，发现他们其实谨守景教的大斋期，从残缺的碑文中，指出他们曾在当地建立两座景教教堂。而且按檀不花的第二个儿子骚马（一二六一至一三三五），就曾经担任“管领也里可温掌教司官”。尽管后来他们渐渐融人中国传统，就像张佳说的“隐入历史”，但这一发现已经填补了陈垣的名著《元也里可温教考》的部分缺失，让我们重新思考元代族群与宗教究竟有多少样式的存在，以及进入明代之后各种族群与信仰又怎样融入以及湮没在汉族与汉文化之中。

　　这是一部好书，它也记录了作者张佳博士的研究轨迹。从上一本著作《新天下之化》开始，他就一直在重新叙述元明之际思想文化变迁过程，他特别指出明初的这一段严厉的汉族传统制度与文化重建，对于中国甚至东亚文化史的重要性。但是我要说明，无论是张佳还是我，都不是汉族中心主义者，并不认为历史上这种“华夏重光”，对中国文化有多么光荣和荣耀，我们都认为华夏文化是融合与叠加，兼容了种种非汉族元素而形成的。但作为历史学者，我们只能按照史料叙述历史，而且都试图努力地回到历史起点，尽可能摆脱成见也就是所谓“后见之明”的纠缠来叙述历史。

　　因此，我们希望在文献中重建历史，在历史中发现过去，从过去透视现在。元明之际的族群文化变迁，给传统东亚和中国的文化带来深刻影响，也给今天如何重新叙说东亚与中国文化史留下很多思考。从这一点上看，张佳这部史料扎实、叙述清晰，由小见大的著作，就值得特别推荐。

　　（《图像、观念与仪俗：元明时代的族群文化变迁》，张佳著，商务印书馆即出）